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前，英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变化为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工业革命需要在这一环境中发生。社会变化最主要地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一种适宜开展工业化的独特社会结构形成了。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首先发生，其根源也许并不在于英国具备了适宜的经济基础（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时期的荷兰也许更应该率先步入工业革命的行列），而是在于英国形成了与工业化要求相适合的社会结构。英国三层式的不断分化与重组中的社会结构，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或许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进而成为世界最强盛国家之谜。正如奇波拉所说：“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
光荣革命后近一个世纪里，英国社会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层：以大土地所有者为核心的社会上层，以小地主、农场主、专业人员、商人为主的中间阶层，以小农、农业工人、城市贫民、城市劳工等为主的社会下层。在这个转型时期，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农民”式的两层社会结构被打破，新的社会群体开始涌现，并促使早先那种封闭的、钢性的社会结构，逐渐被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的、流动性的弹性社会结构所取代。英国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为其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大土地所有者在18世纪的经济力量上升了，有材料显示，1690年，贵族占有土地的比例为15%-20%，一个世纪以后则上升到20%-25%。这充分表明，在整个18世纪，贵族的经济力量上升，因此18世纪在英国又被称为“贵族的世纪”。大地产扩张与当时不断推向高潮的圈地运动有关。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使得农村的小土地所有者阶层逐渐被消灭，原有的社会结构也被打破，农村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地主—租地农场主—农业工人。圈地后产生的农场，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它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由此看来，圈地运动及其造成的社会变化，有利于促进农业市场化与商品化进程，从而为工业社会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贵族的经营方式可谓多种多样。一般的贵族，大致采取三类经营方式：其一，自己及家族成员经营农场，并率先进行农业改革。早在光荣革命前后，一些贵族就开始创办带有示范性质的“家内农场”，到18世纪，则涌现出一批贵族农业改革家。如1730年，唐森子爵就开始在诺福克的农场上试行有规律的轮作制，将种植业与畜牧业有机结合，收入大大增加，他首倡的“诺福克耕作法”也逐渐被推广开来。其二，经营商业性农场，使用雇佣劳动力。羊毛利润的高涨推动了养羊业的兴盛，一些贵族纷纷将耕地变成牧场养羊，生产的羊毛成为商品直接推向市场，这类贵族也由从前的地主转变为经营性的资本家。其三，自己并不直接经营地产，而是将土地租给农场主，依靠土地租金获益。
除了从土地上获得收益以外，英国贵族还参加各种各样的工商业活动。这与欧洲大陆极为不同：欧洲大陆的贵族，如法国、西班牙、俄国贵族，极为轻视工商业，认为从事这些职业与自身地位很不相称，为此在农业逐渐没落、工商业日渐兴起而贵族利益逐渐被蚕食之际，这些国家的贵族们不是去适应潮流而完成自身经济观的改变，而是继续视工商业为粪土，牢牢抱住土地利益不放，因而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并最终被时代潮流所吞灭。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主流意识一直轻视工商业，反对通过生产之外的手段去发财致富，其结果是，不仅加速了贵族自身的没落，而且也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从这个方面看，欧洲大陆国家比英国就落后了一大步。
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工商业发财致富一直持提倡态度，而贵族们也不反对从工商业中谋利。这种开明、现实的态度，决定了贵族能在一个不断变动的转型社会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贵族圈占土地作为牧场就是他们转向市场化与商品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给他们带来的利润是非常惊人的。为了挖掘土地潜力，贵族们还与农场主一起，积极推行农业改良。许多贵族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试种新品种、采用新的轮种制、试验马耕法、培育优良畜种。
有些贵族庄园的地下蕴藏着高价值的矿产资源和其他经济资源，他们便可直接从矿产开采中获利。这是因为，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的是，英国的矿物资源属于土地所有者，不属于皇室，这就为贵族们创办矿产企业提供了更多机会。我们看到，由于贵族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当时的大矿山几乎被贵族霸占。“在矿业发展的高潮中，贵族大地产者的资本不仅在同类企业里相当居前，而且一些人的工业投资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农业投资，由此成为典型的贵族地主兼资本家”还有些贵族直接从事以运河修建为主的交通运输业，18世纪50年代，布里奇沃特公爵修成当时著名的沃斯利运河，将他的煤矿区与曼彻斯特中心区连接起来，获益甚丰。在获取利润目标的驱使下，在金融债券业投资的贵族也并不罕见。
不难看出，在一个转型社会中，英国贵族在经济上并没有执著于土地，而是出现了一些变异，即在很大程度上也投身于各种有利可图的工商业活动，这不仅有利于贵族在转型社会中维持自己的经济地位，而且贵族资本从传统的农业领域向新兴的工商业领域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贵族在经济活动方面的这种变异，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变异的产生，是英国社会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现象，它使得整个社会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作为传统社会主宰的贵族，不会起到一种顽固不化的阻碍作用，而是起到积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从而有利于工业社会在英国的生成。在这方面，英国确实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因此，当工业化潮流在各国兴起之时，其他国家传统的贵族，或者漠视，或者反对，只有在英国，贵族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直接参与并推动工业化进程。社会上层的这种支持态度，使得英国工业化的推行极为顺利，从而使得英国很快登上了世界强国的顶峰。由此看来，当一个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鲜事物产生时，社会上层的态度变得多么重要。
随着农村的发展以及城市的扩张，新兴的中间阶层在英国应运而生，这里所指的中间阶层，主要是指农村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城市的商人、作坊主等等。农村的中产者主要分为两类：乡绅与租地农场主。乡绅是农村中介于有封号的贵族与自由持有农之间的一个社会阶层，其经济实力差别较大。乡绅阶层在18世纪有所扩大，主要原因是在圈地运动以及价格革命时期，一些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由于地产的扩大而进入到乡绅行列。作为农村的小地主，乡绅往往直接经营地产，有的也从事工商业投资，以从各方面获取利润。租地农场主则指那些从贵族手中租用土地、雇佣农业工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其本身并不占有土地，只不过借助土地来获取利润。由于土地是农场主利润的惟一源泉，为此，农场主在推行农业改良、最大限度地开发土地方面充当了急先锋。总体而言，乡绅与农场主阶层的兴起，瓦解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地主—农民的两极结构，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农村社会中层，这个社会阶层的兴起，与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为英国向新型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商人是城市中间阶层的代表。在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商人的涵盖范围及其广泛，既包括大商人、银行家、企业主，也包括小商贩、手工业者等，其拥有的财富也不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同时活跃于生产与流通领域的中间商，他们是一股新的社会力量。英国商人阶层的兴起，与当时流行的强调拓展对外贸易的晚期重商主义思潮有关。英国生产的商品主要不再是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而是推向海外的殖民地。海外殖民地提供的广阔市场，反过来刺激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阶层一经出现，即在英国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在欧洲其他国家，虽然在一段时期内也出现了商业阶层的兴起，商人尽管经济地位很高，但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却始终低下，经商被认为是依靠欺诈牟利的不光彩的职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排斥，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工业革命不可能在这些国家首先发生。英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作为社会统治者的贵族阶层，为了维护其经济地位，自身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工商业活动，为此，在社会主流意识中，商业活动也被认为是正当的、合理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当时的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其著作中，将商人看作英雄和顶礼膜拜的理想人物，商人的美德在他眼中几乎被解释成英国人的美德。商人在英国社会中的较高地位，客观上有利于工业化社会的生成。
至于社会下层，其涵盖面则十分广泛，在城市中既包括一些劳工、仆役，又包括流民、乞丐等；在农村中，农业工人则成为社会下层的主体。圈地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消灭小土地所有者的过程，失去土地的小农当时面临两种选择，其一、仍然待在原来的土地上，沦为依靠向贵族或农场主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业工人；其二、流入城市，一些人成为手工业者或工厂工人，一些人则沦为乞丐或者流民。由此看来，圈地运动对于工业革命的一个最重要贡献，在于传统社会中的土地对于人口的束缚完全被解除了，绝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小农，或者沦为农业工人，或者沦为工厂工人。一个富裕的工业化社会依赖于生产的提高，而自由劳动力又是生产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英国而言，在工业化社会来临之前，几个世纪以来圈地运动的进行，早就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从而保证了工业化浪潮在英国的顺利推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英国社会出现了严重分化，形成一种独特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三个社会阶层中，中间阶层、即所谓的“中等阶级”力量较强，且不断发展壮大，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很突出。相对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而言，在社会的分化与新型社会结构的生成方面，英国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从而保证了英国率先进入一个全新的工业化社会。在这种变化的形势中，哪一个国家最先完成社会结构的转轨，它就走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至于中间阶层、即“中等阶级”的产生，在其他国家也有过，不过，这些国家的中等阶级，一般力量相对弱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与旧势力相抗衡的地步，而且经济上地位较高的中等阶级，其社会地位低下，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这样，在社会转轨的历史转折关头，这些国家于是就落后了，它们被英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英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强国，于是就在情理之中了。
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主要是通过社会流动的方式来实现的。社会流动一般分为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水平流动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垂直流动则意味着个人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位置的升降，它不仅会牵涉到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且还会引起各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使得社会分层从量的变化过渡到质的变化。总体而言，英国的社会结构是开放的，社会各阶层之间频繁的垂直流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通过不断地分化与重组，一个新的社会由此形成。
贵族阶层的流动往往体现为一些贵族的后代从社会上层向中间阶层甚至社会下层流动。在英国，贵族的地产与财产实行严格的长子继承制，按照惯例，贵族长子可以心安理得地独占前辈的财产。如果长子仁慈，其他的子女也可能得到一些财产，或者经商、或者从政，过上优裕生活，由此步入社会中层行列；而如果长子刻薄吝啬，那么，其他子女可能会被赶出家门，自谋生路，由此造成一些贵族后代破落，由此沦为社会下层行列。一般而言，贵族后代向社会中层流动的较多，真正沦为社会下层的十分罕见。社会上层的分化，尤其是大量贵族子弟向中间阶层的流动，无疑充实了社会中层的力量，同时也使得出身高贵的贵族，形成了一种易于接受社会中层的态度。
至于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通过君主封赐的方式进入贵族阶层的流动，理论上是可行的，现实中也存在，不过这样的几率在英国实在是太小了。这是因为，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而言，英国贵族封赐范围较窄，受封对象限于王室成员、宫廷宠幸、政府要员、高级军官和政党骨干，一般政府官员和平民无望进入贵族阶层。有材料显示，英国18世纪册封的229名贵族中，至少有206人以前与贵族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只有23人没有这种关系。由此可见，贵族爵位，绝非一般人所能染指。
相对于贵族阶层而言，中间阶层的开放是全方位的：一方面，一些失去土地与爵位的贵族子弟往往流入中间阶层；另一方面，社会下层通过把握机遇、努力奋斗而进入中间阶层的例子比较多见，中间阶层几乎成为各类社会流动的终点站。贵族子弟流入中间阶层的情况较为普遍，对于社会下层而言，学徒制是他们进入社会中层的重要途径，出身贫寒者通过学徒制上升为企业主的不乏其人。工业化早期，一些工业家的发家奋斗经历表明他们怎样从卑微的出身开始向上爬：他们或出身店主、农村手艺人，或出身于农民家庭，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工业社会的弄潮儿。
在前工业化的转型时期，社会下层处于急剧变动之中。从水平流动来看，农村的土地通过圈地运动而走向集中，失去土地的小农，相当一部分涌入城市，成为劳工、小商人、手工业者、仆役、流浪汉等。当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还有一些直接诱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农民被剥夺土地、雇工被解雇、农村手工业的衰落、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黯淡前景，均构成一种推力，促使一部分农村人口另谋生路。而城市较高的工资和生活水准、娱乐和文化上的优势以及较好的发展前景，则形成拉力，吸引着农村居民。”垂直流动的情况主要有两种：在农村，少部分小农由于经营有方变得富裕起来，他们或购买土地成为乡绅，或成为租地农场主；在城市中，社会下层由于把握机会而成功进入社会中上层者并不罕见，大发明家阿克莱特从一名普通学徒，摇身一变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的一颗耀眼巨星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
总而言之，从光荣革命到工业化来临前的近一个世纪中，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始终处于轰轰烈烈的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其显著特点是有数量众多、层次复杂的中等阶级的出现，它既包括农村的乡村地主，也包括城市商人、工匠和各种专业人员。通过不断地分化与整合，传统社会中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彻底瓦解，形成新的三层式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不同，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大增强，这种不断加速的流动，造成的总体趋向是：多数人向中间阶层聚集，中间阶层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并慢慢地取得社会的主导地位。从本质上看，工业社会要求一个以中等阶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在工业化开展以前，英国已经在社会结构方面做好了准备。英国这种独特的情况，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由此可见，在创造适宜于工业化的社会结构方面，英国又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从这个角度上，我们看到：工业化之前一个世纪中，英国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为英国走向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