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秦府四围屯军计有二万四千人，田地二万余项，田地都归属于豪门，兵丁只在花名册上。经孙公治理，得士卒一万一千有奇，岁收屯课银十四万五千余两，米麦万三千五百余石。先帝为之大喜，增秩赉银币。”
“会兵部尚书杨嗣昌召对平贼之策，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事征讨。是为四正六隅之策。时为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
“福建巡抚熊文灿以讨海贼功，大言自足办贼，杨嗣昌闻而善之，会总督洪承畴、王家桢分驻陕西、河南。王家桢庸材不足任，杨嗣昌乃荐熊文灿代之，遂用为总理，督五省军务，剿抚兼施。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溢地、事例、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一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
四人又是惊讶的看了姜旭一眼，只听得姜旭补充道：“杨嗣昌者，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改除杭州府教授，迁南京国子监博士，累进户部郎中、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天启三年（1623年）因受阉党排挤，称病辞归。崇祯元年，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移霸州，四年移山海关饬兵备，筑山海关两翼城，曾以御后金而叙功，乃以知兵而闻名朝野。其父杨鹤，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然其实不知兵，一意主抚，贼既降复叛，遂逮治，杨嗣昌三疏请代，乃得减死，以洪承畴代任三边总督。五年夏，杨嗣昌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时中原大饥而群盗蜂起，杨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帝异其才。杨嗣昌旋以其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杨嗣昌三疏辞而不许，至次年三月方抵京并予召对，杨嗣昌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善辨，先帝大信爱之。张凤翼柔靡，兵事无所区画，杨嗣昌锐意图振，先帝益以为能。每对必延时，所奏请无不听，先帝但言恨用杨嗣昌晚矣。乃传谕：‘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寻议诸州县练壮丁扞本土，诏抚按饬行。”
四人再度愕然看了姜旭一眼，对姜旭于杨嗣昌过往了解的这般清楚都是惊讶不已，姜旭淡淡一笑：“小生虽入恒山学艺，仍甚为在意孙公讨贼之战绩，听闻孙公于杨嗣昌之四正六隅之策颇有微词，遂于杨嗣昌四正六隅平贼之策做过一番探究，故乃详知之。”
四人闻言纷纷点头，虽是明白了其中缘由，却仍然因为姜旭对国家大事表现得如此上心感到十分的惊奇，姜旭笑着接下去说道：“朝廷纳杨嗣昌四正六隅之策，计征兵十二万，分为马三步七，加派军饷银至二百八十万两，期以百日平贼。其部议陕西当一正面，募土着万人，给饷银二十三万，以商、洛等处为汛守。孙公曾移书争曰：‘此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尽，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尽而害于国家。’其书凡数千言，皆中时弊，杨嗣昌得之大忿。”
“孙公知其法不可用，乃于课外核各府帑金，积余发抚属赎锾，得银四万八千余两，以副将郑家栋、王根子于番属募兵，选边镇豪杰之士将亲兵统属灭贼，军械器具等皆自筹，俱不用部议。会各督抚疏报募兵及额，公疏独不至，杨嗣昌亦忿，乃上疏自劾，谓军法独不行于公，且百计挠阻之，自请白衣领职，以激帝怒。孙公上疏辩曰：‘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上之，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且逾万，何尝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洛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洛，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洛，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剿事者必非臣。’杨嗣昌无以为难，衔之弥甚。”
“兵既成，孙公以重兵扼商洛，时大寇之在秦者独闯贼李自成，其与洪公相持，有大天王者率部进袭庆阳、宝鸡，孙公回师于合水击破之，获其二子，追击之延安，大天王知二子不杀乃降。崇祯十一年（1638年）初，过天星【非惠登相】、混天星等数十部合股，自徽（今甘肃徽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地趋凤翔犯泾阳、三原欲澄城诣内地，其众达数十万人，孙公率部分五路合击该贼于杨家岭、黄龙山一带，俘斩二千余，降散近万人，贼引而北犯延安。孙公复于鄜州（今陕西富县）以西、合水以东之三、四百里荒山邃谷中分兵堵截，率标营兵遏其东，檄曹变蛟拒庆阳西，伏兵于三水、淳化间。贼饥而出掠食，孙公令大张旗帜，鸣鼓角以邀之，贼大惊西奔，至职田庄，遇伏而败；复走宝鸡取栈道，再中伏大败；折而走陇州关山道，又为伏兵所挫。贼三连败，死者无算，过天星、混天星并降。又逐贼邠、宁间，陷阵获其渠。河南贼马进忠、马光玉驱宛、洛之众，箕张而西，为孙公击之还走。时闯贼李自成为洪承畴所逐，乃以重兵伏于潼关南原，由曹变蛟逐贼入伏，闯贼尽亡其卒，以十八骑突围而遁，至此关中群盗悉平，时为崇祯十一年春。”【关于曹变蛟】
“其时，总理熊文灿主抚，湖广贼张献忠已降，惟河南贼如故。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即“革左五营”）联营达于数十里，欲窥潼关，熊文灿但尾其后，数招之使降，贼佯与应，要挟过当，孙公计曰：‘天下大寇尽在于此，我军出而击其于西，熊总理夹击其于东，贼不降则灭。此贼平，天下再无大贼，献贼止伏，不敢独反也。’乃引兵东向，大败贼于阌乡（今河南灵宝县西北）、灵宝山间，贯其营而东，复自杀而西，贼窘迫交困日甚，驰以文灿招降手谕上示公，言旦日且暮即就降。孙公曰：‘尔但以熊公言就抚，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此伪降也。若降即解甲而来，不烦辞说，有说辞以应即非真降，吾明日且复进兵矣。’次日孙公环甲督兵而出，行不数里，熊文灿急传檄于路，谓吾抚功已就，勿嫉吾招抚之功而害其成，纵部下自相残杀，孙公欲拒而进，又得杨嗣昌本部手书，亦如上云，孙公乃怏怏撤兵还师。然贼受诏不就抚，裹甲移兵瞰商、洛，熊文灿悔而期孙公夹击，孙公乃令部将王文清等进击，三战三败之，贼奔内乡、淅川而去。时孙公威名震中外，乃休兵长安。捷闻于朝，先帝不胜之喜，诏公叙功，先叙澄城之捷，命加孙公部衔。又以公擒高闯清屯功，再奉旨加级，今凡三晋秩，杨嗣昌格不奏。昔孙公将校数奉旨优叙，杨嗣昌亦抑而不奏。孙公屡建大功，恳请上其籍于部，杨嗣昌但言需候之。后贼破汉阴、石泉，则坐孙公失援，削其所加秩。孙公一佥都御史三年如旧，此诚杨嗣昌之故也。”【关于革左五营】【关于左金王贺锦】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兵第四次入关，杀蓟督吴阿衡，十月京师戒严，杨嗣昌于各抚无所用，独檄孙公千骑勤王，且口语孙公言吾急待公至而不及兵也，公疾行至呜谦，得杨嗣昌手授，谓清兵已南下真定保定，令孙公务迎头一战，勿避而致责。孙公乃再调留秦余兵，而独以千骑先进于获鹿，清兵已环真定而营，公乘夜趋入郡城，而次日清兵解围而去。适朝枢命下，命孙公北上次保定，复有后命令协剿勿入都。时高阳、庆都两报虚捷，杨嗣昌即与叙赏，且亟驱督师卢公象升与清大军决于一战。孙公密奏先帝曰‘清兵不可敌，我兵决不能战，而凡有为陛下言战者，其非愚即欺，若令一决，则我军哗溃立见。’疏方入而卢公溃殁之报至。朝廷急召洪承畴入卫，公遂收兵而南至枣强，及洪承畴提兵抵京近郊，郊即受劳，且命奉旨进殿陛见，而孙公因与杨嗣昌忤，又与中官高起潜不协，先帝降旨切责，令不得入京朝见，传庭虽愤亦无奈何。时孙公得总监高起潜手书，谓清兵已趋济南，但有一人前付往救，即以清源重任相付。孙公急行半日当夜趋入清源，代高起潜守其城，而高起潜竞不往，其所遣之将领又逗留不进，致济南失守。是日有上谕擢孙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总督卢象升督诸镇援军，并赐剑。孙公受事谢恩，遂具疏言年末疆事决裂，此着谬差数，臣有大计请面圣以待明决，待事竣一定办虏不难。杨嗣昌揭疏具闻，大恨，谓孙公欲倾之而夺其任，遂日夜谋杀孙公矣。又孙公有密疏纠总监高起潜失济南之举，自是高起潜与孙公亦水火。”
李光壂讶然道：“吾等但闻孙公昔日平贼之功不下于洪承畴者，为杨嗣昌所嫉，只知孙公奉召与洪承畴入卫，因与杨嗣昌不协，又与中官高起潜相忤，为先帝降旨切责，令孙公不得入朝面圣。而洪承畴反大受酬劳，并命陛见，孙公觖（jué，不满意）望于宫阙，乃至遭陷，却不想其中有这般曲直，姜公子可谓耳熟而详，知无不细矣。”
姜旭微微一笑，却又叹了口气接着道：“杨嗣昌遂用洪承畴以为蓟辽总督，亦调孙公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其欲尽留入援之秦兵者守蓟辽。孙公极力劝阻曰：‘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乘势而张，无益于边，此代贼撤兵也。秦军妻子俱在秦，官兵杀贼乃为其利，久留于边，非哗即逃，此不复为吾用而反为贼用，乃驱民使其从贼也。安危之机不可不察矣。’杨嗣昌置若罔闻，孙公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
“先是孙公受事于败军之际，收合余烬勉为强支，杨嗣昌屡伏杀机以难公，一则曰速靖山东，再则曰遮障陵京，然其谋孙公而不得其端，闻公病而废意稍解，乃驱公之保督任，有郡邑失守必讨其责之语，孙公心血为枯，竟无愤误。及清兵由返至蓟州，既令孙公以兵迎前待战，又令公兼顾关门，谓清兵当留此十日以应后至者，孙公当守株而待。已而清军东走冷口，孙公扼险力战，清军遂折而西走中协。孙公复遣兵战之于太平寨，清军遂由青山口而出。此洪承畴分信也。而杨嗣昌犹谓公胡不驱救中协云云。”
“清军未出口，杨嗣昌即主内备之议，加练饷五百余万，募卒选骑，以尉再举，孙公再移书杨嗣昌曰事势异宜，兵形有变，是与剿寇大不相同，宜用火器、用步兵、用土着精器械、训士卒、凭险自保，饷既省而军法易行，反复数千言，辩甚悉。杨嗣昌益大恚惧，言此闻于上则无以解前罪，谋杀公益亟。及清兵出关，孙公即上疏请见，欲以抗虏之策召对，杨嗣昌大惊，撤疏遣差役还于孙公，孙公愠而引疾告休，杨嗣昌即劾孙公乃托疾以欺上，其非真聋，先帝怒而贬孙公为民，并命巡按御中杨一俊核真伪，杨一俊奏以‘真聋，非托疾’，孙公遂与御史杨一俊并下于狱。是时，杨嗣昌密奏，竟揭引唐太宗斩卢祖尚事，劝先帝亟杀公，先帝心为之动，而惜公才，仅以狱为陷。举朝皆知孙公蒙冤，而莫有为孙公而言者。”
书房内四人听得姜旭一路说下来，都是愣愣的有些接不下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