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所点书，句读颇有误处，望随时改正。即如《洛诰》：“今王既命(逗)曰(逗)记功(句)宗以功(逗)作元犯(句)”此在丛刊本《尚书》断句尚不误，而侃前竟误读以“记功宗”为句，虽有所本，然不合于注疏也。
唯其有了这样的治学态度，他才能广为继承前人，博于吸取时人，不断订正自己，从而集其大成，并谋取发展。
季刚先生在治学方法上最大的特点是坚持从客观材料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这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一贯的优良学风。他在世时曾对我多次强调，搞小学一定要有深厚的文献语言作基础。只有材料精确、完整，结论才有正确的可能。所以，他阅读文献资料一定从第一个字研究到最后一个字，绝不中途而止。他最反对那种翻上一部分材料就忙于作结论、写文章的作风，也最反对那种他称之为“煞书头”的读书方法，他虽然不忙于写书，但为写书而作的资料工作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的。他生活虽很洒脱，读书却十分勤苦。在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他常与我用闲谈的方式论学，大半都在夜间十一二点后，我才离去。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八点前去，他的桌上已有厚厚的几卷全部细细地批点过了。我总觉得他晚上是不睡觉的。如今他留下的许多书上，都记着自己的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意见。这些书经武汉大学黄焯教授整理了一部分。只是在那些书上有一部分符号，是准备将来着书时集中材料而用的，因而未加说明，现在整理要花很大的工夫了。
季刚先生对古汉语文献材料的熟悉、精通是惊人的。从“九经”、“三传”等大量的材料出发，他作出了不少科学的结论。虽然在他的时代，语言文字学的方法尚未臻于现代化，是很笨重的，他的一些设想并未全部在当时得到证明。但是后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了的东西，又进一步说明季刚先生从第一手材料中得出的设想有相当的可靠性。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1928年夏天，我在南京季刚先生家里讨论古韵分部。他对我说：“我的古韵二十八部仅仅是综合乾嘉古韵学家之说，不是我的发明。我自己对古韵部分倒有一个没想，就是‘覃’、‘添’、‘合’、‘帖’四部应当离析为‘覃’、‘谈’、‘添’：‘合’、‘盍’、‘帖’六部。可惜这些部字数太少，用《诗经》押韵无法证明。希望将来能有新的方法证明它。”时隔几十年，俞敏教授用汉藏比较和梵汉对音的方法，
确实证明了闭口韵可析为六部，与季刚先生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件事使我感到占有第一手材料和运用科学的方法两者结合的重要性。缺乏第一手材料，靠着字典和搜寻几个零星的例句来作学问，势必发空论，作科学八股，甚至导致结论的失误；而没有科学的方法，很多设想虽因来自客观材料而比较可靠，却难以上升到理性认识，难以得到有说服力的证明。
季刚先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的文思敏捷过人，凡领教过的都为之惊愕。我在这里举几件事情。记得有一次，有人请他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天来取，他却到第四天尚未动笔。直到第五天，取文的人来了，他才研墨铺纸，吩咐为他打格。格打好了，他提笔一挥，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还有一次，中国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映璜拿来一幅扇面，请季刚先生赐一首诗。当时他的长子黄念华因肺病刚刚去世，自己又在师范大学受到排挤，时有所感，挥笔成韵，一气呵成五言排律一首，又是刚好写到扇面最后止笔。这首诗我至今还记得：
故里成荒楚，微生任转蓬。
无心来冀北，何意适辽东。
豺构王犹叹，麟伤孔亦穷。
望思新恨结，行迈旧忧重。
身世黄尘内，关山夕照中。
青山萦旅梦，华发对西风。
哭彼唐生拙，遥怜赵至工。
雄心如未戢，且复问昭融。
又有一次，他的一位老学生到南方看望他，季刚先生很想留他多住几天，便应允为他亲笔批点一部《文选》。书买来后，季刚先生每晚详批，同时让侄儿黄焯往另一部书上过录。20天后，他竟把这么大的一部《文选》批点完了。后来黄焯先生告诉我：
“不知先叔怎么会那么快，我抄录都赶不上他的速度。”季刚先生的才华加上他的勤勉，恐怕是他多所成就的内在原因了。我因此常想：比起季刚先生来，像我这样不敏之人，恐怕更应以勤补拙了。
黄季刚先生的学术成就很多，而且有他的特点：
第一，他在清人小学的基础上，对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学术部门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使他们更系统化、理论化。他作出了古韵二十八部和古音十九纽的结论，指出了这些结论与等韵研究切合之处。古韵二十八部使阴阳二声之对转，阴入二声之收尾严密就范，十九纽则使古双声有了定则，都可以说是集古韵学之大成的。他在金文、甲骨文对照下，对《说文》所记载的形、音、义统一的文字系统作了驳正和更深入的研究，使这个文献语言学的名着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对《尔雅》的同义训释作了精密的分析，并进一步补充了章太炎首创的语源研究，还对古音假借现象作出了严格而适用的定则，使训诂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文字、音韵、训诂上的各种结论都是互相联系的，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因而也是较为全面而有系统的。
第二，他对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是以训沽为中心的。文字和音韵只是他研究训诂的工具。词义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内在的主要推动力，词义也是文献语言学研究的落脚点；所以，以训诂为中心来带动其他两个部门的研究是抓住了要害的。季刚先生扩大了训诂研究的范围，把训沽学的原理科学化，并且准备形成一个从传统训诂学中总结出的系统的文献词义学。这部分工作虽然没有来得及完成，但从他所作的资料准备中，还可以看出他的学术见解和观点。
第三，季刚先生扩大了训诂研究的范围，不但在经学的基础上发展小学，而且在文学的基础上充实小学。他精研《文心雕龙》，熟知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他很早就专攻“选学”，对一部《文选》反复研读；他自己诗词歌赋无不精通，精心与随意之作都很不少。这就使得他的训诂学不但有经史着作为根底，而且有大量的文学语言作参考。他之所以能突破前人已成的结论，提出新的见解，走出新的路子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四，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到季刚先生在训诂实践上所作出的卓越成绩。他是一位卓有成效的训诂大师，作了很多疑难词义的探求和训释了作，使不少前人未能正确理解的字、词和篇章得到了解样，救活了不少极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比如《奏弹刘整》一文前半段是当代的讼词，李善和五臣的《文选注》都未得解释，所以说是一篇历来无人读懂的文章。季刚先生却作出了详尽的训释。他由于博通经史，熟渎诸子，谙习诗词，又有一套系统的训诂方法，所以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是惊人的。有一次，一位叫戴明扬的同学注释《稽康集》，其中有“交赊相倾”一语，历来无人讲清。戴请教多人，都未得到解释，便让我引见他去请教季刚先生。季刚先生立即找出证据，说明“交赊”是六朝语，义即“远近”，戴明扬惊服而去。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在《制言》半月刊第五期上发表《致潘景正先生函》，其中谈到向季刚先生质疑一事说：
……谈次，幸次郎辄质之曰：“《毂粱释文》两云‘释旧作某’，何谓也？”公即应之曰：“此宋时校者之词，非陆本文。释旧作某者，《释文》旧本作某云尔。”幸次郎蓄此疑有年，问元北士，皆未之省。得此公解乃可涣然。于此弥益叹服，即有从游之志。第以瓜期已促，弗克如愿。
吉川幸次郎于今年4月故去，生前一直为季刚先生亡故而未能拜之为师十分悲痛遗憾。季刚先生所以弛名中外，在学术上有极高的威望，是与他能够运用自己的学问解决诸多疑难问题分不开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不足信的。季刚先生训诂实践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了他的训诂理论和方法的可贵价值。
季刚先生的学术成就很多。自然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个人的学术能力来说，也必然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作为近代文献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
叶圣陶先生在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搞语言学要中西结合”的问题，是提得很中肯的。今后，语言科学的发展既要注意吸收外国的研究成果，也要重视继承本国的优秀遗产。今天纪念黄季刚先生，我特别提到我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也就是文献语言学，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重视它、介绍它。整理它、发展它。作为季刚先生的学生，我更要学习季刚先生缜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重视客观材料的科学方法，为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学和促进我国的语文教育多做一点事情。
（陆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