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456—536） 字通明， 丹阳秣陵人， 南朝齐梁时著名的道教思想家， 他是南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陶弘景对道教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 在肯定服药、房中、引导、神丹诸修道方法的同时， 更突出诵习道经的神奇作用， 把神丹和读真经并列。所谓“若得大洞真经者， 不须金丹之道也， 读之万过毕， 便仙也”。第二， 养神与养形兼顾， 炼养之要， 贵在中和， 从而充实和完善了道教修炼理论。保持内心平静自足的状态， “不以人事累意， 不修仕禄之业， 淡然无为， 神气自满”；饮食起居避免过度之举， “养性之道， 莫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第三，融儒援佛， 主张三教均善说， 力促三教会同， 企图将道教的炼形， 佛教的澄神， 儒家的养德融为一体。第四， 编造新的神仙系统和仙真传道历史。
陶弘景吸收了葛洪、寇谦之、陆修静在教义、教仪方面改革的成果， 融儒、佛、道为一体。在茅山的道观中， 他设道佛两堂， 隔日晨昏朝礼； 在浙江宁波礼阿育王塔， 他毫无顾忌地受佛戒， 欣然接受“胜力菩萨” 之名号， 他说： “百法纷凑， 无越三教之境。” 他继承和发展了东晋以来的炼丹理论， 使早期道教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完善， 更加成熟； 同时， 将葛洪的神仙道教通俗化、简易化， 使得道教在社会中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力。陶弘景对道教的改造为隋唐道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与道教， 都是由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社会各个阶层人们都需要宗教作为心灵的慰藉， 于是应运而生。就其发展历程而言， 都经历了经典化到世俗化的过程。
佛教在汉魏之际被视为一种近似于道术的祭祀方术， 后经过用玄学观念译介佛学的最初阶段， 以玄学为译介的形式、内容偏重阐发印度佛理的阶段， 最后是佛学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 走上中国佛教独立发展道路的阶段。道教最初亦被视为“邪教”， 后经历了葛洪、寇谦之、陆修静的清整、改造， 一步步走向成熟， 又经陶弘景的总结完善， 使道教成为官方与民间都接受的宗教。
《黄庭经》
《黄庭经》是中国道教重要的经典。内容是以七言歌诀讲述道教养生修炼的道理， 相传为老子所写， 也有认为是西晋时女道士魏华存的作品。“黄庭” 一词， 始见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的《老子铭》， 其文曰： “出入丹炉， 上下黄庭。”黄为中央， 庭为四方之中。外黄庭指天中、人中、地中； 内黄庭指脑中、心中、脾中。整部《黄庭经》字数不多， 然内容深奥， 语意深远， 是道家必修的经典。
非常有趣的是， 《黄庭经》的闻名竟与大书法家王羲之有关。王羲之曾以小楷纵行写成该经， 共计60行， 1200余字。行文错落有致， 极具动态美， 被奉为书法楷模。
乱世中的桃花源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 政治动乱、民族冲突、流民浪潮连绵不断， 使中央政权瓦解， 社会分崩离析， 人民失去了保护， 在铁蹄下苟且偷生，朝不保夕， 甚至公卿大族也不能免。永嘉年间， 石勒追击晋室狼狈奔逃的东海王丧葬队伍， 将军钱端战死， 军队溃散， 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高官显贵皆遇害，王公以下死亡人数十万多， 不久东海王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又被石勒俘虏。石勒“性酷虐无道”， “降城陷垒， 坑斩士女， 鲜有遗类”， 手段极为残忍。
乱世中的人们， 为了自保， 因此不得不自己寻求出路。在万分无奈中， 结成民间性质的共同组织， 远离战争是非之地， 逃亡到偏僻的山野草泽， 过起了自给自足、耕战结合的生活， 这种组织形态就是坞堡壁垒。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坞堡壁垒遍布中原地区， 十六国时期坞堡壁垒尤其盛行，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社区的一大特色。在坞堡壁垒中， 没有国家权威， 人们遵循最原始的本能认识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和生产， 从而使得坞堡壁垒显示出独特的社区特点， 具备了理想社会的某些特征， 带上了世外桃源的诱人色彩。
坞堡壁垒为逃避战乱而设， 大多设立于远离城邑、人迹罕至的山林川泽地带，一般很难发现， 而且由于人烟稀少， 因而显得遥远而神奇， 扑朔迷离。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很可能就是这种坞堡社会的文学反映。
《水经注》中记载了不少位于水域的坞堡， 这些坞堡大多地形险要， 引人遐想。
如洛水流经的檀山坞， “四绝孤峙”； 一合坞“城在川北原上， 高二十丈， 南、北、东三箱， 天险峭绝”， 都是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西晋的庾衮创建禹山坞， “峻险厄， 杜蹊径， 修壁坞， 树藩障”， 即使原来当地并没有与世隔绝， 在建立坞堡之后，也要人为地杜绝与外界的交通往来。这种状况， 特别容易使偶尔邂逅坞堡的人形成世外桃源的幻觉。
在坞堡中， 人们不用整天担惊受怕， 躲避兵燹， 他们基本上可以安居乐业， 自给自足， 这在基本生活， 乃至生命都没有保障的大环境中， 简直可以称为“小康”社会， 不能不令人神往。与战乱不断、哀鸿遍野的普通社会相比， 坞堡社区所表现出的优越性， 使人情不自禁地将它和世外桃源联系起来。“八王之乱” 使洛阳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整个洛阳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 但在庾衮建立的禹山坞，人们“考功佣， 计丈尺， 均劳逸， 通有无， 缮完器备， 量力任能， 物应其宜”， 秩序井然， 与外界的混乱和凋敝简直有天壤之别。在灾难深重的人们看来， 坞堡社区毫无疑问就是世外桃源。摇摇坞堡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类似早期人类社会， 盛行一种近乎原始的民主制度， 考察这种制度让人不禁联想到原始社会的禅让。几乎所有的坞堡组织， 其坞主都是经过坞堡骨干成员一致推举的， 坞主往往德高望重， 普遍受到坞堡成员的真诚爱戴。
坞主对坞堡的经济、行政、军事工作负有指挥之责， 但坞堡并不是坞主个人财产，其成员和坞主并不构成隶属关系， 坞堡内所有成员一律平等， 包括坞主在内， 谁都没有特权。坞主和坞堡成员一起， 共同劳动， 共同战斗， 平均分配。
庾衮虽然出身高门， 但其父“独守贫约”， 庾衮也“躬亲稼穑， 以给供养”， 很年轻的时候就以恪守孝道、礼仪严整和淡薄功利而闻名于世， 树立了高大的道德形象， 得到乡邻的高度赞扬。“八王之乱” 爆发， 庾衮率领宗党乡人逃亡到禹山， 在众人一致推举下， 成为这帮逃亡群体的首领， 建立了禹山坞。庾衮被推为坞主，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平常恪守封建道德伦理， 树立了德高望重的形象， 得到民众的崇敬和信赖。庾衮就任坞主后， 立下“邑推其长， 里推其贤” 的规定， 即坞堡内部基层组织的负责人由民主推选产生。说明在坞堡组织中各层管理人员都由民主推选产生， 原始民主制度得到充分的实施。“八王之乱” 稍平， 庾衮意识到西晋王朝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雨， 为更好地远离灾难， 他携妻子告别了禹山坞和那里的宗党乡人，来到更为偏僻的林滤山， 因其“言忠信， 行笃敬” 赢得了林滤山当地人的爱戴， 被称为“庾贤”。石勒进攻中原的时候， 庾衮率林滤山人登上“九州绝险之地” 大头山， 再次创建坞堡， 成为坞主。庾衮亲自参加劳动， 并在一次前往收获农作物的途中因目眩而坠崖身亡。
郗鉴年少孤贫， 躬耕陇亩， 以儒雅和清高闻名。后来遇到饥荒之年， 本州名士们被郗鉴平常的品德所感动， 纷纷给予捐助。郗鉴将所得全部财产分给宗族和乡里的孤寡之人， 得到接济而苟全性命的人很多。于是大家共同推举郗鉴为主， 由他率领千余家避难于峄山， 建立了峄山坞。
名将祖逖， 在“八王之乱” 期间， 率领亲党数百家逃奔淮泗避难。路上， 祖逖将车马让给同路的老弱残疾乘坐， 自己徒步行走， 所有药物衣服都和大家共同分享，因此得到大家的爱戴， 在建立坞堡后， 被推为坞堡首领。
类似的材料， 在《晋书》中比比皆是。
总之， 无论从地理环境、社会功能、领导人的选举还是社会精神面貌来看， 坞堡壁垒组织都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其主要特征确实和陶渊明笔下描绘的世外桃源十分相近。所以陈寅恪先生敏锐地意识到， 《桃花源记》虽为寓意之文， 反映了陶渊明向往美好社会的理想， 但也有纪实的意义，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坞堡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然， 坞堡壁垒的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 只不过是黑暗混乱的社会中一个相对安全的孤岛罢了。
赣南客家人的围屋
赣南地区是客家人的一大聚居地， 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客家人的特色建筑———围屋， 尤以龙南、安远等县为多。围屋空间体量硕大， 平面布局以方形为主， 四角也都建有带枪眼的碉楼， 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一座围屋内的居民，不管人口多少， 哪怕多达数百人， 亦必定是同姓、同宗， 而且还是同一个开基祖的直系血缘后代。
赣南这种如同壁垒式的客家围屋， 无论是其建筑外观， 还是其文化内涵，都与两千年前的东汉、魏晋时期的坞堡一脉相承， 的确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活化石。
魏晋南北朝的大家族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社会组成的最小单位， 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中国自古就非常重视家庭建设， 甚至把治家的重要性与“治国”、“平天下” 相提并论。
但是， 家族过于庞大， 家族势力根深蒂固， 就会影响中央政权的统治， 使政令难以深入社会基层。因此， 中央集权的政府向来通过各种手段， 限制家庭的规模。
比如秦朝法律规定， 儿子达到丁壮年龄， 就必须和父母分家， 否则政府就要加重这户人家的赋税负担。所以， 秦汉时期的家庭， 一般是两代人， 很少祖孙三代的， 一个正常家庭， 往往由夫妇俩和他们的未婚子女组成。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战乱不已， 外族入侵， 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下降了，累世同居的家庭多了起来。累世同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至少包含了三代人以上，以三代同居的家庭居多。一个完整的三代同居家庭， 至少要由父母、妻子、儿子共五口人组成， 因此三代同居家庭通常被称作“五口之家”。但实际上， 三代同居家庭往往还包括户主的兄弟及未婚姐妹， 他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生活上都是一个整体。
如果成年的儿子和父母分家单过， 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被认为是“不孝”， 也是给家庭名誉抹黑。“五口之家” 是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期内最典型最理想的家庭规模， 这种家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普遍， 上至公卿士族， 下至编户齐民，通常都采取三世同居的家庭模式。摇摇对于当时的士族家庭而言， 家庭成员不仅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而且包括了家庭里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婢。士族家庭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往往拥有大量家内服务的奴婢， 这使得士族家庭的规模更加庞大， 家内人口达到数百口是习以为常的事。
累世同居家庭的人口如此之多， 如何进行家庭建设和管理， 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道德伦理建设， 这是维持大家庭秩序的根本， 也是维系大家庭存在的精神保证。魏晋南北朝时期， 封建家庭伦理道德得到空前的强化， 家庭内部按照血缘亲疏和辈分高低建立起严格的等级关系。
在封建家庭伦理中， 最重要的理论莫过于“孝”。魏晋南北朝时期， “孝” 的重要性被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王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 “二十四孝” 中卧冰求鲤的故事， 主角就是王祥。王祥生活在魏晋年间， 出身于有名的琅琊王氏。据《晋书?王祥传》说， 王祥对继母朱氏非常孝顺， 尽管备受朱氏的虐待。朱氏在冬天想吃鲤鱼， 王祥就亲自到河边去寻求， 为了吸引鲤鱼， 王祥卧倒在河面的冰上。朱氏非常喜欢吃李子， 刮风下雨的时候， 王祥担心李子被风雨刮落， 就冒雨扶住李树。有一次， 朱氏弄了一杯毒酒， 想害死王祥， 不料被识破计谋， 王祥得知， 不但没有找朱氏算账， 反而跪着请求朱氏了断他的性命。
南朝刘宋时期， 一个叫郭世通的普通人， 对母亲特别孝顺， 由于家贫， 父亲死后， 他和妻子靠给别人做佣工来赡养母亲。妻子生了一个男孩， 夫妻俩“恐废侍养”， 也就是说担心不能全力以赴侍候母亲， 于是将新生婴儿活活掐死， 含泪掩埋。
摇这种孝超出了人之常情， 乃至灭绝个人感情， 去迎合封建礼教， 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 而在当时竟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充分赞许， 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在晋武帝时期， 王祥被封为“三公” 之一， 位列显耀， 盛极一时。
封建家庭伦常的第二大支柱， 是男尊女卑。妇女的命运， 完全掌握在他们的丈夫手中， 如果破坏家庭和睦、嫉妒丈夫纳妾、不能生育等， 都有可能被丈夫休掉，即解除婚姻关系。封建大家庭盛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 男主人对小妾拥有完全的所属权， 生杀予夺的大权， 都掌握在男主人手中。他们可以很随便很慷慨地把小妾送给上级或朋友， 也可以杀掉。
封建家庭伦常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嫡庶之别。根据嫡庶之法， 正妻只有一人，而侍妾无数量限制， 所有侍妾对待正妻， 必须像下级对待上级一样恭敬服从。正妻所生之子为嫡子， 侍妾所生之子为庶子， 嫡子在承袭爵位、分割家产、统领家务等方面都拥有绝对的优先权。
摇通过上述封建家庭伦常准则， 封建大家庭虽然累世同居， 人口众多， 家庭关系复杂， 但尊卑高下， 秩序井然。
靠着这些家庭伦常准则， 封建大家庭得以运转、延绵、发展壮大， 从而在累世同居的封建大家庭的外围， 形成庞大的宗族组织， 出现了大量的宗族聚居现象。
而宗族聚居在某一地域， 时间久了， 就形成地望， 即宗族发祥地。比如琅琊王氏， 高平郗氏， 颍川庾氏， 谯郡桓氏。地望遂成为一条顽强的纽带， 将宗族成员紧紧聚合在一起。即使由于战乱等原因而被迫迁徙他乡， 也仍以旧地名作为识别符号。
而世家大族还相互通婚， 讲求门第婚姻， 形成更大更牢固的网络。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上半叶。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著作， 7卷， 共20篇。作者颜之推（531—599）， 字介， 祖上为南逃的士族， 寓居建康。后来他在北齐入仕， 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 又仕于隋。“家训” 一书在隋灭陈（589年） 以后完成。
颜之推出身士族， 深受儒家名教礼法影响， 又信仰佛教。但他博识有才辩，所以在南北胡汉各政权之下， 先后都受宠任。他年逾六十的一生中， “三为亡国之人”， 行踪遍及江南、河北、关中， 又死在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开皇年间， 所以经验、阅历都较丰富， 非南朝或北朝局促一隅的高门士族所可比拟。该书包含不少有关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细致的观察和通达的议论， 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