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王昭君塑像这两首诗诗意明白，就不多解释。王安石在诗中对汉元帝甚至是汉武帝都有谴责之意，而引起轩然大波的是“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两句，对于这两句，向来也有多种解释，结合王安石本人来考虑，笔者以为他想说的是：既然汉朝廷待我恩浅，胡人却是真心对我，我又何必为了远离汉廷而暗自垂泪，自己伤心呢？人生的幸福，不是贵在两情相悦、彼此知心吗？
王安石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我们常常在劝解时说的：荆公亭你何必为了这样一个负心汉而落泪呢？他抛弃你，是他的损失，为这种人哭，不值得！
可是在1000年前的宋朝，这样的观点一出，犹如石破天惊，立即炸开了锅，一时间议论汹汹，有人说：“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乎王安石之意。”也有人说：“苟心不相知，臣可叛其君，妻可弃其夫乎？”更有人跟王安石较上了劲，给他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王安石“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逆忘君父，非禽兽而何？”还好宋朝没有文字狱，要不然，王安石估计撑不到神宗上台，就被整得翘辫子了。
当然，还是有人欣赏王安石的，黄庭坚读完《明妃曲》，掩卷长叹：“以为辞意深尽，无遗恨矣！”“可与李白、王维并驱争先。”欧阳修也说：“此诗一出，一时无两也。”
5．上《言事书》，描绘变法蓝图
1056年12月，王安石群牧司判官任满，中央想让他继续在京为官，可王安石就写了《上执政书》，再次表明自己想要下放锻炼的心愿，于是他被派到常州做知州。滕王阁壁画：王安石与欧阳修期间他想要修运河，因为各种阻力，未能成功。
在常州不到一年，在1058年2月，王安石又被委派到江东任提点刑狱，这一差事就是要随时巡回于该路辖境，考察各州县对刑狱事件处理是否公允，而且还要考察州县官吏是否廉明称职，总之，就是需要经常出差。可是这时王安石的母亲已经年迈多病，需要儿子在旁边照顾，所以王安石心中是有些不情愿的。好在不到半年，中央又出了调令，任命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
三司是总揽财政的单位，任度支判官可以了解到国家的财政状况，明晰弊病所在，而且不用经常四处出差，可以奉养老母，王安石走马上任了，这是1059年的春天。王安石《致通判比部尺牍》手迹至此，王安石已经有了近20年的政治实践经历，对北宋朝廷自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所积累和形成的一些现实问题，已经在脑中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轮廓，并相应有了改革之法，就在上任不久，王安石写成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进献给仁宗皇帝。
在这篇《言事书》中，王安石先是扼要说明了现在的情况：“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敌。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然后说要根据先王为政立法的精神而整治，现在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人才，而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才，即使有好的政策制定出来，也不能很好地实施。王安石《伤仲永》但是陛下也不用太过愁苦，人才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培养人才，不外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就是让学生全面发展，把“朝廷礼乐刑政之事”以及“骑射行阵之事”都作为学生的主要学科，让学生能文能武，而不是仅仅只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课试之文章”。才能不是天生的，都是后天学习得来的，纵然是仲永一般的神童，没有后天的学习，也只能“泯于众人矣”。在全面发展之外，更是要术业有专攻，国家治理的领域非常多，不可能每门都精通，所以应该在全面了解的情况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刻苦钻研，这样就更能学以致用。
所谓“养之”，就是先给他足够的工资，让他能较好地生活，然后“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宋仁宗皇后，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阻挠者之一“人之情，不足于财”，就会“贪鄙苟得，无所不至”，所以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能够养活家庭，甚至可“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之后，就“约之以礼”，对于吃饭穿衣、用度开支，都做出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是不能随便逾越的，比如说县官只能住100平的房子，州官可以住150平的房子。如果有人逾越了规定，或者触犯了法律，就一定要严惩，正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即使是宰相犯法，也不能迁就，这样大家才会守法。法律清明的国家，不是害怕有人犯法，而是害怕不能依法办事。
所谓“取之”，王安石对北宋所实行的科举制度，加以批判，也反对恩荫入仕的办法。他认为应该由乡党和学校的群众推举，最后由大臣们鉴别其德才，分别予以任用。对新任用的人，也需要进行考察、实习，最后再让他独当一面。需要说明的是，到王安石变法之时，也没有废除科举制，只是对考试科目进行了变更和调整，不再只考诗赋和四书五经，而是注重对行政能力加以测试，也就是加重了对实际工作能力的考察。武举考试所谓“任之”，一个是要讲求专业对口，善农者去农业部门，而且主张在同一个领域内调动，工作间的跨度不能太大，对于政绩突出者，可以加爵进禄，但不要跨行业调动工作，这样反而不能让他发挥特长。就像学校里有些人善于管理和跟人打交道，就让他做校长；有人善于做学问搞研究，就让他当教授，如果因为他研究做得好，而任命为校长，有时不一定非常合适。
在官员考核方面，需要定期进行，所谓“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也。就是说三年考核一次，凡是庸庸无为的，要让其辞职；有过错的，要让其承担责任；政绩突出的，应该让其晋升。司马光手迹《天圣帖》除了文官之外，王安石还提到了武官的选用，宋朝一直崇文抑武，用文官来统领士兵，这样难免会在军事上吃亏，所以我们应该培养军事人才，并提高相应的待遇。
王安石以善于理财闻名，在这篇《言事书》中，也是阐述了自己的理财思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就是发动所有的劳动力去生产天下的财富，这是一个向大自然要财富、发展生产的办法。王安石后来的改革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的，无疑，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现在看来，更是别无新意，可是在当时，这与保守派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司马光，认为天下的财富是一定的，不是在老百姓兜里就是在国库里，也就是说，王安石主张国家财富这个蛋糕是可以做大的，而司马光认为蛋糕大小是一定的，要考虑的是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以21世纪的眼光回过头来审视王安石的理财观点，不禁要为其拍案叫绝，所谓曲高和寡，其眼光的卓越与高远，当时的保守派们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宋英宗赵曙王安石这篇《言事书》流传于后世之后，虽然享有了极高的声誉，但在当时，却遭到了冷落。仁宗虽然没有赞同王安石的观点，但却是留意上这个人了，随即给他换了岗，让他去修起居注，可是没想到，王安石不务虚名，8次坚决推辞不干，最后只好给他另外安排了知制诰的差事。
王安石在任度支判官时，还参与了榷茶法的讨论，宋朝实行茶叶专卖，禁止民间私自贩卖。但自唐朝以来，饮茶日盛，茶叶成为了与食盐一样的日常用品，尽管法律禁止，可是利益所致，私自贩卖者还是屡禁不止。正如马克思说：“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他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王安石为此还写了《议茶法》一文，主张废除茶叶专卖制度，可以方便普通民众，至于丧失专卖权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收税的方法来补偿。王安石《咏石榴》在宰相富弼、韩琦、曾公亮的大力推荐下，仁宗采纳了改革茶法的建议，新的茶法得以推行并一直延续下来。
6．为母守丧，江宁讲学
1063年3月，仁宗逝世，英宗即位。这一年8月，王安石的母亲也过世了，王安石对他母亲是非常孝顺的，在每次调换岗位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能否便于奉养母亲，而且好几次都是以此来拒绝朝廷的任命。
母亲吴氏去世之时，他还是任知制诰，遂辞官，抬着母亲的灵柩回到南京与父亲合葬。在居丧的时候，他在非常悲痛的心情下，生活也是极度俭朴。
王安石这时已经年过50，可是他每天麻衣孝服，以秸草铺地，席地而卧。过了些日子，潘夙因为有要事与王安石商议，就发了一封特快专递给他。送信人到了之后，朱熹《城南唱和诗卷》来到厅上，看到一人席地而坐，头发蓬乱，面容枯槁，惊愕之下以为是一个老兵仆役，就对他喊道：“老仆，你过来！把这封信送给王大人。”“老仆”闻言，立即起身，拿过书信就拆开来看了起来，送信人一看急了，很生气地说道：“这封信是给王大人的，你一个仆役怎么能擅自拆开来看呢？”这时，旁边有人王安石《忆昨诗》低声告诉他说：“这就是王大人。”送信人听言，既吃惊又惶恐，马上退了出来，自言自语道：“好舍人！好舍人！”（王安石《在舍人院任知制诰》）
古人守孝3年，其实并不是36个月，而是过3个年头，以王安石母亲为例，1063年8月去世，这即为第一年，到1064年8月，即为第二年，再到1065年8月，即满3年守孝期。所以到1065年10月，朝廷发旨命王安石回京城复职，王安石托病没去，仍然留在南京，一方面从事著作，一方面收徒讲学。
这段时间，王安石潜心著作，除写下大量诗文评论以外，还整理完成了《易解》和《洪范传》两篇著作，与《淮南杂说》一起刊刻发表，“王公新学”渐已成形，为改革打下了理论基础。
《易解》是对《周易》的注解，受到了朱熹和程颐的推崇，这两位可是相当于大师级的博导，得到他们的称赞，自然可见王安石的注解不同凡响。程颐曾经对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们说，要想研究《周易》，必须先把书看透，看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前人的阐述，但注解之书也是良莠不齐，不能乱看，“只看王弼、胡先生（胡瑗）、王介甫（王安石）三家文字”就可以了，“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
《洪范传》主要是针对《尚书·洪范》进行的批驳，江西东乡县的王氏宗祠洪范主要提出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及其作用，并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王安石却认为，天人不相干，“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做事的时候，不要去管老天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就是后来“天变不足畏”的思想根源。
除了这两本之外，王安石还写了其他的一些著作，这些书一起构成了他讲学的基础。有了这些教材，王安石开始正式招收博士研究生了，这些学生里面，比较有名的有陆佃（陆游的爷爷）、蔡卞（后来成为了王安石的女婿，注意不是《水浒传》里面的蔡太师蔡京）、龚原、李定、侯书献、郏侨等人，这些人后来或早或晚都成为了朝廷的栋梁，在王安石变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安石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十分注重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也就是“经世致用”。在《临川文集》中，还保存了他给研究生们出的考题《策问》11道，可以反映出他的教学重点，现摘录几道如下：其一：以前打仗也多骑兵，却并没有因为马多而浪费土地，现在我们专门空出了很多耕地来养马，还花巨资从国外购马，然而战马还是不够，这是为什么呢？
其二：商变夏法，周变商法，皆因为世道情况变了，所以法制也要跟着变，但他们立法的本意都没有变。你对此有何理解？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其三：以前的朝代，有的好打仗；有的沉迷于游乐；有的大修享乐工程；有的赏赐无度，诸如此类，民众疲于应付，所以国家很穷困。我们大宋基本上都没有这些弊病，可是为什么还是很穷困呢，请谈谈你的看法。
其四：以前皇亲国戚才能做官，世家子弟也可以读书而为官，布衣贫民则没有做官的机会，所以身居官位之人多有不称职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些流弊，为官者“皆公天下之选也”，但仍然缺乏杰出的人才。你对此种情况有何解释？
总之，王安石让学生们讨论的，都是北宋王朝当时的财政、吏治、法制、马政等现实问题，充分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宗旨。学生们也可以在这种相互讨论中自由发表见解，提出解决办法，还能互相启发，很容易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