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革命从一开始大多是试探性的吵吵闹闹，往往难以经过时间的考验而归于沉寂。在这个国家，各种革命的先决条件似乎都很难培养起来，人们也没有很高的觉悟去挣脱一切古老的桎梏。经历许多挫折之后，人们才树立起对革命的信任，奋力爆发一个民族压抑数十年的愤懑，伸出双手迎接世界。
在血泪中“烘焙”思想
浏阳河，九曲回肠，几十里水路直到淡雅清丽的湘江。乘一叶小舟畅游，只见田野山林，河谷幽涧，重峦叠嶂，飞瀑珠帘，河水碧透……行至下游，两岸翠屏，风光旖旎，田野草香，水美鱼肥。如果用王勃的《滕王阁序》来形容湘江两岸及其支流所经的地域，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湘江成就了太多的文人——屈原、贾谊、范仲淹，也成就了一位在民族危急时刻舍生取义的书生谭嗣同，他的家乡就在浏阳。说到谭嗣同，就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这场变法成就了谭嗣同，也成就了中国一代仁人志士。
1895年春天，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发榜。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应试的举人惊闻清政府割让台湾及辽东给日本，赔款两万万两的条款，一时群情激奋，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5月2日，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名市民聚集在都察院请求代奏。他们要呈交的这份奏折有一万八千言，是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一夜间写成的，由弟子梁启超抄写。文笔雄健，声气慷慨，一时传诵京师。随即，便有大批的举子纷纷在此奏折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同一天，竟然有十五起“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要求变法图强。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
此前，企图单纯依靠学习西方器物以强国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之后也随之失败，事实证明，学习西方器物技术并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而日本恰恰是中国最大的历史明镜。
甲午战争中，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日本“一战成名”，跻身亚洲强国之列。但是有谁知道，几十年前的日本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国内状况与当时的清王朝是如此的相似，如今，却完全摆脱了被压迫的局面。
19世纪中期的日本处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也和当时的清政府一样实行着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政策，但是这种状态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改变。当日本面临和中国类似的困境时，日本天皇进行了“明治维新”，目的就是使日本强大和西方化。这次改革涉及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科技等各个层面，日本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截止到1890年，日本已拥有现代的海陆军和支撑它迅速发展的工业基础。日本在明治维新的《五条誓文》中，明确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和器物层面的改革齐头并进。它跟中国的洋务运动丝毫不敢涉猎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相比，实在是大大的进步。
此时的中国也亟待一场将整个国家颠覆的改革。1895年下半年，福建侯官人严复发表了《救亡决论》，
喊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的口号。英雄所见略同，康有为等人在“公
车上书”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全面进行变法，以解除
危机。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康有
为看到中国的处境十分危险，建议皇帝当机立断，发愤维新，但朝中有人阻挡。第二年夏初，一直阻挠变法的恭亲王奕病死，康有为立即草拟了《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建议光绪帝明定国是，立即变法。倾向变法图强的光绪帝欣然接受建议，于6月11日颁布了“定国是诏”，开始实行变法。变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比洋务运动对清王朝的冲击明显严重百倍。
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将要触及旧制度的时候，作为封建专制政体的代表——慈禧，自然要跳出来维护自己封建统治的命根子即君主专制。在近代史上，由君主专制转为君主立宪，这是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日本明治维新是成功的一例，也是中国维新志士追求的目标。但这种制度等于颠覆了清王朝的统治，必然受到顽固势力的打压。最终，这次变法在清王朝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慈禧的阻挠下失败，从头到尾只有百天而已。维新人唯独谭嗣同断然拒绝了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虽然牺牲了，但维新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
“周虽旧帮，其命维新”，“维新”一词出于《诗经》。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维新变法，都是在旧制度上革新制度，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是中国的翻版，因此它们在危难中改革的机遇也相同。可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与中国的光绪皇帝在权力掌握上是不相同的。二者虽然都没有统治实权，但日本的实权控制者是德川幕府，乃国家的将军，对于明治天皇来说是臣子；而中国清王朝的权力中心是慈禧太后，光绪帝只是个傀儡。谁的权力容易被夺？当然是德川幕府。再者，日本倒法分子是九州西部有军事实力的藩士，距离京师远，还因为长期跟外国人做生意而思想开化，对于国家制度的变更更有决心。但中国的维新人士多为知识分子，虽然有一些人也是地方的将军，可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君臣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谨小慎微。只要王朝稍稍有一点风吹草动，这些地方拥有军权的缙绅，就会立刻跟着最主要的执政者走封建老路。由此不难理解全国只有一个省在支持维新变法这一现象了。
日本的明治维新让其走上了小国霸业之路，它就像曾经的德国一样，在来自外部的侵略和内部的封建纷争双重打击下寻求富强。但是，中国文人的努力最终夭折，它的思想启蒙性似乎远远大于对国家制度的影响。不过，中国维新变法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它提倡了一种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这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以后辛亥革命的兴起倒是起了些作用。
思想总是先一步走在一切制度改革之前。千年江水培养了千年的文人，文人用血和泪烘焙出一个比一个更务实可行的思想。虽然他们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对于社会的不断拷问犹在我们耳边，督促着人们前行。
熄灭了大火，火苗依在
天津的大沽炮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宏伟，形状倒像是长城上排列的箭槽口一般，每个豁口放一座黑色的大炮，朴实无华。其实，一百多年前这里宏伟壮观，但经过沧桑巨变，现保存较好的只是“威”字南炮台和“海”字老炮台
两座遗址，其他炮台已荡然无存。饱经风霜的大沽炮台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无数个黑暗日夜。在中国人的浴血奋战下，它才得以保全“性命”。1900年深秋，一纸《辛丑条约》硬生生地拔去了这个忠实的“守护者”。
1900年春天，紫禁城的上空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一直在颐和园静心休养的慈禧也变得寝食难安起来。此时的北京城内出现了义和团活动的身影，“凡遇教堂则遍地招贴，谓三月天津大沽炮台杪当与教堂为难”，号召杀尽洋鬼子。随着甲午之败，列强加大了瓜分中国的力度，德国以山东为势力范围，英国占据长江流域，法国盘踞两广和云南，俄国则霸占东北，日本更是贪心炽烈，将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还对中国内陆虎视眈眈……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义和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益蓬勃发展起来的。慈禧本打算镇压义和团，但又没有信心，还怕开罪外国人，于是用和平解散义和团的办法来控制局势。慈禧的这种策略使得清政府各地官员相继停止了对义和团的镇压行动，京郊各地义和团遂乘机进入北京。义和团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活动。
1900年4月6日，各国公使发布照会，要求清政府“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自行出兵剿灭。为了耀武扬威，军舰也陆续向大沽口集结。5月28日晚，各国公使开会一致决定联合出兵，随后几天的时间里，英、日、俄、美、德、法、意、奥八国军队开进了北京。此时的清政府却突然沉寂，打算让义和团与侵略者两败俱伤。
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无论是清朝的爱国官兵还是义和团的民众，他们都在为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与敌人奋战。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承认：“无论欧、美、日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1/4.”他由此得出结论——“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不过，纵使有前线爱国民众的奋勇抵抗，但是在八国联军的强大攻势前，清政府彻底屈服。慈禧太后下令“痛剿义和团”，以此向侵略者“献礼”。当义和团的爱国民众倒在一片血泊中的时候，北京城就成了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兽性发泄地，北京街头尸积如山。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地，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啃食。”八国联军将皇宫和颐和园珍藏多年的宝物抢劫殆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联军司令瓦德西供认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对于八国联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慈禧太后却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余国之欢心。”并保证不许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随后，清政府同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割地拆炮台。
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数中国民众牺牲在了大沽炮台之下，整个炮台由人民的血肉堆积而成，它也是北京城的门户型建筑。而一纸条约，将见证一切屈辱历程的炮台从历史中抹去。与其把《辛丑条约》看成是近代中国耻辱的顶峰，不如将其视为晚清政府对民众爱国情感的无情摧残。诸如“义和团”此类底层人民燃烧的烈火没能燎原，又一次倒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
统治全世界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在19世纪末基本步入尾声，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显示了其优势。晚清政府奄奄一息，中国的农民、知识分子尽管受挫甚重，但还在寻找离光明最短的道路，并离光明越来越近。
美丽的意外，革命的枪声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的人民还沉浸在梦乡之中，爆炸声将人们惊醒。这爆炸声不是起义的前兆，而是个美丽的意外。原来是武昌革命党人在制作弹药时不慎引爆了装置。这一爆炸，使还没有准备好的革命党人立刻暴露了位置，只好提前起义，不料竟然非常顺利地攻进了湖广总督府。一夜之间，武汉易主，革命党人占据了此地。由于这一年是辛亥年，人们便把此次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早在1894年春，孙中山便北上天津，投书李鸿章，希望能够“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但是他这种温和的改良却被李鸿章拒绝了，由此他毅然放弃和平改革的幻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发起成立了兴中会。在为兴中会起草的章程中他明确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便把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口号——“振兴中华”提了出来。
戊戌变法失败后，如何救亡的问题就成了所有爱国人士最紧迫的问题，梁启超提出了新民思想，即“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主张”，认为当务之急是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让进取、坚毅、尚武之理想国民即“新民”成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生力军。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希望“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葬，组成一大民族”。
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则在论著中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造成“民尽财亡”的根源，也抨击了清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无耻卖国的罪恶行径，进而指出中华奋起的途径就是“革命”，以革命去旧俗，以革命赢得中国之独立，并且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民权思想，高喊出“中华共和万岁”的口号。
当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并有不少革命团体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
单就民族思想而言，孙中山并不是单纯地驱逐满洲人，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实际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逐渐融合了梁启超等人改良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平等思想，接受了“合族”的主张和“中华民族”的概念。他的民族主义诉求迎合了全民心态，这也是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要原因。
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尚明轩先生指出：“三民主义就是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提出的革命主张，这三个问题是民族独立的问题、政治民主共和的问题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进步的问题……这个主张不仅提出了中国往何处去，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甚至第一次提出，中国应该推翻封建王朝，走民主共和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三民主义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武装了人民的思想，成为当时革命党人共同的战斗口号，成为当时能够包含所有的抗击封建王朝力量的鲜明旗帜。这改变了当时革命的现状和进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一方面积极批判改良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发动一系列的反清武装起义。从1907年5月发起潮州黄冈起义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四年间，孙中山共领导了大大小小的十次起义，但先后都以失败告终。革命先烈以血肉铺就了革命的道路。这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4月27日下午4时，由120多位热血青年组成的敢死队在黄兴的领导下，突然向两广总督发起攻击，用昔日握笔杆的手操起了枪支和弹药，其奋勇当先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于久经沙场的勇士，打得守卫总督衙门的清军节节败退。主帅黄兴右手失两指，血满衣襟，仍继续战斗。但因此后起义队伍遭遇大批清军援兵，寡不敌众，败下阵来。此次起义共牺牲同盟会成员100多名，其中72具烈士的遗骨被葬于广州东郊的黄花岗。孙中山曾悲痛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但是它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革命党人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使清朝统治者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同时，它又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志士，有力地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1911年10月12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在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内地18个省已有14个省举旗独立。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也带动了广大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清王朝的统治四面楚歌，濒临瓦解。同年年底，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的出现。列宁对此曾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还盛赞辛亥革命是“亚洲的觉醒”。
在南京建立的临时政府，颁布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法令，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场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彻底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但是这场革命并非没有缺陷，它没有使中国摆脱各种不平等条约，条约加诸在中国人身上的耻辱依然存在，它也没有把土地重新还给普通百姓。如此说来，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性质仍然存在，这也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埋下伏笔。最后，辛亥革命的成果毁于西方殖民帝国的走狗袁世凯手中。
但是，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帝王制度。无论是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角度来看，还是从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包括辛亥志士的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理想，包括他们为此作出的努力和尝试，当然还包括一系列深刻的教训。尽管共和体制的国家并未落实，中国的内忧外患依然重重，但却没有亡国或分崩离析，这与辛亥革命提出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一思想将民族的界限淡化，而将国家的观念强化于人们的内心，各个民族都为了反抗殖民者侵略而团结起来。这一思想也间接导致中国在以后的革命中，常采用“统一战线式”的合作来抵抗外敌入侵。
向凡尔赛宫说“再见”，向圣彼得堡说“你好”
凡尔赛宫原是一个小村落，1624年，路易十三在凡尔赛树林中建造了这座狩猎宫。1661年，路易十四突发奇想，聘用了著名建筑师勒·沃·哈尔都安和勒·诺特尔，将这里精心设计成豪华的王宫。整座凡尔赛宫殿气势磅礴，布局严密、协调。宫顶建筑摒弃了巴洛克的圆顶和法国传统的尖顶建筑风格，采用了平顶形式，显得端正而雄浑。这样一座彰显皇权的宫殿从被人们重视到痛恨，从痛恨到重新审视，最后，在19世纪下半叶，凡尔赛宫成了全世界瞩目的政治中心。雄伟的凡尔赛宫承载了法国辉煌的历史，在那里，却也留下了中国人的无尽遗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曾组织了20万劳工去欧洲西线帮助协约国。所以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到法国巴黎参加和会，这场会议就在凡尔赛宫举行。但是，中国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夺回被德国侵占的殖民地，反而遭遇与战败国一样惨痛的宰割。会议决定，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占的中国山东的权益不予归还。1919年5月3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时，整个北京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所在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官吏的阻挠涌向天安门集会，他们挥舞着“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旗帜，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要求惩办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学生们向各国使馆区所在的东交民巷进发，在遭到外国巡捕蛮横的阻拦之后，便来到曹汝霖宅邸，一把火烧了这里，还把亲日派的章宗祥逮住暴打了一顿。北洋军阀的大批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代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但深层的根源还是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积弱积贫”。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掌控着清政府主要军权的袁世凯很快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他策划刺杀了同盟会的重要领袖宋教仁，继而在1915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帝制。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刚刚上演，就很快淹没于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各军阀派别分别拉拢了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他们。20世纪20年代的一位美国外交官马克穆利评价说：“在目前，中国这种狗咬狗的争斗中，我们并不偏爱谁，对我们来说，他们都一样……”言外之意就是只要谁能带给他们利益，他们就支持谁。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一次次地在南方发动革命，以推翻北洋军阀，但均以失败告终。迷茫中的中国人纷纷尝试着各种救国方略，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但都没有取得显著成效。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在杂志的创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历数中国社会的黑暗，号召青年人勇于解放思想，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他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高举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倡导者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民主制度，国人在“共和政体之下”，却依然“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因此，他们大力宣传民主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专制。他们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国民政治，不能寄希望于“良善政府”的恩赐，而要依靠大多数国民的政治自觉，积极参加社会的政治生活，“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否认一切政治上、宗教上、历史上的盲目信仰和一些传统束缚。同时，以“文学革命”的方式，试图以笔墨在意识形态上改变人们的思想。一大批五四文化先驱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都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其中鲁迅的反封建思想最为深刻与彻底。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反封建礼教行为，实质上是对封建思想大本营的一次有力的冲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柯伟林认为：“在1910年到1920年民主共和的有名无实，许多知识分子认为‘问题症结在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导致了中国的软弱……’这个论点很有趣，它影响深远，中国文化这种世界历史上最悠久，也最成功的文化之一，忽然之间成了最严重的问题。这些西化的知识分子开始攻击儒学……并坚持中国要向西方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化运动的现代化思想是五四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深刻的自省，是参照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一次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审视与梳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换血，从而达到重塑民族血脉的目的。它在人们的思想中蠢蠢欲动，警醒了太多的青年，让他们不再拘束于传统的囹圄当中，为大脑吸收外来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
就在青年们寻求国家出路的时候，来自西北数千公里外的革命呼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圣彼得堡的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今的冬宫，是二战后重建的。它像俄罗斯人一样，充满了严谨的味道，内部设计和装饰风格严格统一。冬宫四周有两排柱廊，雄伟壮观，它与法国凡尔赛宫一样摒弃了巴洛克建筑风格。其完整性与华丽程度都令人叹为观止。这里不像凡尔赛宫给中国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反而给予了无限的信心。列宁在这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从这里，将马克思主义带给了全世界。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中国上海《民国日报》就在要闻专栏里，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也为全世界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殖民国家的崛起道路。中国人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也许可以把俄国当做一个榜样，寻找革命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