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作为一种范畴和理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那么，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都必须和其他人共同合作，经成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谋生存、求发展，在群体中，如何调节自己的行动活动，以便和其他人友好合作，和整个群体和谐相处，这对每个人来说，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而要从根本上，从长远解决好这个大问题，又必须认清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从而也就必须明了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如何才能符合义，达到义。这就是从客观上提出了要求和可能，使义得以产生和发展。同时，人又直接表现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个人。他们必须认清人生的终极目标与根本价值，认清它们之于群体价值，众这里，为义的产生的和发展，同样提出了要求与可能。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义的直接来源。在劳动中，整个社会活动中逐渐分化出精神活动，道德活动，全部社会关系中日益产生出精神关系，道德关系；人不仅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追求和创造自己的利益，而且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责任，捍卫自己的尊严，履行自己的责任；尊严和责任，如何才能实现和捍卫这一切；既为这一切提供基础，而且实实在在地证明着人之为人的尊严，责任和崇高，不仅如此，一旦人彻底摆脱了各种奴役和压迫，真正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一旦劳动不再单纯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劳动将实实在在地证明着人的尊严，责任和崇高，实实在在地证明着义。对人生的终极目标与根本价值的思考和追求，在每个民族和国家那里，都是关系户存在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种普遍性追求以独具的特色体现对义的思考和追求，表现出强烈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中华民族如此突出地重视义，强烈地追求义，与深厚的民族智慧有关。换言之，义来自我们的民族智慧。从汉字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关于“义”的思想观念，会有深一层的理解。“义”（繁体为“义”）从汉字结构来看，是个会意字，是由“羊”、“我”的字意会而成的。“羊”、“我”又是象形字。
“羊”字意指的是一种动物，在古代，被认为是聪明正直、公忠无私，极有理智的动物，进而成为吉祥、幸福，美丽善良的象征。“我”字，在甲骨文中就用作第一人称代词，沿用至今，但是，其本义并不是人称代词，而是特指一种戈形的兵器，引申为用武器自卫，后来才引申为第一人称代词。“义”由“羊”、“我”二字会意而成，《说文解字》中解释成“己之威仪”，也就是指，以“我”（由特殊兵器到第一人称，由特殊而泛指，从具体到抽象）的力量，保卫那些美善吉祥的事物，捍卫其中的价值，从而在言行举动，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具有感染力甚至威慑力的尊严和威望，成为他人学习的道德榜样。后来，经过逐渐引申，义被进一步赋予应谚、规范、善等抽象的内涵，代表着人生中的崇高价值、庄严境界，也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同时，在汉字中，“义”常常被写作“宜”，是应该的意思，是指作为人，在一切行为活动中只能遵循去做，别无选择的最高的义务和责任。在中国古代，一批思想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反映不同的历史要求，代表不同的社会力量，去解决“义”“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学派，最突出的是儒、墨、道、法四大学派。儒家旗帜鲜明地偶导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墨家在先秦和儒家分庭抗礼，坚持“贵人重利”。它认为“义”在世间万物的价值中，是最宝贵的；“义”的内容不是别的，正是“利”，是国家百姓的大利，换句话说“义”也就是“利”；“义”、“利”二者在根本上是统一的，法家则唯“利”无“义”，重“利”贱“义”。道家对“义”、“利”本身力图取消，并无建树，只在思维方式上有独到之处。“义”是一种精神信念，是理想追求，是无形而又巨大和持久的力量，其内容可以根据为下列几点：第一，义是最高价值，根本价值，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其标志是“义”；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属性在于“义”。“义”因而成为最高价值、根本价值。利得天止也无法与之相比。“志意修则骄宝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义”成为人世间最宝贵的价值。
第二“义”是最高的价值标准。人生在世，时时处处都和“义”同在：面对“利”，根据“义”进行评价和选择，如果不“义”非“义”。再大的“利”也不何外界，再小的“利”也不付出去，绝不会因为外界“利”的诱惑而改变人格和节操；身处两难选择时，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甚至怀义去利，甚至在生死关头，在“义”和生命的选择中，也大义凛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身义无顾，英勇悲壮的献身，坚定不移地捍卫和确证“义”，总之在人生的一切认识评价和选择中，“义”是最高的价值标准。第三，“义”是最崇高的人生境界，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不放达还是穷困，都能信条“义”，就会培养起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宝贵不能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坚贞不渝，顶天立地”，进入最崇高的人生境界。第四，不惜一切代价，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捍卫“义”，这是人生的根本需要，这一点只出于人人都有的自然而然的善良本性，由于人履行自己神圣义务的自愿，而绝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比如，孝敬父母，完全是出于爱戴父母的血亲情，而不是为了从父母那得到回报，也不是为了得到亲友乡邻的称赞。忠于祖国，只是履行一个人对“父母之邦”的神圣义务，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第五，“义”还是人世间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只要真正做到“义”就有了强有力的立国之本，做到了“义”就会所向无敌，保证国家兴旺发达，对于人生来说，世卿世禄、荣华宝贵等等虽然不管眩目和诱人之处，但并不是最强韧、最有力的；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才是真正永垂不朽的价值。从古到今，历史和现实，都向我们揭示着宋一个道理：团结就是力量，而道义，对于形成和强化全民族，全国牢不可破的大团结，是强大的凝聚力。
“义”所引申的义气之解释。《辞源》上对义气有两解，一指“刚正之气”，语出《礼记》：“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胜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二指“忠孝之气”。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义气似乎是一个人跨入英雄好汉门列和成就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首要条件。我国历史上对于讲义气、杀富济贫等英雄行为，也给予了热情的赞扬。然而，查尽英语字典，却找不出半个与方块字“义气”相近相似的单词，可见这“义气”是汉语的独创，只有中国人才能切身体会义气之快和义气之痛。古时，扛一义字旗，可以走江湖，可以兴风浪，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你可以是闾巷无赖，如刘邦，但只要有了义气，就有了张良萧何韩信的追随，就有了盛极一时的西汉王朝；你可以是小商小贩，如刘备，但只要有了义气，就有了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就有了鼎立三国的蜀中霸业。又如大家都熟悉的古典小说《水浒》，写了梁山108将的故事，可以说就是一部标准的“义气传”。现在依然有许多人崇尚“义气”二字。有人甚至把“为朋友两肋插刀”视为至理名言。义气是要讲原则的，如果不辨是非，不顾后果地迎合朋友的不正当需要，这够不上真正的义气，冲其量算一种“哥们义气”。
“哥们义气”源于江湖义气，是以“私利”为目的的。他们以“哥们”相称，以“义气”相标榜，为了自己和“哥们”的私利常常干出一些伤害他人利益的事情。我们应该认识到“哥们义气”是一种基于无知和盲从、情感无基础的冲动，是一种非理智的行为，是与现代文明社会极不相容的。窦尔墩有一番独到的义气之解：“义乃信义之义，义气之义，解人之难，扶人之危，抱打不平，拔刀相助；不为名，不图利，不畏权势，不求报答，不徇私情，不怕报复，这才称得起一个义字。”义气是件很暖人心的事，它令人觉得担负了天大的苦难也是值得，在淌血的时间也觉不在此生。义气，不是你店子开张时谁第一个送花篮来或者谁的花篮最大。义气，是在你店子面临倒闭的时候，谁第一个来鼓励你，谁第一个来支持你这个失意人。也许，我说错了，谁是第一个没多大关系，谁坚贞不渝地帮助你才重要。是的，第一并不重要，有些孩子气的人是凡事都要争第一的，包括安慰别人在内。坚贞不渝是难得的，有些人很会做人，也很会利用机会，在方便他时，他会向你表现他的义气；在不方便他和对他没好处时，他不但不会助你燃眉之急，或者洗你不白之冤，他甚至会大道理地表示事不关己，不宜多事，或者隐瞒了可开脱你的罪名的真相，一句话也不肯说。表面上，这是公平，是不偏倚任何一方，事实上，他是大会做人，毫无义气。朋友守望相助，有难时不顾一切地前来支持你，那是令失败也较易接受的事。人在成功时可以孤独，在失败时却需要朋友，因为自信心由此再生，希望自此重燃。
不过，话得说回来，别误解了义气。义气不是要朋友是非不分地去打击你不喜欢的人，义气不是要朋友随传随到地呵护你。人都是各有烦恼的，你有，人家也有。有些人硬朗些，尽量自己应付；有些人脆弱些，一有事便叫救命。明知自己软弱的人，应学习不要过分倚赖朋友，不然你会像个被宠坏的婴儿，一哭便害得四十个人赶忙跑过来伺候。朋友也需要自己的时间，做自己的事，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不能因为朋友不是随传随到，不肯闭上眼睛替你乱打好人，便说人家没义气。朋友相交，在乎知心，两心所知，自有相扶相携的义气，这点是不用多疑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人情的味道越来越淡？
明明是很要好的朋友，因为一些私心俗念，正如同不可避免的事实一样逐渐被疏离了。说是不可避免，其实关键还是人心在情义台上的跌落。我们太看重物质的价值和意义。而朋友之间，一旦没有了义气，就摇动了作为朋友的基石。朋友是这样，亲情有时难免也会被侵蚀。一份遗产、一点偏心……都会把人心折腾得如同炼狱。人心若像海洋般开阔，那么这些小事根本就不会动摇情义的根基。就我们的生活状态来说，对生存的奔波操劳已经不是占主导地位了。一份固定的职业和还算可以的收入，把为生存而拼杀的焦虑和血腥抹淡。我们需要照暖人心的阳光，那就是爱和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