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格对于指数基金的执著在传统的主动型基金管理者看来无异于异端邪说。对这些基金经理来说，投资共同基金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而不是跟着市场上下波动。虽然备受嘲笑和奚落，指数基金最终还是成功成为流行产品。先锋500指数基金自推出之后每年都实现了净现金流入，截至1986年年底，公司资产达到5亿美元，此时，该基金已推出9个年头。同年，康联投资集团推出了业界第二只指数基金。到了1988年，连富达和德莱弗斯公司也先后推出了自己的指数基金产品。
1976年8月，先锋公司推出了第一只指数共同基金，即第一指数投资信托基金。后来，该产品更名为先锋500指数基金。不过，先锋并不是第一个跟踪指数或标普500的资金管理公司。如果你对博格说是他创建了第一只零售指数基金，他会满腹牢骚地抱怨：“不不不，没有‘零售’这个词！是第一只指数共同基金！”虽然他不承认这一点，但客观地说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没有博格，很难想象指数基金会成功进入大众视野，充其量只能限于学术界讨论或是成为机构投资者的专用产品。其实，早在先锋推出著名的指数基金之前，指数化的概念就已经出现很久了。博格在其195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中说过：“基金产品并不比投资股票价格平均指数优越，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固定证券式的投资信托产品。”当然，他在后面解释积极管理型基金的收益时使用的是完全一样的说法。
1960年，芝加哥大学有两位学者在《金融分析师》杂志（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非管理型投资公司案例分析”。几个月后，博格发表了名为“共同基金管理公司案例分析”的文章进行反驳。由于当时博格在威灵顿管理公司工作，为避免证券交易委员会找公司的麻烦，博格在文章中使用了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B.Armstrong）的笔名。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介绍了四只未具名的基金（其中一只是威灵顿基金）30年来是如何战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充分说明了管理型基金的波动性低于市场表现。1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指数账户是由富国银行的威廉·福斯（William Fouse）和约翰·麦奎恩（John McQuown）于1971年创立的。当时，由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银行管理共同基金，富国银行无法推出面向个人投资者的指数基金服务。于是，这家银行便转而为箱包制造商新秀丽公司（Samsonite）
600万美元的企业账户提供面向机构的指数资金服务。但是这样做很快就产生了问题，原因是富国银行决定跟踪的标准是纽约证交所指数，麦奎恩和福斯必须对其1 500种股票逐个进行等权处理。为保持每只股票相等的头寸规模，就必须有很高的换手率，结果交易成本损耗了大量投资回报。面对这种情况，1973年富国银行把跟踪目标换成了低换手率的市值加权指数—标准普尔500。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百骏金融管理公司（Batterymarch）和美利坚国家银行芝加哥分行也推出了类似的面向机构的指数账户。
虽然一直感觉大多数管理公司的表现会落后于市场指数，但博格真正接受这一信仰是在1974年读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证券管理杂志》（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挑战判断力”的文章 之后。在这篇文章中，萨缪尔森为某个面向个人投资者推出指数基金的管理公司进行了辩护。1975年，博格又读了查理·艾里斯（Charley Ellis）的文章《失败者的游戏》，文中介绍了关于指数化的基本观点—专业资金管理公司共同构成指数市场，但扣除经营费用之后各公司表现又落后于市场。2艾里斯后来加入了先锋公司董事会。
实际上，对博格来说，此时是创建指数基金的最佳时机。1975年5月，先锋公司刚刚开展业务经营，正努力实现博格的第三步计划—接管共同基金的投资咨询业务，打破将其和威灵顿管理公司捆绑在一起的“怪圈”。博格回忆说：“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先锋公司董事会（推出指数基金），因为按照先前的约定我们不能参与投资管理业务。我对大家说‘这种基金不需要管理服务’，这样才说服董事会成员。当然，从技术层面来说这话没错，指数基金是非管理型的。”不过，曾先后担任过先锋指数基金经理的简·特沃尔多夫斯基、乔治·格斯·索特（George“Gus”Sauter）和迈克尔·伯克（Michael Buek）肯定不这样认为。博格后来在谈起非管理型基金论调时自己也坦言：“它是有史以来最狡猾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3当然，即便是指数基金，也需要管理者确保其资产得到了合理的投资。
尽管发起指数基金或许有一些隐蔽的动机，但博格的确认为指数化能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回报。他说：“先锋公司1975年5月正式营业，1975年6月我就向董事会提交了推出指数基金的建议书，是公司开业之后的第一件事。接下来要做的是说服董事会成员，用具体数据说服他们。”为此，博格亲自研究行业数据，对比标普500指数计算平均共同基金过去30年的收益率，结果证明，指数基金每年可产生1.6个百分点的投资优势。“这就是我用来说服董事会的证据，它比我的话语要有力得多。”博格如是说。1976年5月，先锋公司董事会批准了 第一指数投资信托基金发起书的申请计划。
但是，说服董事会只是第一步，博格还必须说服投资者和华尔街接受指数基金的概念。不幸的是，自1976年推出之后，先锋公司的指数基金概念在整个行业中遭到了严重冷遇，各种负面评价席卷而来，有评论员称其“追求平庸”，有人认为它“违背美国精神”，有人说指数基金是“傻瓜的发明”，还有人讥讽它是“绝对蠢到家的永久失败者的行动准则”。尽管恶评如潮，博格最终还是说服迪恩·维特（Dean Witter）承销这只新基金。博格希望这只基金能销售出1.5亿美元，但开售3个月才卖了1 100万美元，这就是这只后来大名鼎鼎的指数基金的初始资产。直到1976年年底，其销售金额也才只有1 400万美元。显然，要说服投资者掏钱购买一只吻合大盘趋势的基金很难，他们想要的是能够“战胜”市场的基金。
指数基金推出后，管理它还需要面对很多技术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运算技术和现在相比非常原始，当时没有个人电脑，先锋公司首任指数基金经理简·特沃尔多夫斯基只能使用速度非常慢的声音耦合调制解调器通过终端连接到一台大型机上来操作。大型机是一种体积硕大、价格昂贵的计算机设备，可供多个用户轮流使用。特沃尔多夫斯基使用很古老的APL语言编写了支持标普500指数模型的程序。但实际上，当时这只基金没有足够的资产买入指数中的全部500种股票，先锋公司不得不使用采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买入指数中较大的股票，另一方面让基金的板块权重和其他方面尽量与指数保持一致。尽管市值加权指数的换手率是最低的，数百种股票的买卖还是为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当时大部分基金通常的交易方式是有限选择，大量买进，而指数基金却必须选取数百种股票，每种股票只做少量购买。先锋公司和股票经纪机构之间定有协议，可将每股交易成本降低至5美分，这在当时是很便宜的价格。
慢慢地，计算技术开始进步，股票交易成本逐渐下降；最重要的是，先锋公司的指数化概念开始赢得投资者和整个基金市场的认同。股票证券一直延续至今的传统管理方式是发现那些基金经理认为最能达到投资目标的特定股票，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股票还应当表现出优于“市场”的业绩。因此，基金管理顾问会判断哪些股票能达到预计的价值变化，以此方式对证券进行积极管理。但是，先锋公司推出的第一指数投资信托基金使用的却是和积极管理完全相反的投资方式，即消极管理方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基金经理根据经过模拟的特定市场表现以百分比的方式买入股票，其实质是鼓励长期持有证券，希望能复制整个市场或预定的个别板块的表现。在消极投资管理方式中，指数基金应当和它跟踪的市场表现一样好。积极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基金公司、个人投资者、养老金管理公司等）也应当和市场表现相吻合，实际上，市场就是由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的。但是，主动型基金管理者的整体投资表现低于市场，这主要是因为其基金咨询费用、经营费用和交易费用的拖累影响。此外，投资者在购买基金股份时还要支付销售溢价，这也是积极型管理的业绩低于大盘表现的一个原因。
消极投资管理派的支持者认为，对绝大部分基金来说，积极投资管理只能在短期发挥效果，除此之外的成功只能归因于管理者天赋异禀或者纯粹是运气使然。长期来看，共同基金的回报率会逐渐回归到中值，考虑到费用成本因素其回报率最终会低于中值。当学术界一直为这条看不见的中值线争论不休时，这个概念慢慢引发了大众媒体的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197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漫步华尔街》（A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的书。这一事件标志着美国金融行业的历史分水岭，究其原因，这本书的观点并不新颖，但是它却以大白话道出了有效市场的概念。这本书自出版之后一直是畅销作品，至今已出到第9版，销售了数百万册。虽然在推出先锋指数基金之前博格没有读过这本书，不过后来读过之后博格一直对马尔基尔的经典语录记忆犹新，如“蒙上眼的大猩猩投飞镖也能在《华尔街日报》上选出专家们推荐的股票”。马尔基尔后来加入先锋公司董事会，从1977年一直担任董事至2005年。
慢慢地，有效市场假说（简称EMH）演化成三种理论“模式”—弱式假说、半强式假说和强式假说。弱势EMH假说称股票价格是随意性的，因此本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大部分资金管理者无法利用市场获得投资优势。尽管该假说承认基本分析可能会带来一些额外收益，但资金管理者能否长期有效利用市场定价的无效率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半强式假说的观点更进一步，认为市场应对所有公开信息的速度非常快，就连基本分析也不能为其增加任何价值。强式效率假说的观点是，市场高度有效，以至于已经为所有公开信息和非公开信息确定好了价格，因此即便了解机密信息的公司内部人员，也无法获得任何法律优势。按照半强式和强式理论的看法，一个公司的股票价格能立即反映出关于该企业的所有可用信息和投资者期望。换句话说，在评估股票潜在的内涵价值方面，市场永远是完美和正确的。
但是，博格从来都不完全赞成有效市场假说，他更认同自己玩笑般命名的“成本决定假说”。他研究了积极管理派和消极管理派过去的业绩记录，对两派管理方式的成本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积极管理模式，一只基金在消极管理模式下更有可能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博格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两个依据：·股票市场由全体投资者共同构成，由于消极投资者（即那些在股市中持有全部股票的人）的收益符合股市总回报（指扣除费用前），由此可知积极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也差不多，他们的收益也一定符合股市的总回报。
·消极投资者产生的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远低于积极投资者产生的费用和成本。此外，受投资策略影响管理者会鼓励客户频繁买卖股票，导致换手率和总成本上升，因此积极管理型基金的交易成本较高。既然积极投资者和消极投资者实现的总回报相同，由此可知交易成本较低的消极投资者必然会得到较高的净回报。
把具体数字应用到这个理论中，我们会发现得出的成本差异非常惊人。先锋500指数基金的经营费率为20个基点，股票基金市场的平均费率为200个基点（经营成本加交易成本），因此先锋公司的指数基金每年可为投资者节省18%的成本。如果股票市场的年投资回报率为10个百分点，指数基金实现的年回报率为9.8个百分点，而管理型基金的年回报率仅有8个百分点。按照这个标准计算，投资10 000美元购买指数基金20年后可增长至64 900美元，而同样投资10 000美元购买管理型基金20年后则增长至46 600美元，两者的累积账户价值相差了18 000多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