2003年11月3日，博格受邀到国会就基金行业行为不当问题作证。在美国参议员政府事务部 金融管理、预算和国际安全附属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博格痛斥了当时能想到的基金行业的各种违法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基金管理公司控制基金董事会、牺牲股东利益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丑恶行径。当本书的传记作者问他能否把这本传记命名为“一个讨厌鬼的诞生”（Birth ofA Gadfly）时，博格皱眉道：“我可不是讨厌鬼。”其实这个名字也不错，至少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和雄辩家苏格拉底也被人这么叫过。有人问他：“如果你是面对风车的堂吉诃德，是否会继续不停地用长矛攻击下去？”博格幽默地回答道：“我才不用长矛，我会把它拆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文化和华尔街文化（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博格最后认为的“令人厌恶”的变化。在此期间，基金管理公司高管的薪酬飞涨，他们关心的是公司眼前看得到的回报而不是长期稳定经营的价值，最擅长的是动财务手脚虚报公司收入和利润。博格把这个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股市泡沫的时代称为“病态突变”时代，其特点是从传统的股东利益第一的所有者资本主义，变更成为企业高管独揽一切利益的管理者资本主义。
博格把股市泡沫的形成和破碎归咎于金融服务行业，特别是共同基金行业的问题重重。他认为基金经理对公司滥用权力的行为熟视无睹，只顾着扩大资产规模和为自己捞钱。他建议整个行业回归到由股东和受托人管理企业的所有制社会时代。实际上，博格宣扬的这些观点早在1999年离开先锋公司董事会时就已经基本成形了。他认为，所有制社会可以通过强化管理、改善服务和行使股东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博格在2005年写的《维护资本主义灵魂之战》一书的副标题是“全世界所有者联合起来”，来号召所有股东团结一致。如果投资者全都长期持股，行为表现像企业所有人而不是鼠目寸光的短期投机者，而且能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基金公司滥用权力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股东回报也会逐渐改善。
但是，严格地说，“股东民主”这个表达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在真实的民主制度下，每个人在政府中都有平等的权利，其游戏规则是一人一票，每个符合投票年龄的成年公民在政府都有相等的表达权。但是在企业世界中，游戏规则变成了一股一票，也就是说最富有的投资者拥有的股份最多，对企业管理的发言权自然也就比别人更大。因此，按照现行证券法，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或者说应该存在的并不是股东民主，而是富豪统治。
换句话说，在民主制度中，如果你不喜欢当地的某个官员，可以联合其他志同道合者以投票形式罢免他的职务。但是，如果你拥有10股苹果公司的股票而不喜欢新出的iPhone手机，打算炒史蒂夫·乔布斯的鱿鱼时，老实说他根本对你不屑一顾。道理很简单，乔布斯拥有550万股苹果股份，对公司管理问题的发言权是你的55万倍。这种根深蒂固的企业权威恐怕让“民主”这个词的发明者打破脑袋也想不到。
不过，博格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随着一个新权力阶层的兴起，基金行业富豪们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了。这个新兴的权力阶层就是富豪们的代理人，包括投资银行家、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金基金管理者，以及企业界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们，他们很少从那些富豪股东们的利益角度出发。显然，博格现在努力维护的正是这些逐渐被剥夺权力的富豪股东们的利益。这么说倒不是因为他不在乎那些投资不多的百姓股东，他当然非常关心他们的利益，不过如果他构想的“所有者”型资本主义能够成功实现，受益最大的首先是那些股份最多的富豪股东们，因此他不得不努力游说这个群体以得到他们的支持。
如果这种所有者式社会能够实现，将会出现财富从首席执行官和基金经理等代理人（他们享受高薪和奖金却没做多少工作）手中转移到富豪股东手中（他们享受资本回报和股息，也没做多少工作）。实际上，如果你是一位外部投资者，会发现“为你服务”的其实并不是你投入的金钱，而是其他人在为你提供股息和资本回报。此外，这种财富转移也会让小型股东受益，因为回报率的增长也会相应地为他们数额不大的投资带来些好处。至于那些无钱投资的人能否因此受益，这就要取决于那些富豪股东，而不是投资银行家和基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了。
实际上，早在1999年离开先锋公司董事会之前，博格就已经成为所有者资本主义和股东民主概念的支持者了。仅凭推出第一只低成本指数基金和确定先锋共有式企业结构这两项，他就为基金股东提供了一种参与其所有制社会理想的实践方式。指数基金有效地取消了华尔街基金管理者的中介作用，由于它们是“非管理型”产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弱管理型”产品，因此原来属于管理者所得的各种费用成本几乎全都消失了。也就是说，在低成本的指数产品世界中，基金管理者根本不可能得到高额薪酬。先锋公司的共有式企业结构进一步加剧了对基金管理者中介作用的破坏，因为它不存在蚕食基金股东利润的外部股东。由于先锋集团归基金股东集体所有，所有基金产品都以成本价格经营，因此投资者才能从股市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成了美国企业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除了一个例外，即他们并不参与所投资基金的具体企业的实际管理，决定不同基金如何对企业代理权进行投票的是先锋股市的管理层。
博格在自己的多本著作和多次演讲中，曾反复表示对维护股东权益的支持。博格很喜欢引用自己作品中的话，由于每天不停在记事本上写作，他的小指已经变形，结成了厚厚的圆球状的老茧。博格对“爬格子”的热爱，可以从他1993年的作品《博格谈共同基金》（Bogle on Mutual Funds）的写作中得到最好的证明。他总是不知疲倦，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手稿，对已经明确表达的内容总是不够满意。他的目标是要完成一部可以和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s）1949年的经典名著《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相媲美的关于共同基金的作品。《聪明的投资者》介绍的是投资策略和证券分析，是博格眼中关于股票投资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作品。为提醒读者这本书是想和格雷厄姆的经典作品看齐（或许也有几分试图超越的意思），博格将其副标题命名为“聪明的投资者的新观点”。他说：“我想写一本不但能帮助投资者作出正确选择，而且能改变共同基金行业的书。这个行业应当为客户提供低成本服务，信息更加公开透明，不做虚假广告宣传，让更负责任的董事进行监督—总之，它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博格新事业的到来，它受到了投资者和媒体的一致好评，在一些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数月热销，成为多年来最受欢迎的一本金融作品。博格自豪地向我道出这样一个事实，这本书出版后，他收到了几百封先锋公司股东的来信，称他们不但阅读了此书，而且多买了几本送给儿孙做礼物。博格大受鼓舞，从此笔耕不辍，后来又出版了八本著作，并为经典作品《共同基金常识》（common Sense on Mutual Funds）的十年纪念版更新了内容。
在1999年出版的《共同基金常识》中，读者已经能够感受到博格在写作方式和侧重点上的重大变化，从单纯谈论投资建议转变为提倡实行全行业改革。
博格在这本书的原版序言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在写作本书时，我想实现以下两个目标：首先是帮助读者成为更成功的投资者，其次是想介绍对共同基金行业的改革构想。第一个目标是我熟悉的领域，在1993年出版的《博格谈共同基金》中，我提出了制订共同基金投资计划的常识方法…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一个新领域，对此我并不十分专业。在过去十年中，金融市场的强劲发展使共同基金成为数百万股东的投资选择，但整个基金行业的做法正在威胁其实现长期成功投资的机会。在共同基金行业令人目眩神迷的促销风暴中，《共同基金常识》这本书指出了当前基金公司的各种做法，同时为您制订稳健的投资方案提出了简单的指导原则。这些投资原则也构成了我希望实现基金行业改革的基础。如果共同基金想要继续成为美国家庭的投资选择，就必须进行改革。1
显然，这本书的标题暗指的是托马斯·潘恩的影响深远的革命手册《常识》。博格甚至引用了潘恩起初并不流行的推翻英国统治的观点，以彰显自己试图改变基金行业的“革命性”观点。在这本书中，博格以乐观主义的语调描述了实现变革、低成本经营、增加信息公开、提供负责管理的可能性，同时介绍了先锋公司共有式的企业结构。但是，博格这种认为腐败的基金行业可以自愈的乐观主义，很快就被股市随后出现的两次严重熊市打消得所剩无几。
在这本书的2010年更新版中，博格是这样评述先前对基金行业充满希望的预言是如何破灭的：十年已经过去，我的两个希望，一是改变基金经理掌握共同基金管理绝对管理权的现状，二是进行激进的行业重组（实现真正共有的共同基金），将权力移交到基金股东手中。很可惜都没有实现。我意识到独立董事根本不会坚定支持股东的权利和利益，也不会“积极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在《常识》中公开提出美国独立革命问题，并竭力强调革命之后建立共和政体。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席卷北美大陆，成为美国独立革命的教科书。
商”降低自己得到的基金管理费率。尽管我将公司命名为先锋的寓意是希望它成为“新趋势的领导者”，但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能像先锋一样实现共有式公司结构。但是，直到现在先锋一直都是基金行业中的踯躅独行者。2
慢慢地，随着博格走下权力巅峰，从管理美国最大基金公司的总裁变成敢于发表独立观点的独行侠，他的演讲也开始直接针对整个基金行业。其实，早在1991年时，博格曾在圣迭戈为北美证券管理协会做过一次主题为“迷失方向的基金行业：寻找独立董事”的演讲。在演讲中，博格猛烈抨击了后来成为他重要攻击对象的基金公司滥用权力问题：我想趁此机会简要说明一下我对基金行业现状的几点顾虑：（1）规模经济效应未能实现；（2）管理费用增加，管理结构极不合理；（3）12b-l计划的负面影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吸引新股东的成本都会对现有股东回报造成拖累；（4）基金报告的披露问题达到了令人愤慨的地步；（5）过于宣传投资回报，忽视另外两个投资要素风险和成本的虚假广告问题。3
随后在先于2000年之间的一些主题演讲中，如“行业的沉默：共同基金投资政策和企业管理”以及“创造股东价值：共同基金股东民主之路”等，博格对管理层的贪婪和基金董事会的监管不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批判。鉴于博格和基金董事会曾经闹翻的痛苦经历，这些反复提起的话题谈起来还是非常生动，就连他后来支持不同于先锋做法的一些变化，如建议每只基金都推选独立基金主席等问题也一样吸引人。
博格被新闻媒体称为叛逆者，《华盛顿邮报》亲切地称他是“共同基金行业的捣乱分子、一个观点独立的人”。但是，这些评论并没有让博格退却，“不欢迎我的人多的是。”博格坚毅而高傲地说。
渐渐地，博格开始把基金行业的企业管理不力和普通企业的管理不力联系起来。那些手拿高薪、每年只工作60～70个小时的基金董事会成员，会随意批准享受巨额服务费用的基金管理公司的任何提案；而这些享受巨额服务费用的管理公司，接着又会随意批准他们所投资企业的高薪管理者的任何提案。作为对这种串谋行为的回报，这些企业会聘请基金管理公司经营其401k计划和养老金计划，如此一来，便形成了针对股东利益的暴力抢劫循环。在1999年“行业的沉默：共同基金投资政策和企业管理”的主题演讲中，博格已经认识到共同基金行业的商业本质如今已成为其他行业良好企业管理的主要障碍：我们的业务已经变成了营销业务，投资管理者不是忙着投资，而是在四处找客户，因为找到客户就意味着大把的收入…意味着管理者可以得到丰厚的利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的401k节俭储蓄计划已成为创建新基金资产的一个主要动力；企业养老金基金尽管并不需要复杂昂贵的次级财务，由于利润丰厚也被基金管理者视为一块肥肉。面对企业客户的推动作用，基金管理者积极投入充满争议的企业管理领域，为此甚至不惜承担选中垃圾客户的风险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这种行为并不那么让人欢欣鼓舞。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