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朝时期铸造的小型单体鎏金铜佛像。主要供奉于佛寺或宫中，包括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诸天等形象，间或也指镀金锤像。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有了深入而广泛的传播，不同地区、各种类型的金铜佛造像，与时代的变迁一道，愈益具有中国的特色。
南朝和北魏金铜佛造像南朝金铜佛造像传世不多，现存两件是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和二十八年鎏金佛像，可为其早期代表。其中如元嘉十四年韩谦造坐佛像，通肩衣、禅定印、举身舟形大背光等，仍具有犍陀罗造像作风。但背光上饰火焰纹、四足方座上加一层束腰须弥座、较规范化的衣纹以及优雅的面容等特点，是新出现的因素。这是以戴逵为代表的南朝造像艺术在金铜佛造像上的反映。北魏金铜佛造像年代较早者，为太平真君元年（440）朱雄造坐佛和四年范申造立佛像。后一像立于四足方座，座上设低圆莲座。通肩衣纹隆起，采用平行双重线，衣褶随身体起伏。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该像具有后期犍陀罗造像作风，又造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灭佛事件前，说明北魏初期佛教艺术的主要来源，是西域印度式（或称凉州式）佛像，这与南朝造像有着明显的区别。存世孝文帝太和（477～499）年间金铜佛造像很多，大多造型朴拙，形体肥壮，是北方造像的共同点。这种特点，在6世纪初景明、正始、永平铭诸像上，仍保持其余势。新造像形式，大约在延昌（512～515）年间已露端倪。现存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正光五年（524）新市县午猷为亡儿造弥勒像，通高77厘米，包括一立佛、二立菩萨、二思惟菩萨、四供养菩萨、二力士、十一飞天、二博山炉、二狮子。该像铸造繁杂，造型精美，保存完整，是现存北朝金铜佛造像中的佳品。各躯造像及佛座、背光等，分别用插榫连接，说明是分体铸造再合成一像；雕饰精细入微，远胜于大型石刻作品，充分反映了金铜佛造像的工艺特点。主像弥勒，身着南朝褒衣博带式大衣，衣褶宽平，衣裙下摆如翼式伸展，平柔直垂。这种衣褶表现，是中国式造像的重大突破。面貌清瘦，潇洒秀丽。其他胁侍菩萨宝缯飞扬，帔帛交叉，围绕主像匀整对称地配置，浑然一体。这种追求形式完整、强调装饰化的作风，秀骨清像、风神飘逸的造型，正反映出由于孝文帝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因此南朝造像风格影响到北方，上层社会风气由质朴豪毅转向优雅繁杂，也是延昌四年胡太后执政后大肆佞佛的产物。从现存造像看，当时河北定州、山东博昌一带，已成为区域性造像中心。南北交融及区域性造像中心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金铜造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以正光五年像为代表的北魏晚期造像式样，不仅与其后孝昌、永安铭诸像无大差别，其影响还迄于东、西魏及北齐、北周造像，形成一种新的风貌。
东魏和北齐金铜佛造像西魏和北周金铜佛造像遗存较少，而保存传统程式较多。东魏金铜佛造像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继承北魏晚期造像的某种式样，同时又显示了向北齐造像过渡的新作风。现存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的天平三年（536）定州中山上曲阳县乐家兄弟造弥勒立像，火焰纹背光细密华丽，衣裾扩张有力，面目舒朗，风姿清秀，仍是正光五年像以来的传统。但身躯比例已发生变动，头部较小，衣纹较深，面相和身体轮廓更加浑圆，立体感更强。北齐金铜佛造像大都矮壮丰满，宽肩鼓腰，厚重浑圆，多用圆雕技法。衣纹表现简洁洗练，流丽自然。天保二年（551）观音立像，有二胁侍菩萨，姿态修直，衣褶下垂外展，圆雕刀法已能显示身体的凹凸起伏。另一天保七年一佛二菩萨造像，光背上有三体化佛，覆莲座周饰数只小象；二菩萨立像，左手上举，右手下垂，饰璎珞。佛座一为覆莲座，一为前呈五角形，后作椭圆形。北齐、北周金铜佛造像，背光多已消失。北齐金铜佛造像中，山西多粗壮，河北较细巧。这一时期造像的显著共同点，是头大身小，作椭圆体。造像衣褶已不再追求线条的表现和雕饰的细腻，而在于对造像自身形态、体型的注意。这种力图挣脱线的造型结构，重在立体解剖的进展，由写意到写实的变化，是中国雕塑史上划时代的一个突进。它标志着中国北朝后期的铸铜术已渐臻成熟。北齐造像的价值，正在于它是由北朝造像向唐代成熟期造像过渡期中重要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