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转型、创体到本体化与本土化的繁衍过程，发展到30年代，便已经蔚为大观。面对它的繁富与斑斓，即使跟新文学关系不大的人，也不得不击节叹赏。
早在1917年5月，刘半农就提出了“文学散文”的概念。紧接着，傅斯年发表专文，集中论述白话散文的写作。他把散文同诗歌、戏剧、小说并列，并分为“逻辑的”、“哲学的”、“美术的”三个层次而统统纳入散文的范畴。他认为“文学的职业，是普遍的‘移人情’，文学的根本，只是‘人化’”，而散文也就只能是“‘人的’文学”了。最后，他剀切地说道：“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这实质上是说，散文应当摈弃道统，告别传统范式，回到人自身，回到文学的本体，从观念与体制上完成向世界文学的转型。
对“人”的关注，使得侧重于外视点的一类散文，即议论性的杂文和记叙性的通讯、报告文学，始终把目光集中在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上。作家呼吁人们“睁开了眼”，“大胆地看取人生”，要“敢于正视”，而不要“苟活”。“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入侵”，这就证明“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的现实处境是多么危殆。他们宣称，“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是绝对应该抗拒的”，而“唯一的救亡之道”“便是唤醒国人”。如果大家的“奴性逐渐消灭，人性逐渐发展”，那么，一切才会“有希望”。循着救国与启蒙的基本思路，应和着时局的变迁、斗争的激化、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觉悟的高涨，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相融相激，杂文创作一派生机。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第7版）、《向导》的“随感录”、“浪漫谈”、“寸铁”等专栏到《语丝》、《现代评论》、《太白》、《新语林》、《芒种》、《杂文》（后易名《质文》）、《申报·自由谈》、《论语》……以及稍后的“鲁迅风”，可谓极一时之盛。瞿秋白、刘半农、钱玄同、夏皘皃皗皅尊、陈望道、阿英、川岛、陈西滢、徐懋庸、徐诗荃、唐、聂绀弩、周木斋、孔另境、柯灵、巴人诸人，便是杂文园地的佼佼者。尤其是鲁迅，杂文这种文体正是因为他而成为文艺性论文的代名词的。
分别出版于1923年、1924年的《饿乡纪程》（初名《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是瞿秋白亲赴苏联考察，根据自己的见闻感受而写成的通讯散文集，显示出新闻性与文艺性相结合的某些特征，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滥觞。不过报告文学的正式确立，则是30年代的事了。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之第四项，正式提出“采用西欧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品才开始涌现，《光明》、《中流》、《文学界》、《生活周刊》等刊物才开始加以刊载。随着基希（捷）《秘密的中国》、爱狄弥勒（墨西哥）《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被译介过来，写作报告文学的热情遂更为高涨。当时，钱杏邨主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孙瑞瑜编的《生活的记录》、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与梅雨主编的《上海的一日》，其影响之大，有口皆碑。至于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更是公认的杰作。特别是《包身工》，作者用木刻刀式的笔触，把“20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与“16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生活，把中国工人的苦难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简劲而尖锐地凸现在读者面前，令人不能不拍案而起。
侧重于内视点的艺术性散文，起步略晚。1921年周作人发表文章，敦促“洽新文学的人”写作“美文”，“开辟出一块崭新的土地来”，算是它的发轫。不久，作者日夥，风格多姿多彩，日益显示出本体化与本土化的趋势。
美文虽然是从西方横移过来的品类，但很快就被中国化了。从英国随笔、法国絮语散文的研习，到性灵小品的张扬，无不启示着这一点。郁达夫就指出过，英国的Essay重理崇智，“不失之太腻，就失之太幽默，没有东方人的小品那么的清丽”，日本的“写生文体”同公安、竟陵小品相类，仅仅适宜于闲适、性灵方面的内容，容量毕竟有限，遂拈出“细、清、真”三点以相融相济，强调了构建散文自身的美质。何其芳更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散文应该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他在《我和散文》一文中说他正是要“为抒情的散文找出一个新的方向”。
新文学家几乎都写作散文。据阿英估计，1917年到1927年间全国有文学期刊两百余种，到1934年即增至四百种以上，文艺性散文已经风靡整个文坛。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林语堂、苏雪林、许地山、丰子恺、王统照、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俞平伯、废名、钟敬文、朱湘、沈从文、冯至、李健吾、李广田、老舍、巴金、丽尼、陆蠡、缪崇群、萧乾等，是举世公认的名家乃至大家。他们的散文或流丽，或朴拙，或澄澈晶莹，或理趣渊深，有名士风的，更有战士风的，有东方情趣的，也不乏西方情调的，举凡宇宙之大或者苍蝇之微，无不纳入笔端，含英咀华，万象纷呈。其中，梁遇春与何其芳就是两颗耀眼的星。梁遇春（1904～1932）以《春醪集》、《泪与笑》名世。他“很爱胡思乱想，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世界中不只‘无奇不有’，实在是‘无有不奇’”（《春醪集·讲演》），便是他全部散文共同的题词。他一生得力于读书，从英国散文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从中国诗词学习到如何体味人生，从俄罗斯小说学习到如何挖掘人生，故能于平凡中看到“新”，在惯常中看到“怪”，而通体浸润着忧郁的色调。“我觉得这一座坟墓是很美的，因为天下美的东西都是使人看着心酸的”（《泪与笑·坟》），便正是他自画的心旌。他对现实有强烈的不满，却总是以曲折的方式传达出来。废名说他“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可谓知论。何其芳（1912～1977）把诗融入散文，于1934年推出《画梦录》，一举获得《大公报》文艺奖。他“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许多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画梦录·扇上的烟云》）。一个继武于“五四”的青年，面对现实的冷酷而无能为力，便寄情于梦幻的幽丽，所折射的分明是寻觅者的隐痛。运思绵密，作风浓丽而精致，意象丰富而有新意，篇篇都飘浮着烟云般的思绪。稍后的《还乡杂记》和《刻意集》，则标示着作者从“雕饰幻想”转为“阔大”，“感情粗起来了”，已褪去了先前的印象主义影响。作为二者的共同点，那便是为综合中外散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是值得加以重视的。
第一节 鲁迅
鲁迅，作为伟大的散文作家，他渊深的思想、巨大的智慧、光辉的人格与独创的文体，不仅滋养着一代一代中国人奔赴到“现代的”阳光下来，同时也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而成为接纳世界进步文明的一面灵旗。鲁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人们对鲁迅的解读迄今没有完结。
历史积淀着事实本身的魅力。鲁迅丝毫没有因为别人的偏见或曲解而消失。一位台湾作家就公开承认，鲁迅所给予他的影响“是命运性的”，他所以能够免除“分裂主义倾向”，正是因为鲁迅坚定了他“对中国的认同”。另一位大陆学者则这样写道：
鲁迅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兼思想家，他培育了无数青年。他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有两部散文文学可以百读不厌，这就是《红楼梦》和鲁迅文集。《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挽歌，鲁迅的文章则是指向它的战斗号角。
背景不一样，角度也不同，但他们都接受了鲁迅。
鲁迅的全部业绩，鲁迅的永恒与辉煌，可以说是基于“人”本位而进行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他把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文化智慧升华到形而上的层面，以复杂的历史内容和纷纭的现实生活为观照物，倾注毕生心血与满腔热忱来掊击旧物，催促新生，意在重铸民族的精魂，使我们这个背负着因袭重担的老大民族完成生命质量的划时代飞跃。“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写于1903年的《自题小像》，便正是他一生行藏的预拟。
于是，他首先选择了杂文。
从1918年发表“随感录”开始，鲁迅就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写作。在逝世前夕他回顾说，一生写作杂文历时18年，约有80万字。“后9年中所写，比前9年多两倍；而这后9年中，近3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6年”，可见他是多么自觉而勤奋。前期所作，收录在《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写得犀利酣畅，深刻炽烈，以敌我不两立的果决姿态广泛批判社会各方面的痼疾，不愧为时代的惊雷。后期所作，分别收入《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以及《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些作品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已褪去尼采式的超迈孤绝，是鲁迅用杂文形式所构建的中国式“人间喜剧”，较之前期具有更为深广、更为丰富的文化智慧。
充分肯定生活的权利，中国人应当拥有高质量的生活，这是鲁迅杂文的基本思路。鲁迅的全部著作，简直就是鼓舞“生”的思想火炉。为了“生”的庄严、自尊、进步、丰富和健康，为了“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人们要敢于面对内外的敌人，“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之五》）。他大声疾呼，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但生存决非苟活，温饱不是奢侈，发展更非放纵（《北京通信》），“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通讯》）以促使大众的警醒，赶快冲破“瞒”和“骗”的“大泽”（《论睁了眼看》），则尤为要紧。在他看来，“大众”与“食人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美妙的天国，“大众”不可以对自己的敌人抱有任何幻想。什么仁恕中庸的标榜，什么公理的美名，亲善的托词，统统不要相信。他秉笔直书：“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他特地把《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郑重推荐给读者，提醒人们务必戒除许褚式的愚勇和洋派绅士的“纵恶”，坚持“韧性”的“壕堑战”，用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去争取自己的生活。他鄙夷奴才式的麻木，反对雅化了的滑头，看不起“徙倚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题未定”草》）的时髦，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大众的精神裂变上。在前期，他寄厚望于“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仰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随感录五十九》）；在后期，则坚信“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题未定”草》）的中国人民，才是“民族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割除民族的精神肿瘤的顽强努力，是鲁迅杂文留给我们的又一笔宝贵财富。鲁迅痛切地体悟到，生存于当今世界，无论体格如何健壮的国民，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旗帜，那就只配做“示众”的材料与无聊的“看客”。在他看来，“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要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而“五四”所开启的新纪元，就是这“机运的开端”（《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也仅仅只是“开端”。因此，他总是把全部热情集中在思想精神的建设上，集中在社会的改造上，鼓舞人们从自身焕发出力量“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灯下漫笔》）。中国古老文明因其对社会结构、民族心理、风俗民情、生活方式的全面渗透和漫长的规范与制约，固然有其光华灿烂的一面，但它在把社会成员文明化的同时所显露出来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解放的严重障碍，鲁迅决不允许在“保存国粹”的旗号下养痈贻患。举凡扶乩，缠足，吸毒，守节，奴才气，西崽相，从蓄妓纳妾到人身买卖，从精神麻木到满嘴“国骂”，无不痛下针砭。他尖锐地指出，只要是历来如此的东西，“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随感录三十九》），结果，我们保存国粹，国粹却不能保存我们，“中国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随感录三十六》）。到后期，他更以历史发展的观点和辩证的思维来观察思考各种文化现象，解析民族的精神状态，对冷漠、狭隘、无聊、自私、空虚、苟且敷衍、欺人亦自欺、潜在的残忍等劣根性，几乎从一切角落里剔理出来，予以显微、曝光，广征博引而鞭辟入里，确实是独具慧眼，催人奋进。他反对对群众一概抹煞的根本错误，在《趋时和复古》中批评右的倒退，又在《水性》、《彻底的底子》中反对“左”的冒进，并在《由聋而哑》、《关于翻译》中提出从国外输入精神食粮来拓开视野，补救自己的浅陋。北京“蝎子庙”更名为“协资庙”，“狗尾巴胡同”改名为“高义伯胡同”，针对这种趋雅之风，他指明其实不过是“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咬文嚼字（二）》）；至于存在于群众中的落后、愚昧乃至麻木，恰恰是统治思想侵蚀的结果，正反映了统治者的“治绩”（《沙》）。即使政治上已经觉醒的革命者，鲁迅也认为必须长期警惕统治思想侵蚀所导致的癌变，要提防“借革命以营私”的蛀虫，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看到“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切不可加以浪漫化和宗教化，否则的话，就“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从“拯救精神”这个角度讲，鲁迅不愧为“民族魂”。
构建开放的现代民族文明的远见卓识，像一根红线贯穿在鲁迅杂文中，迄今仍然启迪着我们。他“彻底摆脱了小生产者的种种狭隘眼界，克服了民粹主义的倾向，大踏步地向包括小生产意识状态精神面貌在内的封建主义猛烈开火”，在进行“文明批评”、“社会批评”时“不再是全体‘国民性’问题，而是突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承担者的知识分子的阶级性问题”，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反复指出，在构建现代民族文明的整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始终都肩负着继续战斗与自我启蒙的双重任务，而知识分子的自觉与否，则直接关系着它的成败得失。早在1927年他就呼吁人们“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指出“创造文艺之业”应当“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他要求我们，对于一切古代的、外国的文化或文明，一不要害怕，二不要迷信，三要善加消化，就像我们用不着把鸦片当成牛羊肉，而我们食用牛羊肉又决不会“类乎”牛羊一样。他高标“拿来主义”，号召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主义》）。1934年在谈到木刻创作时他又这样写道：
采用外国的良规，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显然，这里所讲的已经远远超过木刻创作，它为民族文明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对鲁迅的杂文应当作整体的把握。取大海之一勺水，固然可以品知大海，但对于大海本体的浩淼与渊深，毕竟相去甚远。鲁迅自己讲过，“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他正是这样，牢牢把握住救亡、启蒙同健全人格的同一性，并且坚定地从这里出发，始终把写作杂文作为“大众的事业”而进行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于是，他的杂文首先便具备着“史”的直接现实性。作品针对“时事”而发，从北洋军阀的野蛮统治到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从女师大学潮到左联烈士的鲜血，从北平的遗老到上海的流尸，从“咬文嚼字”到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论争，都及时予以评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而“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便构成了它的基本“特点”。同时，由于作者的敏锐和深刻，往往独具卓识，洞幽烛微，能够迅速把握日常人事变迁的深层意义，所以，凡所撷取的事件总能超越个人恩怨的制约而被赋予“类”的普遍意义，从特例中映现一般，诸如叭儿狗、媚态的猫、二丑、苍蝇、落水狗、泛起的沉渣之类，无不因其艺术的涵盖力而成为鲁迅杂文的独特意象。第三，理性的观照，批判的精神，渊博的知识，分明的爱憎，幽默犀利的语言，举重若轻的雍容与睿智，这一切，化合而成为智慧的魅力和独特的深度，在字里行间浸润着，在全部作品中流淌着，使鲁迅杂文具备了解读的广延性，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阅历而获得常新的领悟。正因为如此，鲁迅反复提醒人们：“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这样，鲁迅对敌人（包括反动统治人格化的意识形态代表）勇猛有力的坚韧战斗精神同催促新生的炽热感情互为表里，诗与论水乳般交融着，体式丰富多样，加上作者形似冷峻而内实热烈的气质，他的杂文因而具有崇高之美、智慧之美和鲜明的个人风格，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鲁迅取得了独步千古的成功。
《野草》和《朝花夕拾》是鲁迅创作的两部艺术散文集。
《野草》共收作品23篇，写于1924年至1926年之间。鲁迅注目于世界文艺潮流，大胆采撷西方艺术经验，结合形而上的人生意义的感受与求索，以及在实际斗争历程中所体悟到的孤独和悲怆，外化而成为一部象征主义的散文诗集。它侧重于对黑暗现实的批判、鞭挞，把“战士”的斗争、寻觅、憧憬，寄寓在整体性的意象或境界之中，以想象的奇诡超迈和文字的深醇隽美而成为艺术的精品，为散文诗奠定了基础。既有寄情于物，托物言志的《雪》、《秋夜》，也有鞭笞人性泯灭者的《颓败线的颤动》，更有《好的故事》等名篇，纯用象征或隐喻的手法，暗示心灵的归趋，至于《失掉的好地狱》、《复仇之二》、《过客》、《死后》、《影的告别》、《墓碣文》等，更以构想奇诡，造语迷濛，在突破生死界域、融通心灵与现实的造境中启示着某种超迈的哲理风味。试看：
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
……
但我忽然坠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我俯看脚下，有火焰在。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动摇，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是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哈哈！
“我”“一面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法子”，“死火”乃借体温而“燃烧”，遂共同完成着生命形态的转化（《死火》）。显然，鲁迅意识到“死”时所感受到的“生”的光彩，战胜了死亡似的人生冰谷。即使“我”是影子，“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影的告别》），“我”也就仍然拥有生的意义。但鲁迅的这种冷峻却蕴藏着极大的温暖、情爱和温柔，具有很强的人情味。他把情感化为本体，融于创作之中，留给了我们，并且，他对世界的荒谬、怪诞、阴冷感，对生与死的强烈感受是如此锐敏深刻，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他让传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意识的洗礼下深化了，升华了，具有超越的形而上光彩，于是，对现实的战斗便格外具备着深沉的力量，使他终于跨越了同时期的新文化代表人物。
1926年鲁迅在《莽原》上以“旧事重提”为总题发表回忆性散文10篇，1927年结集出版时更名为《朝花夕拾》。整部作品侧重继承传统散文写人记事的长处，舒展通脱，以流畅清新取胜。作者所剪辑的青少年生活片断，是民俗的再现，是人情的重温，是童真的呼唤，是友情的讴歌，写来墨淡情长，言近旨远，抒情与讽刺熔于一炉，特具朴茂真切之美。拿来同散文诗《野草》比照参读，足见鲁迅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培育，其用力之厚，开拓之广，是多么令人赞叹。
鲁迅的影响是深远的。30年代后期就出现过“鲁迅风”的杂文流派。不少的国际友人都引鲁迅为同道。有的学者指出：“鲁迅作为民族精神的首席代表和中国文化的第一伟人，他身上最耀眼的特点，恐怕就在于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中国，把握中国文化的底细了。”“要理解中国就必须读鲁迅的书，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如此。”这话讲得并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