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成功和索尼的失败，有着强烈的对比。两家公司均定位于高端电器销售，高价位、高质量，均具有排他性，设计自成一统。它们都通过推出不同品种的产品，企图将消费者包围在自己的、排他的产品群中，以此获取高额的利润和持续的购买。
苹果的大包围远没有完成，不过它的布局还算理想，从电脑到音乐，再到多媒体手机。但是，索尼的大包围却已千疮百孔。传统家用电器堡垒一个接一个地失守，连新任CEO霍华德？斯丁格（HowardStringer）寄予厚望的playstation3也惨淡不已，销量不仅只有老对手任天堂的Wii的1/4，也不及游戏领域新手微软Xbox的一半。
索尼的产品质量一流，颇具体验，但是走不出售卖硬件的俗套。索尼电器已经与潮流无关，市场营销策略未见改善。
它的最后一个产品创新，是7年前的playstation，而固执地坚持排他战略更成为其发展的枷锁。
在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注重体验、创意、潮流、营销，乔布斯为正在努力爬上制造业增值链的中国企业上了一课。
（本文作于2007年8月，原刊于《新财富》）
MBA学位值不值
100年前，1908年4月8日，33名企业经理进入哈佛大学，世界上第一个MBA课程由此诞生。当时的MBA学生只需修习经济学、会计学和商业合同课，两年后仅有8名学生顺利通过考试，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00年后的今天，MBA课程早已遍布世界各地，每年培养出近50万工商管理人才。MBA课程本身也发展成拥有十几个学科、上百种类课程的庞大群体。无论在校园内还是在社会上，MBA都是一门显学，为有志从商的精英提供平步青云的第一个台阶。
《财富》500强企业的CEO中，有近1/4拥有MBA或类似学历。美国大型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中，有40%拥有MBA学历。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新招员工中，超过一半拥有名校MBA学位。
MBA学位，无疑是许多商界、金融界成功人士的一个象征。不过，MBA课程内容如何帮助这些人士取得成功，却是见仁见智的。3年前，一家投资银行曾对持有MBA学位的员工作内部调查，发现课堂所学其实与工作时所用相去甚远。
但是拥有名校MBA学位，的确是进入好领域、好公司的敲门砖，是从众多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几乎所有一流企业每年都在校园招聘（campusrecruitment）毕业生，作为争夺未来精英的重要一环，高额工资之余还许下签约奖金。
同时，MBA课程为毕业生编织出巨大的社会、商业关系网。从同班同学到年龄相差几十岁的校友，网络从来都是学生进入社会的一个依赖，而MBA学生往往将这层关系网发展得最远、运用得最多。
MBA学生在商界的成功率相当高，课程、训练当然是重要的原因。MBA的招生门槛高，生源丰富也起到关键作用。招收精英、培养精英、产出精英是MBA长期兴旺的良性循环。当然，大量的捐款也使商学院的资源比较丰富，留得住好的教授。
不过白手起家的第一代成功企业家中，MBA学位持有人的数量并不多，倒是中途辍学的学生中出现了比尔？盖茨这样的名人。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MBA培养的是职业管理人，不是企业家、发明家。在MBA课程中，系统性、理论性有余，鼓励冒险性不足。
学校可以传授分析能力，却难传授判断能力；学校可以传授知识，却难传授实践；学校可以传授专业，却难传授发明；学校可以传授企划策略，却难传授领袖才能。
尽管MBA课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和其他学科毕业生相比，商业知识面仍算宽阔。入学前必须有实践经验的要求，也使得学生的目标性、主动性好过其他由大学直接升上来的研究生。商学院MBA班目前仍然是为全球商界、金融界提供新鲜血液的最佳产地。这个在学生报考的踊跃程度以及毕业生在公司面试受欢迎程度上略见一斑。
在哈佛大学取得一个MBA学位，两年的课程需要86000美元，毕业生的中位数年薪为115000美元，平均签约奖金达20000美元，工作3年后的平均年薪（不含奖金）
为170000美元。在美国，MBA学位平均入职时的收入，较其他同等学位持有人的高40%，媒体/娱乐、金融/银行两个行业中，MBA对非MBA的收入差距最为突出。拥有MBA学位人士毕业10年后的平均晋升情况，也明显好过非MBA硕士毕业生。从生命投资角度看，投资于MBA学位似乎是值得的。
中国内地的MBA课程是近十几年兴起的新事物，发展势头迅猛。在1991年9所高等院校正式开办MBA课程后，至2007年已有127所MBA招生院校，共录取14624名MBA学生。
师资是内地MBA课程的瓶颈，教学理念更成问题。国内MBA教授素质参差不齐，滥竽充数的远多过合乎标准的、敬业爱教的。中国的MBA课堂上，时常有国际一流学者客串授课，但是系统性不足、连贯性欠缺是通病。课程与案例照抄国外，完全无视中国与美国之间国情的不同、商业文化的不同、企业结构的不同。“向钱看”在全世界MBA课程中都可以见到，但是中国的不少学校则将其发展到误人子弟的地步。有商学院请国外著名学者担当院长、系主任，但是对方一年仅有一两个月在华，实际管理效果并不理想。在笔者看来，内地的MBA课程不仅难同国际一流学府竞争，而且与香港、台湾的同类课程相比也有显著差距。
“拿来主义”、“速食文化”、“金钱第一”，成为中国MBA课程的癌症。如果笔者有大学毕业的子女，一定不会送去读中国的MBA。
（本文作于2008年5月，原刊于《新财富》）
我所看到的香港金融业十年转型
1994年年初到香港时的情形，至今仍记忆犹新。降落时飞机穿行于高耸的楼宇之间，万家灯火，直到红底白顶的出租车和五花八门的广告牌映入眼帘才缓过神来。启德机场原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所建，高效、整洁，但又陈旧、拥挤。
不谙广东话、不习惯溽热气候的笔者，完全是以过客的心态，走进香港、跨入金融界的，根本没有想过在此地长住。
不经意间，笔者已经在香港居住了13年，已经把香港当成了自己的家。香港的机场也由启德迁往赤蜡角。那是国际一流的机场，简洁、迅速、方便、友善。平均每周一两次的机场之旅，将笔者带向世界各地，见证着香港的兴衰，传播着中国的崛起。
香港在过去的十年，尝尽甜酸苦辣。从楼市泡沫到金融风暴，从阻击金融大鳄到沙士山穷水尽，从广东国投清盘到国有银行上市，每一个事件都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加在一起便是香港十年所走过的路，笔者有幸经历了全过程。
笔者1994年年初到香港时，投资银行中鲜有专职的中国经济分析员。中国经济分析，是香港分析员附带的工作，如今各家投资银行的中国经济分析都由一个团队来做，团队成员多为内地出生人士。当年来港内地海归人士聚会，随便租一家餐厅即能装下，如今想召集一半的海归，恐怕十家餐厅也装不下。当年投资银行的中国业务只有IPO，而且业务骨干多为洋人、港人，如今的中国业务遍及股票、固定收益、结构产品、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而且主事的几乎都是内地海归人才。当年研究部最吃香的是香港房地产分析员，如今最吃香的是中国研究主管，他手下分析中国金融、资源、电信、公用的分析员，个个是市场上争抢的对象。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香港金融业成功的转型。十年前的香港股市，是新兴市场的一员，是游离于国际主流资本市场之外的特色市场（nitchmarket），当时地产股一枝独秀。如今的香港股市，刚刚拿下全球单一市场IPO集资冠军，是国际主流金融市场之一，而且中资上市公司百花齐放。香港已经成功转型为金融服务提供者，成为中国公司海外集资的不二选择。
香港股市的成功，与中国经济崛起、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没有内地这块腹地，今天的香港恐怕还在和新加坡纠缠谁是亚洲的区域金融中心。“中国因素”令香港跻身于世界一流的资本市场。
同时不可否认，自身的软环境以及民间的努力，使香港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香港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世界一流的，监管能力、法律/会计支持、通信/航空，素享盛誉。这里会聚着几乎所有的世界级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历年又吸引了大量海外留学/工作归来的内地专才，为两地之间的金融互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港府与中央之间的交流、反馈近年也变得比较顺畅，为金融业的繁荣提供了政策方面的支持。
香港近年在金融领域做出了成功的转型，但是它并没有故步自封。随着人民币债券在港发行，香港力图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区域债券中心。顺应QDII的发展，香港努力建立H股与A股之间的套戢机制。私人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衍生品业务近年来都有长足的进步。同时香港银行、保险公司正积极筹备进军内地市场。
不过也要看到，香港金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A股市场的4年熊市。今天的A股市场已变得十分活跃，某种程度上已经发展成为香港股市的一个竞争对手。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逐步实现，以及海内外资金流动的增加，香港股市与上海股市之间的重合度会变得越来越大。这对香港金融业是一个挑战，它必须不断进取、不断创新、不断转型。这恰恰是香港过去十年成功的诀窍，也是今后十年繁荣的前提。
从启德机场迁到赤蜡角机场，从特色市场走向世界主流资本市场，香港金融业登上了新的高峰。前面的路还很长，并充满了挑战，不过赤蜡角机场的跑道也越开越多。
（本文作于2007年6月，原刊于《中国证券报》）
警惕城市中心空洞化
许多男士为自己秃顶而烦恼，现在还没有听说过哪一位中国的市长为自己的城市可能出现中心空洞化而烦恼的。
城市中心空洞化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过，西方经济学家戏称它为“甜面圈现象”（donuteffect）。一般症状为，市中心部土地昂贵、租金高企、交通堵塞，生活变得不方便。
中产阶级于是迁居郊区卫星城，留下穷人，治安开始变坏，人流逐步外移。最后市中心在白天办公时间尚算繁忙，到晚上便一片死寂，商业不振，许多城市功能在市中心消失。
市中心是一个城市的门面，金融商业的集中地，自然是繁华区。一个城市经济起飞，中心地带房价、租金大幅上涨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不过凡事都有一个量，有一个均衡。
城市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汇，其中人流尤其重要。当高地价、高租金对人流、物流造成过度挤压，均衡被打破时，部分城市功能开始移出，城市中心部便开始出现空洞。
对中心空洞化这种城市病，纽约、伦敦处理得比较好。
这两座城市均有若干个都心/副都心，商业/办公/居民地犬牙交错，辅以极为便捷的市内/郊外公共交通工具和种类繁多的支柱产业。纽约、伦敦同时又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大量游客为夜晚的市中心带来了活力和商机。相比之下，旧金山、芝加哥的城市中心一到夜晚便冷清得多。商铺只在下午有生意，餐厅只能做中午一餐，于是价格高企，客流更少。
中国的城市有一定自己的特点。汽车未普及，大型公共交通工具尚处起步阶段，因此卫星城并不普及。中国人一般不太介意拥挤。市中心租金贵，但是除个别城市外价格远没有像旧金山、芝加哥那么离谱。至于治安状况，在中国往往城市中心最好。
但是城市中心地段价格飞涨是事实，在多数城市普通老百姓动迁由市区移向郊区也是事实。以中国城市的典型人口密度，笔者认为走卫星城道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中距离大型公共交通开始成型，高速公路网逐步健全，都心往往会出现多元化，居民迁移模式也可能由今天的“摊大饼”形式向“点面扩散”形式转移。如果这一趋势性判断成立，城市中心十年以后也许就成为写字楼、专卖店和高级会所的领地，到了夜晚，人流何处寻？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市中心地价与其他地区差距拉得太大，长远看来未必一定是好事。购买物业的所谓铁率“地段、地段、地段”，在多数时候是对的，但对有空洞化危险的市中心则未必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