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安国
孔安国，字子国。西汉经学家。孔子后裔，其祖子襄为孔鲋之弟。武帝时治《尚书》为博士，迁谏大夫至临淮太守。曾受《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相传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坏孔子旧宅，他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等数十篇，承诏以今文为之作书传训解，《古文尚书》亦称《逸书》，较《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后传授都尉朝，开创古文尚书学派。原书已佚，现仅存篇目，在《汉书·律历志》等书中有佚文。历代古文经学家以为可信，今文经学家则疑为伪造，成为今古经学争论问题之一。唐孔颖达奉命撰《尚书正义》，据为正宗。宋朱熹、明梅等表示怀疑，清阎若璩、惠栋相继辨析，定为后人伪托，此说为后世学者所公认。
孔安国，为西汉鲁国（今曲阜）人。安国少学《诗》于申培，受《尚书》于伏生。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被武帝诏为博士，专攻古文《尚书》。晚年，作有《古文尚书传》、《论语训解》、《古文孝经传》、《孔子家语》等书，成为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孔安国学识渊博，《史记》作者司马适研究《尧典》、《禹贡》等篇时也曾请教于他，后世尊其为先儒。孔安国历任都尉、谏议大夫、临淮太守等职。至于有无封地乐山，未见典籍记载。
说到孔安国的学问，历史上有个很著名的典故。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官，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许慎《说文叙》也说：“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孔安国《尚书序》曰：“孔子旧宅壁中所藏古文书，皆科斗文字，时人无能知者，安国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唐孔颖达注疏云：“言隶古者，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
这就是今天常说的“鲁壁”、“孔壁书”的来源。文中鲁恭王刘馀，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四个儿子。鲁恭王从小就口吃结巴，一生无所作为，爱好声色犬马，建造宫苑。但他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不过，鲁恭王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什么特殊学问，而是因为他碰巧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公元前154年，鲁恭王为了给自己修造宫殿，不惜破坏文物，拆毁了孔子的旧宅。不料在拆孔子旧宅时，竟然从孔子家的墙壁夹层中发现了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孝经》等几十篇儒家经典文献。有人推测可能是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为了保存这些儒家经典，把它藏在夹壁里的。鲁恭王在拆房时还隐约听见钟鼓的声音，非常害怕，不敢再拆孔子旧宅，并将这些典籍都献给了朝廷。由于这些儒家经典皆为古体文字，当时的人们都不认识，唯孔安国尚能辨认，便将古文用通行的隶书给翻译出来了。
鲁恭王的这一发现，对保存传统儒家经典文献的原貌，促进当时古文经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孔安国对这批典籍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经过对比发现，这些书籍和当时流行的同样的书籍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比如说，在孔壁里出土的《尚书》，它就比当时流传的《尚书》多出16篇来，而且有700多个文字不同，还有几十个文字是脱漏的。所以后人就把孔安国整理的这批文书叫做古文经书。它和当时汉代流传的今文经书，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派，这在汉代有很大的影响。
却说鲁恭王发现儒家经典二千多年后，也即是抗日战争时期，故宫博物院的16650箱国宝在颠沛流离后，最终藏身于乐山的安谷等地近8年之久，无一件国宝损坏和流失。故宫博物院特呈报国民政府批准，以国民政府名义颁赠安谷“功侔鲁壁”金漆大匾一块，以示嘉奖。“侔”，在古汉语中是“比”的意思。“功侔鲁壁”意为保藏故宫国宝的功劳，可以与鲁壁藏书相提并论。这是对乐山人民保存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高度评价。
“安谷”过去又名“安国”，据传孔子十三世孙孔安国封地在这里，安国即安谷。所以有谚云：“出国出国，出到安谷（国）。”
在《太平广记》中记载了孔安国得道的故事。孔安国是山东人，经常练运气闭气，服用铅炼的丹，活到三百岁面容还像儿童。
他隐居在潜山县山中。追随他的弟子有好几百。他常常绝食后关在屋里修身养性，一年半后才出屋，却变得更年轻了。如果不入室修炼，就和平常人一样的进食。没有什么和人不同之处。
孔安国为人老成持重，尤其非常珍惜道术的秘密，不肯轻易传授给别人。有个别侍奉他五六年的弟子，如果他认为这个弟子品格志向都很好，才把道术传授给他。有个叫陈伯的安乐县人，要求侍奉孔安国，安国就收他为弟子，考察了三年，看他学道的志向坚定，就对他说：“我从小就勤奋刻苦地寻求道术，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但仍没有得到‘八石登天’的神丹和成仙的方术，只得到了可成地仙的方术，只能不死而已。我过去曾拜一位海边的渔翁为师，这渔翁就是战国时越国的宰相范蠡。他改姓埋名以躲开乱世，在海边当了渔人。他看我修道志坚，传授给我服用丹药的秘方，使我能超脱人世。就是像大但、司诚、子期、姜伯、涂山这些人，都是活到千岁以上，而且越来越年轻。我得道以来服药三百多年，曾给过崔仲卿一个仙方，当时他84岁，已经服药33年了，我看他现在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头发胡须都不白，牙一颗也没掉，你可以去找崔仲卿向他学道。”于是陈伯就去侍奉崔仲卿，得到了他的仙方，结果也得以长生不老。还有一个叫张合的人，他妻子已经50岁了，服了崔仲卿的药后，竟变成了20多岁的人，86岁上又生了个儿子。
孔安国又传授了几个人，都活到四百岁，后来都进山继续修炼去了。也有吃了仙药仍不能得道成仙的，那是由于他们夫妻房事没有节制的原因。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人。史学家司马谈之子，十岁读典籍，20岁后游遍大江南北，采风访古。初任郎中，后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馆图书。后因替李陵辩罪，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继太史令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典文籍”，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补博士子弟。20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
太初元年（前104年），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他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前99年），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出来。
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史记》提要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十二“本纪”包括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
“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三十“世家”包括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
“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七十“列传”包括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范睢蔡泽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田儋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季布栾布列传、袁盎晁错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万石张叔列传、田叔列传、扁鹊仓公列传、吴王濞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韩长孺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淮南衡山列传、循吏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十“书”包括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
八“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简介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共五部分一百三十篇，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年）、迄秦二世（前207年），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年）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79年～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文学家，初名犬子，因慕战国时蔺相如，改名为相如。名作除《子虚赋》外，还有《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
生平简介
司马相如年少时好读书舞剑，任景帝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喜好辞赋，司马相如遂辞官至梁，为梁王门客，与梁王文学侍从枚乘等人同游，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归蜀，经临邛（今四川邛崃）时被当地富人卓王孙宴请。卓王孙有女卓文君，善鼓琴，羡慕司马相如才华，司马相如便以琴曲传达爱意。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但因家境贫寒，便返回临邛开设酒店，文君当垆卖酒。卓王孙碍于面子，给文君仆百人，钱百万，夫妻回到成都，成为富人。
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相如曾两度出使西南，为汉代的西南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安抚巴蜀民心，武帝于元光五年派司马相如远赴巴蜀。在此期间，相如撰写《喻巴蜀檄》，对巴蜀民众进行安抚。尔后西南各部首长都想效法夜郎与汉交通，武帝为此咨询了司马相如，相如从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上加以分析，认为这些地方与蜀郡靠近，道路容易沟通，在秦又曾设置郡县，恢复起来比较容易，应该优先考虑。武帝接受了相如的意见，拜相如为中郎将，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再度持节奉使西南。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临死写《封禅书》，遗留后世。
有人认为，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诚然，司马相如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才士；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但是，如果仅仅将他视为“风流才子”，那就是皮相之见了。事实上，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司马相如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堪称一代伟丈夫。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固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来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来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而是有条件时争取有所作为，难有作为便努力保持自己的节操，“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汉书·司马相如传》）所以，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俸禄从比三百石到比六百石不等。另据司马贞《史记索引》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也。”而当时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到一千石，由此可见相如官职之卑微。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凭着雄放的气魄和富赡的才华，勇于创新，锐意开拓，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一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汉赋大家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29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天子游猎赋》（即《上林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几篇。这几篇作品，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几个“第一”。首先，作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摆脱了模仿楚辞的俗套，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亦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鲁迅先生指出：“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汉文学史纲要》）这就概括了司马相如在文体创新方面的非凡成就。正是这种成就，使司马相如成为当之无愧的汉赋奠基人。其次，《哀二世赋》是整个赋史上第一篇直斥秦朝暴政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全文只有158个字，写得情致蕴藉，感既深沉，警策凝炼，与《天子游猎赋》的铺排夸张、雄浑宏丽形成对照，开后代抒情小赋的先河。再次，《长门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描写被锁闭深宫中的妇女的作品，通过表现她们的孤独和哀愁，暴露了封建宫庭的阴森黑暗，可谓文学史上宫怨体的滥觞。作品善于描写景物，烘托气氛，以情景交融的笔触，把人物感情的起伏跌宕写得维妙维肖，委婉动人，对后代的宫怨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几个“第一”加在一起，足以使司马相如成为汉赋的第一大家。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谕巴蜀檄》写于元光五年（前130年）。当时，唐蒙从巴蜀通夜郎，由于处置不当，引起巴蜀民众的惊恐，汉武帝便命司马相如责备唐蒙，并作文告谕巴蜀民众，一方面说明唐蒙“发军兴制”等举措并非朝廷之意，另一方面又要求巴蜀吏民理解和支持“通西南夷”的行动，迅速达到了安定人心的目的。《难蜀父老》写于元朔元年（前128年）。当时，为“通西南夷”而修理道路的工程已开展两年，尚未修通，民力消耗很大，朝中一些大臣因此认为“通西南夷”毫无益处。司马相如力主恢复秦朝便已在西南地区设置的郡县，得到武帝赞同，于是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获得成功，为加强汉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发展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贡献。使毕，相如又写了《难蜀父老》一文，进一步阐述了“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谏猎疏》大约写于元朔六年（前123年）。其时，司马相如随汉武帝到长杨宫打猎，便写了此文，着重从保卫皇帝安全，防止发生意外的角度来劝武帝不要“自击熊豕，驰逐野兽”，而没有进一步指出耽于田猎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意义显得比较狭隘。不过，此行返回时路过杜南宜春宫，那里是秦二世胡亥于公元前207年被逼自杀后埋葬的地方，司马相如触景生情，又写了《哀二世赋》，以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对武帝进行讽谏，认识上深化了一步。这三篇散文共同的特点是语言畅达有力，有辞赋之气。其中《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篇，对后代的某些政论性散文很有影响。[东晋]文学家李充在《翰林论》中说：“盟檄发于师旅，相如《谕蜀老》（即《谕巴蜀檄》）可谓德音矣。”南朝梁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篇》中也指出：“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人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对这两篇文章作了较高的评价。《封禅文》则是司马相如临终时留下的“遗札”。它颂扬了“大汉之德”，主张举行封禅典礼。相如的出发点，仍然在于颂扬国家的兴盛强大，体现中央王朝的尊严声威。但文中对[西汉]王朝溢美过甚，颇有周颂的遗风。后代许多文人在褒美本朝，粉饰现实时，往往仿效它的写法。所以，《封禅文》在历史上是起了一些消极作用的。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地位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的生年（前145年）比司马相如晚三十四年，当他于公元前108年担任太史令时，上距司马相如去世仅仅九年。对于这位前辈作家，他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主要是把贾谊当作和屈原一样关心国事而不遇其君的进步作家来尊敬和同情的，而对贾谊的文学作品，只收录了《吊屈原赋》和《服鸟赋》，著名的《过秦论》则附于《秦始皇本纪》之后。而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以后的历代文学家，或者将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提并论，遂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或者将相如与枚乘并称“枚马”，与扬雄并称“扬马”，屡屡加以推崇。南朝梁著名作家沈约说：“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即屈原）、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写道：“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他还以司马相如自比，自称“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杰出的边塞诗人岑参这样称颂司马相如：“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在阐述其著名的“不平则鸣”说时，认为“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明代著名作家张溥说：“《子虚》、《上林》非徒极博，实发于天材。扬子云锐精揣炼，仅能合辙，犹《汉书》于《史记》也。”清代桐城派大家姚鼐指出：“昌黎（韩愈）诗文中效相如处极多，如南海碑中叙景瑰丽处，即效相如赋体也。”类似评价，不胜枚举。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最精炼，最权威：“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汉文学史纲要》）
今成都还保留着“驷马桥”地名，驷马桥因其诗句“不乘高驷马，不过汝下桥”而得名。还有纪念相如夫妇的“琴台故径”、“文君酒家”；在锦江之畔，新塑了相如的花岗石造像。
卓文君
卓文君，西汉临邛（今属四川邛崃）人，汉代才女，她貌美有才气，善鼓琴，家中富贵。她是卓王孙之女，17岁丧夫后家居。与司马相如鼓琴相恋，出奔成都。不久，因无以为生又同返临邛，自己当垆卖酒。其故事流传千古，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
司马相如是西汉有名的辞赋家，音乐家。早年家贫，并不得志，父母双亡后寄住在好友县令王吉家里。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是当地的大富豪。卓如君当时仅17岁，书上形容文君的美貌，“眉色远望如山，脸际常若芙蓉，皮肤柔滑如脂”，更兼她善琴，文采亦非凡。本来已许配给某一皇孙，不料那皇孙短命，未待成婚便匆匆辞世，所以文君算是在家守寡。
当时许多名流向她求婚，她均不应。有一次，司马相如应王孙之邀来府上做客。文君久慕相如才名，于是躲在帘后听相如弹琴。相如瞥见帘后鬓影钗光，便弹了一曲《凤求凰》，以表对文君的爱慕之情。这首著名的《凤求凰》的歌词是：“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凤兮凤兮从凰楼。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
多情而大胆的表白，使聪慧的文君动了心，并从中领悟到他的才华和情感，而一心相慕。待夜深人静之时，文君背着父母，偷偷到相如住所，然后一起逃归成都。
只是相如“家徒四壁”，无以为生。两人只好再次回到临邛。文君以弱质女流，千金之身，开了个酒铺。文君当垆卖酒，相如则作打杂，维持生计。此事传出，卓王孙碍于面子，于是被迫分了家财与夫妇俩，让他们重回成都。从此二人生活富足，后来司马相如一朝飞黄腾达，受到汉武帝重用，任中郎将则更为这一故事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只是后来司马相如到了京城，他的心游移在别的女子身上的时候，文君用一首《白头吟》来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向往和执着：“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蹀躞御沟止，沟水东西流。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杆儿何袅袅，鱼儿何徙徙，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此间她还作了《数字诗》：“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君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唉！郎呀郎，巴不得下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后来文君还有凄怨的《诀别书》：“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李延年
李延年（？～前90年），西汉武帝时乐官。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人。出身于乐工世家，父母兄弟皆为乐工。李延年善歌，又善创造新声。其妹李夫人善舞，得汉武帝宠幸，延年也被任为乐府协律都尉，宠幸与韩嫣相等。史载他“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史记》）。曾为司马相如等所作《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据说他还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河兜勒》制作新曲“二十八解”，作为军中横吹曲。至晋代，犹有《黄鹄》、《陇头》等十曲流传。
李延年年轻时因犯法而被处腐刑，以“太监”名义在宫内管犬，其“性知音，善歌舞”，是著名的歌唱家，颇受武帝器重，被封为乐府协律督尉。
李延年的歌唱得很好，“每为新声变曲，围者莫不感动”。汉武帝在他的姐姐平阳公主家，听到李延年演唱“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的歌声余音婉转不绝如缕，对这样的美人刘彻很是神往，他情不自禁发出痴痴叹息：“世岂有此人乎？”
这位佳人就是他的妹妹，其妹因此歌得幸，被武帝立为夫人，“武帝以象牙为簟”，“又以象牙为篦，赐之李夫人”，从中可以看出武帝对李夫人的庞爱。李夫人所生之子便是昌邑哀王。
李延年因有李夫人这层关系，有了显赫的外戚身份。“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也”。帝王家对外戚眷顾与倚重属情理之中——在世俗社会，普通百姓跟内亲之间同样走得亲近，又何况普通百姓眼里的皇亲国戚呢。
刘彻对李延年的音乐才华本来就青睐有加，对李家其他人也寄予厚望。李延年的哥哥李广利和弟弟李季，都很快成为刘彻预备重用的人选。其兄李广利被封为海西侯，李延年也被封做协律都尉，负责乐府的管理工作，每年二千石的俸禄，显赫一时。
李延年不但善歌习舞，且长于音乐创作，他的作曲水平很高，技法新颖高超，且思维活跃，他曾为司马相如等文人所写的诗词配曲，又善于将旧曲翻新，他利用张骞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编为28首“鼓吹新声”，用来作为乐府仪仗之乐，是我国历史文献上最早明确标有作者姓名及乐曲曲名，用外来音乐进行加工创作的音乐家。他为汉武帝作《郊祀歌》19首，用于皇家祭祀乐舞。
李延年把乐府所搜集的大量民间乐歌进行加工整理，并编配新曲，广为流传，对当时民间乐舞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李延年对汉代音乐风格的形成及我国后来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每至夏天，李延年陪侍刘彻来到长安西北方的甘泉宫。这里是刘彻的避暑之地。每年刘彻都会到这里来躲避京城内的酷热，直到八月乃还。在刘彻大力支持下，此时李延年领导的乐府已是人才济济，包括辞赋高手司马相如都云集于此，“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这些人的加入，为他的新作品提出修改意见，润色文字李延年的声曲又提高了一个境界。
从民间走出来，到完成宫廷御用艺人的跳跃，李延年的音乐始终没有失掉民间原生态音乐的精髓，在此基础上，他的音乐又加入了官方承认推崇的音乐元素，并作为原则遵循，像太史公所说：“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
这天他和丽娟在芝生殿上又合作一支新曲。丽娟是刘彻宠爱的宫人，刚刚14岁，她“玉肤柔软，吹气胜兰”，很有音乐天赋。李延年与她歌声相和，可谓相得益彰。他们共同演绎的曲子叫“回风之曲”，天籁般的声音回荡于殿上，飞出殿外，花朵也陶醉了，从枝头落下来。丽娟还将用琥珀做成的佩物，偷偷放进衣裾，不使人知道，这样在行动之间有种悦耳的清音从她身上发出来，她便说是“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
汉佞幸宠臣列入正史者，汉武帝刘彻时“士人则韩嫣，宦者则李延年”。韩嫣从小和刘彻一起长大，“武帝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聪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韩嫣从刘彻手上获得的恩赏可跟刘彻爷爷孝文帝刘恒的宠臣邓通相比。
但韩嫣这样的人，“常与上共卧起”，却不懂自觉和内敛，颐指气使目中无人，终于玩大发了，“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刘彻讲情都不准，他便只有死了。
“上古明王举乐，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李延年这样的歌者，现在我们谓之音乐家，在汉朝则称为“倡”。更为不幸的是，汉朝以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倡属下九流，在所谓的正人君子中真正关心音乐的人很少，音乐只是他们纯粹的取乐的工具。而即便在今天，在我们某些人眼里，音乐仍然是娱乐和腐化堕落的衍生物。
“王者不私人以官”，被列入佞幸列传的汉朝外戚，李延年排在第一个，大抵也是历史上惟一的一个故倡出身列入佞幸当中的外戚。从此非议相伴，这真是天大的冤案。
后来，由于李夫人早卒，作为宠妃，汉武帝以皇后的礼仪安葬她，但李家还是渐渐失宠，更由于李广利降匈奴，李季奸乱后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氏家族包括延年在内都被汉武帝诛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