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果或有顺承、或有交替、或有互动、或有偶变。正因为这样，这便使人们面对多因多果的民生事变，常常难以觅寻到绝对纯而又纯的源与流，也很难找出绝对纯而又纯的因与果。也正因为这样，便有了从不同视角阐发天道人生的“道释伊耶”之教、诸子百家之言。
受到浓郁的回乡风情的强烈吸引，我萌发了试图探求古河州回族源流的想法。当我专注地进入这一课题后，我对因果互动、辩证的观点感受更为深刻。在将近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埋头于那些相关的志史与文论中，仔细地寻觅着古河州回族的源流。繁冗的考据是枯燥的，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更便捷的途径和办法来避开这种枯燥。探寻古河州回族的由来，仍需主要依据于史志资料。那零零星星的史料，虽说不免让人总感觉过于匮乏，但拂去久弥的尘封，完全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源远流长的历史由来。
现今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古称袍罕，自前凉始置河州起，至清末以前，大多时期名为“河州”，民国二年（公元1912年）改称导河县，又以“导河”似与“到祸”音近为由，至民国十八年（公元1928年)改称临夏。河州古为极边之地，文化积淀很少，成志书的时间，与内地一般州府相比较，显得过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河州旧的志书，最早的始于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是由郡人吴祯纂修、知州刘卓增订的四卷本；接下来则是晚于明《河州志》150余年的清康熙年间编纂的《河州志》和晚清民国以后编修的志书。而且，内容涉猎较少，资料亦欠翔实，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好在我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修史编志的国度，散佚在其他史志中有关河州的信息还能找出不少，这便使我们幸运地得到了一些可资利用的资料史迹。
现在，让我们拿出一点耐心，一起来追溯从秦汉至宋金近150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与古河州人口问题有关的重要事件吧：
陇西郡；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先秦军队西渡洮水，灭西羌袍罕侯，置袍罕县。其时，袍罕县治在今临夏县双城一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袍罕县沿设，仍归陇西郡。时因修长城、守边塞，秦人相继进入洮西。
西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廷迁徙关东70余万人于陇西、北地、上郡等地，充实边塞，其时，袍罕属陇西郡，当有数以万计的关东人迁徙进来。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九月，先零、封养、牢姐诸羌合兵10万，通使匈奴，攻令居、安故，进围袍罕。翌年，汉廷征发陇西、天水、安定等郡军士，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进击，袍罕诸羌撤围而去。
西汉宣帝神爵五年（公元前60年），五月，羌若零等斩其大豪杨玉、酋非，降汉；汉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是年，置河关县，属金城郡。河关县在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大河家。
东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八月，汉廷派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率兵三万击迷吾等。耿恭屯袍罕。翌年秋，耿恭击降羌人千余，得牛羊四万余头，勒姐、烧何等13种羌皆降。及至永元十年（公元前98年），汉以谒者王信领高尚营屯袍罕，谒者耿谭领兵屯白石，诸羌多内附。
据此可知，曾在秦时被逐的羌人，汉时有不少又复归内附，而与此同时，关东汉人迁入也为数不少。
率所部700户自阴山越陇坻，屯居袍罕广大坂。吐谷浑的进入，使袍罕县的民族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羌、氐、汉和吐谷浑等诸族并存的格局。之后，前凉、前秦、西秦的相继建立与更替，反映了氐族诸部的兴盛发展，在古河州人口源流中具有重要意义。
前凉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44年），张骏划八郡为河州，自此始得河州之名。前凉永乐二年(公元347年），九月，石虎袭取袍罕，袍罕护军李逵率部7000降赵。黄河以南诸氐、羌附于赵。
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秦王苻坚以毛兴为河州刺史，分领三原等地氐户3000于袍罕。及至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四月，袍罕诸羌厌苦兵事，共杀前秦河州牧毛兴，推卫平为河州刺史。
西秦太初二年（公元389年)，十一月，袍罕羌彭悉念归附西秦，西秦以其为北河州刺史，镇袍罕。
西秦更始三年(公元411年），十一月，西秦攻后秦略阳、永洛，徙民3000户于谭郊。命乞伏审虔率众2万筑谭郊城(谭郊城在今积石山县崔家村）；是年十二月，西羌彭利发袭据袍罕，自称河州牧。
西秦永康元年(公元412年），正月，西秦王乾归与彭利发战于葵谷，击杀彭利发于清水，收羌户13000，以乞伏为河州史，镇袍罕。是年元月，乞伏公府杀乾归；七月，炽磐擒样公府于大夏；八月，乞伏炽磐率军民2300户迁都袍罕。
西秦永康二年（公元413年），七月，西秦击吐谷浑支旁，掳其民5000而归；九月，西秦击吐谷浑别统掘逵，掳23户；十月，掘逵统其部队降于西秦。
西秦永康三年(公元414年），五月，西秦炽磐率步骑2万袭南凉，破乐都，徙民万余户于袍罕。
西秦永康五年（公元416年），四月，西秦击后秦秦州刺史姚艾，徙其民5000余户于袍罕。翌年二月，西秦破吐谷浑，俘5000余户。
西秦永康七年(公元418年），十二月，西秦徙上圭余户于袍罕。翌年九月，西秦匹达破泓川羌；移徙其众3000余户于袍罕。
隋
大业时，袍罕郡有户13157。若以每户5-7人计，当在65000至92000口左右。
唐
天宝时，河州安乡、和政两郡有户10302，口57914。
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将尚野息、尚息东赞率大军渡凤林河桥，攻占河州。吐蕃于河州大夏川设尔道元帅府，以尚塔藏为东道元帅，节制四镇节度。
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夏，唐使大理卿刘之鼎使蕃，返回经河州。吐蕃大相尚绮心儿与尚结赞迎之于大夏川驿馆，集吐蕃东路节度诸将百余人，晓谕唐蕃会盟，要求各部恪盟保境，勿相侵暴。
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历时十年的河、渭嗌末起义部与吐蕃将尚延心一万帐降于唐秦成防卫使李承勋。唐以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使统其众。
随着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吐蕃对河州的攻占，以及此后长达300年的统治、吐蕃人在河州境内的人口也相应地有了增加，其中除了少数统治者官员及家眷外，多数应是在太子山一带驻牧的牧民。而与此同时，原有的羌、氐、吐谷浑诸族，一部分融入吐蕃，继续留住于河州境内；一部分融入党项族后，遂向黄河以北地区发展。
宋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二月，宋将王韶克河州。翌年三月，王韶募汉、蕃弓箭手8086人，屯守河州。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十二月，河州等地置榷场，贸易百货，招募商人市易，以所获助边。宋熙宁时，河州有户1061，口3895；连同王韶招募的屯田汉、蕃弓箭手8086人，总计近12000人宋初的河州，吐蕃人驻牧者占多数，这从明《河州志》所载的已消亡的36种古族名称可以得到证明。但随着王韶对河州的收复，一方面洮河以东的汉民不断迁入洮西从事官屯、民屯；另一方面，黄河以西，包括葱岭东西广大地域的商客及移民，也相继来到河州从事茶马贸易。河州人口数量由此得到迅速恢复。这从1162年金兵进攻河州时所屠杀的人口及强迫从军人数中可见大概。
金
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二月，金兵万余围攻河州不克，退屯白塔寺川。闰二月，金将温特棱攻破州城，驱老弱妇孺数万屠之，数千强壮者隶军。河州遂为金占有。贞佑四年(公元1216年），十月，金升河州为平西军，时有14942户。以每户5-7人计，当在8-10万人左右。
分析以上与河州人口变化有关的重大事件，从中不难看出，在宋、金以前，河州的人口族别构成，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秦代以前，河州属地原为古时称为羌人和西戎的少数民族所居。秦始皇筑长城，西起临洮，今在临洮县境内依然尚存遗迹，说明当时防御西羌西戎成为秦时的一件极重要的国事。
第二，自秦汉始，随着疆域的不断拓展，为固边实塞，汉人多次大量被徙河州，与原来留居的西羌西戎等少数民族杂居。秦始皇时，被徙洮河东西的汉人肯定不少。西汉以后，每遇强边充塞之际，都有人数不等的汉人迁入。汉人迁人河州，以西秦时最为集中，仅在七八年间(公元411一418年），便迁进后秦的略阳、水洛及上郢等地（即今陇中、陇南地区）百姓13000余户，以每户5口计，即有65000余人。这当中尽管难免有逃亡现象，但留下的应是多数。
第三，与此同时，自西汉始，至宋金时期，也有大量少数民族迁入河州，与当时在居的其他民族杂居。主要来自东起内蒙古阴山、宁夏贺兰山，西至甘肃武威、青海海东的西北地区的羌、氐、鲜卑、吐谷浑族，南至川藏的吐蕃族，数量在5000户左右。这就是说，自秦汉以来至宋金时，河州逐渐形成并一直保持着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格局。
第四，及至辽金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人口呈大进大出之势，河州时有人口以每户5-6人计，约在9-10万人左右。
索引和分析这些与人口有关的史料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对宋金以前河州的人口族别，勾勒出粗线条的轮廓。在我看来，在宋金以前，河州居住的人口部族，大致经历过四次大的变动和融合。第一次是发生在秦汉时的羌与汉人融合，主要以秦汉兵民屯田新收羌地的方式进行；第二次是发生在南北朝前期的羌、氐、鲜卑、吐谷浑诸族与汉人的融合，主要是通过降服、收附异部族和汉人迁徙河州的途径实现；第三次是发生在中唐以后近300年的吐蕃对河州的统治时期，期间吐蕃族有相当数量迁入或驻牧河州；第四次是发生在宋金时期的本土诸族与党项、女真族的融合，主要是因宋失河州，金人进入。经过这四次较大的民族融合，河州的人口族别构成，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以久居或来自西北其他地区的诸族与来自东部的汉民人口各占其半的多民族杂居局面。尽管这种局面只是相对稳定的，但变动也大体上是在新朝开始时，则部分旧朝臣民逃亡；旧朝衰亡新朝再收附后，则部分籍民远去这样的你拥我抵的拉锯状态中相持着，始终保持了多民族杂居的局面。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在元建立以前，河州境内留居的远道商客和移民中，他们的族别构成是怎样一种状况。
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对河州的地理位置及历史上的作用给以正确的定位。
河州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中段西南部，东濒洮河与临洮相望，西倚积石山与青海省毗连，南屏太子山与甘南藏区为邻，北临黄河、湟水与兰州市及青海省民和县搭界。在古代，河州一方面被视为贫瘠多灾的“极边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历史上频繁用兵的关塞地区；同时又被视为“丝路之要冲”、“茶马之大市”。土地贫瘠却商贸发达，多民族杂居而战乱频仍，这便是古河州最主要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客观状况的存在，必然会对往来于河州、被人们称之为蕃商或蕃客的西南和西域等地的外地商客以明显的影响。
第一，由于河州是西南蕃地和西域诸族商客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是进行茶马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因此，往来于河州的非汉族商客，特别是在宋金时期进入河州的商客中，既有从西南路来的蕃地商客，也有来自于大西域的诸族商贾。
从历史记载看，内地北方汉人对于来自域外的商贾，不同时期称谓是不同的。在隋朝，通常将来自西域的人称为蕃，《隋书·食货志》说：“西域诸蕃，往来相继，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汉唐时，对于葱岭东西地区的各个部族，一般通称为“诸胡”，对来自这些地区的商客、技艺，相应地称之为“胡商”、“胡人”。如唐贞观初，地处中亚的安国遣使向唐朝贡献方物，唐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听之大悦。（《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下·康者》)。唐代诗人岑参也有过“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诗句。而对吐蕃地区的诸部族，则通称为诸羌或诸蕃。及至宋代，对于来自域外的各族商客，逐渐不再说“胡人”、“胡商”之类的概念，而通常以“蕃家”、“蕃客”称之。如，北宋沈括曾为边兵作凯歌曰：“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轨吃儿”。（《元刊梦溪笔谈》，沈括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这里的“蕃家”，与“关西种”（即玉门关以西诸族的商客）是同义概念。到了明朝，在西北地区，通常将域外的少数民族一概称之为“诸蕃”、“番人”、“番子”，对其商客叫“番商”、“番客”或“行客”。明人解缙谪居河州时，曾遗有“八千里外尼巴国（即今尼泊尔），行客经年未得休”的诗句。可见，宋以后，称之为蕃（番)商、蕃（番）客的，其含义是指来自域外的商贾，而非专指某一地域。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称为“蕃客”、“蕃商”或“番客”、“番商”的，他们是河州回族的先民。我以为，对历史上称之为蕃（番)客的，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说他们是河州回族的先民，因为他们当中有的来自西南蕃地，有的来自关西乃至西域，二者相去甚远，比较确切地说，历史上称为蕃（番）客、蕃（番）商的，其中来自大西域的色目人商客，成为河州回族的先民。
第二，由于河州土地贫瘠，自然条件远不及中原地区，这就使得由陆路从西域而至长安、洛阳一带的行商，以至贩货的脚户，大都成为河州的过路商人。原因在于，有经济实力的西域巨商，他们倘若要留居中原，自然会选择更为繁华发达的中原地区；而普通商民，一般又不具备在异域长期生春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此也会依傍巨商留住。这样，西域商客在河州“久留不去”者，恐是微乎其微。
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倒是与河州特殊重要的军事地理有关的问题。由于河州属关塞地区，多有战事，因而成为屯兵、屯田的重要地区之一。这种在军事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客观上决定了历朝历代在这里必定要通过驻军、屯田、养马、易马等多种途径，落籍下较多数量的西域诸胡兵民。他们与当地的兵民融合在一起，共同养马、戍守屯田在河州这片土地上。那么，他们与河州回族的发祥与形成，究竟有多少联系呢？
当我把目光专注地投向宋金以前古河州养马屯田的史迹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确有许多古河州回族先民留下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