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鄂尔多斯学”这门具有独特意义的学问及其命名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这门学问也随之进入一个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建立起一门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它不仅需要认真地科学论证，还需要逐步地完善和规范。目前，我们还难以十分确切地给“鄂尔多斯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鄂尔多斯学形成发展至今，其内涵的基本框架已越来越清晰。鄂尔多斯学的应运而生势在必然。
鄂尔多斯学的提出，是鄂尔多斯近一二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注意到的所谓“鄂尔多斯经济现象”，就是说为什么在较短的时间里，鄂尔多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的自然经济走向多元的市场经济，由荒凉走向生态重建，由贫困走向初步富裕，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而更令人惊叹的是，“鄂尔多斯”作为当今中国的一个著名品牌，已享誉世界。正是这样一个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瞩目，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自然成了各方面感兴趣的问题。从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发展本身来讲，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比如跨越式发展的意识、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以及资源转换战略、企业发展的集团战略、“二次创业”等，除此之外，在这个经济现象的背后，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地区的开放和发展，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社会心理素质的综合反映。经济现象的后面，必然还有一个文化现象，经济的持续发展，更离不开文化（包括思想观念）的支撑。所以，研究鄂尔多斯的文化现象，必然被提到日程上来。
鄂尔多斯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其特殊性、典型意义表明这种积淀和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从旧石器晚期开始，这里就是我国北方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又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最早的开发和组成部分，此后一直是历史上北方多民族共同活动的舞台，是民族汇聚、交往最集中的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蒙古族进驻这一地区后，长期生活在这个完整而又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更多地保留了自己民族的传统和习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比如以成吉思汗陵、苏勒德为代表的鄂尔多斯蒙古祭祀文化，以著名的鄂尔多斯民间歌舞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民间文学艺术，以《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为代表的鄂尔多斯蒙古历史学，以具有鲜明特征和保留更多传统的鄂尔多斯蒙古民俗及宗教，还有以独特风貌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生态景观为代表的鄂尔多斯旅游文化，等等，构成了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
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曾经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各个游牧民族，因受其文化发展的局限，加之经常流动、迁徙和相互间的频繁更替，留下来的地区性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史籍中虽有涉及和记载，但比较零散。到了近代，随着殖民主义者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侵入，国内学者和有识之士开始注意边疆民族地区的史地研究，才陆续有了一些关于这些地区历史沿革、人物事件等方面的著作和社会调查、游记见闻。在这一类著作中，人们开始注意到曾是封闭而又神秘的鄂尔多斯地区。特别是在民国初年，国内史学界对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参与争论的是著名学者张相文、屠寄，争论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在当时的权威刊物《地学杂志》上，且持续了2年多时间，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且不说争论双方的论点如何，争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鄂尔多斯名声大振，更多的人们知道，和成吉思汗威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叫做“鄂尔多斯”。真正对鄂尔多斯进行科学的认识和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使我们对鄂尔多斯开始有了新的认识。1956年，新成吉思汗陵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建成。1962年6月，纪念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大会在成吉思汗陵隆重举行，参加纪念大会的全国著名蒙古史学者接着又举行了学术讨论会，这一系列活动对以后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地方史志工作入手，一些热心于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研究事业的专业和业余工作者，克服困难，不懈地探索，从一点一滴地收集积累资料，到一个一个专题的深入研究，完成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为鄂尔多斯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鄂尔多斯经济现象”的出现作出了相辅相成的贡献。
具有鲜明特征的鄂尔多斯历史文化很早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兴趣进行研究，比如，1922～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天主教神父桑志华、德日进，在鄂尔多斯南端的萨拉乌素河沿岸大沟湾、水洞沟（今属宁夏）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揭开了鄂尔多斯地区人类文明最早的一页。战国时代，鄂尔多斯地区曾是匈奴活动的中心地带，匈奴的遗物，特别是匈奴的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发现很多，其制作工艺和艺术造型，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许多精美饰牌被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带往国外，在欧洲举办过展览，被大型博物馆收藏，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年）在对《马可·波罗游记》注》的研究中，运用大量中外史籍、文献，对成吉思汗的历史事迹，特别是成吉思汗的葬地进行了考证，他的结论是成吉思汗死后“其灵柩运回蒙古以后安葬”，认为成吉思汗葬于鄂尔多斯是一种误解。日本学者对鄂尔多斯的研究也很重视，东京大学和田清教授（1890～1959年）在研究明代蒙古问题时（《东亚史研究·蒙古篇》），首先提出了鄂尔多斯名称的来历，确认为是守卫八白室的部族。他特别下工夫广征博引，考证了鄂尔多斯济农家族的世袭情况，对其起源和兴衰作了详细的描述。特别要提到的是，对鄂尔多斯蒙古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一位比利时神甫阿莫斯太（1881～1971年，汉名叫田清波），他于1905～1925年在鄂尔多斯南部的城川生活了20年，对当地的蒙古语言、民间文学、历史文献、部落地名、风俗习惯等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此后，他在北京辅仁大学又用了20多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出版了大量关于鄂尔多斯研究的著作，在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上这些实例说明，鄂尔多斯历史文化之所以引起国外学者如此浓厚的兴趣，长时间地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其深刻的原因，在于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内在魅力，这一点毋庸置疑。
由此可以看出，鄂尔多斯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构筑了许多有着强烈理性色彩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又造就了一门系统的学问——鄂尔多斯学，即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对象，进行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民俗学、生态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的综合、系统研究的学问。目前可以提出的主要内容有：历史沿革；自然地理与生态演变；民族关系及其特征；生产方式的演进及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政治制度与军事；考古与文献；文学艺术、语言；宗教与祭祀；民俗；人物；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情报等。这些内容，既包括历史的，也包括现实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还需要不断地深化。
作为先进文化，既包含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作品、新形式，也包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们都是宝贵的资源，对它们进行深入地研究，予以总结和提高，使之融会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中，这乃是当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和支持开展鄂尔多斯学研究这样的文化事业，是和推动经济发展一样重要的事业，也是开放和创新意识的体现。
鄂尔多斯学的提出和建立，如同是一次创业，需要做许多扎实的基础性工作。首先，要继续进行资料建设，抓紧收集在鄂尔多斯地区及其他地区（包括国外）的各种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口碑资料、音像资料等，有些已属抢救之类；其次，要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出一批各方面的专家，要有一支专兼职的队伍；再次，要有整体规划，也要有专项规划。提出课题，列出项目，抓住重点，组织力量，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在研究工作中，要有品牌意识。鄂尔多斯不仅有自己的经济品牌，也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品牌；最后，加大宣传力度，使鄂尔多斯学建立在更多人们认可和参与的基础上，培育进一步发展的沃土。鄂尔多斯的各族人民更应珍惜自己的这一宝贵资源，使之发扬光大，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不久，就着手编辑出版《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既汇集和展示了交流成果和研究成果，又以此为基地，发现和培养人才，实在是办了一件实事。我衷心希望《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不断提高质量，越出越好，为鄂尔多斯学的建设和发展建功立业！
2002年11月于塞上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