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泽
虽然说学术界关于炎帝、神农氏是否为一个人争论不休，并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而是两个人。关于炎帝、神农氏认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而汉代作为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汉人的笔下炎帝、神农氏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兹加以论述。
一、炎黄之际的社会变革
对于炎帝以前的历史汉代人认识并不清楚。司马迁所处的西汉中期对炎帝神农氏的了解也不多。司马迁反复强调：“神农以前尚矣。”《史记》卷二十六《历书》。“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但司马迁对炎帝与黄帝之际的社会变革有过简略的描述，司马迁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这段记载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材料，通过这段历史记载可以看出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交替时代中国早期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虽然被后人赋予了许多神话色彩，但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历史的本质，即原始部落时代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虽然是以黄帝部落战胜炎帝部落为结果，但由此可以看出原始农业民族之间的争夺，也反映了不同地域即炎帝部落所处的关中地域的农业民族与河北平原所在的黄帝部落之间的征服战争。经过此次战争，炎帝部落融合进了黄帝部落，使黄帝部落的控制区域进一步扩大。从其中蚩尤所率领的部落进行反抗则可以看出，部落之间的征伐是非常激烈的。通过这一场战争，黄帝部落取得了胜利，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了起来，也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关于炎黄二帝之间的征战，在汉代其他人的着作中也有反映。《史记》卷二十五《律书》云：“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集解》文颖曰：“神农子孙暴虐，黄帝伐之，故以定火灾。”如果说司马迁叙述尚不含感情色彩，那么文颖（东汉末人）所述就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是因神农子孙暴虐而招致黄帝部落的讨伐。《论衡》卷二《率性篇》云：“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教熊罴貔虎以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得志，炎帝败绩。”同卷《吉验篇》亦云：“（黄帝）教熊罴战，以伐炎帝，炎帝败绩。”这里提到二人争天子虽然不合历史事实，但也反映了部落联盟之间相互争夺的过程及结果。而在汉代，炎帝与黄帝两个部落之间的征伐，开始被赋予了正义与非正义的色彩。《新书》卷一《益壤》云：“故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同书卷二《制不定》亦云：“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贾谊之所以将这一部落之间的征战赋予新的含义，因为“无道”是覆亡不久的秦朝政治的代名词，贾谊提及“炎帝无道”可能与汉朝取代秦朝的政治变动有一定关联。
汉代人视阈下的炎黄二帝部落之间，有着落后与进步的区别。炎帝部落联盟内部因内争激烈，部落联盟的松散性，使炎帝很难控制业已发展的部落，其中以蚩尤最有代表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黄土高原地区生存环境相对恶劣有关，随着人口的增多，食品逐渐呈现出短缺的状态，为了生存必然在部落内部进行争夺。而黄帝部落所处的河北平原，农业经济则有较为便利的客观环境，可能较炎帝部落发达，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处于优势的地位。黄帝部落灭炎帝部落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一种进步，使部落联盟进一步扩大。
二、炎帝时期的农业经济
炎帝时期是中国农业经济开始萌生时期，作为农耕民族的先祖，后世许多有关农业的发明以及作物都是经由炎帝时期完成的。
神农氏在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中，培育出了五谷。这在汉代人的着作中多有反映。陆贾首先指出了炎帝神农氏开始教民食用谷物。《新语·道基》云：“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从原始的茹毛饮血到种植农业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标志。同时植物进入先民的食用范围，改善了饮食结构。刘安曾多次论及五谷的培育。《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之宜，燥湿肥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通过刘安所记述的五谷种植，可以看出炎帝根据不同土壤的“燥湿肥高下”种植不同的作物，表明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经验总结。而且刘安还说明“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淮南子》卷一《原道训》。的五谷生长规律，并以此来教化百姓。到东汉时期，王充也多次提及炎帝神农氏时代发明农具耒和种植谷物。《论衡》卷五《感虚篇》云：“始为耕耘者，何故无变？神农之揉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耒的发明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耒出现以后，开始有了农田的耕耘，谷物得到大面积的种植。王充将其看作“天地鬼神所欲为”的奇迹。《白虎通义》卷一《号》在论及三皇名号由来时云：“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班固还云：“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汉书》卷二十一下《律历志》。班固在《白虎通义》所透露出的信息也说明原始的农业出现之前先民的“食禽兽肉”情况，而耒耜发明后，农业经济开始萌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进而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这就是原始的等级制开始出现。《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云：“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如果说班固在《白虎通义》所述仅仅是农业萌生的过程，而在《汉书》则将农业发展之后所引发的社会大分工加以表述，使原始商业经济的萌生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更加清晰，这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开始丰富起来，有利于教化的进行。活动于汉和帝与汉顺帝之间的李尤在《箕铭》中对神农氏时代五谷种植大加赞扬，所谓“神农植谷，以养烝民。箕主簸扬，糠秕乃陈”《全后汉文》卷五十。大体也体现了汉代人对神农氏时代五谷种植对于社会进步作用的颂扬。郑玄《六艺论》亦云：“神农断木为耒耜，揉木为耨，始教天下种五谷，故号为神农也。”《全后汉文》卷八十四。应劭曰：“黄帝、尧、舜祖述伏羲、神农，结网耒耜，以日中为市。交易之业，因其所利，变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汉书》卷六《武帝纪》。《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云：“《易》叙宓羲、神农、黄帝作教化民。”应劭曰：“宓羲氏始作八卦，神农氏为耒耜，黄帝氏作衣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郑玄所述农具耒耜、耨发明以及五谷种植亦再次表明了后人对先民发展农业的敬重。对炎帝神农氏发展农业的贡献，《武梁祠堂画像》云：“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全后汉文》卷九十九。可以说发展农业解决了民众的生存问题。《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附孙穆传》李贤注引蔡邕《赤泉侯五世像赞》云：“夫黍亦神农之嘉谷与稷并为粢盛也，使交而可废，则黍其愆矣。”汉代还流行神农之教，其文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泛胜之书·杂篇上》亦云：“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理以守也。”这些虽然是后人的附会，但也由之看出农业经济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炎帝神农氏发展农业的贡献，《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云：“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癯，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正因为神农氏对民众贡献颇大，其名号的获得也与农业发展有关。
神农氏时代人们还懂得了粪种，使五谷生长更加茂盛。《泛胜之书》云：“尹泽取减法《神农》，复加之骨汁、粪汁种种，剉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煮之三沸。取汁，以煮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渍之五日，去附子。捣麋、鹿、羊矢，等分。置汁中，熟挠。和之。”石声汉：《泛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论衡》卷十六《商虫篇》云：“神农、后稷藏种之方，煮马屎以汁渍种者，令禾不虫。如或以马屎渍种，其乡部吏鲍焦、陈仲子也。是故后稷、神农之术用，则其乡吏可免为奸。何则？虫无从生，上无以察也。”从两汉时期从泛胜之到王充所记述的《神农》粪种之法，反映了汉代人对先民种植思想的继承。
汉代关于节令所司之神炎帝也居其中。夏季所属的孟夏、仲夏、季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礼记·月令》。还有“火帝炎帝”，“南方之极，自北户南，至炎风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的记载，汉·伏生《尚书大传》卷二《洪范五行传》。“其帝炎帝者，太阳也”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三《京师》。等说法。在季夏之月树木生长之际，“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以摇养气，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礼记·月令》。《续汉志·礼仪志上》云：“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刘昭注补《汉书仪》曰：“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记载孝明帝永平四年二月诏云：“朕亲耕藉田，以祈农事。”李贤注引《续汉志》云：“正月始耕，既事，告祠先农。”《汉旧仪》曰：“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从。”正因为炎帝神农氏对农业起源有贡献，其子也受到后人的尊敬与祭祀。《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上》云：“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谷，死为稷祠。故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师古曰：“烈山氏，炎帝。”从汉代对于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到其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来分析，表明汉代人已经认识到农业生产中节令的重要性。
三、炎帝时期社会秩序的构建
炎帝神农氏时期社会秩序在汉代人的着作中也有反映。《淮南子》卷二《俶真训》云：“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窍领天地，袭九窾，重九，提挈阴阳，嫥捖刚柔，枝解叶贯，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这说明在汉代人的心目中，神农氏时代人们已经总结出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而在汉代人的笔下，神农氏时代社会的秩序已经构建起来。《淮南子》卷九《主术训》云：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纷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址，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刘安所描述的神农氏社会景象，大致反映了汉代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度，这其实是对汉代社会混杂的现象的不满。究其实炎帝神农氏时代的社会情况在汉代人的认识中还是非常清楚的。汉代人认为炎帝神农氏时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有“神农无制令而民从”，“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淮南子》卷十三《泛论训》。“伏牺神农，教而不诛”《新序》卷九《善谋上》。《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赵王云：“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虙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等种种说法。这应当反映了神农氏时代社会秩序的基本状况。而自伏羲、神农氏时代开始的封禅泰山的传说，也为后世封禅泰山提供了效法的榜样。《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记载，自伏羲、神农、炎帝时，都有封泰山的举动。
即使托为神农氏时代的重要发明创造，也显示出社会秩序构建过程的文化意蕴。《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云：“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琴的发明本是为了获取精神的愉悦，而后世昏主使用时，则违背了其用途。此外，扬雄《琴清英》云：“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嬖去邪，欲反其真者也。”《全汉文》卷五十四。傅毅《雅琴赋》亦云：“遂雕琢而成器，揆神农之初制。”《全后汉文》卷四十三。大概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关于炎帝神农氏发明琴瑟在汉代人的其它着作中也多有反映。马融《长笛赋》：“神农造瑟。”《全后汉文》卷十八。《新论·琴道》云：“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至于说炎帝神农氏时代的其它发明创造，《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这些多是汉代人的假托。
后世列入神农门下的着作还有很多。如《神农兵法》一篇，被列入阴阳家。列入历谱的有《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列入杂占的有《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列入经方者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列入神仙者有《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正因为炎帝神农氏曾经为古代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有后世假托神农的农书。六国时期，“《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神农》农书被列入杂家之流。对于出现如此众多的假托神农氏所撰的书籍，刘安曾经说：“通于物者，不可惊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动以奇；察于辞者，不可耀以名；审于形者，不可遁以状。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大概是后世撰写历史的真实目的，有利于精神文化的传播。
汉代人笔下的炎帝神农氏，既有对前代人认识的继承，也有汉代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创新和完善。从继承方面来看，对炎帝称为神农氏名号的认识就是对前代的继承。从其创新来讲，更多地是对炎帝时期有关农业工具发明、谷物种植的推广的相关赞美之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历史的记述，应当与炎黄以后，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沿着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有关，追述古人更多地是为了针对现实，这也进一步反映了汉代人重农思想的深刻历史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