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在各地设置“中正” 之职， 根据家世、道德、才能， 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 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作为选官的标准。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 发展成熟于两晋， 衰落于南北朝时期， 废除于隋朝， 随之科举制形成。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 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 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 家世则越来越重要， 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 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世族” 的局面。
王猛扪虱谈天下
东晋大将桓温于永和十年（354年） 伐关中之时， 曾于灞上驻军。五月的一天，有一个奇人前往军中拜访桓温。此人身披短袄， 鬓发蓬乱， 貌不惊人， 眉宇间却隐隐流露过人的聪敏。他名叫王猛。王猛一边与桓温交谈， 一边在短袄上捉虱子， 捉住便把虱子捏死， 仿佛能从言谈与扪虱两件事中获得无穷乐趣。
桓温见此奇人， 心中暗暗称异。他问王猛： “我奉天子之命进驻关中， 替百姓除害， 为何关中豪杰无人来见我？” 王猛答道： “将军行军千里， 深入敌境， 到了离长安仅隔咫尺之遥， 却又屯兵不动了， 大家看不透你的心思， 所以没有人来欢迎你。”王猛的话， 正好揭露了桓温心头的秘密。因为桓温是个野心家， 他出师北伐，并不像祖逖那样， 真正是为了恢复中原， 而是为了扩大他自己的势力， 所以他到了灞上就停止前进了。他打的算盘是： 如果真的消灭前秦， 打下长安， 司马氏的东晋朝廷就会派人来接收物产富饶的关中， 而他桓温最多只能捞得个空头的威名， 倒不如屯兵灞上， 做出可进可退的姿态， 以便伸手向东晋朝廷要权、要钱、要粮、要兵，倒可得到实际的好处。东晋朝廷也害怕桓温这一手， 所以一再阻止桓温继续北伐，几次叫他回师南下。
王猛， 字景略， 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南） 人， 是个出自民间的军事天才。他自幼博览兵书， 志向高远， 性情又不喜与人交接， 坚韧自守， 是个深藏锦绣的人。
因为他傲视流俗， 不肯迎合世人， 以怪异的行为谈吐独树一帜， 因此往往为浮华之士所看轻。他的政治才能无人赏识， 便以卖畚箕为生。
桓温觉得这个满身虱子的人确实有谋略， 有本领， 所以后来他决定回师南下的时候， 赐给王猛车马， 请王猛跟他一起南归。王猛本来打算跟桓温一起走， 他去征求老师的意见， 老师认为王猛不能同桓温这样的人共事， 叫王猛留在北方， 等待机会， 所以王猛又决定留下不走了。
公元357年， 前秦的东海王苻坚经人举荐找到了王猛， 一谈之下， 甚是赏识他的才华。苻坚得到了王猛， 就像当年刘备得到了诸葛亮。他立刻拜王猛为主要谋臣。
这年六月， 苻坚杀前秦王苻生而自立， 任王猛为中书侍郎， 掌管机要。此后， 王猛历任京兆尹、吏部尚书、司隶校尉、尚书令、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等要职。
王猛身居高位， 得到苻坚的信任， 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妒忌。一天， 曾跟随苻坚征战立下汗马功劳的樊世见到王猛， 斥喝他说： “我辈辛勤耕耘， 你这乡下野人却来坐享其成！” 王猛面无表情地慢慢说： “不但要你耕耘， 你还要给我烧熟了端来。”樊世闻言大怒， 扬言要砍下王猛的狗头挂在长安城门口。
又有一次， 樊世和王猛二人在苻坚的面前吵了起来， 王猛虽少言语， 但他那轻视的态度、冷冷的眼神和农夫般的举止却引起了樊世的无比愤怒。樊世以粗陋之辞大骂王猛， 令苻坚失色动容。苻坚于是认定樊世倚功欺人， 将其斩首于马厩。
苻坚皇后强氏之弟强德是个无赖， 常干些强抢民女之类的事， 横行京城。王猛刚被任命为京兆尹， 便下令逮捕强德， 将一纸请求处决强德的呈文送至苻坚面前。
苻坚还未及批复， 他这边已将强德处死。数月之间， 氐族权贵被杀被刑的已有20余人。氐族权贵从此闻王猛名而色变， 王猛抑制贵族势力的一系列举措也得以顺利推行。
为什么王猛以一介草民， 得到了苻坚的如此信任和重用？ 因为王猛打击氐族贵族、抑制贵族中的保守势力， 正是在加强苻坚的中央集权地位， 巩固君主的统治。
而那些有功的贵族往往居功自傲， 还时时有势力膨胀觊觎皇位的兆头。王猛既顺应了苻坚之意， 又以他的卓越才能使前秦的封建化程度大大提高。
王猛抑制氐族贵族势力的手段是加强法治， 使原先贵族们享有的特权纷纷丧失。
苻坚即位之初， 始平（今陕西兴平东南） 多氐族贵族， 苻坚便任王猛为始平县令。
王猛刚到任， 便不由分说鞭死了一名不法的官吏， 使得贵族们纷纷上书苻坚， 要求惩治这大胆的野夫。苻坚亲自审问王猛： “为政以德化为先， 为什么刚到任便杀戮多人？” 王猛答道： “治太平之国要用礼， 治混乱之邦要用法。” 苻坚听后点头， 接受了王猛的法治主张。
王猛前后任相职16年， 死于前秦建元十一年（375年）。在王猛的执政下， 前秦政治清明， 任用人才， 奖励农桑， 兵强国富， 战无不克， 境内升平， 国家大治。据《晋书》记载， 当时关中一带秩序安好， 百姓丰乐， 自长安至各州， 沿途种植槐树柳树， 每隔20里有亭子， 供行人休息， 隔40里有驿站， 供行人住宿， 沿路还有工商贸易。
王猛日日夜夜为前秦的国事操劳， 终于积劳成疾， 一病不起。苻坚见王猛病重，十分难过， 经常亲自去看望他。王猛临死之前， 苻坚问他以后的国家大事怎么办。
王猛说： “东晋虽然偏处江南一角， 但是它以晋朝的正统作为号召， 民心还是归向它的。我死了以后， 您千万不要急着去打东晋， 而是应当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作长远的打算。” 说完， 他就死了， 那年他51岁。
苻坚牢记王猛的话， 励精图治， 同时努力发展军事， 于王猛去世后一年， 统一了黄河流域。
苻坚其人
苻坚， 字永固， 又名文玉。他与前秦王苻生是同祖的叔伯兄弟。在冲锋陷阵方面， 苻坚的勇气不让苻生。但他同时又是个勤奋好学的人， 《晋书》称其“博学多才艺， 有经济大志， 要结英豪， 以图纬世之宜”。在这些方面， 苻生同他比较， 判若云泥。淝水一役， 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 好像苻坚天生是一个无用的废物、蠢货。其实， 苻坚的早年事迹相当出众， 尤其在从苻生手里夺得政权和信任王猛治国两个方面， 表现极为突出， 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伟大才干。
北朝的汉化与胡化
按照民族学的观点，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在交往中， 丧失各自特征重新熔铸成一个新的民族， 这叫作融合； 如一个民族以改变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并入另一个民族， 则应视为同化。自汉族诞生后， 各少数民族不断地为它所同化， 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主流。但同时， 个别时期、个别地区也存在着一部分汉族人口为某些少数民族所同化的情况。在民族交往与冲突十分频繁的北朝， 胡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 就富有代表性。
西晋末年， 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为首的北方及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多已汉化。
先说匈奴。从东汉初年南匈奴进入山西， 到西晋初年匈奴部众的南迁， 持续了二百多年， 匈奴逐步汉化。以至于匈奴人建立的政权， 称之为“汉”， 是“十六国”之一。大约在曹操晚年， 匈奴贵族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 而改姓刘。汉国的建立者刘渊， 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 他师承著名经学家崔游， 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 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他能背诵孙、吴兵法，熟读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 颇为自负， 自命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干集于一身。304年， 他起兵反晋， 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 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 约为兄弟”， 因此他立国号为“汉”， 自称汉王， 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 以示自己的政权是汉朝宗室的延续。刘渊建立汉国后， 任用他的经学老师崔游为御史大夫， 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则被任命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由此不难看出， 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汉化程度之深。
建立后赵国的羯族人石勒， 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族力量有限， 要巩固后赵政权， 必须争取汉人合作， 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 的汉人张宾为谋主， 言听计从， 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华族（汉人）， 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 却喜欢听人讲经、诵读史书， 虽在戎马倥偬之中， 也不稍懈怠。
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 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 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 用儒学选拔官员。
氐族建立的前秦国的君主苻坚， 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 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 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 治乱邦以法” 十分欣赏与支持。他广修学宫， 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 奖励儒生， 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 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 发现人才， 躬亲奖励。其目的在于， 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 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 王寔答道， 陛下神武拨乱， 开庠序之美， 弘儒教之风， 汉武帝、汉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论。
拓跋鲜卑人的汉化是主要通过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才实现的。经过孝文帝有意识地改造， 他们很快从本质上到形式上完成了汉化， 并且后来居上， 在汉化的深度与广度上超过了其他的胡族。
所谓形式上的汉化主要是指改汉姓、易胡服、葬洛阳等外在性的变化。拓跋人属于多缀语的部族， 他们的姓氏自然也是多音节的复姓。
所谓本质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断诸北语， 一从正音” 和全面接受汉文化等方面。在平城时， 北魏朝廷用语、军中号令皆为鲜卑语， 汉人出仕， 也要先学鲜卑语。
在各级政府机关， 都设置“传译”， 负责不同民族间的语言沟通。语言不通， 使拓跋人对于汉人和汉文化总有隔膜， 更无法在心理上对汉族认同。孝文帝宣布汉语为唯一官方语言， 使这部分内迁的拓跋人不仅能够同汉人交往， 而且还能够顺利地读汉文、写汉字， 学习汉文化。其中不少人汉文化的修养很高。
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 要立国中原， 必须熟悉儒学传统， 崇尚中原文化， 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北魏一代， 从经学角度看， 儒学无可称道； 从政治文化角度看， 儒学的作用非常了不起， 它加速了胡汉差别的消失， 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也使中原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割江而治的南朝已不再是正统的代表， 恰恰是北魏统治下的中原才是传统文化的中心。
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魏北海王元颢回洛阳， 在宴会上陈庆之大言不惭： “魏朝甚盛， 犹曰五胡。正朔相承， 当在江左。” 言辞中充满对北魏的蔑视， 自以为长江以南才是“正朔” 的所在。但是当他护送元颢到达洛阳， 亲眼目睹洛阳旧貌换新颜，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回到梁朝后对人谈起“正朔” 时， 观点大变： “自晋、宋以来， 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 尽是夷狄。昨至洛阳， 始知衣冠士族， 并在中原， 礼仪富盛， 人物殷阜， 目所不识， 口不能传。” 你看， 原先对北魏带有偏见的南朝官员， 面对事实， 不得不承认“衣冠士族， 并在中原”， 南朝方面自愧弗如。
民族的同化总是双向进行的， 胡人汉化的同时， 就是汉人胡化。
所谓汉人胡化， 指在长期的交流中， 汉人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 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 《后汉书?五行志》写道：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 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你看，皇帝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 包括胡人的服装、胡人的帐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饮食、胡人的乐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导， 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 兴起了汉人胡化之风。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高潮。
北魏初年， 许多军事据点如六镇等的成员主要由拓跋人构成。力量和人数处于弱势的汉族人为了生存， 只好向拓跋人认同。他们不但在穿着打扮、日常习俗上模仿鲜卑人， 而且也改取胡名、改说鲜卑语。到后来， 他们的子孙干脆以拓跋人自居，不再承认是汉人的后裔。在胡化的汉人中， 以东魏王朝的建立者高欢比较有代表性。
史称， 高欢祖上本为汉族名门渤海高氏。因祖父犯法被发配到六镇中的怀朔镇充兵， “累世北边， 故习其俗， 遂同鲜卑”。高欢的鲜卑名为贺六浑。他与鲜卑人通婚， 娶妻匹娄氏。起兵后， 他为拉拢河北大族， 也认渤海高乾、高昂做本家， 但骨子里仍认为自己是鲜卑人。在胡化汉人建立的北齐王朝， 鲜卑贵族远远凌驾于汉族官僚以上， 汉人被辱作“汉儿”、“狗汉”、“贼汉”、“一钱汉”， 汉文化受到诋毁、排斥， 鲜卑语言重新成为官方用语。一些想谋取功名富贵的汉人， 则拼命要子女学好鲜卑语。
但历史的发展， 总是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向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转化。在中国古代， 汉民族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魅力磁石般地吸引着大量的少数民族， 胡人的汉化是大势所趋， 汉人胡化不过是长江黄河中一处水道的曲折而已，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北齐王朝不但未能阻止民族同化的时代主流， 反而为拓跋鲜卑这个古老北方民族最终融入汉民族准备了条件。
夷夏之辨
所谓夷夏之辨， 就是分别出夷与夏的不同。夏， 指诸夏， 也称华夏。从地理概念上说则是指中国。夷， 是指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 通称四夷， 即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就文化发展程度而言， 中国“先进于礼乐”， 礼乐文化发达；四夷“后进于礼乐”， 礼乐文化落后。就民族关系而言， 春秋时期， 人们普遍有着“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的观念。再加上夷狄时常侵扰中国， 所以春秋时期不断有“攘夷” 之举。夷夏之辨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出现的。
夷夏之辨虽然是讲民族关系， 但是， 它不是从地域和血统上来讲民族关系．而是从文化上讲民族关系。这是夷夏之辨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儒家把当时的民族关系简化为夷夏两大族群， 而划分夷夏族群的标准不是地域和血统， 而是文化。
孔子作《春秋》， 对于夷夏的看法是： 如果原为夷狄， 而采用了华夏的礼乐文化，就视为华夏； 反之， 如果原为华夏， 而采用了夷狄的礼俗文化， 则视为夷狄。这就是唐代韩愈说的： “诸侯用夷礼， 则夷之； 进于中国， 则中国之。” 这样一种民族划分标准， 即使在今天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门阀政治的东晋南朝
东晋时期， 门阀士族是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真正的国家主人。不属于他们营垒的一切人， 皆被士人视作寒门或庶族。
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 有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 在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形成门阀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