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仅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史记》不仅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与历史学融合起来撰写，开拓了历史学的新领域；还通过对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表明自己推崇德治，反对暴政的思想。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设《货殖列传》和《平准书》，间接表达了自己的经济管理思想。《史记》不同于先秦、汉初诸子的表现方式，诸子大都采用理论论证形式，一般都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极具理论色彩。司马迁表达的思想则是“见之于行事”，用事实说话。《太史公自序》引用孔子的话：“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他非常赞同孔子通过选择具体的历史事件作为载体来表达思想的做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还在每篇传记后附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加以点评，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
一、倡扬德治，反对暴政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陈说了写《史记》的过程：“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72页。他考察历史逸闻和事件，从中钩稽出“成败兴坏之纪”，探讨成败兴坏的普遍规律，以便给后人提供借鉴。
首先，司马迁提倡德治。这一思想体现在十二本纪的精心安排中。十二本纪在当时可划分为上古、近古、今世三大阶段。五帝、夏、殷、周四篇本纪记上古；秦、秦始皇、项羽三篇本纪记近古；汉代诸帝等五篇本纪记今世。其中，上古史的中心思想是论述儒家宣扬的“德政”的兴衰。《五帝本纪》突出记述了尧、舜、禹禅让，是典型的德政，司马迁总结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页。他认为“明德”是五帝三王治理国家的核心指导思想。近古史重点叙述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霸政兴衰的历史，表达了“力政”必然给民众带来灾难的思想。今世史叙述西汉王朝施行“德力结合”之治，高祖以力取天下，又提倡无为而治，管理上德力结合；文帝“专务以德化民”（《孝文本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3页。“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孝文本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7页。武帝兼用儒法，施行“力政”，致使建元以后，由于过度使用国家民力财力，国势已露衰颓之景。司马迁通过叙述历史，表达了只有施行“德政”，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的思想。
其次，司马迁不提倡力政，更反对暴政。他在《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到处巡视，刻石记功，治宫室、修陵墓，焚书坑儒，徭役赋敛无度等；《李斯列传》中叙述秦始皇去世后赵高弄权，李斯受制于赵高，秦二世严法酷刑，滥杀无辜；《蒙恬列传》中叙述蒙恬轻用民力，暴兵露师；《陈涉世家》中还叙述了秦王朝法令严酷，逼反人民。通过这些记述，表达了秦王朝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其行暴政，严刑峻法，不惜民力。
与秦的暴政相反，西汉前期以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顺民之欲，与民休息。司马迁称颂对惠帝、吕后：“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2页。《货殖列传》进一步解释：“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3页。认为与民争利的暴政是最下等的。通过这些对比，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是顺从民俗，管理者要承认并合理引导民众的欲望，做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货殖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4页。因此，张大可云：“司马迁创立一家之言的方法和目的，就是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寻求治道的规律，回答何以有汉朝兴起的历史发展。”张大可著：《史记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267页。“司马迁研究历史，探寻治乱规律，颂扬大一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天下长治久安，总结经验，提供方略。”张大可著：《史记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34~535页。
司马迁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8页。表达了其创作《史记》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述，为当代管理者提供借鉴，即志古为镜。如秦国原是偏于一隅的小诸侯国，民穷地瘠。但自襄公始开始逐渐强大，被封为诸侯，并得到岐山以西之地。到穆公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选贤授能，益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布惠施德于民，重用商鞅，实施变法，结果使秦更加强大，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仍然“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所以其亡“可立而待”。（《过秦论》）（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页。作者详细记述了秦国由弱渐强，并一统天下；然后由强变弱，最后土崩瓦解的过程，并引用贾谊《过秦论》之语对始皇的暴政给予批评，其目的就是给西汉及以后的国家管理者提供借鉴。《史记》中这样的事例很多，此处从略。
二、富民重商
司马迁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中记述了从上古至其生活的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经济的各种管理措施，反映了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和财富观念。他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与政治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注意历史上经济管理对政治的影响。《平准书》云：“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2页。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魏国强盛都是重用谋臣和发展经济的结果。在记述秦国的历史时，他也重视经济盛衰与政治成败的内在联系。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富强起来，还兴修水利，开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河渠书》）。（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08页。经济凋敝是秦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平准书》云：“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2~1443页。秦朝虽然统一了全国的货币，但由于其经济管理上的混乱，货币“各随时而轻重无常”，加之“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致使“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民生无继，于是爆发了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
司马迁认为经济利益是人类从事各项社会活动的基本目的，管理好经济是管理者的一项重要任务。《货殖列传》云：“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1页。他分析了社会上各类职业人士从事相关社会活动的经济原因，并对人们正常的求富思想做了肯定，“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货殖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6页。因为求富是人们的普遍追求，因此，管理好国家的各项经济活动至关重要。《货殖列传》又云：“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穀；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1~3272页。管理经济首要的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经营观念，不仅包含对不同的商品采取不同的经营方法，还包含树立经济活动的道德观念，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司马迁还认为财富可以直接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道德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经济管理直接影响政治管理。财富同权势地位密切关联，《货殖列传》记述了若干此类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致富，“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8页。子贡从商致富而能与国君分庭抗礼，可见其地位之高；就连孔子名扬天下也是子贡传布的结果，而这种宣扬又与子贡的经济地位密切关联。秦和西汉初年虽然重农抑商，但富有的商人仍然可以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靠经营畜牧业发财的倮，致使“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四川的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0页。因此，只要富有，“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2~3283页。《货殖列传》又云：“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4页。认为当时财富占有的多寡已经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高下，经济地位已经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地位还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司马迁《货殖列传》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5页。认为财富是道德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依附于财富。这一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成分。
班固的《司马迁传》评价《史记》曰：“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这种评价失之公允，司马迁客观“述货殖”，从《史记》中看不出其“崇势利而羞贱贫”的目的。司马迁注意到人们的经济生活对其他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认为要因势利导，适当满足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应该禁止这种追求，更不应该与民争利。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认为农、工、商等行业都是不可或缺的。人们不应该轻视货殖，相反，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都是极具卓见的见解。他陈述了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有钱则名誉地位随之，犯了法还可用钱去赎，所谓“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货殖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6页。富有的子贡使孔子名声大振，春秋时期金钱就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到了汉代，这种作用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出发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管理已经直接影响政治管理了。
三、商业管理
西汉中期国民经济已经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商业管理表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特征：首先，全国各地各个生产部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互相依存，密切相关，不可分割。所有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天然矿产品、林牧副渔之类的采集猎获品等，只要具备了一定的使用价值而成为生活必需品、便利品以及为人们喜好的奢侈品，就都成了商品经营的对象，被纳入国民经济的整体之中。《史记》叙述了这一繁荣的经济状况：“夫山西饶材、竹、穀、、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货殖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3~3254页。山西、山东、江南、龙门和碣石之北四大经济区的物产，都成为农、虞、工、商等行业经营的商品。但此时的商品往来主要是自发的，即经营者以营利为目的的自我管理，而不是国家统一管理，国家并没有“政教发徵期会”。
其次，这种自发的商品经营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分。当时的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管理比较有利于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西汉从事商品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基本是作坊手工业，尤其是产量巨大的采矿、炼铜、铸钱、冶铁、铸造、煮盐等，不可能以个体方式进行小量生产，必须是大规模经营，这是由这些行业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在武帝实行禁榷制度以前，这些企业都是完全听任私人自由经营的。因为这些私营企业都具有资本雄厚、雇工多、产量多、利润多的特点，所以他们很早就含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成分。一是这些企业的经营者或所有者都是资本所有者。司马迁敏锐地看到，诸如冶铸煮盐等大型企业的全部生产和营运都是以资本为中心进行的。《平准书》云：“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5页。投资冶铸煮盐的企业都是富商大贾或地方豪强，他们先通过不同的途径发财致富后，才拥有足够的资本从事此类经营。二是因为这些企业规模大，其产品又是人人所必需的，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所以又具有产量多、利润高的特点，经营者大多能至巨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大量事例来陈说这一现象。“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郡寡妇清继承祖辈的朱砂矿，数代人独揽其利，家产甚巨。“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0页。“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9页。“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后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7~3279页。《平准书》还列举了东郭咸阳与孔仅，“（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8页。可见，在汉初实行盐铁自由经营政策时，采矿、冶铁、煮盐等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重要行业，是最能够给经营者带来巨大财富的。当时的这些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私营企业，管理也确实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冶铁工业主要铸造农具，而农具具有广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之家族式管理比较有利于凝聚共识和更有效地执行有关措施，当然能至巨富。
武帝实行禁榷制度，盐铁皆收归官方经营和管理。官营冶铁业也主要是铸造农具，还在各郡县设置铁官以推销供应。但官营缺乏私营那样的利益驱动，有时由于官方的手工作坊单纯追求数量，粗制滥造；加之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不善和推销者的服务态度差，反而给百姓带来不便。
四、货币管理
司马迁认为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平准书》云：“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2页。他认为货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发生的，不是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当然也不是圣君贤臣的发明创造。但是，货币产生的时间已不可考。货币到了秦朝才有统一的形式，当时全国统一的货币有两种。《平准书》又云：“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2页。秦朝建立才将货币形式集中统一到金属体上，黄金适宜于大额交易和财富的储存保有，金属铜币适宜于小额交易。
司马迁《平准书》又云：“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5~1426页。西汉从建元（公元前140年）以来，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于是国家大量铸币，民间也盗铸许多货币。司马迁认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越多，则货币购买力就越低；货物数量越少，则物价越昂贵。产生这种情况，货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法定半两钱的重量为4铢，而半两足值铸币应重12铢，法定的半两钱已不足值。因而这样的法定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或货币代表，不再是足值的铸币，不可能起到自发调节流通中货币量的作用。加之官府巧法铸造和民间私铸的货币，经过刮磨铜屑后，会越铸越薄，也就越轻，远在4铢以下。可见，当时国家金融管理的混乱。基于此，他反对民间自由铸币，支持武帝集中铸造新“三官钱”，建立全国统一的五铢钱制度。
《太史公自序》云：“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6页。他充分肯定了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媒介作用，实现了商品在农、工、商之间的交换，促进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对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社会的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又具有消极作用，它激起人们对于货币的崇拜追逐，加剧了流通领域的投机取巧，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致使商业畸形发展，农业也会面临严重挑战等一系列社会危机。从司马迁《平准书》对西汉社会，尤其是武帝时期金融混乱的大量记述，以及这种混乱所造成的民生多艰，国家财政困难，社会危机频发等情况如实的叙写，表达了他对国家货币统一、金融稳定的渴望。
司马迁还把高利贷与工商业者并列，同情他们的致富活动，流露出对武帝打击商人政策的不满。《货殖列传》记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0~3281页。高利贷经营业者称“子钱家”，可见他们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无盐氏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正面记述和肯定无盐氏，并将他与范蠡、计然、子贡、白圭、蜀卓氏等都作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依靠“取与以时”，是可资后来“智者”效仿的对象，而不是指斥的对象。他将货币借贷作为正当营业，未予否定，并客观记述了高利贷者资本的快速积累，毫无贬义。货币借贷作为货币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司马迁对公开合法的货币借贷活动是肯定的，不管这种经营是不是高利贷。《货殖列传》还记述了那些没有爵位俸禄封地食邑的人，他们的盈利收入能与列侯封君匹敌，称为“素封”，不含任何批评之意。
《平准书》记述了汉初至武帝的100年间包括货币、信用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是研究西汉中期货币信用制度和思想史的重要史料。从总体上看，西汉中期甚至整个西汉时期，不论是商业还是手工业积累起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与之相结合，又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其出路，一是购置土地，从而形成历史上无解的土地兼并问题；二是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通过重利盘剥使其自身增值。但不论是资本进行土地兼并，还是经营高利贷，对整个社会经济都起到消极的破坏作用。这就使中国古代地主阶级专政社会越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高速积累，整个社会反而会越不发展，社会矛盾会越加激化，导致新的农民战争用革命的手段来调整旧的生产关系，使社会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