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藩镇的首领， 大都是胡人或胡化甚深的汉人， 例如李宝臣为奚人， 李怀仙为柳城胡人， 李正己为高丽人， 侯希逸母系出于高丽， 田承嗣、薛嵩则为胡化的汉人。诸镇互为婚姻， 与中央抗衡， 渐至形成割据的局面。而诸镇将士， 既多胡人，他们所控制的地区， 也逐渐胡化。胡化的主要特征， 是卑弃文教而崇尚武力， 养成一种好勇斗狠的风气。所以当时军人第一的黄河下游南北与以诗赋取士的长安， 文化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
上述安史系的藩镇区， 不但土地肥沃， 民风朴勇， 自然形势也非常险要， 唐帝国的东北天然国防线， 便在这个地区中。这个地区与唐室对立， 不但使唐室失去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带， 同时牵制住唐室大量的兵力和财力， 几乎使整个关东地区， 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中。
安史系藩镇区中的统治组织， 是军政合一的。节度使是其辖区中的军事统帅，也是最高行政长官。他的军队遍布全区， 由其私人委任的镇将来统率。镇将有镇遏将、镇使、镇遏使、镇遏兵马使、镇遏都知兵马使等名目， 其中镇遏使又常兼任州刺史。节度使的地位， 并不巩固， 常为他的部将所攘夺。如果节度使因死亡而出缺，便由他的子侄或为众所推举的部将继任为“留后”， 等到中央的正式委任状到达， 再称节度使。此外， 节度使在他的辖区中可以自由委任官吏， 扩充军队， 征收赋税，中央政府一点不能过问。至于中央系的藩镇， 在唐朝中叶， 还没有这样凶横。
藩镇的兵， 可以说完全是强迫征调的。藩镇区中的壮丁， 大都被征为士兵， 老弱则从事农耕。同时对人民的生活管制甚严， 若干藩镇如卢龙、淄青等， 甚至禁止人民偶语于途， 夜间不准燃烛， 并不准以酒食相过从。节度使从军队中抽调其精壮者， 充当卫队， 叫作“牙兵”； 又有所谓“养子”， 乃是精锐中的精锐。节度使对这类亲军， 备极爱护， 但他们日趋骄横， 动辄发动叛变， 驱逐主帅。这种现象在藩镇间愈演愈烈， 直到五代。
这种藩镇， 使人联想到民国初期的军阀， 他们都是地方的“土皇帝”， 对于那个地方而言， 中央集权早已荡然无存。
唐德宗时， 由于先前持续多年的财政改革， 中央政府的财力物力有所加强， 决心打击藩镇的割据倾向。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 他的儿子李惟岳要求继任；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 他的儿子李纳邺要求继任， 唐德宗断然拒绝。李惟岳联合魏博、淄青节度使发动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以藩镇打藩镇的策略， 在平叛战争胜利后， 引发参与平叛的节度使之间的利害冲突， 他们借口朝廷处置不公， 公然对抗中央， 四个节度使公开称王： 幽州节度使朱滔称冀王， 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 魏博节度使称魏王， 淄青节度使称齐王。
这些节度使称王， 不算稀奇， 有的节度使还称帝呢！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自以为平叛有功， 向朝廷讨价还价， 自称“天下都元帅”。正当朝廷调兵征讨李希烈时， 泾原节度使发动兵变， 突然攻入长安， 唐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 叛兵拥立泾原节度使朱泚为皇帝。不久，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称帝， 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唐德宗虽然平定了朱泚、李希烈之流， 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 以求得力量的平衡与安定。
唐宪宗的“元和中兴”， 使他出色地完成了制裁藩镇的目的， 但是难以铲除根基， 制裁的局面难以持久。以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 直至唐朝的灭亡。
古代的五刑
古代隋以前以墨、劓、刖、宫、大辟为五刑， 隋以后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其中， 墨刑又叫黥刑、刺字， 即在犯人的额上刺字， 并涂以墨作为标志。劓， 割掉犯人的鼻子。刖刑， 即砍掉犯人的脚。宫刑， 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功能。笞， 用荆棍或竹板子打人。杖， 用棍子打。大辟， 即死刑。
宦官凶猛
令唐朝后期皇帝感到头痛的是， 除了藩镇， 还有宦官， 他们互相勾结， 互相声援， 使得不少皇帝成为傀儡。
唐初政治清明， 宦官只能主管宫廷内部守卫、洒扫等事， 并无政治权力。唐玄宗宠信宦官高力士， 让他审阅大臣送来的奏章， 心安理得地说： “有高力士值日，我睡觉很安稳。” 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之流都要巴结高力士， 高力士在宫中的地位非同小可， 太子李亨叫他“二兄”， 诸王公主叫他“阿翁”， 驸马叫他“爷”。不过， 他在皇帝面前依然是一个“老奴”。
情况在安史之乱以后发生了变化， 宦官逐渐掌握军权、政权、财权， 逐渐尾大不掉， 使皇帝大权旁落。
宦官专权始于唐肃宗、唐代宗时期， 代表人物是李辅国、程元振。
李辅国本名静忠， 唐肃宗赐名辅国， 曾充当高力士的仆役， 后调入东宫侍候太子李亨。安史之乱中， 因扶持太子李亨即位有功， 被提升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 主管四方奏事， 以及御前军符、印信、号令。唐肃宗回到长安后， 不断对他加官晋爵， 以郕国公的头衔， 掌管中央禁军以及朝廷一切大权， 百官奏事都由他上达裁决。以后唐肃宗又破例任命他为兵部尚书。
唐肃宗病危， 李辅国与另一宦官程元振合谋， 拥立太子李豫继位（即唐代宗），更加骄横不可一世， 公然对唐代宗说： “大家（指皇帝） 但内里坐， 外事听老奴处置。” 那意思是要皇帝当傀儡， 一切听他摆布。唐代宗虽然对他的嚣张气焰感到愤怒， 却奈何他不得， 只得低声下气地尊称他为“尚父”， 请他参与裁决朝廷政务。忍无可忍的唐代宗利用程元振， 除掉了李辅国， 不料继之而起的程元振比李辅国更加厉害， 权势远远超过李辅国， 勋臣、宰相、名将屡屡遭到他的迫害， 使朝廷文武百官人人自危。
唐德宗时宦官权力有增无减， 不仅控制军权， 而且控制将相的任免权。唐德宗死， 唐顺宗继位， 他引用文官王叔文、王伾裁决宫中大事， 王叔文、王伾引进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韦执谊等官员， 着手改革， 企图削夺宦官权力。
王叔文等人的革新， 对百姓、对朝廷都是有利的， 却损害了宦官集团、贵族官僚和藩镇的利益， 因此， 他们内外勾结， 千方百计攻击王伾、王叔文， 要把这场刚刚开始的革新扼杀在摇篮里。
当时禁军由宦官把持。本来， 王叔文已经任命老将军范希朝担任禁军统帅， 并派韩泰协助他接管宦官的兵权。宦官头子俱文珍立即下手令， 叫禁军将领们别听范希朝的。范希朝和韩泰到奉天点兵， 禁军将领一个也不来听点。王叔文被任命为户部侍郎， 俱文珍等就奏请削去其翰林学士之职， 这样王叔文成了外朝之官， 反而不易接近皇帝， 实际上被削减了权力。
大官僚们接着又使出了杀手锏。他们借口唐顺宗体弱多病， 要求太子李纯出面主持朝政， 后来索性要顺宗退位。这一着釜底抽薪， 确实击中了改革派的要害。
藩镇握有重兵， 反对改革更为起劲。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兼领三川的要求被拒绝， 因而与王叔文有隙， 带头攻击； 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也紧跟着上表威胁。他们在拥立李纯以取代顺宗这一点上与宦官搞起了统一战线。
朝中的耆旧老臣， 除极个别的如杜佑不反对改革派掌权外， 绝大部分都公开宣布与之不两立。宰相贾耽、高郢、郑珣瑜均以辞职相要挟， 韦执谊的岳父杜黄裳更倚老卖老当面予以斥骂。就连刘禹锡、柳宗元的好友韩愈， 对革新也很不理解。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 八月， 宦官俱文珍、刘光琦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串通， 发动宫廷政变， 唐顺宗迫于压力， 被迫禅位于太子， 同时改年号为永贞， 这就是所谓“贞元内禅”。王叔文等人的改革也因此被史书称为“永贞革新”。但这次改革运动至此已到尾声， 改元即标志改革失败， 革新派随即遭到贬逐与杀害： 王伾贬开州司马， 旋病死于贬所； 王叔文贬渝州司户， 次年被赐死。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柳宗元为邵州刺史， 后来朝廷认为刘、柳等人贬得太轻， 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 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宦官与藩镇两股势力勾结的结果， 从唐宪宗到唐朝灭亡， 所有的皇帝都形同傀儡， 十个皇帝除了最后一个是军阀朱全忠所立， 其余九个都是宦官所立， 有两个被宦官所杀（宪宗、敬宗）。皇帝都成为宦官可以任意摆弄的傀儡， 宰相、大臣当然沦为宦官的附庸， 号称“南衙” 的中央政府成了宦官控制的“北司” 的附属机关。
盛唐时期的政治秩序已经荡然无存。
神策军
754年， 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初设神策军， 后归中央， 成为禁军。德宗在“朱泚之乱” 后， 将神策军交与宦官掌管， 并且成为定制， 此后神策军成为宦官掌权甚至废立皇帝的主要工具。顺宗即位后， 朝臣王叔文欲从宦官手上取回神策军的兵权， 但未成功。在唐代晚期， 神策军因军纪败坏而战斗力下降。
朋党的争吵
所谓朋党， 就是因为利益使然而排除异己、拉帮结派的团体。中国历史， 不妨也可以说是一部朋党史， 上下几千年比比皆是。
朋党的功用， 就是几个人纠合使力， 大家帮亲不帮理， 讲钱不讲义， 要宗派不要团体。这种团队精神发挥出来的效果， 自然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对个人不过是一时的浮沉荣辱， 但对国家， 只怕所失就多了。
唐代的牛李两党， 一直闹了四十年。
这场斗争还是在唐宪宗在位时候开始的。有一年， 长安举行考试， 选拔能够直言敢谏的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 有两个下级官员， 一个叫李宗闵， 一个叫牛僧孺。两个人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看了卷子， 认为这两个人符合选拔的条件，就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
这件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 他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 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 揭了他的短处，更加生气。他在唐宪宗面前说， 这两人被推荐， 完全是因为跟试官有私人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 把几个试官降了职， 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
李吉甫死后， 他的儿子李德裕依靠他父亲的地位， 做了翰林学士。那时候， 李宗闵也在朝做官。李德裕对李宗闵批评他父亲这件事， 仍旧记恨在心。
唐穆宗即位后， 又举行进士考试。有两个大臣因为熟人应考， 私下里托过考官，考官钱徽没买他们的面子。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应考， 被选中了。这些大臣就向唐穆宗告发钱徽徇私舞弊。唐穆宗问翰林学士， 李德裕说真有这样的事。唐穆宗就把钱徽降了职， 李宗闵也受到牵连， 被贬谪到外地去。
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 把李德裕恨透了。牛僧孺当然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 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 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 两下明争暗斗得厉害。
到了唐文宗即位以后， 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路， 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 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 就合力打击李德裕， 把李德裕调出京城， 当西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 节度使。
那时期， 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 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 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文宗说： “收复一个维州， 算不了什么； 跟吐蕃搞坏关系， 才不合算呢。” 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吐蕃， 使李德裕气得要命。
后来， 有人告诉唐文宗， 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 并且说这件事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挺懊悔， 对牛僧孺也疏远了。
唐文宗本人也受宦官控制， 没有一定的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 一会儿用牛僧孺。一派掌了权， 另一派就没好日子过。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悠着， 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唐文宗也闹不清谁是谁非， 想起这件事直叹气， 说： “要平定河北容易， 要除掉朝廷的朋党可真难啊！”牛、李两派为了争权夺利， 都讨好宦官。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 监军的宦官杨钦义被召回京城， 大家传说杨钦义回去一定掌权。临走的时候， 李德裕就办酒席请杨钦义， 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杨钦义回去以后， 就在唐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
到了唐武宗即位， 李德裕果然当了宰相。他竭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 把他们都贬谪到南方去。
李德裕得了武宗信任， 当了几年宰相， 因为办事专断， 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
公元846年， 唐武宗病死， 宦官们立武宗的叔父李忱即位， 就是唐宣宗。唐宣宗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 即位第一天， 就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过了一年， 又把李德裕贬谪到崖州（今广东海南岛）。
闹了四十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 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闹得更加不好收拾了。
关于牛李党争的性质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很注意分析统治集团的社会背景， 按照他的解说， “牛党” 的权力以通过科举入仕为基础， “李党” 则是士族的堡垒。《剑桥中国隋唐史》引用日本学者励波护的实证研究， 指出： 两党在科举出身和士族出身的人数上是旗鼓相当的。近来有的学者根据对两党成员郡望分布的统计分析，指出“李党” 成员主要是山东士族， “牛党” 成员主要是关陇士族， 因此他们之间的“党争”， 并非士族与庶族之争， 而是士族内部的斗争。
当然， “牛党”、“李党” 并非一丘之貉， 并非没有是非之分。“李党” 领袖李德裕是晚唐较有远见的政治家， 他反对朋党， 希望能够中立无私。因此有人甚至说， 对于李德裕而言， 无所谓朋党。但是， 历史已经表明， 尽管李德裕自认为没有朋党， 事实上还是卷进了朋党之争的旋涡， 因为政治斗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唐代的科举
唐朝贞观初年， 有一次， 唐太宗想亲自看看考进士的情况。在发榜那天， 他带着几个内侍， 悄悄地来到考试进士的端门前。只见许多新考取的进士， 排成长长的队伍， 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唐太宗非常高兴， 对身边的内侍说：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彀是指射箭的时候箭所能达到的射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天下的人才全都落到我的手中了。
唐太宗为什么那样高兴？ 因为他看到了， 科举这种制度对他确实很有用。
所谓科举制度， 就是由朝廷设立许多科目， 通过分科考试， 把统治阶级认为合格的人推举、选拔出来担任政府的官吏。这种制度是隋朝时候创立的， 到了唐朝更加完备了。
唐朝的科举考试科目很多， 其中进士科和明经科最受重视。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就是把经书上的文字用纸帖上几个， 让考生把它写出来， 如同现在学校的填空试题一样。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写诗作赋比较自由， 也便于表现考生的才能， 所以当时的读书人都愿意考进士科。考进士科的人很多， 录取很难， 一百个人中只能录取一两个人。明经科比较容易， 十个人中就能录取一两个人。当时人们把考进士比作“登龙门”。有这样一句谚语： “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 进士比明经难考， 三十岁考中明经科已经算老了， 五十岁考中进士还算年轻呢。
考中进士， 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 但是真正得到官职还要经过吏部（中央的人事部门） 的考试。这个考试叫“选试”。选试合格的， 呈请皇帝授给官职。选试的内容有四项： 一是“身”， 相貌外表要端正； 二是“言”， 言辞要清楚； 三是“书”， 字要写得端正美观； 四是“制”， 要具有审定文字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