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兴盛是由自由资本主义支撑的，英国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英国靠“自由放任”达到兴盛的顶峰，对它来说，“自由放任”是金科玉律，立国的至宝。它第一个闯进“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由此而至于极盛，因此它希望自由资本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社会。
但时代终究变化了，19世纪下半叶，自由资本主义走向终结，“自由放任”过时了。英国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于是自由放任的理论与实践开始被修改。但这样一来，英国赖以成为世界最强的至宝就丢失了，英国不再领世界之先，反而跟随别人行动了。这是它最终丢掉强国地位的根本原因。抛弃“自由放任”，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理论方面，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国家的干预，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放任学说，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在英国思想史上，除了边沁外，洛克、休谟、斯密并不主张彻底的自由放任，任何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从来都不是反国家和无政府的。只是由于英国经济的优势地位，使人们不需要去关注自由放任的适应性问题，而且，自由放任确实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尤其是斯密生活的时代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自由放任似乎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面对19世纪后期的强烈的市场竞争和英国经济优势地位的丧失，以及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等工业化负面问题的加重，古典自由主义因不合形势而受到质疑。英国在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其主流思想地位也随之发生动摇和变化。
实际上，从经济理论上讲，政府采取大量措施影响工业增长，至少在两种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一是只有政府的措施才能改革或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而只有在经过改革的环境里，私人企业才能最有效地分配资源。英国历史上的历次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二是社会成本与收益和私人成本与权益的重大差异，需要国家采取行动来促进经济增长。像某些特殊行业和项目，如技术训练、教育、水利工程、电力网等，私人投资者可能从中得不到优厚的利润或没有足够的资金，但是，它们具有降低其他企业的“外溢经济作用”，应该由政府加以倡导和支持。即使是斯密和李嘉图也不反对国家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在现实层面上，像德国就是依靠国家的支持迅速发展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英国，而且，一旦其他国家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有了自己的民族工业后，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就会放弃建立贸易保护关税，对英国的自由贸易思想形成冲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和政策主张开始在英国出现。在1880年时，自由放任学说，即认为不干涉是国家对外和对内的最高职责的观点已经过时了。约翰·密尔最先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提出了质疑，开始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密尔认为，每个公民享有三大自由：思想和感情的自由、追求个人知趣的自由和个人之间相互交往和联合的自由。政府具有保障这些自由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体现这些自由，它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不过，人们一般将牛津大学的教授托马斯·格林看成是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最早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1881年，格林在题为“自由立法和契约自由”的演讲中指出：“我们也许都会同意，正确意义上的自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大恩惠；实现自由是我们公民所有努力的真正目标。然而，当我们言及自由时，我们应该谨慎地考虑它的含义。我们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驱除了限制或强迫。我们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的事，而不顾这些事情是什么。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享受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自由。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它意味着拥有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从而可以去做或享受某种值得去做和享受的事，而这些事也是我们与其他人共同努力或分享的事。自由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从同伴那里得到帮助和保护的力量。当我们用自由增长方式来计算一个社会的进步的时候，这种自由是指所有的有利于道德善发展和运动的力量，我们相信这种道德善赋予给了社会成员；一句话，自由是指通过市民团体的最大力量，实现他们自己的最大价值。”。格林认为，这种道德善或共同善的实现不仅需要人们彼此互助、共同追求，而且需要外部环境提供有利于道德发展的各种条件，而这些条件的最好提供者就是国家。很明显，格林主张用政府干预式的自由代替放任主义式的自由，认为国家权利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积极国家不是削弱而是促进人的道德自由。相反，国家的积极作用是真正自由的需要，是道德善的需要。因此，格林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哲学向德国、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靠拢，而黑格尔哲学本质是国家主义的。
霍布豪斯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公共福利的改进，将使个人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自由也将随之增加。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干涉措施，通过有效的改革活动为自由提供基本的社会条件。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窘境：“19世纪可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如果说自由主义在1910年前后能够绝处逢生，原因在于“与社会主义交换思想的过程中吸取了不止一个教训”，从格拉斯顿传统出发的自由党人已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自由贸易虽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并没有使大厦落成。”此外，霍布豪斯还界定了自由主义的9个要素，提出了民族自由和国际自由的概念，对使用暴力的帝国主义进行了谴责。
霍布森受霍布豪斯的影响很大，成为自由主义派别中反对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就意味着罪恶，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突出的威胁。它加剧了资本的集中，将剥削、****和战争带到世界各地，并给自由主义民主制带来了威胁。他尖锐地指出，富人将资本转向国外，并进而主张国家占领那些投资地，以保护他们的利益；由于国内市场购买力不足，使企业主们积极到国外寻求新市场，并进而要求国家以实力保护他们的贸易。因此，只要改变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扭转“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帝国主义是可以避免的。霍布森认为，社会福利问题是改变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因此，霍布森支持自由党的社会改革主张。他认为，英国自由党从来没有在理论上或政策上承诺狭隘的“自由放任”式的个人主义，霍布森指出，现在的自由主义已经正式承诺国家的新概念，即国家与个人生活和私营企业有关。
1936年，约翰·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凯恩斯理论，引起了一场经济学上的“革命”。该理论否定了英国从亚当·斯密就开始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提出利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即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除贫困。凯恩斯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随着国家的经济状况而进行调整，当经济萧条时，应该降低利率并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起到促进生产和充分就业的目的。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则采取提高利率和减少货币供应量的相反措施。国家的作用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在英国的彻底结束。
二、帝国方面，无形帝国向有形帝国转变。政治家思想的转变很好地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突出体现在帝国问题上。如上所述，从70年代开始，世界发生了明显变化，英国失去了工业垄断地位，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商品越来越多地挤进国际市场，而且，德国和法国在不断地进行殖民扩张，俄国也在努力寻找出海口，美国则把拉丁美洲看成是自己的后院，甚至连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国家也要拼命保护已有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和开放帝国市场是否反而对其他国家有利？英国是满足于无形帝国而坐视其他国家瓜分世界，还是占有殖民地，即使承担负担也在所不惜？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英国两大政党在内政方面并没有大的分歧，争论主要围绕在殖民地问题上，核心的问题就是坚持无形帝国还是有形帝国。
事实证明，欧洲新强国实行的老殖民政策与英国当时奉行的无形帝国的新殖民政策相比，其效果不言而喻。因此，英国人对自由党政府奉行的“自由帝国政策”提出了质疑，重建有形帝国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流传的关于格拉斯顿的一则笑话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人民心理的变化：“格拉斯顿先生掉进了泰晤士河，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如果有人将他救上岸，则将会引发一场灾难。”。实际上，在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作为有形帝国的关键人物迪斯雷利，也主张加拿大独立自治，撤回英国在非洲的驻军，放弃南非的殖民地，认为殖民地必须独立，否则将很快成为架在英国人脖子上的“磨盘”。
英国情况在变，政治家的思想也在变。迪斯雷利认为，“在一个进步的国家里，变化是不断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应阻挠这些不可避免的变化，而在于这些变化是依照人民的方式、习惯、法律和传统来进行，还是依照抽象的原则、任意的决定和教条来进行。”1872年，迪斯雷利的两次关于帝国问题的演讲，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统治者思想的转变。他在讲话中谴责了自由党的帝国政策，认为无形帝国就是分离帝国，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来决定国家未来的政策，自由党政府的帝国政策是鼠目寸光的表现，“任何一位大臣如果忽视尽可能地重建我们殖民帝国的机会，他就不能说尽到了职责”。所以，拥有强大的帝国是托利党的目标，也是英国宪政的目标。为此，他提出：建立以英国为中心的帝国关税制度，与欧洲和美国的高额关税抗衡；明确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权利与义务，保持相互间经常不断的联系，保证英国享有对尚未占用土地的所有权。迪斯雷利对格拉斯顿政府的指责虽有夸大之词，但他确实抓住了打击自由党的关键性问题，使保守党有形帝国政策与自由党无形帝国政策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迎合了70年代以后英国面对的国际形势以及由此产生的英国人心理上的变化。
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顿是英国政坛上的老对手，从1868年到1885年的近20年的时间内，这两位外表、语言、性格、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政治领袖交替掌权并激烈角逐。这次，迪斯雷利在帝国政策上占据了优势，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1874年的大选中，击败格拉斯顿而上台组阁。19世纪70年代的帝国争论，迪斯雷利占据了上风。但是，有形帝国政策的结果又将英国拉入战争之中。英国人需要帝国，但是并不愿意用战争和生命来换取。1880年大选，格拉斯顿击败迪斯雷利上台组阁，其竞选的法宝竟然是反对迪斯雷利的帝国政策。不过，如果依然执行他的自由帝国政策，显然更不符合现实的国家利益，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失去帝国，况且，格拉斯顿本人也承认：“帝国情绪是与每一个英国人与生俱有的”。为此，格拉斯顿上台后的行动，所能做的就是将两者兼顾起来。
保守党与自由党在帝国政策上的争论，虽然核心问题是无形帝国还是有形帝国，但帝国是争论的前提，而不是要不要帝国。实际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帝国的认知并不一样。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帝国意味着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就业机会和民族的自豪感；对传教士来说，帝国意味着传播福音和西方文明；对商人意味着财富和商机；对军官和殖民地总督来说，意味着个人发迹和升迁；对于政治家来说，帝国与他们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帝国与财富、荣耀、威严和强大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一个主流政治家对帝国的重要性表示过怀疑。可以说，长期的帝国情结已经注入英国的血液中。无论是以前的政治领袖，还是迪斯雷利或格拉斯顿都具有强烈的帝国意识和信念，只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和个人理解上的差别，有的立场激进，有的表现保守，有的偏于理想、着眼于长远，有的长于务实、注重于现实，有的始终如一，有的前后矛盾。从总体上说，保守党是帝国的积极维护者，自由党的帝国热情相对要低。对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海外贸易是它的立国之本，帝国则是维系贸易顺利进行的保证。这应该是全体英国人的共识。从总体上说，英国的对外扩张过程并不特别血腥，有的时候英国人在扩张中的表现确实有点“漫不经心”，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工厂主和商人在拓展新殖民地中走在了前面。英国获得这些殖民地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因此，在为保护殖民地而必须付出代价时，争论以及犹豫就必然出现。
两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论隐含了这样一种实质性问题：英国作为一个地理小国，它通过先行一步而取得世界一号强国的地位后，只有通过帝国才能保持其大国地位。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两党只有方式上的差异，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当英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无可匹敌的时候，英国无论采取哪种政策都可以保证其在全世界的贸易优势地位，争论就不明显。但如果国力下降到与其他国家差不多的时候，无形帝国论的基础也就失去了。是坚持思想还是注重利益？政治家必然选择后者。因此，即使有悖于英国传统自由放任思想，有形帝国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三、经济方面，自由贸易政策终止。关税是自由贸易的核心问题。如同帝国问题一样，在征收关税问题上，英国统治阶层内部也一直存在争论。但是，自由贸易仍然是英国的主流经济政策，到1931年9月为止，仍有80%以上的进口商品免税。在30年代大危机的打击下，英国金本位制已形同虚设，自由贸易再也实行不下去了，英国被迫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作为调整的一个信号，1931年9月21日，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制，禁止英镑出口，将英镑对美元的比率从1：4.86下降到1：3.40，英镑地位削弱。不过，在宣布废除金本位制后，英国并不善罢甘休，听任英镑失去世界货币的地位，而是迅速成立了以英镑为中心的英镑集团，除加拿大以外的英帝国成员以及其他12个国家参加了这个集团。英镑集团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各成员国的货币与英联邦保持固定比价或相对稳定关系，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以英镑为结算单位。
1931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一项为期6个月的《禁止不正当进口法》，规定贸易部有权决定对某些商品征收100%的保护关税。同年又颁布《农产品法》，规定对水果、蔬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征收进口税。1932年2月4日，英国议会通过《进口关税法》，规定除小麦、肉类和英国不生产或短缺的原材料外，所有的进口商品都要征收进口税。该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正式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内维尔·张伯伦在私下里说：只有《进口关税法》这样的政策才能够救帝国。一些关税改革者认为，自由放任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妄想。甚至连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都说，自由放任已经走到尽头，就如同奴隶贸易一样。
自由贸易是英国经济政策的基石，也是英国在19世纪称霸世界的经济哲学。但随着英国工业生产能力的相对降低，自由贸易政策不仅无助于扩大贸易，相反抑制了英国产品的竞争力。正因如此，20世纪初，约瑟夫·张伯伦主张建立关税同盟，这项改革方案确实体现出张伯伦的远见卓识，但在当时，能够接受和支持这种思想的人不多，改革计划在遭到激烈反对后以失败收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隔近30年，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继承其父的衣钵，再次提出了全面实行保护主义的政策，最后的结果是《进口关税法》的出台。在一个经济转型和快速发展的时代，30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英国素有保守主义传统，英国的保守主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稳重守成，尊重传统；二是适时而变，绝不作茧自缚。在这个原则之下，英国近代政治变革显示出渐进而平缓的特色，在发展前进的同时避免了社会动荡，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经济上同样遵循这样的原则，经济上确实也没有发生重大波动，但却让经济改革速度快的国家抓住机遇赶超上来。
1932年7月的渥太华帝国会议，英国与自治领和其他殖民地建立了帝国特惠制。根据协议，英国允许以前免税的自治领商品依旧享受免税待遇，并实行新关税或提高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关税，保证自治领同类商品在英国市场占据优势；作为回报，自治领亦许诺降低英国商品的税率，免除一系列英国商品关税，提高英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这些地区的竞争能力。
凯恩斯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通过国家干预，英国的物价稳定，工资收入和人民的营养状况有所提高，饥饿现象基本没有出现。日常生活用品按照“实用”的原则和标准制造，最好的设计方案就是用最少的原料，市场竞争受到政府的严格禁令。人们认为，如果说获胜的机构是国家，那么获胜的手段就是中央计划与资源分配。
1942年12月，英国发布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消除贫困、疾病、无知、懒惰作为政府的职责，让每一个英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享有政府的福利保障。报告为英国战后重建勾画了蓝图，深深打动了英国人的心。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计划，依靠英国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是不行的。在一次大战中，英国实行的战时国家干预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对英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些政策只是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临时性对策，战争一结束，国家控制措施就被取消，政府政策又恢复到老路上去。尽管如此，战时政策对思想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受到人们的质疑。作为原因之一，坚持这一思想的自由党在一战后开始衰落，并很快被淘汰出英国两大政党圈外，而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工党则在1924年大选中成为执政党，在以后英国政治舞台上，人们看到的主要是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竞争。
无论凯恩斯理论还是《贝弗里奇报告》，都包含了集体主义和政府干预的思想，应该说，在二战甚至更早以前，这些思想就开始出现，但二战作为一帖刺激剂，促使这些原本比较模糊的概念上升为明确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战后重建的原则。战争改变了英国人的思想和观点。为了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英国必须动员和控制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必须将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人们接受了积极政府的概念，英国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小化政府上去，政府在经济和国民生活中将承担更大的责任，不仅要维护公民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而且要保护公民的经济安全。认为管理英国的工业，乃至解决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国家干预。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和帝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已下降为一个二流国家，其经历和原因值得人们研究。我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强国的特征，也是一切国家现代化转型成功的重要保证。英国正是因为各种制度上的创新而首先走向工业化道路，随后它就依靠工业、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不断开辟世界市场。像英国这样规模的国家，竟然在世界称霸100多年，秘密就在这里。但是，随着其他国家走向工业化道路，在变化的形势面前，英国已经失去了往昔的活力和领导能力，被动地支撑着、应对着，美国和苏联成为二战后世界的新霸主。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已失去了优势地位，往昔带来荣耀的帝国成了拖累并开始解体，海上霸主地位的丧失，伦敦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甚至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自由放任思想，最终彻底失去了世界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