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没有赶上父亲出殡，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瑟缩在腊月的飘着飞雪的大漠小屋里，我头脑嗡嗡嘤嘤鸣响着，满眼泪水。我用拇指在手机上摁出了内心最悲戚的文字，传向四千公里外已回到父亲身边的妻子和女儿。那篇追念文字是由女儿代我陈述的，她哽咽的声音通过冥冥天穹又传回我耳边。那是我的心音，也传导了我的悲哀、绝望以及天崩地裂般的凄凉。
如今，站在没有父亲身影的家里，我觉得一切都变得虚假和惶悚。呆立着，我恍惚又觉得，父亲似乎还在，他肯定就蹒跚在为我买早餐的路上——那是一种被称为“果子”的油饼；或者他就蹲守在楼下炉灶旁煮稀饭，用手轻轻搅着饭勺；或者他正用火钳往炉膛里添加蜂窝煤，炉膛里升腾着暗红的火焰。
这种意象纠缠着我，啃噬着我的灵魂，使我无法安宁。母亲一边哭泣一边叙说着父亲临终的细节，我感觉那就像一部遥远的天书，冥冥地挂在萧索的天上，闪着冷寂的光，不能亲近，不能交流。
二
坐在老旧沙发上，我翻出了父亲遗存的照片——那些被称为遗像的东西。它们被父亲用报纸包裹在一个隐秘的空间里。它们是一叠伴随我出生、学步、启蒙的照片，它们隐匿着我五十年的幸福与欢悦，也隐匿着我肉体生长与灵魂洗练的微妙过程。由于年代久远，它们斑驳而黄旧。我熟识它们的一切。只需轻轻一弹，它们就会还原那些曾经的色彩，漂溢出那些缱绻的亲和之音。小时候，我经常盯着照片遐想，企图发现藏匿在影像背后的清新与私密。
最早的一张已十分黄旧，背后标有“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字样，是三寸黑白照，也是拍摄于照相馆的正规照片。站在照片里的青年军人眉清目秀，肤色细润，脸颊泛着柔和的肉质光泽，自信，青春。我想，它可能是用当年的修相技术在底片上加工后洗印的，不然不会那么清晰那么层次递渐，反差适中。青年军人身着老式棉军服，侧身而立，双腿呈微叉状，显示着男子汉的威严与顶天立地。军人最英武的一面被摄影师表现得淋漓尽致——那老式棉帽上的“八一”五星和左前胸“中国人民解放军”标牌，都炫示着那个年代边防军人的潜在自豪。我想，也可能它是一幅临时而为的照片，因为青年军人穿的是一身旧军装，那肥大宽松的棉衣上，有无数横竖交织的褶皱，并且极深，尤其那膝关节拐弯处，更是交错纵横，如若没有脚上锃亮的黑皮鞋映衬，就无法辨认出是一位军人，倒像个地道的农民。是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解放军大多都来源于农民，他们都是从烟雾弥漫的战场的尸体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军人。他们用拿锄把的手掀翻了蒋家王朝的病体。
照片上的军人不是我父亲，他应该是父亲的亲密战友。我想。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是他与父亲分别的日子。他转业了，退伍了，复员了，也可能调走了，总之，他留下这张三寸全身相。他把他自认为生命中最得意的形象留给了父亲，希望父亲铭记他。
父亲显然做到了。除了日期，父亲还用钢笔留下“摄于伊犁惠远古城”的字迹。这是父亲刻意记下的，它潜伏着深邃又多重的意味。惠远，那是一个在大清王朝乾隆年间就设置有军队的边陲重镇。父亲在那个叫惠远的地方镇守边关十六年之久。清朝时，惠远曾经是著名的西域首府，设有正一品高官——伊犁将军。它一七六三年兴建于伊犁河北岸，是乾隆亲赐的地名，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林则徐和左宗棠就曾被“惠及”到这里。我小时候看赵丹演的电影《林则徐》，电影结尾时林则徐凛然地走向西方。父亲说，林则徐就到我们惠远来了。我惊讶地问，林则徐住哪栋房子。父亲说，在东街。我就偷偷去找过几次，试图找到有关林则徐的只鳞片爪。我很徒劳。父亲在苍凉邈远的惠远十六年当中，从机枪手、炮兵班长、排长、连长一直干到营长，直至一九六五年离开。我清晰地铭记着那些依旧灵动的岁月，它像天幕一样印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
这个站立的惠远军人，我并不认识。一九五二年还没有我。我设想着他与父亲一同站岗的细节。父亲那时已经是排长了，不过父亲扛机枪摆弄子弹的经验却来自这个清秀的老战士，他曾教给父亲一些动枪的细节。在惠远某个天寒地冻的早晨，他们出操了，老战士说，戴上手套，不然钢壳就会粘掉手指的肉皮。老战士说得很随意，却充满真情。我想，这个老战士也许姓章，也许姓欧阳，也许姓郗。总之他成了一个谜。从黄旧的相纸与褪了色的笔迹分析，他与父亲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也许就是他救过父亲的命。父亲曾说，解放兰州战役中，在祁连山的某个断崖上，他的腿曾被子弹打过两个窟窿，是一个姓郗的战友背他下的山。也许他就是那个姓郗的老战士。
三
父亲也有一张那个年代的青年免冠照。二十郎当岁的父亲样子挺可爱，阳光，帅气，浓黑的头发像焗过油一般。当然，那时父亲不可能焗油。——父亲的头发在他七十六岁时仍然是全黑的，这让我很蹊跷。我在四十二岁那年鬓角就开始变白，我非常窝火，我不知道我的头发为什么没有随父亲。父亲的浓眉呈大刀状，眼窝有些微微凹陷，刚毅，智慧，英俊。我小时候看父亲这张照片，脑海里总会冒出一个“英俊”概念——父亲多英俊啊，我会这样自言自语。那时我八九岁，知道一个叫王杰的解放军战士、一个叫刘英俊的解放军战士和一个叫门合的解放军教导员。部队大院的孩子知道最多的当然是部队的事。王杰身扑炸药包救民兵牺牲了，刘英俊拦惊马救孩子被炮车压住牺牲了，门合为保护群众也扑到炸药包上牺牲了。我被他们的事迹撼动着，也时刻想为人民献身。我这点高远又傻气的想法，隐藏在心底许多年。我认为刘英俊的形象洒脱英俊，他的名字和他英俊的外表很吻合。而王杰就没有那么英俊，虽然他也是英雄和榜样。我没见过门合的照片，不好评价。——这又是我一个无知孩童不洁的想法和低级审美观。但我觉得父亲很英俊，他一点不比刘英俊差。父亲只要站在一群军人中间，我总能第一眼认出他，他不仅高大魁伟勇武，而且英俊。那时我经常会长时间地看父亲的照片。父亲在集体合影里，炫亮，夺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韵和气度。
写有“一九六三年八月”落款的照片也是父亲的笔记。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他的所有文化都是十八岁参军后在部队学的。那时父亲在野战军第六纵队的第一线，参加了西府陇东战役，后来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参加了扶郿战役，歼灭了胡宗南部，又攻打了兰州。父亲常说，部队是个大火炉，是熔炼人的地方。那一年，父亲的军衔是大尉。——看到照片，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当年的样子。那是一帧七人照。父亲在前排坐着，表情定格在抿嘴即将大笑的一瞬间。那个瞬间定格了父亲许多内涵。英俊、硬朗、活力、健康、磊落。夏日正午的树荫下，一位军报记者在采访父亲的模范连，父亲作为一名炮兵连长，带队伍很有一套。记者认为还需要一张连队首长的集体照。这个七人照片上，另有两人与父亲的表情一模一样，也定格在同样的抿嘴表情上。我猜想，他们和父亲一样，是被军报记者逗乐了，但并没有笑出声来。他们也同样充满阳光，充满爽朗。他们俩军衔分别是上尉和中尉。当年我甚至能叫出他们的姓名，但现在一点想不起来了。照片上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七人中有五人的军帽色泽已褪成了白色。那是伊犁盆地夏日酷暑暴晒的结果。父亲的军帽当然是最白的那一顶。因为父亲常年带战士在野外训练，摸爬滚打，上哨卡，种地，甚至长途拉练。那时父亲常常不由自主地哼一支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歌曲。父亲认为毒烈的太阳只能烤白鹅黄的军装，却烤不白他健壮而透红的皮肤。白色军帽意味着父亲是一位勇武且吃苦在前的模范连长。
四
“分别留念”的照片最多最抢眼。它们一张张叠加着，被留存在了纸包深处。其实照片定格的那一瞬间，可能就阐释了照片上的主人公将永远不会再见面的现实。那是一份痛苦永别的留念。他们都是父亲的战友或士兵。他们来了，他们又走了，只留下了身影，只留下了回忆。他们是陕西人，山东人，甘肃人，河南人……他们或许是从最贫瘠的黄土坡梁走来；或许是从沂蒙山区的沟壑走来；或许是从华北平原的小村庄走来……他们服役，扛枪打仗，也学文化学做人，并且成长了。但他们又该走了。他们就是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践行者。
一九六五年的照片居多。这一年父亲调出原来的部队，被安排去组建一个新的炮兵单位。今天我无法揣测父亲当年的心态——新的环境将如何面对，又如何适应？但父亲服从了组织，只身一人调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兵营。于是，战友们就纷纷给他送照片。他们是一起摸爬滚打过多年的战友。
照片背面的文字都十分简练。主题直奔主人心境，虽然字体字迹各不相同，但真挚，怀旧，温馨。——“送给老首长赵副营长留念”，“送给敬爱的首长分别留念”，“送给亲爱的副营长留念”……落款分别是“你的战友陈恢白”、“你的战友黄锡安”、“战友王应栋”、“战友闫明义”、“战友康炳南”……
留念，留念，分别留念。留念就是留下念想。这个念想可能今生今世就只是念想了。从此天各一方，再不相见。以当年的交通条件，父亲的新兵营距离老兵营一千多公里，分别几乎就是永别。军旅生涯就这样冷酷，你必须在变幻和不确定中适应这种人生的变数。父亲说，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强，请首长放心。看着照片，我恍惚又听到了父亲极富磁性的声音。父亲的嗓音洪亮、清脆、磁性。我认为我的长相不像父亲，但我的嗓音却酷似父亲。这是我最骄傲和自恋的资本。很多次打电话，总有女士对我说，你的嗓音很磁性，很有男人魅力。有一位美女作家曾对我说，你的声音太男性了，我很想见见你什么样。然而，当我们真的见面后，她却没有提此事，好像早就忘在脑后了。我挺失望。不过，我为遗传了父亲的这个特点而庆幸。
父亲的声音会传导得很远。我曾多次在数百米之外就分辨出父亲的咳嗽声。我对母亲说，爸爸今天要回家。母亲愕然地看着我，以为我在说胡话。果然，十分钟后，父亲就进门了，带回一股热气腾腾的暖意。那时父亲通常住连队，很少回家。他每晚要查房，查岗，甚至给战士掖被角，盖大衣。虽然我家也在营区内，但父亲最多两周回一次家，而且夜里很晚很晚才回来。那时没有双休日，也没有长假。自我记事起，父亲就很少在家吃饭，一日三餐都在连队。
五
一九六八年是奇特的一年。这一年父亲经历了两件大事。那同样是两张极有分量的集体照。父亲后来常常会端着小酒杯回味那一年的往事。父亲啧啧地喝着酒，利落地夹菜，利落地把菜送到嘴里，然后就有很响亮的抽筷子尾声，让人觉得他的饭很香。我曾许多次屏息静气观察父亲的这个举动，企图效仿一下，但总也没有那种愉快的尾声。父亲即便是吃最家常的萝卜白菜，也会如此这般地让人羡慕。
第一件事是父亲见到了******。那一年我十岁，我清晰地记得父亲回家的兴奋与欢悦。父亲说着在北京的感受，如一个孩童。父亲说，毛主席魁伟高大，精神抖擞，脸上很有神采。父亲还说，****就没有那样的气度，不过他打仗还行。父亲说这话时就吃着土豆丝，味道很香的样子。我们——母亲、我、大弟、小弟就很崇拜地盯着父亲的嘴。那一年，“****”进入了白热化程度，也是最波澜壮阔和汹涌澎湃的一年。****别有用心地推崇着“万寿无疆”的把戏，形成了一种山呼海啸的气势和模式。我在纪录片上经常看到那种沸腾场面。我激动万分。后来父亲又数次给母亲和我复述过在北京的细节，也多次重复过一句话：主席真是一个伟大的人。我知道，父亲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父亲从来不表扬人，包括对上级首长，也不阿谀奉承。那一年父亲是作为部队团以上干部代表进京接受******接见的。从北京回来后，全师受接见代表在乌鲁木齐“八楼”合影留念。“****”期间，“八楼”是新疆第一高楼，也曾经有许多年，它一直占据着新疆楼房的最高点。那是一幢庄重威严又令人敬仰之楼。歌手刀郎后来唱过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叫《二○○二年的第一场雪》，里面提到了“八楼”，如今它叫昆仑宾馆。虽然，如今它早已被林立的高楼所湮没，但威严依旧。后来，我几乎年年来这里开会，我不叫它昆仑宾馆，仍然习惯叫它八楼。
父亲站在第三排靠右的位置上。在百名军官队伍里，父亲很醒目，很英武。我一眼就能找到他的身影，也一眼就能看懂他的内心世界。虽然照片上也有许多我熟知的军官，他们大多是我同学的父亲，但我总觉得只有父亲光鲜，俊朗，骁勇。草绿的军装笔挺着，帽徽闪着熠熠的亮光，它们衬托出的是父亲独特而别有一番滋味的风韵。父亲头顶是一幅抢眼的横幅，写着黑体白色美术字——“最最幸福的时刻，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1968年8月11日16时”——多年后，我偶然翻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典》一书，“****”军史大事记一章里说：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在北京接见了解放军六地区陆海空三军******思想干部学习班全体人员。大典上还说，这一年，******分别接见过三次军队干部，总人数超过五万。我想，******这一年太辛苦，日理万机不说，还三次接见几万干部。我十分羡慕和敬仰每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热泪盈眶的人。父亲见到了毛主席，就像我也见到了一样，十岁的我感觉很得意很幸福很骄傲。毛主席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我为有这样一个光荣的父亲热血沸腾了很久。
父亲从北京带回了我终生难忘的两个记忆。一是北京特产“茯苓夹饼”，二是北京故宫紫禁城。茯苓夹饼是一种薄纸一样的食品，中间夹有一种深褐色夹心的甜软食物，很特异，很好吃。那是一种可食的“纸”。我品尝它奇怪的“外衣”，也记住了它的奇妙的名字。长大后我只要到北京，就会购买这种可清火、可明目的食品。二○○六年冬天，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会后抽两天时间回河北看望父亲，还专门买了几盒茯苓夹饼。
我说：爸，我们第一次见到它，就是您一九六八年带回新疆的。父亲笑着说，是啊，三十八年过去喽，现在我传给你啦。我说：您曾经说，这物件能通气，活血，理气，是好东西。父亲说，是吗？我真的说过吗？我说，是，不过现在包装好看了，可味道不如从前好吃了。父亲拿了一片茯苓夹饼，品吃了一会儿，才说，对，好像味道不如从前了。
听父亲说故宫，对于我这个视野仅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圹之地的孩子来说，简直就像听天书。父亲一边吃着苞谷面发糕，一边对母亲和我说，故宫里很大，一天也走不完，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有乾清宫、坤宁宫、储秀宫，是过去皇室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我无知而惊讶地问父亲，什么是妃子？父亲停顿了一下，说，就是皇帝的小老婆。我似懂非懂，老婆就是老婆，难道还有大小之分吗？不过我没有打断父亲对故宫的描述，我只是在自己心中营造了一个奢华皇宫里烟雨缥缈的故事。我想，这辈子我也要去故宫看看，看了我就知道是多大的房子，需要一天还走不完？也就知道什么是小老婆了。父亲还告诉我们一个细节——故宫是从天安门城楼的大门进入的，这令我感到惊奇无比。——天安门不是毛主席接见人民群众的地方吗？怎么是古代皇帝的宫门呢？天安门这个辉煌而崇高的地方，是祖国心脏中的心脏，如一片虹霓，高高悬挂在我的心头。毛主席就站在城楼上挥手指方向。可我没想到，它居然是过去昏庸腐败帝王的家门。我悲哀了很久。——这就是我这个洪荒、封闭年代孩子的可悲之处。这个可悲的疑问曾经潜伏我心底许多年，如同一个死结。
一九六八年，父亲的另一件大事，也是让我自豪一生的大事，这一大事载入了父亲荣誉史册的经历，也是父亲令我仰慕和折服的另一个精神亮点。这一年父亲受命到一个叫精河的天山北坡农牧业县“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父亲“军管”了精河。父亲准确的职务是精河县革委会主任。那一年父亲三十八岁。现在想来，他太年轻了，也太稚嫩了。我妻子说，她记忆中电影电视剧里的革委会主任都是那种很坏很狡诈的人。我说，那是他们瞎胡扯，那时还有很多忍辱负重的好干部。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县长。那照片是一张九人集体照，是当年革委会班子成员的集体照。
隆冬时节，父亲与其他革委会成员身穿五花八门的皮大衣、棉衣，头戴棉帽子，也分别是那种栽绒的、狗皮的、羊毛的。只有父亲一人是戴领章帽徽的军人。父亲身穿棉军服，整洁，威武，从容，洒脱。我以为父亲真正洒脱的标志就是棉军帽。那是一种羊皮制作的棕色皮帽，羊绒蜷曲着，呈现出温暖柔顺的样子，很像一个保暖的小火炉。这种棉军帽，我曾经戴过多年。我们野战部队军人子弟在小学时就开始享用这种特殊用品了。那时天山北坡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院里的孩子们都会使用父亲们积压节省下来的棉军帽、棉手套和大头鞋。那时这种福利也是我们唯一可以享用的优厚待遇。年年冬天，我们数十个孩子们就穿戴着它们，玩打仗，打尜尜，滑冰，或者去红柳梭梭林里打柴火，套野兔。那时野战部队的物品是地方老百姓最羡慕的高档奢侈品。我曾经偷偷用一双军用皮手套换过一个爬犁和一只野兔。我始终未敢把实情真相告诉父母，那也是我迄今为止犯过的最大错误。爬犁和野兔都拿回家了。我和两个弟弟坐爬犁在雪野上奔跑撒欢，然后就吃母亲做的野兔肉，那野兔肉与鸡肉同煮，味道十分鲜美。至今我仍然能回味起当年我饕餮野兔肉的情景。
那时，北疆冬天的积雪很厚，雪没膝盖是常有的事。用爬犁滑雪就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父亲的大皮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显得很松垮，动不动就遮挡住双眼的视线，我于是就有一个上推帽子的习惯动作。那动作后来多年不改，戴单帽子也会不由自主地做。不过，我没有不适的感觉，我觉得我的棉帽子很合适。那时小孩们还会互相攀比帽子质量的好坏，说谁的羊绒顺溜，光滑，谁的羊绒龌龊，肮脏。滑雪滑热了，我们就摘下棉帽子，于是就有一股热腾腾的水汽氤氲地在我们头顶升起，如一个烟囱，白晃晃的阳光射洒在水汽上，如一条升腾的雾霭在头顶漂移，很是艳美。
那个冬天，父亲就一直在那个叫精河的县城忙碌着，春节也没有回家。虽然我家距离父亲的县城仅仅一百多公里，但父亲就像进入了痴迷状态一般，忙碌着，总是说在组织“两派”群众大联合；总是说在访贫问苦；总是说在安排知青到村里插队落户；总是说在修一条叫南干渠的引水大渠。
寒冷的十二月八日，精河县城广场聚集了数万群众，父亲的忙碌有了成效。精河县开始欢庆“两派”群众实现大联合——“革委会”正式成立了。父亲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那时，“革委会”均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而成。它取代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县委和县人委的职权——那是由“****”的“****”走向好转的重要一天。现在看来，它可能还藏匿着诸多的瑕疵和可悲可叹之处，但它却带有那个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光点。父亲夜以继日工作的回报是——头发莫名地脱落。当我在十个月之后见到父亲时，他的头顶居然秃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父亲。一缕缕头发在清晨的枕边呈现窝巢状，如废弃的鸟巢。父亲爽朗地说笑着，就用手捋梳着头发说，哈哈，这一年掉的头发胜过过去十年的总和。父亲后来就不笑了，一边嚼着苞谷面发糕，一边深有感触地说：农村苦啊，老百姓苦啊，有的老百姓家里所有物品也就值五块钱，甚至还不到五块。父亲说着，表情就有些酸楚，让我感到那酸楚既无奈又力不从心。那酸楚也引出我的眼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着转。我默默组构着那个老百姓家里的样子，很恐惧。我想，新社会了，五星红旗下，怎么还会有生活这样贫困苦难的老乡呢？父亲那酸楚无奈的神情让我铭记了四十年。我知道，我肯定还会再铭记下去，直到我的肉体消亡。
照片上，身穿棉军装的父亲有些雄心勃勃。他是革委会集体中个头最高最魁梧的一个。紧挨父亲站立的是一位少数民族同胞，方脸，高颧骨，黝黑，粗壮。另一个年轻人，在灰黑色照片中脸部显得过于白净，并且消瘦，与实际年龄很不匹配。还有一个中年妇女，略显土气，但敦实，质朴。
六
犹豫了很久，我终于下决心将照片装进了我的背包。我看了一下母亲。母亲没有反对，母亲似乎希望我拿走更多的照片回新疆。
辗转数载之后，我奇迹般在精河县找到了一位当年与父亲共过事的干部，他已经是一位耄耋老者。观察了我很久，他才蠕动着皱纹稠密的嘴唇说，像，还挺像赵主任，只是皮肤比赵主任要白一些。我说，我的肤色随我母亲。
老者指着照片说，你父亲左边站的是蒙古族副主任巴德曼，右边的年轻人是群众组织代表副主任陈清甫，那女的叫邱忠和。我惊讶于这位白发老者的记忆力。他说话时如脱口秀一般，快捷准确地说出了他们的姓名。
老照片没了。它们像一个断带，隔断了以后的岁月。我觉得蹊跷，问母亲，母亲说，后来你爸去黑山头带人施工，到九工区施工，都没有留下照片。那时候，施工也都是保密的，你爸没有……带回一张照片。母亲红肿着双眼，不住地用手擦眼泪，我发现母亲苍老了许多，皱纹也更加浓密了。我知道，这是父亲离世，母亲心力交瘁的结果。我不再问母亲。
父亲转业回河北后的照片就基本是我探亲时拍照的了，那都是些彩照。第一次使用彩色胶片是一九八三年，我用海鸥120双镜头反光相机，在石德铁路线的铁道上为父母拍了两人合影。我很稀罕铁路，那时我所居住的准噶尔戈壁小城还没有铁路。父亲笑呵呵的，很知足的样子，比在新疆时瘦了但很健康。照片现在看来有些灰蒙蒙的，色彩还原得也不够真实。冀中平原的阳光似乎缺少准噶尔戈壁大漠的通透与旷远。因为是彩色的，我没有把它们划归老照片。
只有年轻英武的父亲还长留在我的胸间，定格在那些老旧照片上。仿佛，父亲的肉体依然存活着。在冰凉通透的阳光下，他迈着那种坚定的步履，并且老远就能听到他那响亮而磁性的声音。父亲永远呼吸着那些年轻而清新的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