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还可能导致金本位重临。纵观世界各国，没有一国为即将来临的老龄社会做出充分的财政拨备，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普遍不足。1995年时美国有10.5%的人口为银发族，2030年时17%为银发族；1995年时日本有11.5%的人口为银发族，2030年时23.1%为银发族；1995年时意大利有19.7%的人为银发族，此比例至2030年将升到33.3%。在发达国家，超高龄人口（80岁以上）更会较1995年上涨8倍。这部分人在医疗费用、人手看护上的需求肯定远大过其他年龄段。
1995年时，退休福利占发达国家GDP的7.9%，健康保险占GDP的6.3%，2030年时，两项福利会分别占GDP的12.1%和11.6%。换言之，发达国家GDP产出中的1/4，会被老龄社会消耗掉，产生不出任何再生产效益。今天退休年金消耗发达国家0.2%的总储蓄，2030年时，它耗用7.4%的总储蓄，2040年时更高达12.1%。如此沉重的老龄负担，是任何一个社会也承受不起的。由于劳动人口骤减，通过加税（目前税负已经很高）来筹措资金也不是一个好办法，然而届时老年人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利益团体。如果今天都无法推出削减社会福利法案，相信20年后在一个老龄选民势力益强的社会中，通过的机会更小。笔者相信，到时各国政府唯有通过货币扩张，即印钞票来应付日益膨胀的福利开支。这样做势必破坏政府信用，导致通货膨胀和高利率。
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大胆预言：10年后廉价中国制造品开始退出世界市场；2015～2020年前后，美国债市暴跌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金本位在2030年重临；十几年后，各国放宽移民限制，年轻人成为争夺的资源。这些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末日，不过那个世界和今天的大不相同。
（本文作于2005年11月，原刊于《新财富》，其中部分内容整理自2004年4月20日迎接老龄化挑战国际会议发言）
高油价改变中国
短期油价是不可测的。分析师预测短期油价走势的准确度，不比闭着眼睛朝靶心掷飞镖强多少。国际局势和石油市场风云多变，一个突发事件可以在一周内将油价拉高或推低四五美元。对冲基金在石油市场的空前活跃，更加大了油价的波动幅度。但是油价的长期走势是有迹可循的。石油价格的浮动区间可能处在一个结构性上调的过程，其结果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
石油供应能力不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整个欧佩克只有沙特阿拉伯还有大约每天100万桶的后备生产能力，而伊拉克、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和俄罗斯的尤科斯中任何一个发生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减产可能都在每天200万桶以上。石油的长期供应问题更大，近10年来几乎没有新的大油田被发现，各主要油田多进入成熟开采期，大规模扩张的潜力有限。
与此同时，国际石油需求增长却在加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世界经济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工业和消费都在节能上迈进了一大步。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为4.4%，而石油消费每年仅微增1.4%。
但是，这种趋势随着中国、印度的崛起而告终。据国际能源组织（IEA）统计，2003年第二季度石油需求增长为5.2%，与全球工业增长相若。当中国人将自行车换成汽车、印度的空调需求大增时，全球的石油需求面临着一次结构性上调。
美国、中国、印度政府不约而同地计划大幅提高本国石油战略储备，在今后5～7年进一步加大了对石油的需求。欧洲、日本等受产业空洞化影响的国家，也并未因经济放缓而减少对石油的消费。一个中长期的石油供需不平衡正在形成。
保守地估计，假定每年中国、印度经济增长6%～7%，全球经济增长2.5%～3%，石油需求将以每年1.5%～2%的速度递增，10年后，每日的石油需求量也会接近1亿桶。如果中国、印度经济继续突飞猛进，消费激增，则每日需求可能达到1.1亿桶。而目前全球石油生产能力为8100万桶，10年后保守估计为9000万桶，乐观估计为9800万桶。总之，石油供需的不平衡可能会长期存在。
与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不同，这次不仅现货油价上涨，期货石油（包括两年期油）也同步上涨，这似乎预示着油价高企长期化的可能。笔者认为，油价短期会维持在每桶40美元以上，不排除因突发事件而升至50～60美元。中长期石油价格可能在每桶32～37美元浮动，这比20世纪90年代的22～27美元区间高出许多。
如果油价真的持续高企，对中国经济会有重大影响。10年前中国还是石油净出口国，但今天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已经超过资源贫乏的经济大国日本。中国是世界加工厂，但其多数产品在世界贸易中没有议价能力。换言之，中国生产商承受了石油价格上升带来的几乎全部成本压力，没有能力将其转嫁给世界各地的最终消费者。这种情况可以维持一个月或者一年，但无法长期持续。高石油价格可能在中长期给中国的工业结构、成本结构甚至人民币汇率带来新的变数。
首先，两次石油危机后，欧洲、美国、日本（当时的主要工业国）纷纷向节能方向转型，部分工业的耗能率大幅下降，部分工业被淘汰，更多的企业因能源成本上扬而出现结构性利润下降。如果油价持续高企，相信中国在今年几年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其次，消费产品节能化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趋势。能源多元化必然加速，煤炭、水电、核能甚至液化煤会更有作为。持续多年的低通货膨胀局面可能出现变化，但是，原材料涨价和制成品涨价乏力的矛盾会长期存在。通货膨胀依然有周期性起伏，但总体水平应该比前几年要高，随之而来的是利率水平的结构性上调。
更有意思的是，油价上扬可能加速人民币升值。面对像美国沃尔玛这样的垄断性买家，成千上万的中国制造商/出口商很少有单独议价及加价的能力，但是成本的上升严重侵蚀着他们本来就微薄的利润。这个问题很快会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浮升至宏观的国家层面。如果油价持续高企，人民币升值的日子可能不会太远。只有这样，才能减小国内企业受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夺回出口商的部分议价能力。
（本文作于2004年9月，原刊于《新财富》）
与其高价抢购海外油田，不如全力开发煤转
油技术
当5000万个中国人、印度人开车的时候，国际石油价格可能升到每桶150美元。但是，当5亿中国人、印度人以车代步时，汽车燃料一定不是今天的汽油。这是笔者的预言。
除国际政治因素和人为炒作外，石油短缺、汽油价格飞涨其实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折射。发达国家生产线外移，但是本国能源消费并未因此减少，人们照样以车代步。新兴国家接受生产线外移，经济开始繁荣，收入大幅增加，人们开始以车代步。于是，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出现结构性上移。如果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高，我们是否很快会面临一个资源衰竭、经济萧条的时代？笔者认为不会，至少在今后200年内不会。
其实汽车原本不全是以汽油作燃料的。第一届巴黎汽车拉力赛在1894年召开时，参赛汽车至少有8种驱动方式。比赛的冠军，被一部以石油中提炼出的汽油为动力的汽车所夺得。不过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汽车动力仍是蒸汽、电力、汽油三分天下。20世纪初，汽油渐渐成为汽车的主力燃料，其理由一是燃烧爆发力强，二是成本低廉。
当时，石油作为提炼汽油的主要原料，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是今天，能源需求一升再升，人类却已经有20多年没有发现大油田了，每开采100万桶石油，新探明石油储量却不到50万桶。石油资源明显入不敷出，颇有难以为继之势。
在笔者看来，未发现的石油资源还很多，关键是技术和成本。地球的3/5为深海，30年前海上开发石油的极限是600
英尺，今天则达到12000英尺。新技术也使得大范围勘探北极、西伯利亚成为可能，只是在石油价格为20美元/桶时显得不经济。当石油价格超过50美元时，加拿大阿尔伯塔的塔罗油砂、美国得克萨斯的巴涅特页岩气田，都成为有商业价值的石油资源。当石油价格超过60美元时，玉米提炼乙醇开始具有商业价值。如果油价更高，还有生物制油。总之，碳氢化合物以及其他能源资源距衰竭尚有相当距离，只是需要投资和时间。
石油储量其实不是一个常量，当油价高企、投资加大时，供应量可以出现大规模上升。
不过解决能源短缺的根本办法，还在于将其生产过程“制造业化”。目前的石油生产以勘探、开采为主，勘探周期长，生产效率低，而且产地多集中在政治不稳定地区。如果能够减少能源生产中的矿业勘探、开采成分，加大工业生产成分，能源生产的效率会大幅提高，不确定因素也会大幅下降。
石油生产“制造业化”并不神秘，其思路是通过大规模的前期投资，将其他已知的、拥有大量储备的能源转化成石油。目前技术上证明可行的技术有两种—气转油和煤转油。
卡塔尔在跨国石油公司的帮助下，正在实施若干个大规模的天然气转化石油项目。仅卡塔尔一国的天然气探明储量（以热能产出计算）便是沙特阿拉伯的迦瓦油田（世界上最大的已探明油田）的2倍。地球上天然气探明储藏量是石油探明储藏量的3倍，而人类对天然气的利用仍处于初级阶段。
实验表明，当天然气制油与石油制油掺和使用时，其燃烧效率更高，而且更加环保。
煤转油技术的成熟度不逊于气转油，而且已用于商业生产几十年。这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打破盟军石油封锁而开发的技术，在南非（同样因种族隔离政策而遭石油禁运）开花结果。目前世界上由煤转化而来的石油的生产规模仍然偏小，但是发展空间庞大。
中国的石油资源相对贫乏，探明石油储量为765亿吨。
中国2005年消费石油31767万吨，其中13617万吨来自进口。石油的进口储存度为42.9%。至2010年，笔者估计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可能超过60%。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国家安全角度上看，这个依存度都是令人担心的。不过同时，中国又是煤炭大国，其煤炭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1%。中国2005年煤炭生产量为21.1亿吨，不仅自给有余，还净出口8000吨。全面掌握煤转油技术，为我所用，必须上升到战略的角度来认识，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至关重要，也可以避免将能源命脉暴露给外人。
中国的三家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动辄以数十亿、上百亿美元高价抢购海外油田。煤转油技术攻关虽然列入国家重点项目，仍不过是个别煤炭企业小范围的课题。煤炭企业与石油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协调，更谈不上合作。如果石油公司能够将用于抢购油田的1/10的资金拿出来，购买已成熟的煤转油技术，其实经济效益会更高，对国家安全、长期繁荣所做出的正面贡献则难以估量。
如果保障能源安全是国策，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做的不是在油价70美元/桶时到处买油田，而是应该全力开发推广煤转油技术和乙醇制造技术，加快石油生产“制造业化”。不排除这个世界因突发事件出现油价升至100美元/桶（甚至150美元/桶）的情况，不过能源供应衰竭离我们还很远。
中国制造业最多再有十年好景
欧洲用了100多年才实现了工业化，在中国则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欧洲用了100多年才步入老龄社会，在中国也仅需要一代人便会完成。
当中国媒体爆炒突然多出来的2.3万亿元GDP，当经济学家热衷于预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排名第几的时候，广东、浙江的企业却在发愁春节过后找不到工人。东莞有工厂估计节后一半工人不会回厂报到。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的民工荒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么严重，只是打工机会变多，民工们开始跳槽了。面对每月600元工资，还时常拖欠、克扣的血汗工厂，打工仔以脚投票是正常的、无可厚非的。伴随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制造业的低端工资出现调整也是自然的，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过连续三年出现的制造业劳工短缺确实在提醒我们，中国的人力资源未必永远取之不尽。
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每100位新增劳工中便有30位来自中国，为中国制造业的腾飞制造出一个极其有利的环境。今天，每100位新增劳工中只有15位来自中国；10年之后仅有5位，30年后更只有2位来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