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丹凤到镇坪：红三军在陕南
1932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贺龙等人的率领下，从湖北随县出发，绕豫、陕、川境向湘鄂边转移，于11月21日至12月12日路经陕南丹凤、商南、山阳、镇安、旬阳、安康、平利、镇坪等县，进入湖北竹溪县境，完成了战略转移活动的重要阶段。红三军在陕南的行程仅20余天，但却留下了感人至深和悲壮凄婉的历史片断。
（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及红三军的建立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两省西部边界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由洪湖、湘鄂边、襄枣宜、鄂西北、巴兴归等革命根据地组成。
1928年1月，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周逸群、贺龙、柳直荀等奉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湘鄂西发动革命，在武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郭亮、周逸群先后担任书记。在监利县境内，周逸群、贺龙等与当地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并同中共鄂中特委和石首县委取得联系，编成共产党沔阳工农革命军，先后领导了年关暴动、桑植起义。1928年7月初，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组成了以贺龙为书记的湘西前敌委员会，部队改编为红四军，逐步开辟了湘鄂边根据地。1928年5月后，以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的中共鄂西特委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等地先后领导武装斗争，发展中共组织，并建立了两支较大的游击队。1929年这两支游击队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29年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游击总队改编为以段德昌为师长的鄂西独立第一师。1930年2月又在监利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同年6月，段德昌率领的红六军从洪湖地区出发，南渡长江作战，连克石首、公安等县城。同时，贺龙率领的红四军也由湘鄂边东下公安地区。7月，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大安会师。7月7日，两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改称红二军，第二、六两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周逸群任军团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全军12000余人。至此，湘鄂边和洪湖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此外，1927年冬至1929年，巴东、兴山、秭归地区和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群众起义，建立了两个根据地，成立了红四十九师、红二十六师。构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力量。然而，红二军团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之初，即受到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错误引导，1930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邓中夏为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邓中夏的到来，给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带来了较大的损失。虽然他的任职时间并不算太长。
1931年3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的派遣下，夏曦到达洪湖苏区，在瞿家湾建立了湘西中央分局。3月21日湘西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湖北长阳县枝柘坪撤销了邓中夏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和政委职务，把二军团编为红三军（辖七、八、九师），任命贺龙为军长，万涛为政委（1932年后由关向应接任）。6月中旬，湘鄂西临时省委成立。此后。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洪湖苏区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夏曦等人所推行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肃反运动已逐步在根据地和红三军中展开。红三军建立之初，即面临着艰难的局面。
（二）王明“左”倾路线与红三军的战略转移
追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三军的盛衰原因，我们必然要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有个基本的了解。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后，全党开始在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贯彻反“左”倾斗争。这时，以王明（陈绍禹）为首的一部分年轻而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下，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1931年1月，在他们的压迫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是突然召开的，一些中央负责人都是临时接到通知。米夫主持四中全会。提出改造党的领导机构，推王明等人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参加六大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有意见，从各根据地由毛泽东、贺龙派来的列席代表也不同意，集体退席，江苏省委何孟雄等曾坚决反对王明等人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然而，王明却依仗着米夫的支持，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江苏省委书记，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实质上是一个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并使“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得以推行的会议。由于王明篡夺了中央的领导职务，从而他的错误路线便逐步在党内得以推行，1931年9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仍通过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这个决议将党内持不同意见者都视为“反革命”，把革命队伍中一般违纪现象或在实际工作中的一般错误，也都当作“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指示各级党组织必须“肃清”隐藏在党和苏维埃政府中的“改组派”等反革命分子。由此拉开了“肃反”的序幕。王明对党的统治长达4年之久，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这亦是中共党史中一个艰难而阴暗的时期。
王明等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强调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全党反对“右倾”、“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夸大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反资产阶段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国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当全国革命形势基本上还处在低潮的时候，他们却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在组织上，王明等人不但违反党的组织纪律，错误地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而且还有系统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和新的领导干部，以贯彻他们的“左”倾错误。他们在党内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并在党内开展清杀“改组派”和肃反扩大化运动，发展了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至使革命力量遭受到极大损害。
1932年秋，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肃反扩大化等原因，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以至使已发展到包括20多个县的区域，3万余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湘鄂西革命根据经受了灾难性的打击，革命力量大大削弱。
1932年10月，洪湖革命根据地基本丧失，红三军突围到湖北随县、枣阳地区的大洪山一带。10月底，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放弃恢复洪湖根据地的计划，改向湘鄂边地区实行战略转移。11月初，红三军15000余人，在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及夏曦等人的率领下，从湖北随县以北越过桐柏山，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于12月到达湘鄂边鹤峰县。
这次战略转移被后人称之为“七千里大转移”，实际上，做出这样的决定却是非常仓促的。事隔30多年后，20世纪60年代初期，贺龙曾回忆到：
红三军在大洪山以北地区发现红四方面军的布告，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到大洪山地区。这时部队就酝酿到何处去的问题。在枣阳王店，召开分局扩大会，夏、关、宋盘铭和我四人参加。在会上讨论行动方向问题。多数同志主张坚持洪湖苏区，把王炳南独立团改组一下，换一批干部，组织湘鄂西党委，回湘鄂边坚持斗争。少数人主张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两个意见在会上争论不休，到晚上，仓促决定由豫南西进。经陕南回湘鄂边坚持斗争。夏曦的理由是：红四方面军能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苏区，从那里可以再收复洪湖。夏、关、宋就商量如何转法，他们没有胆子，转不过去。这时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已空前削弱。其实部队内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关和我么？这时，我说：你们决定，部队我带走。就这样，我就带着部队翻过桐柏山，由伏牛山西进。
这时，我们没有作战地图，只有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小地图，上面只有几个大地名。如果我有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我们也不走伏牛山绕一个大圈子了。这条路线我只是在大革命时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说过，他是陕南人。
廖乾五为陕西平利人，中共早期着名的革命家。贺龙在想到廖乾五所说的这条路线时，廖乾五已英勇就义有两年之久。然而，廖乾五生前与贺龙的一次或是不经意的交谈，却成为贺龙等人在红军危难关头做出抉择的依据，事情显得有些偶然，但事后却证明这个选择基本是正确的。在这个夜晚之后，贺龙和红三军的将领们将带领着万余名红军战士走过陕南，走过廖乾五的故乡，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三军于11月初从湖北随县以北越过桐柏山，进入豫西伏牛山地，经河南南召、嵩县合峪、栾川县三川。在西峡口附近伏击追尾的国民党第十五军马鸿逵部，从而终止了敌人的追击。于11月19日到达河南卢氏县。11月21日，红三军由卢氏县进入陕西丹凤县，从而开始了21天的陕南征程。
（三）红三军路经陕南日志
陕南包括汉中地区、安康地区和商洛地区。红三军路经陕南主要经过了商洛地区和安康地区。商洛地区位于陕西省东南部，东临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省接壤，辖商县、洛南、山阳、丹凤、商南、镇安、柞水7个县。商洛属秦岭山区，境内山岭重叠，沟壑纵横，河川密布。安康地区位于陕西省最南部，北与西安、商洛地区毗连，西与汉中地区接壤，南与四川为邻，东与湖北竹山、竹溪、郧西3县相接，处于陕、鄂、川3省邻接地带，辖安康（今汉滨区）、汉阴、石泉、宁陕、紫阳、岚皋、平利、镇坪、白河、旬阳（旧称洵阳）10县。安康地区处于秦巴山区东段，北有秦岭横亘，南有大巴山倚屏，南北高山夹峙，河流密度较大，汉江由西向东横贯，河谷盆地居中。红三军在陕南所走过的地方大多为贫瘠之地。
自1932年11月21日至12月12日，向湘鄂边转移的红三军，在陕南途经商洛地区的丹凤、商南、山阳、镇安4县和安康地区的旬阳、安康、平利、镇坪4县，共跨越8县（11月30日曾进入湖北境内），在陕南共历时21天，行程1600余华里。
根据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和中共安康地委党史办公室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作的调查报告及其他相关材料，下面将对红三军路经陕南的逐日行军活动情况作以概述。这些材料都是零星的采访记录，很难完整地反映红三军每日的系统情形，仅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些现有的材料中感知到红三军在陕南的整体状况。
11月21日（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入陕第1天）
红三军由河南省卢氏县官坡梨树坪进人丹凤县小界岭、蔡家屋场（时属洛南县），翻小界岭之后到灰池子七里荫、石桥湾、三岔口、桃坪曹家沟、自家湾等地，夜宿灰池子、桃坪一带。
陕南民众长期深受当地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残酷统治和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其地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土匪猖獗，加之国民党对红军造谣诬蔑的反宣传，因而在红军到来之时，许多不明真相的乡民便上山躲避。
红三军路经桃坪官家沟时，农民陈吉书将一桶麦子藏在石崖下，自己则在山林中躲藏起来。待红军走后，他发现桶中的麦子虽所剩无几，但却留下了两块银元。红军走后，农民陈家旺发现自己的一头肥猪不见了，但却找到了10块银元。
红三军一部在灰池子一带宿营时，不慎将邱正仁的8间房子和李奇虎的3间房子烧毁。当时房主不在家，红军托同乡村民张老四给邱家赔了300银元。并在李家厦房的柜子中留下30块银元和一封道歉信。
红军伤员陈荣德在灰池子七里萌掉队，当地老农陈天来将他接回家，并和老伴到处寻中医单方，给陈荣德熬药、喂药，精心护理，日夜陪伴。红三军走后，当地保甲挨家挨户搜查失散的红军战士，陈天来又将陈荣德藏到后山的一个炭窑里，从而躲过了敌人的抓捕。此后陈天来又收陈荣德为义子，并帮他成了亲。
11月22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入陕第2天）
红三军由丹凤县灰池子乡镰把沟、桃坪乡老官沟分两路进入商南县青岗坪。经沙坪乡、两岔河乡，在清油河后湾村和清油河街一线宿营。
在两岔河俘获大恶霸保甲队长孙兆隐及其带领的保甲队30余人。孙被红军带至山阳县口头坪处决，余皆教育释放。
红三军在两岔河休整时，农民姚升奎见红军吃的是不生不熟的糊汤（红三军在商洛时，主要以柿子、漆籽、核桃和高粱秆子充饥），他便回家端来几碗萝卜酸菜给红军吃。红军出发时，给姚家付钱，姚家人谁也不收，红军说：“我们红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东西就得给钱。”最终把钱留给姚家。
11月23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入陕第3天）
红三军从商南县清油河经四道岭、吊庄村又进入丹凤县境武关乡（时属商县），顺利通过古秦楚咽喉武关。在挺进武关西，进至15华里之寺底铺时，与国民党刘镇华六十四师一个团遭遇，敌人占领和尚台居高临下，阻击红军前进。在贺龙军长的指挥下，激战两小时，攻下和尚台。歼敌一个营，红三军阵亡3人，伤十余人。
在和尚台激战后，桥耳沟的王大银等9户群众，一次收养了16名红军伤员。此后，其中4人因伤势过重而去逝，8人在当地落户，2人回原籍湖北，另有2人被国民党杀害。一位姓杨的红军战士在王大银家住了3年，后来因思念家乡，而返回湖北。临行之时，王大银特意让他带了几斤当地所产的土漆，扮作做生意的模样，以防路上发生意外。
在和尚台战斗结束后，红三军从抓获的俘虏中得知，红四方面军已离开商洛进入关中，国民党在红三军前方龙驹寨、柞水一线有重兵把守截击。于是，贺龙军长等立即改变了红三军原定经龙驹寨、柞水西进之行军路线，折向东南前进。
11月24日（农历十月二十七日，入陕第4天）
红三军在桥耳沟稍事休息后，经解家屋场、油房坪，沿白玉河而下，又经龙王砭进入商南县徐家岩，过白玉河口溯丹江而上，夜宿丹凤县水陆重镇竹林关。贺龙、关向应和夏曦等主要领导人住在竹关街上之船帮会馆“平浪宫”（又称杨氏庙）内。夏曦企图谋害贺龙，未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