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婕妤
班婕妤，西汉女文学家，名不详，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在汉代，班氏一门是非常显赫的家族，文武勋功，德行学问，财富威信，都极一时之盛。班婕妤少有才学，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善词赋，作品今仅存《自悼赋》、《捣素赋》、《怨歌行》三篇，写她在宫中的郁闷心情。其《怨歌行》，后人有的疑为伪托。
班婕妤是越骑校尉班况的女儿。班固和班超的姑母。班况是汉武帝出击匈奴时的大将，驰骋疆场，出生入死，建立过不少功劳。班婕妤生得聪明伶俐，秀色可餐，少有才学，工于诗赋。汉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她不争宠，不干预政事，谨守礼教，行事端正，尤其是她在与赵飞燕姐妹的斗争中，急流勇退，至今享有盛名。
前33年，汉成帝即位，班氏应召入宫，始为少使（下等女官），未几受宠，晋为婕妤，居于后宫第三区增成舍宫。
汉成帝刘骜即位时年方弱冠，正是戒色时候，偏偏成帝生性好色，在东宫时已整日猎艳图欢。皇后许氏方在盛年，色艺俱优，因此很受宠幸。成帝即位十余年，许后已年近30，花容渐渐瘦损，云鬓也渐渐稀落。成帝素性好色，见她已渐成黄脸婆子，自然生厌。许后色衰爱弛，这时成帝正宠爱班婕妤。
婕妤并非班氏的名字，而是汉代后宫嫔妃的称号。汉制，皇帝的配偶分为“后”、“妃”、“嫔”三等，“婕妤”是众嫔之首，但地位不高，连称“妃”的资格也没有。当初汉成帝为她的美艳及风韵所吸引，天天同她在一起。班婕妤的文学造诣极高，尤其熟悉史事，常常能引经据典，开导成帝内心的积郁。
班婕妤又擅长音律，使成帝在丝竹声中，进入忘我的境界。对成帝而言，班婕妤不只是侍妾，她多方面的才情，使汉成帝把她视为知音。不过，班婕妤庄重自持、拘泥于礼法，时间久了也埋下了成帝对她渐渐失去热情的隐患。
汉朝制度很严格，皇帝乘坐的车子，绫罗为帷幕，锦褥为坐垫，两个人在前面拖着走，称为“辇”，而皇后妃嫔所乘坐的车子，决不能与皇帝相同。
一次，成帝想要去后廷游逛，欲与班婕妤同辇，她婉辞谢绝说：“妾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汉书·外戚传》）
成帝听后觉得她讲得有道理，认为班婕妤颇为贤慧。王太后听到班婕妤的话，十分高兴，她极口称赞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樊姬是春秋时楚庄王的夫人，庄王喜狩猎，樊姬担心他疏于政事，便不食禽兽之肉，庄王有感而止。班婕妤曾生下一个皇子，数月后夭折。从此，她虽然承宠很长时间，却再也没有生育。
汉鸿嘉三年（前17年），成帝微服巡行，游至阳阿公主府中。见到一个歌女，长得倾国倾城，无限娇羞，面带一种若即若离的情状，令人不觉怦然心动。就是许皇后和班婕妤，在她们最妙龄的时代，也难比拟一二。成帝便向公主讨要此女。
这个女子就是历史上极为有名的赵飞燕。体轻如燕、能歌善舞的赵飞燕得宠后，骄妒恣肆，贵倾后宫。后来赵飞燕又引进妹妹赵合德，两姊妹轮流侍寝，连夕承欢，此外后宫粉黛，俱不值成帝一顾，只好自悲命薄，暗地伤心。
汉成帝自得了赵飞燕后，与之行坐不离，即使是平日最心爱的班婕妤，也渐渐冷淡下去。皇后许氏，当然更不用提了。许皇后有一位胞姊，名叫许谒。她与许后既为姊妹，自然常常入宫。这天她又进宫，只见许后一个人在那里垂泪，许谒便询问妹妹何故伤心。许后边拭泪边诉说心中的苦楚。原来近日成帝宠幸赵飞燕，连皇后的内宫都不踏进半步。
许谒听完后说：“妹妹不必伤感，皇上新纳赵飞燕，原是为子嗣起见。妹妹只要有孕，不怕皇上不与你恩爱如初。”许后听了，脸一红说：“如今这般光景，我哪里还能生育？”许谒便让许后去请巫祝设坛祈禳，以求得子。
此事为赵飞燕听到。此时的赵飞燕正想做皇后而无隙可乘。一听到这个消息，她对成帝说许后在宫中设坛祈禳诅咒宫廷，成帝大怒，将许后印绶收回，废处昭台宫中，又把许谒问斩。
此事还牵连到班婕妤，而成帝对班婕妤参与“巫盎”案表示怀疑，一直未作处理。有一次，成帝亲问此事。班婕妤从容奏道：“妾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得福，为邪还有何望？若使鬼神有知，岂肯听信谗说？万一无知，咒诅何益，妾非但不敢为，也是不屑为！”认为自己谨守妇道，也不见上天降福，难道从事邪道的人，会得到上天的支持吗？自己绝不干这种蠢事。成帝听她说得坦白，颇为感动，还赐黄金百斤，命班婕妤退处后宫，免予置议。
接着，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又封赵合德为昭仪，居昭阳宫。该宫全用黄金、白玉、明珠、翠羽装饰。
班婕妤虽得免罪不究，却清楚后宫已是赵氏姊妹天下，若不想个自保方法，留在后宫凶多吉少。她左思右想了一夜，赶忙缮成一本奏章，递呈成帝。成帝见她自请至长信宫供奉太后，便即批准。班婕妤即日移居长信宫内，悄然隐退在艳柳丽花之中。
每天天光蒙蒙亮，长信宫门打开，班婕妤便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扫地，生活刻板而单调。听到远处昭阳宫里传来欢乐的喧哗声，而自己只有与身影为伴，她看到自己仿佛秋天被弃的扇子，孤寂中无人问津。
班婕妤闲暇时做诗赋以自伤悼，借以度过光阴。每次想到飞过的乌鸦身上或许还带有昭阳殿的日影，不免触景伤情。有感于退出增成舍宫，写了《团扇歌》云：“新裂齐纨扇，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以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玉台新咏》卷一）自喻如洁白的细绢剪裁的团扇，天热时与主人形影相随。凉秋时节，则被弃置箱中。后世便以“秋凉团扇”作为女子失宠的典故，又称“班女扇”。
王昌龄《长信秋词》云：“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裴回。”（《全唐诗》）李嘉佑《古兴》云：“莫道君恩长不休，婕妤团扇苦悲秋。”（《全唐诗》）都是借用班婕妤的典故。
班婕妤还写有《自悼赋》、《捣素赋》、《长信宫赋》等，《长信宫赋》文采斑斓，论者认为与司马相如《长门赋》相伯仲，足见其才华横溢。
前7年，汉成帝死后，班婕妤要求到成帝陵守墓以终其生。伴着冢形碑影，她又孤独地生活了5年，便离开了人世，时年约40余岁。唐代李益《宫怨》写出了她的生活：“露湿晴花宫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阳。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
扬雄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末年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好学深思，博览群书，善为辞赋，以文章名世。成帝时，扬雄初为待诏。王莽时，校书于天禄阁，官至大夫。扬雄早年，酷好辞赋，闻名于世，对后世颇有影响。晚年贬抑辞赋，认为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又续《仓颉》作《训纂》。著《方言》，记载西汉各地方言。
扬雄一生历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又是一位历经两朝，历官四代的耆宿。他文彩焕然，学问渊博；道德纯粹。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善为辞赋
楚汉相争时，扬雄的先人们为避战乱，溯江而上，“处岷山之阳曰郫。”郫即今四川郫县，附近郡邑成都，故说他是“蜀郡成都人”。扬雄之时，家道仍无改观。自序说：“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
又作《逐贫赋》云：“扬子适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有人将此赋叙入扬雄晚年，不确。赋明云“左崇山，右旷野”，正是他隐居于岷山之南，卜处于成都平原之间的情景。此时他穷困潦倒，与乞儿为伍，“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顶风冒雨，亲操耒耜，参加生产劳动：“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耕或籽，沾体露肌。”但是，他胸有大志，以圣人之业自任，不以产业为意，“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对“既贫且篓”的家道，处之“晏如也”。他一心研读“圣人之书”，非此无所嗜好。
扬雄自述，其为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章句是西汉今文经治学特点；训诂是东汉古文经学的特点。扬雄不讲章句，只究训诂，开创了朴实的古文家风。今文经学者，世守师说，规规以师法章句为意，不敢越雷池一步；古文家则主张博览泛观，东汉时期的古文大师，如桓谭、班彪、班固、王充等人莫不“博览群书”，以此为法。可见冲破西汉今文章句，开创东汉古文家法，正是扬雄首开其端。二是深沉好思，清静无为。自序说：“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简易佚荡、清静无为、少嗜寡欲、淡漠荣利等等，是其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表现。扬雄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是一个好学、深思，同时又有高尚修养的儒者。而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师严君平。
扬雄思想进步，心怀爱国情怀，于是作《反离骚》，自岷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此外，他还依傍《离骚》，引申其意，作《广骚》；依傍屈原《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作《畔牢愁》。一则以展示他的惠思匠心，同时也借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忱。这些赋大致作于而立之年，《广离骚》有“汉十世之阳朔”，阳朔是成帝年号，自前24至前21年，共四年；后来雄作《甘泉赋》开篇即说“惟汉十世”，亦是这种用法。阳朔年间，正是扬雄30至34岁之时，其时尚在蜀中，扬雄又作有《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等辞赋，却给扬雄斐声京华带来了契机。这些赋大都是对家乡山水景物的歌颂。汉赋讲究“弘丽温雅”，弘即博大，铺张扬厉，气势磅礴；丽即富有文彩，华美可观；温即温和含蓄，借物托意；雅即典雅，盛陈典故。总之即要求做到大气势、好文采、深寓意、大学问。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辞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其实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表演。因此许多文人为了一篇好赋，常常搜肠刮肚，冥思苦想，为收集典故和谋篇布局，耗费十数年功夫。而扬雄在而立之年便已写成这样多赋篇，充分显示了他的高情与逸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扬雄的才华不久便被当朝天子知道了。
赋动天子
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并以辞赋获得官职。
《汉书》本传说雄“为郎给事黄门”；《陈遵传》称“黄门侍郎扬雄”，知雄当时任为黄门侍郎。郎官本为皇帝近卫之官，无定员，备宿卫、侍从，与皇帝颇为亲近；郎也是汉代官僚“预科班”，为郎者经过考核合格，可以作执掌实权的京官和地方官，当时叫“郎选”。因此汉代许多有名望、有成就的大僚多由郎选出身，绝少例外。可是扬雄就是这“例外”中的一个。他自40余岁来京师，43岁为黄门侍郎；直到71岁逝世，在京师共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共经历成帝、哀帝、平帝和王莽的新朝四世两朝，只在王莽初转过一次官，做过十年中散大夫，竟20年间未徙官！扬雄的京师30年，可分成两段：成帝朝，他作文学侍从，擅扬文赋，斐声京华；哀平新莽时，他大隐于朝，潜心学术。
扬雄自元延元年被荐待诏，至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在成帝朝供职约五年余。五年中，扬雄主要是出入侍从，以文赋服务于封建帝王。据雄《答刘歆书》，他接受成帝诏命，似乎不是为了仕宦腾达，只是为了求得在生活有保障后，随心所欲地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他说：“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供职），且体脱直事（值班）之繇（差役），得肆心广意于以自克就。”三岁之奉，即三年一考绩的地方官；直事之繇，即轮流值班的朝廷官员。沈博绝丽，既有思想（沈）又有内容（博），文彩焕然（绝丽）的文章。他自己奏请既不愿作地方官，也不愿作朝官，只希望做个有奉禄的专业文人和学者。这倒也符合成帝招置文学侍从的需要，于是“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皇帝下令永不夺俸，让他终身享受政府津帖；尚书台给学术事业费（笔墨钱）六万，还特许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柜）看书。扬雄如愿以偿，成了一个由皇家供养的专业作家和专职研究员。这样过了一年，扬雄写了《绣补》《灵节》《龙骨》诗铭三章。成帝读了非常满意。从此，扬雄获得更多的机会出入侍从，以文学服务于皇帝。故王充《论衡·佚文》说：“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这一时期扬雄尚存的作品主要有《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四大赋，亦即本传赞所说“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的“四赋”。
元延三年秋，成帝为了在胡人面前炫耀汉家富于禽兽，命令右扶风驱使人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置网，“捕熊罴、豪猪、虎豹、狐兔、麋鹿”，用建有兽笼的“槛车”运到长杨射熊馆。再放到用网罗木桩建成的围场之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成帝则在围场外欣赏。这种无聊行为，使“农民不得收敛”者弥月。扬雄曾随成帝到射熊馆，亲睹其状，于是“还，上《长杨赋》”。赋中扬雄“藉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杨射猎作了夸张的描写，亦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句有余”的荒唐作法有所反省。
后来扬雄作《法言》说：“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衣，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之谓恶政。”（《先知》）禽兽食人之食，因狩猎而影响农民劳作；上木衣人之衣，祭祀偶象而侵夺人民衣服。这两大恶政都是成帝为之而不悟的弊政。针对成帝晚年沉溺酒色，扬雄还作有《酒赋》，赋中虚设“酒客”与“法度士”相论难，“以讽谏成帝”。无处不表现出他尽忠报国的心愿。由于扬雄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二美，大受正直的人们称赏。王充《论衡·效力》说：“世称力者，常褒乌获，然则董仲舒、扬子云，文之鸟获也。’将扬雄与西汉大儒董仲舒相提并论，说他们是文章圣手，笔力千钧。后生晚辈，更是步其后尘，模仿习作，当时年仅13岁的翩翩少年、后来的大思想家桓谭即是其中一个。《新论》有云：“予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量年少，狠欲逮及，尝作《山赋》。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后来二人遂成为忘年之交。
仿《周易》作《太玄》
扬雄不再作政治讽喻赋，又不愿卷入外成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他转向天文历法，研磨“浑天之术”，为撰写《太玄》作准备。本传说：扬雄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后，遂“大潭思浑天”。四川自来有重视天文历法的传统，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大概周灵王时，明于历数的苌弘贬死于蜀，天文历数之学遂传于巴蜀。至西汉洛下闳而大放光华。洛下闳字长公，阆中人，汉武帝时徵诣待诏太史，与太史公司马迁、鲜于妄人等同造《太初历》，他的成绩是阐明“浑天说”，将“四分法”的瑞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又制造浑天仪（又称员仪）来模拟天体运行，计算时节，比较合乎天体运行规律。因此自《太初历》制定之后，历代历法都只在此基础上作某些校正，无根本改变。
扬雄作《太玄》，具体在哀帝朝。当时，外戚丁氏、傅氏及佞幸董贤先后当权用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依附他们，多平步青云，起家为二千石大官。扬雄不屑同流合污，无所依傍，淡泊自守，草拟《太玄》以寄托天人之思。有无知之徒嘲笑他“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以便“历金门，上玉堂”，谋取荣华富贵。却来作《太玄》，为经五千，为说十万，虽然“深者人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巧思极虑，可以说是无思不用其极了。可是还是“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官卑职微。
易经是儒家六经之一，汉代推为六经之道。扬雄拟易作《太玄》，敢做圣人才能做的事，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本传说：“诸儒或讥以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一盖诛绝之罪也。”但有识之士却称赞他与圣人同功，桓谭《新论》曰：“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诰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又曰：“扬子云何如人邪？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又曰：“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在人们对扬雄作《太玄》普遍不理解的时候，桓谭竟将扬雄其人其书视为汉朝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奇才奇书，并进而将他与宓羲、老子、孔子相提并论，推许他“能入圣道”，可与圣人方驾并驱。后来王充也称赞说：“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少思，极囗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扬雄、阳城子玄）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论衡·超奇》）又曰：“阳成子张作乐，扬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对作篇》）大科学家张衡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教，乃与五经相似，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极尽夸赞之能事。
《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有人批评说：美味要合众人的口味，音乐要让众人感到悦耳，著书也要使众人喜好。而今不然——《吾子乃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骋于有亡之际，而陶冶大炉，旁薄群生，历览者兹年，而殊不悟。”说他振振有辞地讲幽远玄妙的内容，必欲探讨有无相生，万物衍化的道理，让人长年研读也不知其所以然。扬雄《太玄》艰深，受人非难，后来王充《论衡》通俗，又有人说他浅露，道理永远在无所事事的批评者手里。针对难客，扬雄又作《解难》一篇答之，曰：“大味必淡，大音必稀；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行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以《玄》文为艰深，不过是无知的世俗之见而已。
仿《论语》作《法言》
哀帝短柞，平帝同位，曾与雄同列的王莽为大司马，位至三公，“权倾人主，所荐无不拔擢”，可是扬雄自成帝至哀平，“三世不徙官”，真是一个老郎中。班固称其“恬于势利乃如是”！大有屈平“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慨。但他并未消极度世，无所事事，而是“好古乐道”，“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一如既往地从事学术研究。继《太玄》之后，扬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设为问对，一仿《论语》。其自序《法言》创作意图曰：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弛，大氏低皆圣人，即以怪迂折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谬于经。故时人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诸子争鸣，各家学说互相排斥。大多非议孔圣。他们用诙怪的巧说来挠乱人心，虽然都各自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到底有碍于对真理的认识，这些人自以为是，自己还不知道错在哪里。司马迁著《史记》，载六国、秦、汉初之事，是非标准与圣人和六经不同。扬雄为阐明正道，宏扬孔教，根据平时人们的疑问著成一书，结构仿《论语》，语言可为法则，故叫“《法言》。
扬雄著《法言》态度十分严肃，措辞十分审慎，当时即享有极高的声誉。或褒或贬，很有权威，大有当年孔子作《春秋》“一词之褒胜于华衮，一语之贬严于五刑”之势。蜀中隐德君子严君平、谷口郑子真就是因《法言》所载而知名当代、流传后世的。有位富豪希望留名，就贿赂扬雄希望笔之于书，被扬雄严辞拒绝。
由于《法言》如此严肃认真，又采用当时的语体文，故习之者众，声誉极高。班固说：“自雄之没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法言》以其义正辞易，比《太玄》获得更多的读者，在东汉初年已十分流行了。
《法言》末尾说：“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
汉公即安汉公王莽，明在未篡之时。制舆服、兴学校在元始三年加莽阿衡，奏立辟雍在四年；“汉兴二百一十载”，自刘邦前206年汉中称王，至元始四年（4年），正好210年。可见《法言》作于平帝朝，成于元始四年。
扬雄还仿《仓颉》作《训纂》，亦在元始年间。《汉书·艺文志》：“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文字于庭中，扬雄取其中有用者作《训纂篇》，顺续《仓颌》，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训纂》是一部汉字单词字书，已佚，今有清人辑本，见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是年朝廷曾更改十二州名，扬雄有《十二州箴》，当作于同时。
大约在这时，扬雄家遭不幸，痛失二子，为了归葬爱子于蜀，扬雄因此一贫如洗。桓谭《新论》说：“扬子云为郎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乏。”如前所引，《法言》说“苗而不秀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童乌当即所失二子之一，其亡当在元始四年《法言》成书之前。老而丧子，家道中衰，其晚景之凄凉可想而知。
续《史记》著《方言》
元始五年平帝驾崩，次年王莽居摄，三年后，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王莽以符命篡位，一时间，无聊文人，投机士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扬雄仍然不为所动，故未升迁。后因年老久未转官，才被升了一格——“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大夫仍是一个闲散的位置。据《北堂书钞》卷100引《扬雄集》所称扬雄官衔，知扬雄当时转官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无固定职掌。扬雄的工作乃是“校书天禄阁上”，是一个古籍整理工作者。可是由于他接受了王莽的提升，落得“莽大夫”这个不雅的称号。
这时扬雄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续史记》和《方言》。《论衡·须颂》：“司马子长记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史通·史官建置》亦载：“司马迁既没，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又见《古今正史篇》。雄著《法言》时，即对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六经表示不满，他续史记的工作当在作《法言》之后。王充又说扬雄《续史记》“录宣帝以至哀平”，其著作时间自然不能早于衷平。当在王莽之时。
扬雄晚年，本欲远离政治，却偏偏遇上一次政治危机，害得他差点丢了老命。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刘歆之子制造符命，犯了王莽忌讳，被杀。审训时，凡涉及者，一概收斩，不用请示。因此牵连死者数百人。当时扬雄正校书天禄阁上，办案人员欲收捕扬雄。雄恐不免死于囹圄，从天禄阁上投下，几乎摔死。其原因只因刘歆之子“尝从雄学作奇字”，故受株连。多亏王莽发话，才饶了这个当年同僚的老命。刻薄的文士作歌曰：“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
投阁事件发生时，扬雄已67岁，这无疑使这个垂暮老人深受创伤。事变后，扬雄曾“因病免”。不久“复召为大夫”，这可能是为了解决家境的极度贫困。传称雄“家素贫，嗜酒，人稀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学”。家道窘贫，晚年犹甚，门庭冷落，嗜酒无钱，只有靠向人传授古文字学，来换取几斗白酒。这就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不与统治者合作，不愿同流合污的下场。在一个没有是非公道的社会里，要保持清高的人格真是谈何容易！
雄晚年是在丧子、失意、贫窘中度过的，好在他收了一个好学生，即钜鹿侯芭。他在扬雄最困难的时候追随他，从他研习当时人们并不理解的《太玄》和《法言》，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王充《论衡·案书》称赞说：“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非斯共世，云辅同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为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侯铺子，即侯芭。天风五年扬雄在凄凉失意中死去，还是这位关门弟子负土作坟，并心丧三年，就像当年孔门弟子一样，尽了弟子之礼。扬雄的生前好友桓谭给他起祠茔，“平陵如子礼”。公卿们也派遣长子与郎吏一道送葬，凭悼这位一生老于郎吏的寂寞之人。终年71岁。
扬雄继承了古代巴蜀文化中天文历法、艺文辞赋、阴阳占筮和黄老道术等传统文化，他既是天文学家、辞赋大家，又是精研易学的大师和清静无为的道学家。不过从思想体系上说，扬雄更是一位博学的儒者，与董仲舒、刘向一样。
综观扬雄一生，不规规以今文章句自缚，他“博览无所不见”，“默然好深湛之思”，讲明训诂，“不为章句”，抖落了俗儒曲学的陈腐之习，开创了简易朴质的东汉古文家法。他淡于名利，潜心学术，造《玄》经，著《法言》，还长于辞赋，制作小学及史学著作，是一位十分渊博的学者，他尝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技艺）”。（《君子》）上通天文，下明地理，中习人事，正是他自身的写照。班因说：“渊哉若人，实好斯文。”一点也不夸张。他一生著述，宗孔孟，倡儒学，反迷信，纯道统，从本体论上丰富了儒学思想，是当时独步儒林的思想家，也是秦汉以下迄于五代少有的纯粹德者。桓谭评曰：“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在反对今文杂说、黄老余论，捍卫孔子儒学的纯洁性这一点上，说他可与董仲舒、王通、韩愈齐名，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今郸县境内犹有扬雄墓、子云亭等遗迹，刘禹锡《陋室铭》所咏之“西蜀子云亭”即指此。民国《乐山县志》引《名胜志》《屏山县志》《方舆考略》《蜀水经》说：“子云，江原人。初迁沐川；继迁健为，居子云山，在键为东南十五里，扬雄故宅在焉；再迁成都金花寺。”并按：“当云：再迁乐山，四迁成都。”此外，扬雄有《绵竹颂》，今绵阳市又建有子云亭。
刘向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成帝即位后改名向。沛（今江苏沛县）人。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刘德子。刘向好儒学，能诗赋。曾任谏大夫、宗正等职。初治《易》，尤精《春秋谷梁传》。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屡次书劾奏外戚专权之祸。成帝时，向任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受诏校阅经传、诸子、诗赋于天禄阁。每校完一书，辄为一录，谓之《别录》。性质同后世的书录解题，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刘向对文学亦有很深造诣，所作《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部亡佚。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所著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今存。又有《五经通义》，亦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一卷。
刘向生平
刘向年仅12岁时便任专为皇帝引御车的辇郎，20岁时官任谏义大夫。为人聪明好学，精通儒家和道家方术之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常被汉宣帝重用。后因所献炼金术不灵验，被宣判死罪。不久被赦免复出，任郎中，给事黄门，升散骑、谏大夫、给事中。汉元帝时又被提升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为当时辅政4位大臣之一。曾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并弹劾外戚，抨击宦官专权误国。前后两次入狱，免官数年。汉成帝即位，他更名刘向，复出任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升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
刘向为人随和，廉靖乐道，不争世俗，专心研思儒家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刘向的著作有《洪苑行传论》、《新序》、《说苑》、《别录》及辞赋等数十篇，其中《别录》为我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刘向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目录学之祖。
史载刘向在汉成帝时受命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校刊《五经》和各种秘籍。
某日夜暗独坐，忽有一个黄衣老人，手持青藜手仗，叩门进来，吹燃藜杖，以藜光照明，传授刘向《五行洪范》之文。刘向问老人姓名，老人说：“吾乃太乙之精，天帝悯卯金之子，特派我来传道给你。”并把怀中竹牒和典天文地图之书赠给了刘向。正是因为有此神授，刘向才能成为一代经学大师。
刘向的子孙后裔，便以“天禄”、“藜照”、“藜阁”等为堂号，自称藜阁刘氏，以纪念刘向这位杰出的显祖。
刘向有三个儿子：长子刘伋，《易》学教授，官至郡太守；中子刘赐，官任九卿丞，早逝；少子刘歆，便是西汉末年著名的大学者和政治家。
刘歆自幼受父亲熏陶，勤奋好学，后又受诏与父亲一同在天禄阁校刊秘籍，成为一位对六经、传记、诸子、诗赋、术数和方技无所不精的渊博学者。
刘歆初为黄门郎，父亲去世后他继位中垒校尉。汉哀帝时，任侍中、太中大夫、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当时刘氏宗室中最受宠幸的人物。
刘歆好古，曾建议为《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学设学官，现在的《左传》，就是由他整理后流传于世的。他因此成为西汉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他又承继父业，集六艺群书，加以整理，所著《七略》，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刘歆因少时与王莽同为黄门郎，关系密切，王莽篡汉后，刘歆被王莽重用，任右曹太中大夫、中垒校尉、京兆尹、羲和等职，并被封为红休侯，后又升任新朝国师，封嘉新公，成为新朝群臣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太傅王舜和大司徒平曼的显贵重臣。
无论从学上还是政治上，刘歆都走了一条与父亲刘向不同的道路。
刘向崇尚今文经学的《谷梁传》，而刘歆则是古文经学的代表，推崇古文《左传》；刘向对汉家王朝是忠心耿耿，誓死效力的，而刘歆则成为王莽的帮凶、汉家王朝的罪人。刘歆为王莽篡夺刘氏汉家政权，确定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刘歆虽然投靠了王莽，但他毕竟还是汉朝宗室，还是姓刘，因而对王莽篡汉，在内心感情上也非常痛苦和矛盾。当王莽篡汉称帝后，社会危机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严峻，这时的刘歆便对王莽开始失去信心。后来王莽诛杀大批刘氏宗室成员，并把刘歆的两个儿子也杀了，这时刘歆对王莽已心生怨恨。最后终于决意背叛王莽，图谋政变，以推翻王莽，取而代之，重振汉家天下。但事情败露，地皇四年（23年）七月，刘歆被迫自杀而死。一代儒学大师，最终落得个家破、国亡、身死的悲惨下场。
刘歆生有3子1女，当刘歆红极天下的时候，他的子女也鸡犬升天：长子刘叠，被王莽任命为侍中、五官中郎将，封伊休侯；次子刘棻，深得王莽赏识，官任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封隆威侯；三子刘泳，官任右曹长水校尉，封伐虏侯；刘歆的女儿，则嫁给王莽的儿子王临为妻。后来，刘歆失宏，刘歆的儿子们也立即大祸临头，次子刘棻和少子刘泳，均因谋反罪被王莽处死，刘棻死后尸体还被抛到幽州（今河北、辽宁一带）。
刘歆家族当日因投靠王莽而成为刘氏宗室中最显赫的家族，如今却因反对王莽而又一落千丈，迅速衰败。但刘向、刘歆的家族，毕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宗室分支，所以后来刘向的子孙们又兴旺发达，并繁衍成今日刘姓中的重要分支——藜阁刘氏。
《元和姓纂》记载：刘向后裔世居彭城，分居丛亭里、绥舆里、安上里和丰县、沛县、吕县等处。今天的刘姓人群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刘向之后。
刘向、刘歆的神学思想
刘向、刘歆虽在政治上的各异，但他们父子在学术上基本是子承父业。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①。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在经学上，刘向治《春秋榖梁传》，参与石渠阁讲论，刘歆治《左传》，坚持立《左传》于学官。《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左传》属于古文经学。从经学派别来看，父子二人是对立的。
古今典籍的校雠
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作了这个工作约二十年之久，刘歆在他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典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并称“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刘氏父子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典籍为五类。他们把皇家藏书定为六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多篇。他们在总的分类上是按着皇室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的。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上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典籍的具体分类、典籍的保存和检寻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刘氏父子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作出了评述。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们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象是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氏父子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始终”，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数术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
在技术上，刘氏父子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
看起来，刘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华贵外衣下掩遮着虚弱的贫困的思想。这是他们父子学风上的特点。班固称赞他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赞语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刘氏学风的很好的继承人。
刘向、刘歆父子还续补了司马迁书，未传于世。刘向采摘先秦旧事及汉初遗文，撰《新序》、《说苑》二书，又撰《列女传》，这是记载妇女史事的第一部专书。
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诸子和诗赋。典校时，又撰有《别录》。其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见于《楚辞》。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刘向的散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此外，他还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3部历史故事集，是魏晋小说的先导。明代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刘歆
刘歆（前50～23年）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
编成《七略》
刘歆的生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刘向的第三子，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从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前45年～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将此事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左右。由以上诸项看来，刘歆大体年长于王莽，而又稍晚于扬雄，出生时间在公元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年）前后。
刘歆的六世祖名交，字游，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在刘邦抚定三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交一直随侍左右，很受亲信，所以在汉高祖六年被封为楚王。四世祖刘成有子五人，长子礼嗣，其余诸子皆封侯。吴楚七国之乱，刘戊兵败自杀。其子刘富，因反对叛乱，事前已奔逃京师，得以更封为红侯。富子辟强，学问出众，但不肯出仕。辟强子德，为刘歆祖父，在昭、宣之世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德之次子，12岁时就以父荫任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绥和元年（前8年）年72卒。刘向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五经要义》、《世说》、《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等百余卷。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
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受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大将军王凤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黄门郎职位。
河平三年（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雠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首先是在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录，也就是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在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于是，他一边向研治《左传》有师承的尹成和翟方进学习，请教书中的许多问题及其义理，同时，和父亲刘向一起讨论、辨析《左传》的内容。还以《左传》“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的价值，在《公羊》、《谷梁》之上。他提出《左传》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都应该立于学官。
哀帝让他与五经博士商量，但博士们根本就不理睬刘歆的意见，而采取“不肯置对”的态度。原因很简单，研治儒家经书早已成为“禄利之路”，同意《左传》等立于学官，岂不是要五经博士们让出一些禄利来哩！刘歆见无法沟通语言，于是写了《让太常博士书》，叙述五经产生与流传的历史，古文经发现的经过及其价值，说明皇帝同意研究将《左传》等立于学官，是“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严厉地批评博士们“专己守残，党同门，拓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的狭窄胸襟。这封信捅了马蜂窝，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习今文经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以治《诗》起家的大司空师丹则上书控告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得罪了执政大臣，又经受不住众多儒者的攻击，虽然得到哀帝的回护，也觉得无法在京师立足，于是请求到外地做官，从而先后任河内、五原、琢郡太守。后来因病免官，再起为安定属国都尉。
在50岁以前，刘歆主要是潜心于撰述的一个学者，虽然他在经学、目录学等方面造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却屡屡受挫，最后竟然被排挤出京师，申张古文经的愿望也成为泡影。
在远谪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选初赋》就是他这一反思的流露。在赋中，他追忆“遂初之显禄”，把自己远离京华为五原太守说成是因自己“好直”“为群邪之所恶”，联想到仲尼陈蔡之厄，屈原放沉于湘渊，他痛感古来“方直”之士必为世俗“难容”。从而深深地悟出一个人生的真谛——单纯做学问是毫无出路的，说：“玩琴书以条囗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而揽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从此“守信保己比老彭”，却又不甘心“降皮弁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觉得自己如“韫宝而求贾”，总希望有一天“赖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这个“祁子”终于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助莽篡汉
原来，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
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学术文化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他借助王莽的权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不久又立《乐经》，从而将过去的五经增为六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徵召各地通晓一艺教授11人以上，以及懂得《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学问的人数千人，到京城来“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在全国兴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
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当时所立学官一般概称之为今文经学。到这时，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为之争立学官，从而开启了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
对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欲望，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
元始三年（3年）王莽把女儿许配给平帝为皇后，刘歆等人就占卜说：“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并为之“杂定婚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
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是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的事业，要求给王莽“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王莽得加“九锡”，成为无冕的帝王。
元始五年，刘歆作《钟历书》与《三统历谱》。前者从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代的乐律。后者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两者后来都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此年底，平帝苑，王莽更仿周公，为“居摄践柞”，一切“皆如天子之制”、“民臣谓之摄皇帝”。除了未加冕以外，一切都与皇帝一样了。而刘歆也因之被任命为少阿，成为“四少”之一，地位比前提高。
居摄二年（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王莽，立宗室刘信为天子。王莽任命孙建等七人为将军，率兵征讨，刘歆也被任命为扬武将军，屯兵于宛。直到翟义被平，刘歆才归故宫。
居摄三年，王莽的儿子王安、王临皆封公，孙王宗封为新都侯，侄王光封为衍侯。九月，王莽之母功显君死，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己万尊之位，王莽让太后下诏议论莽之丧服。刘歆率博士诸儒78人上书，追述了伊尹和周公居摄使殷、周兴盛的历史。言王莽因“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而居摄践柞，盛赞三年来王莽“茂成天功，与唐虞三代比隆”，乃“圣哲之至”。说王莽“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秦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与尊者为体，承宗庙之祭”，根据《周礼》“王为诸侯缌纟衰”、“弁而加环纟至”的规定，王莽对母丧宜“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很显然，这里已不是单纯的议丧服，而是要从礼制上把王莽抬到最尊的地位。此前，王莽名义上还是“摄皇帝”“假皇帝”，现在有丹石文的“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瑞兆，又有如天之功，王莽无论从天意、从功劳、从礼制上都应该是真皇帝了。
由此，在刘歆带领或启发下，各地钻营之徒纷纷奏上符瑞，其中梓潼入哀章作铜柜，有两印案封题，称此为高帝庙之图策文“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并有辅佐11人包括王舜、刘歆、王兴、哀章诸名。据说在此前后，共有德祥五事，符命25，福应12都是督促王莽代汉的符命。甚至当王莽等人还犹豫不决时，大神石人又说道：“促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王莽“畏天命”，于是承应天意，当上了新朝的皇帝，改元始建国。以王舜为太师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刘歆之所以能由四少跃为四辅，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底的一纸谕旨中道出了奥妙，说“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厥功茂焉”。
王莽之得以篡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当时由于土地过度集中而造成的地主阶级统治的危机是最根本的问题。统治阶级内部，以王莽、刘歆为首的这部分人，终于看出了腐朽的西汉王朝无法维持，而试图以复古改制为旗帜，以推翻刘氏政权为号召，从而达到抑制土地兼并，维持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至于谶纬符瑞之类，不过是神化王莽欺骗世人的手段而已。刘歆讲符瑞，是否出自违心地假造以取悦王莽的卑鄙目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悬案。因为，不仅在西汉，就是到隋唐明清，谶纬符瑞之类仍是统治者经常利用的工具。何况他从自己屡受挫折的经历看出了做学问也必须有政治靠山。在经王莽提携而地位不断提高后，他更痛感与其苦苦地做学问，不如设法谋取利禄。当时，扬雄不愿与王莽同流合污，而潜心于著述《太玄》、《法言》请书，以至“家素贫”“时人皆忽之”。刘歆与扬雄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他劝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这是一句极有代表性的话，它固然是对扬雄“恬于势力”、“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规劝，更反映了刘歆的人生观，说明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安贫乐道的纯学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禄利的政治型的学者，他的思想和著述已沾上了厚厚的铜臭和权势欲。他和甄丰、王舜三人“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前人对刘歆“助成莽篡”的谴责，是有道理的。
王莽建新的头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有的是针对社会矛盾进行的企图挽救危机的措施，有的是为了进一步迷惑人民进行的一些表面的变动。“改制”的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改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一家男口不超过八个的，占田不能过一井（900亩），分余田给九族、邻里或乡党；无田者则按制度受田。这是企图通过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买卖，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二是推行“五均赊贷”和“六囗”法。在长安等六城设五均官负责征收工商税，掌握市场物价，物品滞销时由政府收购，价格上升时再出售之，并给贫民赊贷。这是“五均赊贷”。由政府对盐、铁、酒、铸钱、山泽生产税和上面的五均赊贷实行垄断，叫做“六囗”。其本意是想以此来抑制豪民富商的盘剥，使贫民得以维持最低的生活。三是改变币制。还在王莽当摄皇帝时，就另铸大钱、契刀和错刀三种新币。始建国元年，又废契刀、错刀和五株钱，另铸小钱，与大钱同时使用。次年，又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货币制度屡变，而且换算又不合理。其本意是要抑制商贾的势力，为国家增加收入。此外，王莽还改易官名、官制和行政区划，恢复五等爵制，滥加封赏等。
王莽的这些改制措施，往往出自于身为国师公的刘歆。如史书记载：“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行五均赊贷制。为了感谢刘歆之功，王莽在封古帝王圣贤之后时，以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以刘歆之子刘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并为子王临娶刘歆女刘囗，结为姻亲。此时，刘歆的政治地位达到极点，但也潜伏着危机。正如其父刘向在《诚子书》中所说：“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宋人叶适说：“孟子曰‘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也。’人之患在为徇人之学，而欲遂狼狈不可救，悲哉！”刘歆用自己的学问为王莽效力，自己也因之而荣华富贵，但福尽祸至，这种用道殉人的事可得逞于一时，却终究是不能长久的。
自杀身亡
从来建立新王朝的统治者在建政以后最要防范的总是那些辅佐他夺权的开国元勋。因为，随着他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各位开国元勋也必然得到三公宰辅等高位，权力和声望俱著。元勋们一有“邪念”，往往可以利用当初的办法，推翻新皇帝，自己登上九五之位。王莽的新朝是由一帮野心家、政治失意者、投机家，用种种欺骗手段建起的政权，在新朝建立后，他们君臣之间必然因权力分配不均而发生矛盾。王莽得以为帝，甄丰、刘歆、王舜是其助臣。王舜与王莽为同曾祖弟兄，且于始建国三年即病死。甄、刘二人就成了王莽的眼中钉。甄丰原来已为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王莽建国后却只封他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为四将，已使甄丰不快。甄丰之子甄寻当时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为了给其父争地位，甄寻伪作符命，说新朝应该将陕地分立二伯，以甄丰为右伯、平晏为左伯，王莽不得已封甄丰为右伯。接着，甄寻又以其手纹有“天子”二字而作符命，说王莽之女汉平帝皇后是他的妻子。王莽借口这是对他的怨谤，下令收捕甄寻，迫令甄丰自杀。甄寻逃往华山，到始建国二年底才捕获。在审讯中，甄寻的交代牵连到刘歆两个封侯的儿子刘囗和刘泳，刘歆的门人丁隆，以及一大批公卿党亲列侯，死者数百人。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王莽借甄寻案而处死刘歆之子及门人，显然是要给刘歆一点颜色看看。
二子及门人被杀，使刘歆受到很大的震动，更重要的是，新朝建立以来社会危机的加深，使刘歆对曾经寄予厚望并为之奋斗的改制失去了信心。王莽的那些改制，不仅没有达到抑制土地兼并减轻百姓负担挽救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目的，反而导致了更多的人民破产，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尤其是其沉重的赋役、残酷的刑法以及对周围各族频频发动的战争，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从始建国三年（11年）起，各地农民起义就彼伏此起连续不断，到天风四年、五年（17、18年）终于形成以绿林、赤眉为主力的农民战争。刘歆利用王莽改制以安定社会的愿望成为泡影，加之王莽的不信任，于是思想消极，闭门自守，未再参与重大政治活动，也不见在此期间有什么学术著述。
对刘歆的第二次沉重打击在地皇二年（21年）。刘歆的女婿王临曾被王莽立为太子。王莽与妻之侍者原碧有奸，王临亦与之通，恐事情泄露，于是王临与原碧密谋杀死王莽。其妻刘愔受家学，能观天象，对王临说，宫中将有白衣会，此为王莽败乱之兆。王临暗喜，以为阴谋将要成功。但不久，王临被贬为统义阳王，心中忧惧，就给病中的母亲写信，言“不知死命所在”。王莽探侯妻子的疾病，发现此信，在妻病死后，就抓了原碧等拷问，知王临有杀父之意，迫令王临自杀，赐谥谬王。进而牵连于刘愔，下诏责备说：“临本不知星，事从忄音起。”刘忄音自杀，刘歆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且加深了对莽的仇恨。而朝野也皆知刘歆已不受信用，所以当王莽召问群臣擒“贼”方略时，公孙禄竟在朝廷上攻击“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
到地皇三年，人们普遍认识到王莽的垮台已势不可免，于是图谶又起。宛人李通以图谶说刘秀言：“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穰人蔡少公也言图谶曰“刘秀当为天子。”道士西门君惠根据天文谶记也向卫将军王涉说：“星李扫宫室，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就是说，当时在图谶家中普遍流传着“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后来建了东汉的刘秀认为这是他将为王者受命的徵验。而与刘歆亲近的一些人则认为是刘歆将恢复汉室为天子的兆验，因为刘歆早在建平元年（前6年）为了避新继位的哀帝刘欣的名讳而改名刘秀，字颖叔。
这个谶言以复汉为号召，以刘秀为天子，极有号召力。于是两个刘秀就成了人们注视的目标。卫将军王涉和大司马董忠，都深信其谶，几次向刘歆讲天文星宿情况，刘歆没有表态。后来王涉哭着对刘歆说：“我实在是为了和你一起设法保全王氏之族，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王涉呢！”刘歆看王涉是真心诚意，于是将他引为知己，向他讲述天文人事，东方必成。刘歆、王涉、董忠于是共谋劫持王莽，投奔新市、平林起义军所立汉宗室更始皇帝刘玄。当时，董忠统领中军精兵，王涉负责宫廷守卫，刘歆之子伊休侯刘叠为侍中五官中郎将担任殿中警卫，如果三人同心协力，大事可成。可惜，刘歆过于迷信天意，非要等到太白星出现才肯动手。结果在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被孙极、陈邯告发，董忠被中黄门格杀，刘歆、王涉皆自杀。刘歆等人精心策划的兵变竟毁于一旦，自己也终于丧失生命。刘歆、王涉等人的反叛对王莽的精神打击很大。王涉为王莽叔父王根之子，刘歆为其有几十年情谊的旧臣，这真是所谓“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从此王莽“忧懑不能食，亶饮酒，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寝，不复就枕矣。”行动也更为乖辟。到十月，更始兵入长安，王莽就被分裂身体，支节肌骨脔分，其新朝政权也就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宣告灭亡。
古经学之宗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首先是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秦始皇焚书，使许多先秦古籍被禁毁。汉初，才陆续从民间传出。汉武帝独尊儒术，把一批用通行隶书写成的经（今文经）颁为官书，立博士。加上以前文帝、景帝和以后宣帝所立，《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庆氏，《春秋》有公羊、谷梁，以至“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与今文经传授的兴盛相比，用先秦篆文写成的经书——古文经的流传却极为冷落，只在民间由经师传授，或者由发现者献上以后，一直藏于中秘府而无人问津。是刘向和刘歆父子在校理中秘藏书时发现了这些经书，使之得以为世人所知，从而为经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
这些经书中，有的文字与今文经有增有异，如《古文易经》比施、孟、梁丘之经增“无咎”“悔亡”等。有的篇章比今文经增多，如《古文尚书》为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之，孔安国所献，共58篇46卷，比今文经多16篇，即使与今文同者，亦有比其全者，欧阳、大小夏侯之经文的《酒诰》有脱简一，《召诰》有脱简二，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再如《逸礼》，亦为鲁恭王坏孔子宅时发现，总计56卷，其中与今文经同者17篇，其它39篇皆为逸篇，是关于仪礼的古文篇章。还有的全经为今文博士所未见，如《周官经》（即《周礼》），此书在文帝、武帝时陆续发现，仍缺《冬官》一篇，河间献王用千金求购，仍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上。因为是讲周代官制的，故称《周官》，刘歆改称之为《周礼》。《春秋左氏传》，汉初为张苍所献，司马迁曾据之写《史记》中的有关篇章，河间献王曾在其封国立《左氏春秋》博士，但因为当时该书经、传别行，又由于武帝崇《公羊》之学，故《左传》不仅不能立于学官，且不为博士官所知。又有的虽与今文经无多异，但因传授师说不同而与今文经有别，如《毛诗》。《毛诗》出自赵人毛亨，其释诗兼诂、训、传三体，自谓系子夏所传，河间献王颇好之，以毛公传人毛苌为博士，但却不得立于学官。
这些经书的价值是很高的，但因不立学官，又无人表彰，故传授者极少，据《让太常博士书》所说，当时调查，民间只“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况且古文经都是用先秦篆文写成，一般学者阅读存在困难，即使读通了也无利禄可言，长期以往，将会日渐失传，“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阂，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只是由于刘歆的倡导宣扬，才使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尤其是《周礼》、《左传》、《毛诗》等终于传流至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刘歆当初的发现和提倡之功是不可低估的。
这里有必要叙述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的真伪问题。唐代中期以前，对这三部书尚毫无怀疑，汉代今文家只说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并没有说这三部书不是真书，只是反对将其立于学官。唐初修《五经正义》，仍用以上三书。唐人啖助、赵匡始以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宋人苏辙则认为《周礼》中“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到了明代，梅囗则则揭发《古文尚书》及孔传为伪品。清代学者在对古籍进行全面考辨的时候，更把注意力颇多集中于经书上。阎着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最终揭发出《古文尚书》为伪书。其后，丁晏作《尚书余论》，认为伪古文和伪孔传为三国王肃所伪造。这些意见，大体为学界所认同。但是必须指出，这里所谓的伪《古文尚书》并非刘歆所表彰者，而是魏末晋初才出现的，由王肃伪造的。刘歆所立的《古文尚书》并不伪，其中与今文相同的33篇，至今学者认定为先秦古籍，至于不同的那些篇章，也是真书，魏三体石经残石尚存《古文尚书》残字110多字可证。只是东晋南朝时因士人尚玄学而不重视经书，尤其不重视朴素的《尚书》，以至该书逐渐亡佚了。
至于《周礼》，毛奇龄说：“《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此与《仪礼》、《礼记》皆同时杂出于周、秦之间。”方苞则历指《载师职》等某章句为刘歆所篡入。但多为清儒所驳。还有《左传》，顾炎武、姚鼐均言非出一人之作，但为先秦作品。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倡言刘歆改《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即将一部一般史书改编为解经之书，其中凡例、书法及比年依经缘饰之语为刘歆所增窜。到清末，康有为从廖平的《古学考》得到启发，著《新学伪经考》，说《周礼》、《逸礼》、《左传》、《毛诗》等皆刘歆窜乱伪撰，且言：《易》学为歆伪乱有三；《书》伏生壁中古文之事，其伪几十；《诗》、《毛诗》之伪凡十五；《周官经》六篇盖刘歆伪撰；《乐记》出于欲无疑；《国语》被刘歆一分为二，而成今之《国语》和《左氏传》后来亦有学者如古史辨派及当代之徐仁甫先生继承其说。但是如果认真阅读康氏之书就会发现，他当时之所以写此书并不是真正为了辨伪，而是为了利用今文经学的旧形式来为其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制造舆论，事实上其中错谬百出，是说不上任何学术性的。现在看来，不仅《周官》不伪，《左传》更不伪，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先秦古籍。难怪连当年力主刘歆遍伪群经的古史辨派首领顾颌刚先生晚年也说：“古史传说和西周史事的较原始史料仍以见于《左传》者为多，运用《左传》等记载才有可能把古史传说和西周史事考证清楚。”怎么能说《左传》、《周礼》是伪书呢！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是宗孔子的，他们以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经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学说，所以他们解说经传偏重于微言大义，推阐发挥，其特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会经义，而不重视经文的本解。为此，他们传经的主要方式是口说师传，解经繁密驳杂，各有师说。
这种方式解经时见精义，却不免沦入主观臆见之案。他们在六经中最为注重公羊学，就是因为《春秋》极为简略，他们尽可以随意发挥。他们解《尚书》《尧典》“曰若稽古”数字，竟用数万言来阐发。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写成的，不通小学，就无法研读古文经。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所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刘向、刘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由于文字训诂的需要，刘歆重视作为经书辞典的《尔雅》，曾撰有《尔雅注》三卷。而所倡《毛诗》与齐、鲁、韩三家《诗》之根本不同也在于毛公释诗兼诂、训、传三体，其书故名《诂训传》，如《关睢》中“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之类，“关关，和声也”等等。这样解释《诗》使读者能明了诗之本义，比海阔天空的微言大义更易为学者接受，所以后来，三家《诗》亡而《毛诗》独存。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家是宗周公的，他们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故为官书，六经所记为古代情形，皆系事实，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经都是周公旧典，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
基于此，刘歆特好《左传》，他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注重用《左传》中所叙之历史事实来解经，用《左传》中的凡例来界定三代史官的记史法则，用《左传》来批评《公羊》、《谷梁》对《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传所言：“欲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欲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他是以所记历史事实的详略多少作为区分经书优劣之标志的，所以他不仅好《左传》，而且好记述周代官制的《周礼》，好三代政治文献汇编的《尚书》，好讲礼仪的《逸礼》。他从研治这些古文经出发，据《周礼》、《乐经》研究钟历，以黄钟律为根本标准，辅以相黍制定了国家标准的精确度量；据《尚书》、《左传》，将三统与五行相生说相结合，并以三统而言三正、三历，创造了推定先秦古历日的《三统历谱》，这些都有其特别的意义。但是信古之极必为泥古。
刘歆迷信六经乃周公旧典，对之毫无怀疑，以至将一些后代补作乃至伪撰之书亦视为三代旧作，且由信古而产生倒退的历史观，一切遵崇三代，以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风，唯有复古，这从政治实践上看，是企图拉着历史车轮倒转。王莽改制之失败，其根源之一，盖即此。由于对经书研究的路数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训诂，又要懂历史和典制礼仪，就决定了古文家学问的宽窄与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讲微言大义，通一经即可为博士，他们“或为雅，或为颂”，至合数人治一经，所以当时有“遗子满囗金，不如教一经”之谣。古文则不同，他偏重于文字历史的典制解释，非博学无以治经，所以从刘歆开始，凡古文学家一般是学问渊博，广泛研治数经。本传讲，刘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欲及向皆治《易》……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博物治闻，通达古今。”
这种博学治经的路数比起“学者罢老且不能究一艺”的今文家，当然是更为优越了。由于对六经价值标准不同，今古文家对六经排列的顺序也不相同。今文家认为六经是孔子用以垂教万世的大典，所以在《春秋繁露》和《史记》中，皆依其程度之浅深排列六经次序。们守》、《书》为文字的教育，列于最前；《礼》、《乐》为行为的训练，心情的陶冶，列于其次；《易》谈哲理，《春秋》有微言大义，故列于最后。刘歆等古文家认为六经为三代固有史料，所以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皆依其时代之先后排列六经次序。《易》之八卦，作于伏牺，列于首；《尚书》有《尧典》，列于其次；《诗》有《商颂》，故又次之；《礼》、《乐》为周公所制，列于再次；《春秋》为孔子据周公旧例所修，故列于最后。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清代的新今文家攻击刘歆为了取媚王莽而遍伪群经，杜撰出一系列古文经书。如果从时间上来考察，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要知道，当刘歆发现中秘古文经书而谋求为之立学宫时，王莽尚毫无篡权迹象哩。刘歆之所以呼吁将古经立学官，其本意完全是为了促进儒学的丰富与发展。就是他在《让太常博士书》中所说：“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哀帝说他“欲广道术”，是极中肯之辞。后来，在王莽的支持下，他凭借政权的力量，压倒了今文学派，将《左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立于学官，并且大增博士弟子，在全国兴起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使古文学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东汉之初，汉光武帝废古文，提倡今文。但是由于古文经在学术思想界已经有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它的学术本身有许多合理的成份，所以古文经学不仅没有随着王莽政权的覆灭绝迹，而是在民间以更广阔的范围传播开来，形成了一个风靡整个东汉社会的古文经学学派。我们讲两汉经学史，实际上是两汉的今文经学和东汉的古文经学的历史。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刘歆，实在是西汉今文学之异军，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