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后，伴随着英国政体的改变，一套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这套制度主要包含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英国这套政治制度是当时最优越的，也是许多国家推崇的榜样。不过，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它不仅危及英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而且影响到英国社会的长远与全面发展，处理不好，就会变成日后衰落的隐忧。
我们不妨先看看当时英国的政府制度，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及运作情况。直到1833年以前，英国仍然沿用中世纪以来的区域划分与管理系统，在中央政府之下设有各郡，郡守一般由本地势力最大的贵族担任，不过需要得到国王的任命。郡守权力较大，可以指挥民军，任命副手以及其他官员，通常不参与地方事务的处理。在各郡之下的乡村，则分布着15500个教区以及为数不多的自治城市，二者的机构设置与管理方式不尽相同。
教会对于地方事务的管理适于都铎时代，随着宗教影响力的上升，根据政府法令，教会的权限日益扩充，非宗教事务也纳入其管理范畴，教会渐渐取代庄园主或领主而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各教区人口不多，管理工作相对简单，只需要几名官员就可施行管理了。每个教区的最高长官是教区执事，负责教产管理、征税以及居民的教化训诫等。在执事之下，贫民监察官负责繁杂的济贫事务，羁押递解流浪者，防止外来居民留居本区；巡查官负责检查教区内的道路桥梁情况，监督修缮工作；治安法官则负责调解与仲裁各类纠纷，维护地方治安。各类教区官员，包括治安法官在内，基本上是由本教区上流居民中推选产生，他们所干的是不拿薪水的义务工作，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解释了以维持生计作为生活目标的社会下层被排斥在外的原因。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口相对较少，社会流动性小，教区之内，人人都彼此认识，又都受到宗教纽带的束缚，管理起来较为方便。
自治城市是乡村之外的另一种基层行政区划。从历史上看，自治城市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不少城市是从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发展而来，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通过赎买的方式得到王室特许状，从而获得自治权。不过，由于城市人口众多，社会流动性强，城市的管理相对于乡村要复杂得多，由此而造成许多问题，最主要地表现为腐败问题。市政当局的官员职位往往被一些豪门所控制，他们视市政为家政，依据裙带关系，只要一人当官，其父子、翁婿、兄弟、连襟等往往接二连三地进入市政当局，而不管他们有无管理才能。这些人当上市政官员后，往往不务政事，只是为自己捞取好处。
如果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教区和城市管理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不够突出、人们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地方政府在运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通常的情况是，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从教区来看，工业化社会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的社会，为了谋求生计，人们四处走动，教区的纽带被削弱：新来的人不愿服从教区管理，出去的人更不愿买原来教区的账。工业化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地方贵族、乡绅的经济地位开始衰落，为了维持体面，他们也不得不投入到追求财富的洪流之中。而作为一项不拿薪水的义务工作，教区官员职位对他们的吸引力越来越低，教区义务官员的资源日益枯竭。流动人口的增加对于乡村社会治安的维持提出了新的挑战，各类纠纷越来越多，而解决这些纠纷又缺乏专门的财力与人力，乡绅们于是越来越不愿意干那些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安法官职务了。
与乡村的教区相比，自治城市，尤其是在工业化中新兴的工业城市，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城市管理机构缺少公开性与透明度、贪污腐化横行的情况随着工业化的来临而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人口的急剧增加也造成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各种城市问题，如卫生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供水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社会治安与犯罪问题、救济穷人问题以及城市建设问题等。由于这些几乎都是新出现的问题，传统的市政当局并没有设置相关的机构，因而也不可能实施有效的管理。这样看来，无论是在教区还是城市，扩大与改造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工业化造成城市与乡村发生巨大的社会变化时，英国的地方政府制度却没有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政府制度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由此会造成许多问题，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全面长远发展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因而成为英国在强盛之后迅速走向衰落的因素之一。
文官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工业化的完成使英国走向了世界之巅峰，但文官制度却没有因为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因而陋弊百出。英国是西方世界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英国的文官制度也一度成为西方各国争先效仿的对象。光荣革命后，尤其是政党政治兴起后，尽管政府高级官员的产生受到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党控制，但国王仍保留有一定的官职授予权。进入18世纪后，文官队伍中便开始有了“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政务官是指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和由这些官员从政治角度考虑任命的官员，他们属于国家高级官员，参与政府决策，有任期的限制，随选举的成败而进退，一般从属于执政党；事务官是常任政府官员，属于低级官员，负责政策的执行与日常事务的处理，其任期不受选举的影响，没有重大过失一般可以工作到退休。
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统计表明，1797年，英国中央政府共设部级机构25个，雇佣文官16267人，年支付工资137.5万镑。可见，在工业化来临之前，英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专司其职的文官队伍。不过，当时的文官制度很不健全，文官的录用、职责、薪酬、管理等方面极为混乱。
从录用方面看，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恩赐制极为流行。一方面，国王利用手中掌握的一部分任命权，将自己的心腹安插进入政府机构；另一方面，政党政治的发展促使党派分肥制的产生：一旦某一政党赢得大选而上台执政，官职立即成为犒赏的筹码，恩赐给那些在大选中立下汗马功劳之辈，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那些愿意出大价钱的人。大多数文官，尤其是事务官，都是由各部大臣或各部下属机构的负责人根据个人意愿任命产生，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裙带关系、买卖官职、收取佣金等腐败现象的产生。尤其是那些享有恩赐权的人利用手中大权买卖官职、索取佣金的情况十分普遍。这样做的结果是，文官队伍的素质低下，不少不学无术、品质恶劣、庸碌无能者得以身居高位，严重影响到政府的工作效率与声誉。
从薪酬方面看，收取各种小费、贪污受贿等现象猖獗。当时的文官都有固定的工资，但非常低廉。如18世纪时最高级文官国务大臣的正式工资仅有100英镑，下院书记员则只有10镑。如此低廉的工资，实在难以让文官们维持体面或富裕的生活，好在当时的习惯允许官场收取形式各异的小费，美其名曰“服务费”。按照现代标准衡量，实际上就是公开受贿。如海军部秘书颁发委任状时要向被委任者收取小费，财政部向其他部门提供年度财政账目时也要收取小费。至于小费的数目，要远远超过官员正常的工资。1783年，两名赋税审计员的小费分别为16565英镑和10331英镑，相当于其工资的100多倍。年薪不到10英镑的书记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额外收入竟高达5000英镑。如此之高的收益，令众多人对官场趋之若鹜。
此外，在中高级文官中，很少有人去真正履行份内职责，挂名职位现象突出。挂名职位是指以下三种情况：有职无责，当官不干事；薪水高事情少；职责虽多，却由代理人代办，为官而空领薪金。178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赋税审计员居然30年没有过问自己的份内工作；而陆军军需处长官与海军财务部总长每年分别花1000镑和500镑雇人代官。这种挂名职位，造成了官员队伍的臃肿庞大，影响到行政效率，而且助长了拿钱不干事的风气，阻碍政务的正常开展。
最后，在文官的管理方面非常混乱，没有一套固定的规则制度。就任期而言，政务官随执政党的变化而共进退，只要其所属政党当政，任期就一直持续。事务官的任期则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恩赐者满意，只要当官者自己不出事，他们就可以常任。许多文官的任期长达30年，个别的甚至达到五六十年。对于文官们日常的工作职责，当时缺乏有效的纪律约束与监督考核机制，由此导致官僚主义盛行，尸位素餐现象严重，政府的工作效率非常低下。
文官队伍混乱、腐败、效率低下等弱点，随着英国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而显露出来，新兴的社会阶层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杜绝各类腐败现象，以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对于文官制度进行全面整顿和根本性的改革，就显得非常迫切了。
文官队伍是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文官素质的高低以及文官制度的完善与否，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支腐败的低素质的文官队伍，很难做出有利于国家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决策。比如在克里米亚战争初期，英军在战场上的失利，就直接与一批腐败无能者进入军队领导层有关。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英国才意识到了文官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并由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然而，此时英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正面临美、德等国的挑战，迟来的改革显然不能挽回英国的颓势，衰落就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在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中，传统司法制度的弊端表露得越来越明显，司法制度诸多方面的陋弊，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到达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改革传统的司法制度，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
实际上，迟至19世纪中后叶，英国所沿袭的依然是近代早期以来，甚至是中世纪以来的司法制度。因为确立现代政治体制的光荣革命，仅仅是新旧势力之间的一种妥协，英国封建时期的司法机关，除星室法庭因明显成为镇压革命者的工具而于1641年明令废除外，几乎都被保留了下来。这样所造成的结果是：不少中世纪以来沿袭着的古老的法庭依然存在，而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的法庭又不断建立，二者之间的权限不清、组织重叠，由此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从司法组织来看，英国的司法机关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职能交叉、系统混乱的情况一直延续。从中央一级来看，18世纪时实行普通法的主要有三大法庭：高等法院，又称王座法庭，主要负责政治、刑事等案件；高等民事法庭，受理各类民事案件；财政部法庭则主管税务。不过，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分工，实际上的诉讼并不分得这么细，各法庭都可以受理各类案件。除普通法庭之外，英国还有上诉法庭，又称衡平法庭，主要是国王委托大法官处理各类上诉案件。另外还有各类专司其职的小法庭。从中央到地方，英国的各类法庭数目之多，不计其数。
尤其糟糕的是，所有的法庭在审理案件时，并没有统一的诉讼程序、审判规则与法律术语，而是各自为政，而且各法庭之间的权限也不明确。普通法庭的司法权限最为广泛，它可以通过各种令状干涉与终止其他法庭的诉讼工作；然而，衡平法庭的权力最大，它可以对各类案件做出最终的判决，并且可以通过特别禁令来中止普通法庭的案件审理。由于这两类法庭之间的具体权力分工模糊，两个法庭之间的冲突也最为激烈。因为“这两种法庭有着几乎完全独立的存在方式，它们所实施的法律不仅是敌对的，而且是直接对抗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衡平法庭视为合理的诉讼请求经常被普通法庭驳回，而普通法庭做出的判决则经常被衡平法庭的特别禁令宣布为无效，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有些可笑，以至于当时就有人指责说：“没有比在一个国家建立两个独立的、拥有最高权力的法庭对共同臣民和事务行使同等的司法权更为荒谬的事情了。”
审判效率低下是司法制度的又一弊病。拿普通法庭来说，依然沿袭古代习惯，每年开庭4次，每次为期3周，这势必造成大量的案件积压，1837年初，仅王座法庭积压的诉讼案就有300多件。在衡平法庭，由于只有在大法官的主持下才能做出终审判决，而大法官同时又兼任上院议长以及其他行政职务，因此处理案件的时间大打折扣，这显然不能适应诉讼案日益增多的需要。而且，一般而言，大法官审理一件诉讼案至少需要开庭两次，而两次开庭间隔的时间至少需要两年，这就意味着，一件诉讼案起码需要4年才能了结。有些案件，如摩根诉克拉伦敦一案，居然历时16年才结案。这样一来，大量案件的积压以及审判效率低下由此可见一斑。
不规范的法庭收费制度助长了司法人员的腐败，造成了居高不下的诉讼费用。虽然法官与政府官员一样领取工资，但是他们依然收取各种诉讼费用。一桩案件，从起诉到结案，每个环节都要收费，而费用的多少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全凭办案法官的职业道德与良心而决定。由于诉讼程序漫长，一些当事人为加快办案速度，常常主动行贿。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些办案法官为了多收费用，往往以各种借口拖延审判，在各类法院中充斥着一批搜刮民脂民膏的人。腐败之风的盛行，一方面抬高了诉讼费用，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根本无法承受；另一方面法庭职员的收入由此大大提高。
从施行的法律条文来看，在19世纪末期以前，英国的传统法律立足于恐吓而不是训诫，因此定刑极为严厉，英国法律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残酷的法律之一。颈手枷、焚身、轮碾、挖内脏、苦役、流放、绞刑等都是非常惯用的刑罚。到19世纪初，有200多种罪名可以判处死罪，如1833年，一个9岁男孩破窗入室偷盗了一根手杖和价值两便士的绘画颜料，结果被判处死刑。在处罚方面不顾罪行轻重而一律严惩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罪犯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要么不干，要干就大干”的犯罪心理，大案发生率相对高。
从基层来看，迟至1837年前，英国尚未建立全国性的警察组织，广大农村与众多中小城镇主要依靠传统的治安法官维持治安。由于没有固定薪水，治安法官基本上是义务性的，由当地居民轮流担任。由于治安法官并非专业人才，对法律知识了解不深，各人凭各人的经验办事，执法没有固定的尺度，尤其是治安法官在办案时家长制作风强烈，专断味道甚浓，因此很多案件得不到公正的审理，造成农村地区的治安状况极其糟糕。入室盗窃、强奸抢劫、杀人越货等恶性犯罪层出不穷，抢劫商人的船只、马车等也司空见惯，英国成为当时欧洲除意大利、西班牙之外的最缺少安全保障的国家。
由此看来，“英国传统的司法体系，在中央一级是混乱的，职能交叉，敲诈勒索；在基层则是专业性不强，司法尺度不一，定刑不根据法律，而是凭法官的个人意愿。这种制度使法律不能成为一个统一体……法律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用。”如果说在彼此分散、相互隔离的传统农业社会中，这样的司法制度尚可适用并维持的话，那么，到了工业化的社会条件下，人口的增加、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等因素，便使得混乱不堪、弊端重重的司法制度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了。
同地方政府制度、文官制度一样，过时的司法制度一直伴随着英国走向世界之巅峰，英国人在忙着四处争霸的同时，很少顾及到国内司法制度的改革。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改革时代来临时，司法制度的改革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相对而言，司法制度的改革实在是有些姗姗来迟了。长期延续的腐败、过时的司法制度，正在不断地侵蚀着英国强盛的根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英国的衰落。
议会选举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弊端重重，它阻塞了新兴社会阶层参与政权的渠道，而沦为贵族地主阶级扞卫自身利益的有力工具。这一制度的长期延续，激化了英国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各种社会冲突，从而为英国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议会选举制度的弊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选举权方面来看，当时实行的选举权制度十分古怪，全国没有统一的选民资格标准，各地实行不同的选举人资格。比如在城镇，有的规定一切“自由民”都有选举权，有的则规定只有交纳济贫税者才可以取得选举权，还有的规定只有市镇机关成员才能参加选举，有些城镇还把选举权附属在几块特别的房产上，谁占有它就能得到一张选票。这种光怪陆离的制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选民数压低到最低限度上，以便（贵族）操纵选举、控制选票。
从议席的分布来看，中世纪的定式一直沿用，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选举权制度却没有随着人口的变化而调整，因此出现了议席分配极不合理的状况，尤其是衰败选邑问题突出。据有关资料显示，19世纪初，英格兰的202个选邑中，有40-50个人口在100-200之间，14个在50-100之间，20个在20-50之间，4个在10-19之间，有1个镇只有5名居民，另外两个根本就没有人居住。著名的衰败选邑老萨勒姆早已成为农田，只是在田中竖了块石碑表示选邑所在。还有些地方已经沉到北海里去了，每逢选举，选民们必须乘船出海，去行使他们神圣的权利。与衰败选邑占有大量议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尽管人口众多，但得到的议席甚少。比如，伦敦加上近郊索思沃克、米德尔塞克斯和威斯敏斯特等选区，人口已达百万，又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总共却只有10个议席。大量新兴城镇、工商业中心，却根本一个席位也没有。1820年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三个市人口总计50万，却从未派过一名议员。这种现象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
从选举方法来看，更是十分腐败。在“旧制度”下，收买选票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一张选票值多少钱，甚至都有明码标价，于是便出现了一手交票，一手交钱的现象。每逢大选的时候，各投票点大吃大喝，杯盘狼藉，选民们喝得醉醺醺的，一派腐败景象。穷人依靠手中的选票来换取急需的钞票，而贵族们正是依靠手中的钞票来换取急需的选票，随后又以议席作为资本，不仅控制政权，而且能捞取更多的好处。
正是通过这种旧的议会选举制，贵族寡头们牢牢地控制着国家政权，使政权成为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工具。新兴的社会阶层，无论是经济地位显赫的中等阶级，还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群众，他们全都没有选举权，更谈不上被选举权了。而正是这两大阶层，成为新兴工业化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英国的工业化就无法进行。贵族寡头垄断政权，而将其他社会阶层排斥在政权之外，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工业化早期还不为人所注意而尚且能容忍的话，那么，随着工业化的推行，尤其是英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向世界最强盛地位的迈进，贵族专权的情况便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了，它甚至有损于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形象。因此，推行政治民主化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
1832年英国进行了第一次议会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进入民主政治。但改革的直接结果不尽如人意，选民数仅仅从48.8万人增加到80.8万人，所占人口比例也只是由2%增加到3.3%；1867年英国才进行第二次议会改革，变革之缓慢显然影响了英国的发展，使它失去引领世界潮流的势头。此后，尽管改革一直在持续，但英国却一步步从强盛的顶峰滑落下来。不合理的选举制度造就了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新兴阶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社会动荡也因此而长期存在。如果英国能更快地推行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许多矛盾也许能消除，英国的社会也能更成熟。
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被许多成就陶醉了，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根本没有想到，它的制度仍存在许多结构性弊病。它犹豫于对制度进行及时的变革，由此出现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积累了种种的问题，这对于它的强国地位是十分不利的，这是造成日后英国衰落的一个潜在的隐患。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顶峰时，许多人才开始对国家制度进行反思，进而开始了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调整的改革时代。虽然这些调整与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清除了延续已久的积弊，但此时要挽回昔日的雄风已经不可能了。由此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应随时审视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优势中存在的隐患会影响国家，英国的教训值得后来的国家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