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由羌族的一支——党项族建立的一个封建割据政权。羌族是我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很早就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在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中生生不息。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羌族的记载。东汉时期，羌人的活动范围以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为中心，向南延伸到蜀郡（今四川雅安县西）、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西北可接鄯善（今新疆鄯善县东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后汉书·西羌传》说：“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汉代羌人的活动比较频繁，特别是到了东汉后期羌人的三次大规模起义连续达60余年，给东汉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的势力逐渐衰落，有的部落臣服中央王朝，有的部落被强大起来的吐谷浑所征服，有的则居住在四川的深山中。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党项”之名最早见于《隋书》：“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党项羌活动的中心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北纬34°的黄河曲折北流之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河西九曲”地区。在北周将吐谷浑势力击退到青海北部后，党项就向东南方向扩展，进入原吐谷浑占据的南部地区。隋朝时候，党项羌生活的范围“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唐代初期，党项羌的势力强盛起来，占据的地区“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党项羌以姓氏作为自己部落的名称，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以拓跋部的力量最强。一姓中又分为若干个小部落，大的万余骑，小的数千骑，各部落不相统一。唐代初年，党项人控制着今岷山山脉北段与阿尼玛卿山南端之间的地区。唐武德六年（623年），党项派人到长安，表示愿意归属唐朝管辖。唐在党项人的居住地设置了维州（今四川理县）和恭州（四川丹巴县东）。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首领细封步赖率部归唐，唐在其地设立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任命细封步赖为刺史。其他部落也纷纷归唐。唐设立了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奉州（今四川理县北）、岩州（今四川松潘西北）、远州（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境内），任用羌人首领担任刺史。并降伏了帮助吐谷浑的拓跋赤辞，把其地分为32州，任命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唐代初期，党项羌受到吐蕃的攻击，党项部落被迫内迁到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安史之乱以后，为了割断党项与吐蕃的联系，唐朝采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建议，把散居在灵州、盐州和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迁到银州（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南地区。这样形成了迁居庆州一带的东山部、迁居夏州一带的平夏部。拓跋部以夏州为据点，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拓跋思恭在唐末镇压黄巢起义中，受到唐朝的赏识和重用，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统辖夏州、绥州、银州、宥州，成为唐末蕃镇之一。在五代时期，盘踞在夏州的党项大力扩充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北宋时期党项部的崛起并建立西夏国奠定了基础。
北宋时期，李继捧执掌夏州政权。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率领部族归附宋朝，交出控制的夏、绥、银、宥、静5州。而他的族弟李继迁反对归附宋朝。李继迁率部到夏州东北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联络党项其他部落，抗宋自立。宋雍熙二年（985年）二月，李继迁采用谋士张浦的建议，诱杀宋朝汝州团练使曹光实，攻占了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同年四月，李继迁受到宋将李继隆的征讨，放弃银州。在受到宋的打击后，李继迁向辽称臣请婚，辽圣宗把宗室女义成公主下嫁给李继迁，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宋淳化元年（990年），辽册封李继迁为夏国公。李继迁在宋至道二年（996年）三月，于浦洛河（在灵州南240里）邀击宋军，获取军粮40万石。五月围攻灵州，宋派李继隆救援灵州。宋至道三年（997年），辽封李继迁为西平王。同年十二月，宋太宗崩，宋真宗赵恒即位。李继迁向宋索要夏州，宋妥协，答应了李继迁的要求，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等职，管辖夏、绥、银、宥、静5州。李继迁力量壮大后，于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集结党项诸部攻陷灵州，把灵州改为西平府。第二年春天，李继迁迁居灵州。李继迁率军向西攻占了被吐蕃占领的河西重镇西凉府（今甘肃武威）。李继迁被假降的吐蕃首领潘罗支打败，身中流矢，逃回西平府。宋景德元年（1004年）一月，李继迁卒于灵州。
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即位后，听从李继迁临终时的嘱咐，上表附宋，与宋订立和约。同时，利用时机，向西发展势力，派军打败了吐蕃潘罗支和回鹘可汗，控制了河西走廊。宋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把都城由西平府迁到怀远镇，并改名为兴州，正式建都。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于1032年嗣位。
元昊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自号嵬名氏；把兴州改为兴庆府。元昊先后占领了甘州和凉州，并继续向河西一带用兵。1036年相继占领了瓜州、沙州（今甘肃敦煌西）、肃州（今甘肃酒泉），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并设置宣化府，凉州设置西凉府。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西夏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西夏占领了灵州和河西地区，控制了传统的中原经凉州到河西地区的丝绸之路，还控制了唐末至宋初的灵州—西域道。西夏成了宋、辽、金和西域各国通商的重要通道。西夏控制了丝绸之路后，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否与西夏和周边政权的战和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双方关系缓和时，交通畅通，商贸可以进行；双方关系紧张乃至处于战争时，道路阻隔，东西方贸易受到一定的影响。
宋、辽、金通往西域的道路各不相同。宋代初年，传统的从长安经原州至凉州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被吐蕃控制，宋同西域各国交往的主要路线是灵州—西域道，从东京开封府出发，经西京河南府洛阳，到达京兆府长安，再西行，经咸阳、宁州、庆州，到达灵州；从灵州西行，沿黄河，经宁夏中卫到达凉州；或经过今天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穿越腾格里沙漠西行到达凉州。1002年，李继迁攻陷了灵州，此后，河西走廊又被西夏占领，北宋与西域各国的交往通道改走青唐道。从东京开封西行，经西京洛阳至长安；沿渭水西行西出大震关到达秦州，西行经河州、廓州到达吐蕃唃厮啰政权的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市）；从青唐城西行，沿原来的吐谷浑道至西域各国。辽、金走北方的草原路。辽、金与西夏关系缓和时，也经常利用西夏控制的西域—灵州道。西域各国和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也经常借道西夏去宋、辽、金。
西夏经济是以农牧业为主，但经济结构发展很不平衡。农业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和生产技术的限制，粮食和手工业产品不能完全满足西夏国内的需求，需要从中原地区来补充。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司马光这样论述了西夏的经济情况：“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唯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之乳哺之矣！”西夏和宋之间开设了“榷场”和“和市”，实行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往来。西夏在赤沙、骆驼会（今盐池县南）、折姜会（今同心县下马关附近）设立榷场，与北宋贸易。宋在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今固原市东北）设立榷场。辽在云中、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等地设立榷场，允许上方买卖。金在夏金边境的兰州、绥德、秦州、环州、东胜等地设立榷场，并沿袭辽在云中、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等地的互市，与西夏进行货物交易。《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碙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西夏、北宋、金鼎立时期，各国之间的贸易一般都是通过榷场与和市来进行的。靖康之难，北宋灭亡。西夏与南宋在地理分布上不接壤，西夏同金之间开展榷场和互市。
唐代时期，茶叶的消费只限于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上层，茶马互市是小规模的，后来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兴起饮茶之风，茶成了西北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宋史·吐蕃传》说：“其（吐蕃）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西北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在饮食习惯上，以牛羊肉、奶酪等食物为主，缺乏蔬菜水果，而茶叶能够帮助消化，有效促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对人体起着一定的保健和病理预防作用，“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北宋时期，茶马互市在唐和五代时期开展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在西北地区形成了规模，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绢马贸易。北宋初年，西北的原州（今宁夏固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州（今甘肃天水）、德顺军（今甘肃静宁）等地，是汉、藏、党项等民族贸易的重要地点，也是茶马互市的主要场所。“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宋代的商人把大批今四川、陕西等地的茶叶运到西北与西夏贸易。西夏把获得的茶叶转销到西北各少数民族中，“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西夏把其出产的青白盐运销到周边地区。西夏同时还发展同辽的互市贸易。
西夏政权占据了中西交通上的重要位置，是丝绸之路必经的区域，在东西方经济往来中起着纽带作用。河陇地区是西夏同内地进行贡赐贸易的货物集散地，也是中原同西域、青藏地区进行贸易的商品交换的中转地。西夏统治者比较重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利益。宋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比较兴盛，大食商人多从海上来到中国内地。李德明曾请求宋朝准许大食的商人、使者途经宁夏。《宋史·大食传》记载：“先是，其（大食）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至和、嘉祐间，四贡方物。最后以其首领蒲沙乙为武宁司阶。”
元昊曾于宋庆历六年（1046年）向宋朝贡“大石样金渡黑银花鞍辔，金渡黑银花香炉”。“大石”就是“大食”。宋嘉祐七年（1062年），西夏派往北宋贺正旦的使臣，“其所贸易约八万贯。安息香、玉、金青石之类，以估价贱，却将回。其余硇砂、琥珀、甘草之类，虽贱亦售。”这些所贡物品都是西域国家和地区的特产，金青石产自阿富汗巴达克山。这就说明元昊时期西夏与西域有着商贸关系。虽然宋和西域的交往受到西夏的影响，西域各国还是克服困难和宋保持着来往。《宋史·夏国传上》说：“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西域各国把进贡中原王朝作为一种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频繁的贡使，使得中原王朝在沿途的接待上有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所以，宋绍圣年间（1094～1097年）知秦州游师雄表达了他的顾虑：“于阗、大食、拂国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远方，限二年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北宋接收了游师雄的奏议。西州、沙州、甘州回鹘也是经过西夏来到宋朝，《宋史·回鹘传》记载：“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西域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北宋王朝怕回鹘了解西域边地的情况，往来都经过西夏控制的区域，对宋朝的边防造成不利，便禁止回鹘的入朝进贡。
西夏的法律中规定了过往商人的有关买卖情况。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敕禁门》规定：
向他国使人及商人等已出卖敕禁物，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人、商人，已卖敕禁物，已过敌界，则按去敌界卖敕禁物法判断。已起行，他人捕举告者当减一等，未起行则当减二等，举告赏亦按已起行、未起行得举告赏法获得。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此外其余国使人、商人者，买物已转交，则与已过敌界同样判断。若按买卖法价格已言定，物现未转交者，当比未起行罪减一等。
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弓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时此方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
西夏给予西州回鹘和大食国使者、商人优惠的政策，力求保证中转贸易的正常进行。西夏也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位置，对过往的商人按“十中取一”比例抽税，从中获取商业利益。
西夏时期，东西方交通贸易不断，但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地位逐渐下降。从唐代开始，我国的经济重心已开始南移。南宋建都临安，政治重心的南移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海上交通日益兴起，传统的陆路丝绸之路不再像汉唐时期那么活跃和重要，而且海上交通的运输成本远低于陆路运输成本。南宋时期，江南的丝织业发展水平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南宋时期，外商云集杭州、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南宋与西方通过海上交往的贸易活动十分频繁。金灭南宋，但金控制的地区不产茶叶，所需的茶叶也需要从南宋购买。北宋灭亡以后，西夏和北宋之间“庆历议和”时达成的“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的协议失去效力，西夏不能再从宋朝获取岁赐的丝绸、金银和茶叶等物品。西夏国内需求的物品只能从金获得。而金对西夏的贸易持限制政策，到西夏后期，双方的贸易断绝。西夏就逐渐失去了丝绸之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和作用。随着蒙古汗国的崛起和元朝的建立，陆路丝绸之路又出现了一个繁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