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八世纪，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主气论和主理论的斗争更加激烈。后来，坚持主理论观点的李珥学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产生了任圣周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
十八世纪，以任圣周为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实学思想家，发展了唯物主义哲学。到了十九世纪，则出现了作为它的反动的唯心主义。以奇正镇和李震相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唯心主义的特征是使李滉的客观唯心主义更加深化、更加反动。
因此，主理论事实上已经不是主理，而是陷入理一元论；主气论也趋于气一元论。主理论已经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客观唯心主义，只以观念的理来说明世界。这是这个历史时期的典型现象，可以说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在世界观方面的反映。
摘自(朝鲜)郑镇石郑圣哲金昌元《朝鲜哲学史》(上)第304页
崔致元，字孤云(或云海云)。……年十二，随船舶(商船)渡唐求学。……致远至唐，寻师力学，唐僖宗乾符元年(景文王十四年)，礼部侍郎裴瓒考试下，及第，授宣州溧水县(今江苏省金陵道溧县)尉，官闲禄厚。于是，著《中山覆篑集》五卷。及黄巢叛，致远为兵马都统高骈从事官，任以书记，作《檄黄巢书》(其著《桂苑笔耕》所收)，其文严正痛快，颇有感动人心。自此，文名大震，后以功，除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宪康王十一年，归国，年近三十，拜侍读兼翰林学士。真圣女王时，进时务策十余条，有欲施为。然而时当衰乱之世，势既无可奈何，遂绝仕意，自放乎山海之间，或以书史，或以风月消遥之，最后带家入伽耶山海印寺，终老焉。……
致远尝自称“儒门末学”，然(观其文字)，其学问，率多以文词为主，兼涉于道佛之书，彼可以文儒文豪称，而唯可以学术、醇儒视也。其作《真鉴禅师碑序》(双溪寺)，引慧远语云，如来之与周孔，发致虽殊，所归一揆。又引沈约语云：“孔发其端，释穷其致”，而曰：“此真所谓识其大者，始可与言至道矣。”又其《智证大师碑铭》(凤岩寺)，以孔子老子起头曰：“麟圣(孔子)依仁仍据德，鹿仙(老子)知白能守黑，二教徒称天下式：螺髻真人(释迦)难确力。”此言孔子依仁德；只得佛能仁之用；老子能守黑，亦得寂默之体，二圣见解，但得一体一用，故难与佛圣竞争尔。由是观之，知致远之视三教，以佛为最高地位，儒老在其次。
摘自(朝鲜)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第43—44页
新罗统一时代之儒学，如上所述，一以学制渐备，一以奖励学术，一以派遣留学生，输入盛唐文化，彬彬然有可观者，而其学问，概以记诵词章，以官吏养成为主，曾未闻如训诂考证、思索穷理之学。
摘自(朝鲜)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第45页
安珂(高宗三十年生，忠烈王三十二年卒。西纪1243—1306年)初名裕，……号晦轩，兴州(顺兴)人。自少好学，元宗初登第，官翰林，赐谥文成。自蒙寇以来，开京国学芜废已久，文教坠地，士子不知圣人之学。上下皆崇尚异教，或祈佛、或祀神。珂曾入学，见其荒寂，作诗曰：“香灯处处皆祈佛，箫管家家尽祀神。独有数间夫子庙，满庭春草寂无人”。……
珂慨然以兴学育材，为己任，乃于忠烈王三十年，建议两府(宰、枢两府)曰：“宰相之职，莫先教育人材，今养贤库殚竭，无以养士，请令六品以上，各出银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归之库，存本取息，为赡学钱”。两府从之。王闻之，出内库钱谷，助之。……珂于忠烈王十六年，在燕京，始得见新刊《朱子书》，潜心笃好，知其为孔孟正脉，遂平录其书，又写其真像而归。……据《高丽史》本传(安珂传)，珂晚年尝挂晦菴画像，以致景慕，遂号晦轩云。……以此观之，谓晦轩为东方最初之朱子学徒，犹可也。
摘自(朝鲜)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第68—69页
自巳卯之变以后，学风一变，朝鲜儒学，渐倾向于思索理论的方面。徐花潭与李晦斋，即其先着鞭者也。花潭以松都旧京人，一生送以纯处士的、纯思索的生活。晦斋以庆州古都之人，从宦多年，旋进旋退，富于辩论著述。花潭之学，有主气的倾向；晦斋之学，有主理的倾向，而俱而谓为独诣精避之学。又于引导朝鲜理学之全盛期，为直接先驱者也。花潭之学，后及影响于(畿湖学派之祖宗)李栗谷之思想、栗谷每称之，以为有二独创自得之见”。晦斋之学，多刺戟于(岭南学派之宗匠)李退溪之学，退溪常称颂之，以为有“精诣之见，独得之妙”云。
摘自(朝鲜)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第130页
明宗、宣祖之世，学者辈出。理气心性之学大炽，分析精微，穿殳益深。往往以学说、见解之差，惹起种种论争，有一破朝鲜学界之单调与寂寞。此时可谓儒学全盛时代也。岭南有李退溪(滉)、曹南溟(植)、湖南有李一斋(恒)、金河西(麟厚)、奇高峰(大升)及柳眉岩(希春)。京畿有卢苏斋(守慎)、李栗谷(珥)及成牛溪(浑)。皆深入性理之学，蔚为当世之儒宗。而就中退溪与栗谷最杰出，最有名，通朝鲜儒学史上，可为典型的、代表的儒者。岭南人称退溪以“东方之朱夫子”，畿湖栗谷以“东方之大贤”。盖两贤，其品格高深，集东方儒学而大成。其学风连绵，具其学风上思想之影响于后世学者，深大。然而宣祖八年，东西分党与学派互有关联，酿出种种弊端，以及害毒于政治社会上者，亦不少焉。
摘自(朝鲜)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第143—144页
栗谷之学，亦宗程朱之学，如退溪，而在理气观、四端及其他，所说与退溪有异同。退溪则认理气判而为二物(有二体、有二用)，遂以四端为理之发，七情为气之发矣，后稍改订以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随之。栗谷则谓理气非二物，亦非一物，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即不过是一体两面的，而其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且所谓四端者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四端即是七情中之善一边，则不可分两边说下。退溪之理发气发、四七分对之说，为知见之累云尔。盖栗谷于四七说，多共鸣于奇高峰之说。栗谷学散见于诸著书，而其精锐独得之见，与夫论理体系之全，最在于左记成牛溪条，而栗谷之理气观，即以理气合一的与分析的方法说之。以合一的方法官之，理气为一物；而以分析的方法言之，理气为二物云尔。
摘自(朝鲜)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第163—164页
退栗时代之儒学与士林之盛，如上所述，而气尚太高，言论太锐，且士类之间，以学派门阀之殊异，有老少新旧思想之冲突。宣祖八年(1575)遂内沈义谦、金孝元两人之政争的反目，而士类二分。主义谦者号西人(以义谦居西门外)，主孝元者号东人(以孝元在骆山)。西人多老成持重，东人喜尚名节，其不肖者亦多依附，时或出入两间，相互攻击排挤，所谓乙亥党论是也。党论之始，非有以大是非可分裂。由此，栗谷每欲合彼此士类同做国事，其在当时，所以力辨于上下，致有许多疑谤而不悔者尔。然而士类之党争，唯以笔舌为武器，随利害，攻人身，为能事。其胜败，又未至如前日之惨祸(士祸)故其后党人之分化派生，去益深刻且复杂。东人分为南人北人，北人中复分为大北小北，既而大北中，又分为中北、肉北、骨北三党。小北中亦分二党，为清小北、浊小北。西人则仁祖时有清西、勋西、老西、少西之分，而未几复合。至肃宗时，西人又分为老论、少论。南人有清南浊南之分，遂成数百年不可拔之痼疾矣。
东西二党之分裂派生，盖如右。更就其与学派关系而言之，东人多退溪南冥系统之人，以为中坚。西人及其子弟，举皆属于牛溪栗谷之交友及门人。
摘自(朝鲜)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第171—172页
概观韩国儒学之变迁发达，自初期至高丽中期，不过是训诂与文章中心之学；而及高丽后期，宋学(即性理学)传来，学风稍变；自后，思辨的、批判的风潮胎动，学者之间，以见解之差，盛起论争，甲论乙驳，无所底止(例如，太极无极之辨、四七分理气与否论、主理若主气论，人物性同异论等)，使朝鲜学界，呈一纷华，可观其盛况。而但大体观之，陷入程朱学的窠中，不获悦出其范围，惜乎其单调矣。彼阳明学，则除极小数学者外，举皆斥之为异端，无以见其盛况。反之，自主的(反朱子学的)、实事求是的(实学的)学风，渐动于近世。其进展，瞠若乎吾人，不可诬也。
摘自(朝鲜)李丙焘《韩国儒学史略》第322页
韩国的儒教史，根据其主流，可分为三个时代：
①文词学时代(新罗统一时期——高丽末，7世纪后期——14世纪后期)新罗统一时期，佛教受到王族和上层贵族的信仰，成为国教，占据统治地位；儒教只能作为向亚流贵族提供行政的必要知识和文学修养的知识，遂步得到发展。新罗灭亡、高丽王朝新建，新罗的亚流贵族转到高丽，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文学修养，在高丽政府中形成“文臣”贵族集团。他们为对外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对内整修典章制度，做出了贡献。在这个时期，儒教虽然为国家统治体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思想上看，对佛教来说尚带有从属的意义。
②性理学时代(高丽末——李朝中期，14世纪末——17世纪末)。韩国儒学在韩国思想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就是从性理学——新儒学时代开始的。在这个时期，儒教击退了佛教势力，确立了自己的国教地位。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统治制度，而且也广泛渗透到整个社会，普及了作为国民生活规范的伦理道德，陆续培养出许多卓越学者。这些学者展开并发展了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哲学理论。
③实学时代(李朝后期——末期，18世纪初——19世纪中叶)李朝中期后，新儒学内部出现礼说、性理说等方面的烦琐理论争论，与此同时与李朝专制统治结合形成了绝对权威主义。这种礼说、性理说的非生产性的唯心论风尚，到了18世纪终于受到新的挑战，这就是实学派的出现。所谓实学，就是一部分有良心的学者，立足于当时韩国社会的现实问题，重新发掘古典儒学固有的“经世济民”思想，并由此提出适合韩国现实的许多新理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方法是客观的、经济论的。从他们开始，有了韩国近代思维的萌芽。
摘自(朝鲜)李祐成《韩国的历史像》第231—232页
儒教的家庭原理在封建阶层中影响相当深刻。各阶层劳动人民也多少受些影响，但基本上保持了人民中父权家庭的非封建性。用儒教家庭的全部要求来对照古代越南农村劳动人民各阶层中父权家庭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儒教家庭的绝大部分要求在这里是不予“实现”的。正因此，儒教家庭的原理同实际情况，法律同人民的风俗习惯不相吻合。例如，儒教的原理是寡妇必须服从儿子(从子)，儿子将管理家庭并照管弟妹，但实际上，守寡的母亲仍象以前丈夫那样，管理家庭，管理财产，照料子女。又如，封建时期和半封建殖民时期的法律规定，丈夫有权使用妻子的财产，而妻子无权控告丈夫。但实际上，丈夫只能管理这些财产，如果要转卖给谁，必须得到妻子的同意，所以丈夫要卖掉妻子的财产，如果文契上没有妻子的签字和指印，谁都不敢买。当然，在实际上还可以引证许多不相吻合的地方。
摘自(越南)阮鸿峰《越南村社》第3章第57页
阮廌(1380—1442，越南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编者)在这里的仁义思想，就是要求各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尽管过去，孔子和孟子都注重和平问题，但究竟只局限于在一个国家之内。在我国十五世纪初叶的社会环境下，阮廌进一步发展这种和平因素，并且把它运用于我国和中国之间的两国关系中。不能不说，这是阮廌仁义思想创造性的发展。
摘自(越南)陈义《阮廌的仁义思想试探》见《哲学译丛》1963年10期第68页
假如说：孔孟的“爱人”观念与仁义思想大部分是对统治阶级而言的话，对于阮廌(1380—1442，越南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编者)来说，他的“爱民”思想，主要是从广大人民群众出发的。这也是阮廌与孔孟仁义思想之间的区别。
摘自
(越南)陈义《阮麻的仁义思想试探》见《哲学译丛》1963年10期第69页
目录
一、儒学的演变
二、经学
三、玄学
四、理学
五、儒学在东方的影响
六、儒学在东方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