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世兴同志所着《走进古河州》在即将出版之时，请余以为序，我欣然应之。
1935年，着名新闻记者范长江考察西北到达河州，在其着《中国的西北角》中说：“河州是中国西北回教圣地。中国西北回教中主要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人物，以出于河州者为多。城池并不特大，且在平原地上，亦不险峻。然而河州之名气，却震动西北各族人之耳鼓……河州虽然是甘肃的地面，因为宗教和种族关系，却由青海军队布防。河州人除对甘肃负担各种捐税之外，又要负担青海的各种需要。”（《中国的西北角》，1936年天津大公报社版，1980年新华出版社重印）因而，河州群众的生存境况是艰难的。新中国成立后，河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出版的樊世兴着《走进古河州》，使人看到了今天河州的新貌。
历史是过去的今天。了解历史的昨天和前天，才能深刻认识今天，展望明天。走进古河州是为鸟瞰现代河州。樊世兴同志收集文献资料，辅以民间传说和实地调查，对河州地区的民族宗教、历史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古今兼具，深广兼备。譬如，作者在探讨临夏回族源流时提出，临夏回族乃至大西北回族的先民，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包括葱岭东西广大地域在内的大西域的牧马人、易马人和迁徙移民；在探讨临夏回族形成聚居集中局面的历史缘由时提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在于自清代同治之变中左宗裳收抚马占鳌等回民起义军后，尤其是河州“三马”在军政界占据显赫地位后，不少外乡、外地回民竞相在“三马”故里寻求庇护，一部分汉族群众亦皈依了伊斯兰教，因而使临夏回族人口显着增加；在探讨东乡族历史由来中提出，东乡族的先民，其中有一部分源自元代“蒙古屯田卫士”，而这部分“蒙古屯田卫士”又有可能是元代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时期西征中被迁徙来的操蒙古语的一支中亚色目人。这些观点对于研究临夏回族、东乡族的源流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本书的出版，对人们认识河州的历史和现状，无疑也是适时的奉献。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作者搜寻古今，从字、词及民间语言习惯等诸多关联方面，对回族旧称“回回”由来所作的分析研究，我认为是本书的闪光之点。樊世兴同志把“回”与“商”两个字联系起来，认为一方面，我国古代对商贸活动向来有回易、回残、回图、回市、回客等说法，“回回”的叫法源自这里；另一方面，五代时，北方地面上的商客，大都是往来于东西之间，依靠车载畜驮进行长途贩运的大西域的蕃客胡商，民间便将这些回客、回人依当地的语言习惯称之为“回回”。依作者的看法，回客即商客，回人即商人，“回回”是北方民间对回客、回人的俗称，换言之，“回回”是当时北方老百姓对远道回客、回人的一种通俗叫法。尽管这种解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但我认为，这是作者对回族研究作出的一份有价值的工作。
研究一个民族首先要热爱那个民族，描述一片土地首先得热爱那片土地。樊世兴同志热爱河州大地和大地上的各族人民，正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说：“切一碗清香的盖碗茶，静心地品味古河州那久远神奇的印象；漫几声高亢的花儿，深情地珍藏我心中难以忘却的记忆。”樊世兴同志非河州当地人，对河州人民和大地的感情是可贵的，写出这样有份量的作品更是不易的。
一本书的内容靠文字表达，读此书深感作者良好的文字表现能力。书内所收图片颇具地方色彩，如形象语言，拓宽了书的内容。
1981年，我参加在兰州举行的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时，曾到临夏参观学习，那里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那里聚居有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自然风光秀美，民族风情浓郁，堪称是大西北一方神奇的土地。我自1981年的河州之行以来，至今已23年，谨以这篇短序，祝福那里的人民，祝贺本书的出版。
李松茂
2004年10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序言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国着名的回族史、伊斯兰教史史学专家，师从回族学术泰斗白寿弈先生，着作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