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事必有此理，无此理必无此事。世人之怪，怪所希见。由明者视之，天下无可怪之事。摘自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四《无怪》万有文库本
濂溪周先生奋乎百世之下，穷太极之蕴，以见圣人之心，盖天民之先觉也。手为太极图，以授二程先生。前辈以为二程之学，后更光大，而所从来不诬矣。横渠张先生崛起关西，究心于龙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视二程为外兄弟之子，而相与讲切，无所不尽。世以孟子比横渠，而谓二程为颜子，其学问之渊源，顾岂苟然者！摘自《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2页
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异时熟视不平者合力共攻之，无须之祸滥及平入，固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惨，乃至此乎！摘自《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页
所谓觉者，道德、仁义、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岂不素具而常存乎？其于人也，岂不均赋而无偏乎？然而无色无形，无对无待；其于是人也，必颖然独悟，必眇然特见，其耳目之聪明，心志之思虑，必有出于见闻觉知之外者焉；不如是者，不足以得之。摘自《叶适集·水心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1一142页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摘自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50页
道非无验之物也，道之历化甚深也？而不可以为迂，道之证效甚迟也，而不可以为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也。摘自《文天祥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42页
自太极判而人文开，包羲作而卦画始，备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为天下之利。盖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为一气，人伦由是而明，万物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无二。迄于周衰，笃生圣人，有德无位，遭时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独任乎斯文，明王道于已晦，振纲常而再新。颜曾再传而得子思，至孟子独不迷其津，泯泯棼棼，历岁时之既久，承承继继，乃寥廓而无闻。迨乎有宋，实生周子，画无极之大。原，为万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颠，发千古不传之秘，渊渊河洛，大畅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事朱子而大备。天眷皇元，我文正公(许衡)实有得于此也。合众议而有归，惟前贤之是证，既缕析而毫分，亦提纲而而振领，尽小学之精微，为后人之龟镜；言仁义必本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动静必循乎礼，始终不忘乎敬；春风蔼然，物我融会，冰壶莹然，表里辉映；出而佐时也，必欲底雍熙之和，进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圣；事必探乎几先，俟其久而乃应，言治乱之所生，尽天人之交胜；其高也入于无伦，其近也不离日用，叙天工而振王纲，正人心而祈永命；观其运用天理而见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盖尝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载继绝学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总庶官而宅百揆，明历象以授人时，创辟雍而教胄子；忠言亹亹，气不少衰，为学孜孜，老而后己。盖其所造者深，所积者广，举而措之事业者，独高乎一世；非义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备者，畴克尔耶。宜乎圣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国之封，褒以文正之谥。摘自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末许约《告从祭文》乾降五十五年刻本
于乎元气之在天地，犹其在人之身，盛则耳目聪明，四体常春，其在天地则庶物成亨，太和纲缊。先生之生，孕之光之精，钟河岳之英，其当皇明一代元气之谆乎！始焉知圣人之可学而至也，则因纯公之言而发轫；既而信师道之必尊而立也，则守伊川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奋起之勇，担当之力，而自况于豪杰之伦也。先生之教不躐等，由涵养以及致知，先据德而后依仁，下学上达，日新又新。启勿助勿忘之训，则有见于鸢鱼之飞跃；悟无声无臭之妙，则自得乎太极之浑沦。摘自陈献章《白沙集》卷四《祭先师康斋墓文》四库全书本
象山谓人读书为义外工夫，必欲人静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说，未有不流于殚者。摘自薛瑄《读书录》卷五四书全书本
自孔孟以后，道莫大于程朱，故其所著作经传，实能发明圣学，切于学者。
程子天资高，其于义理不用甚穷索，只优游涵泳以得之。虽曰“反求诸六经”，然亦不甚费力。自孔、颜以下，所造精粹，未有及之者。
程子本原义理，固受于周子(周敦颐)，然下学阶次，精微曲折，而全体圣人，多所自得者。故义理血脉，固在于周子，而承袭孔、孟、以继尧舜文武之绪，直以程子当之。
程子之学，是内里本领极厚，渐次廓大，以致其极。朱子之学，是外面博求广取，收入内里，以克诸己。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业充实，自然生出财谷以致富。朱子是广积钱谷，置立田地家业以致富。用力虽异，其富则一也。但朱子吃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费力。
朱子体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气英迈，朱子气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看来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缩。朱子直是豪气。
《参同契》、《阴符经》，朱子注之，甚无谓，使人入异端去。《调息箴》亦不当作。
人以朱子《调息箴》为可以存心。此特调气耳。只恭敬安详，便是存心法，岂假调息发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摘自胡居仁《居业录》卷三丛书集成本
孰为天命之性，孰为气质之性，参之孔、孟、验之人情，其说于是乎大备矣。然一性而两名，虽曰二之则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学者之惑。终莫之解，则纷纷之论至今不绝于天下，亦奚怪哉？愚尝孜孜以求之，沉潜以体之，积以岁年，一旦恍然似有以洞见其本末者。窃以性命之妙无出“理一分殊”四字，简而尽约而无所不通，初不假于牵合安排，自确乎其不可易也。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为性命之妙也。语其一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语其殊，故上智与下愚不移。圣人复起，其必有取于吾言矣。摘自罗钦顺《困知记》卷上四库全书本
“大哉，乾无！万物资始；至哉，坤无！万物资生。”凡吾之有此身与夫万物之为万物，孰非出于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观，物固物也；以理观之，我亦物也，浑然一致而已，夫何分子内外乎？所贵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见乎理之一，无彼无此，无欠无余，而实有所统会。夫然后谓之“知至”，亦即所谓“知止”，而大本于是乎可立，达道于是乎可行，自诚正以至于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贯之而无遗矣。然学者之资禀不齐、工夫不等，其能格与否，或浅或深，或迟或速，讵容以一言尽哉。惟是圣门《大学》之教，其道则无以易。此学者所当由之以入，不可诬也。外此或夸多而斗靡，则溺于外而遗其内；或厌繁而喜径，则局于内而遗其外。溺于外而遗其内，俗学是已；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摘自罗钦顺《困知记附录·与王阳明书》四库全书本
今以良知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矣。……人固万物中之一物尔，须灼然见得此理之在天地者与其在人心者无二，在人心者与在鸟兽草木金石者无二，在鸟兽草木金石者与其在天地者无二，方可谓之物格知至，方可谓之知性知天，不然只是揣摩臆度而已。盖此理在天地则宰天地，在万物则宰万物，在吾心则宰吾身。其分固森然万殊，然止是一理，皆所谓“纯粹精”也。以其分殊，故天之所为有非人所能为者，人之所为有非物所能为者；以其理一，故能致中和，则天地以位，万物以育。中即纯粹精之隐于人心者也，和即纯粹精之显于人事者也，自源徂流，明如指掌，故曰：“圣人本天”。仆之所闻盖如此。今以良知为天理，即不知天地万物皆有此良知否乎？天之高也，未易骤窥；山河大地，吾未见其有良知也。万物众多，未易遍举；草木金石，吾未见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邪？摘自罗钦顺《困知说记附录·答欧阳少司成》四库全书本
庄子曰：百昌皆生于土，皆归于土，土者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也。得矣而未尽焉。物有不生于土者矣。不如气焉，出于机入于机，至矣哉！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是故，虚受乎气，非能生气也；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世儒谓理能生气，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谓理可离气而论，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为病而别有所谓真性矣。可乎，不可乎？由是本然之性超乎形气之外，太极为理而生动静阴阳，谬幽诬怪之论作矣。摘自王廷相《慎言》卷一《道体篇》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揖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邵子假四时定局，作《先天图》以明《易》，皆非《易》中所有之本旨；排甲子死数，作《经世书》以明天人之究，殊非天道人事之自然。
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暗然而不知。摘自王廷相《雅述》下篇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朱陆之论定久矣。何自而辨之？辩之以吾之心而已。维天之命，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古今共之，圣愚同之。得此而先，尧、舜、禹有“危微精一，允执厥中”之传；得此而后，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论。未有舍去本心，别求之外，而曰圣人之道者。轲之死不得其传，而人心之天则在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恃有赤子之心，故虽出之千百载之前，其事千百载之下，可以一言而定。陆子门人问陆子学以何进，曰得之孟子，则精一执中之旨，陆子得之矣。乃朱子其学则异于是。《大学》“致知在格物”，借之为“诚意”“正心”之用也。犹之“惟精”乃“惟一”之功，“明善”乃“诚身”之功。功在格致，道在诚正。朱子笃信《大学》，平生欲读尽天下之书，议尽天下之事，“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事毕矣”。天下之书可得而尽读之乎？事可得而尽议之乎？韩退之《原道》言诚正不及格致，朱子指为无头学问，是以“格物”、“致知”为《大学》头一事矣。入门一差，是以终身只做得《大学》先之之功，不尽得《大学》后之之益，无得于心，所知反限。王阳明谓晦翁气魄极大，合下便要继往开来。少年已著了许多书。然则此非其误认之故，毫厘之差而为千里之谬者乎？夫颜子曾有一著述乎？圣人以其躬行心得之余，出之于威仪文辞之末，富于中见于外，不可强而亦不得而饰也。“心斋坐忘”，“不迁不贰”，颜子之著述大矣。舍去本心，日从事于古本册子，章章句句。好胜之私心，好名之为累。据此发念之初，已不可以入尧、舜之道矣。摘自《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2-323页
予言宋儒及今日朋友禅学之弊，实非得已，盖因年来禅学之盛，将为天下国家之害，尝痛辩之，皆援先儒为据，皆以朋友为难言，故于其根本所在，不得不深明之，世有君子，必知予之不得已也。摘自黄绾《明道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
我之学与慈湖之学初无异。慈湖(杨简)曰：“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人心即道，人心即神。人皆有恻隐之心，恻隐即仁；皆有羞恶之心，羞恶即义；皆有恭敬之心，恭敬即礼，皆有是非之心，是非即知；愚夫愚妇与圣人皆同，圣人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我亦云然。我之所异者，我有典要，慈湖无典要；我有工夫功效，慈湖无工夫功效；我有日新次第，慈湖无日新次第。我则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其定、静、安皆本于止，止在于心而有其所，故万物、万事皆从我止而不可乱。慈湖则随其所至而止，止于泛而无所，故万物万事皆由其自止而不可约，故慈湖辨孔子“止其所”之言，则曰：“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非果有其所也。”我之立心在诚意，玄私意，慈湖则并诚意而去之，而曰“不起意”，又曰“起意则昏”。我之工夫在思，去其不当思者，慈湖则并当思而去之，而曰“不思”，又曰“无思则万物毕照”。我之所学在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慈湖则一切皆不欲其有。……盖慈湖之学，禅也。
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虽曰圣学至宋倡，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故至今日，禅说益盛，实理益失。摘自黄绾《明道编》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17页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摘自王守仁《传习录下》商务印书馆民国22年版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为一也。摘自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五《文录》《书与陆之静(辛巳)》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尊显，博采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以好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为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昧，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摘自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83页
自颜氏没，微言绝，圣学亡，则儒不传矣。故曰：“天丧予。”何也？以诸子虽学，未尝以闻道为心也。则亦不免仕大夫之家为富贵所移尔矣，况继此而为汉儒之附会，宋儒之穿凿乎？又况断此而以宋儒为标的，穿凿为指归乎？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