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知名度的崛起，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清末和民国乱世为胸怀天下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提供了历史的舞台。而湖南人无疑是这个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近代湖南将星云集，闪耀华夏，一句“无湘不成军”更是道出了湘人在军事上的成就，湖南人引以为豪的历史，湖南人独有的品格，都从湖南的军人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1.军事人才辈出的近代湖南
湖南的近代人物，大多是与军事连在一块的，近代百年中国风云变幻，硝烟四起，先是清末乱局，后是军阀混战，继而是日寇入侵，100多年的中国历史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动乱和战争。战争固然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战争也造就了一大批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军事人物，他们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无湘不成军”现象。
湖南人在近代的崛起，最早是从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开始的，以一介书生而统领数万湘军，与强悍的太平天国作战十余年，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湖湘子弟涌现了一大批从军参政的人物，如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自诩为可与卧龙相比的左宗棠，以及湘军名将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焘等，当时所流传的“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说，可见湖南人在当时军界的影响力和无可替代的地位。
自曾国藩的湘军占据制高点后，湖南的军事人才在近代更是成批的涌现。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1/4，达20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到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和后来的反袁护国斗争中，黄兴、蔡锷、蒋翊武、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等都为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的甚至为之捐躯。
进入群雄并起的军阀混战时代后，湖南军人在中国的舞台上继续展现其实力。
被誉为东方的西点的黄埔军校，在1—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强。被誉为“黄埔三杰”的蒋先云（北伐时牺牲），陈庚（大将），和贺衷寒（随蒋介石去台湾），都是湖南人。在国共两党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权争夺战中，湖南为双方输送了大批出类拔萃的军事人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虽重用浙江籍人士，但湘籍将领的比例也不小，著名将领有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陶峙岳、廖耀湘、黄杰等，蒋介石组建的48个军中，16个军长是湖南人。
在共产党方面，湘籍人才之多，更是其他省难以望其项背。开国领袖毛泽东，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杰出的共产党人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夏明翰，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王震，以及卸任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都是湖南人。人民解放军中湘籍高级将领灿若繁星，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在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中，湖南籍元帅3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大将6人（粟裕、陈赓、许光达、萧劲光、黄克诚、谭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四任司令员（其中第一任包括两位代司令员）、政委，除末任政委王平外，全由湖南籍将领担任。湖南人在军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2.湘军近代崛起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湘军之兴，是湖湘文化的深厚土壤的产物，特别是流传千年之久的湖湘学风使然。
清代学风，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逐渐流露出繁琐、空泛的弊病，随着清朝统治的由盛而衰，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经世致用的学风逐渐兴起，而这种学风又被湖湘士人最早倡导，并大力施行。
湖南经世致用、讲求实效的学风最早可追述至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主张，至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人时基本形成，咸丰年间开始在湖南兴盛。曾国藩、左宗棠、刘蓉、罗泽南等一大批湘军将领都是经世之学的倡导者和实行者。
贺长龄、贺熙龄兄弟是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经世学者。贺长龄历任南昌知府、广西按察使、云贵总督等职，曾与曾国藩探讨经世之学。贺熙龄做过学政，但以主持城南书院为业，“造士甚众”，左宗棠即为其门生之一。与其兄长贺长龄一样，他也提倡“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当时，二人并称为“二贺”。
曾国藩虽为理学大师，但其学术却颇具经世色彩，他将经世之学看做是与义理、考据同样重要的学问，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兵制、兵法等十四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进行过认真的研究。
左宗棠年轻时因为屡试不第，对科场失去了兴趣，转而对经世之学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中的骨干。其他如刘蓉、江忠源、也是如此。这些人都具有相同的学术倾向和价值取向，那就是勇于用世、讲求实效。正因为如此，当时机来临之时，这些书生士子不是畏懦避事，也不是空言论道，而是纷纷踊跃而起，或投笔从戎，或为之出谋划策，从而迅速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湘军。
湘军能够在清朝末年崛起，与湖南当地的民风亦是分不开的。湖南人有着极重的乡土观念，以邵阳、湘潭为例，凡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都称之为“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遇“屋门口人”与外乡人争斗，则不问曲直必助之，及至破财伤生而不顾，常有因此而至大规模械斗者，这种民风时至今日仍改变不大。湘军将领生长其间，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例如曾国荃就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而曾国藩则用人“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这种态度和思想，在今天看来颇有狭隘地方主义的色彩，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确实对增强湘军的内部凝聚力，迅速提高其战斗力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同时也为湖南人才的脱颖而出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刺激了湖南人参加湘军的积极性。
湘军极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一方面使清王朝统治者高兴万分，另一方面也十分疑忌防范。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后，在诸多事情上受到地方官员的牵制。到了后来，因时势使然，不得不对湘军放权，清朝统治者也还是采取了分化和防范的策略，依然对这些湘军将领戒心很重。可是曾国藩始终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不时还要向清廷表一表忠心。曾国藩根据当时的时势裁汰湘军、自剪羽翼，而湘军将领也都相继解甲归田。
正因为湘军将领在处理同清廷的关系过程中一贯忠诚谨慎，从而逐渐消除了清王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戒心，对其逐渐委以重任、给予支持，这也是湘军集团得以壮大并且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人文环境固然重要，但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亦是湘军崛起的原因之一。
在当时，湖南境内土地兼并的情况很严重。土地的兼并不但使广大普通农民处于无地无业的境地，对中小地主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虽然不至于破产，但生活却是日渐窘迫了。曾国藩的家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其曾祖时还有很多的产业，到他父祖辈时已经是个典型的中小地主了。而湘军的另一个巨头左宗棠家境或许更差些。湘军其他将领如罗泽南、李续宾等，其经济状况也大都如此。
正是这种相同的经济状况，形成了湘军将领共同的思想特征和政治倾向。一方面，他们对豪强兼并、官吏腐败的现象深感不满，希望能恢复封建盛世的经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社会的动荡、农民的怨愤深为不安，担心会一朝祸起，毁掉他们的家业和统治地位。因而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由自己动手，恢复过去的那种盛世秩序，挽狂澜于既倒，同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改变自身窘迫的经济地位和状况。
虽然这些中小地主对现状很不满意，但对清王朝他们还是相当忠诚的。他们自身所受的儒家教育培养了他们的忠君思想，他们理想的社会模式是上下有序、尊卑有别、各安其分的社会。他们生活虽然窘迫，但仍然保有其统治地位，他们仍然可以出仕做官，政治道路并未完全堵死。
在当时，满族官员大多腐败至极，清廷以往依靠的八旗、绿营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堪一击。这就使得以曾左为代表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有了出头的机会，当统治者们遇到巨大的危险和严峻的考验时，很自然的将依靠他们来度过危机。
鸦片战争以后湖南境内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一方面，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产业，破产的农民需要寻找出路。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对湖南的手工业特别是运输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通商口岸增多，城市里逐渐萧条，原来依靠这条商道的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失去了生活来源，成为失业者。
这些数量众多的失业农民和工人的存在，对社会构成了极大的压力。不少人加入会党，互相联结，有的则走了“绿林”的道路。这种严峻的社会环境，使得后来的湘军将领们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担忧的盗贼蜂起、天下大乱的时刻已经逼近了。但同时他们也看到，由于农民的淳朴和工人的单纯，这些失业农民和工人经过拉拢和整编，可以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潜在兵源。于是他们开始积极的寻找解决的办法，少数有职有权者，开始创办团练，吸收失业农民与工人从军，利用他们镇压农民起义。
湖南湘军的崛起，还与太平天国运动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清朝的政治统治，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因而满族贵族对汉族人一直有一种歧视和戒备的心理。在中央政府中，虽然名义上满、汉各半，人数对等，实际上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地位上，满族官员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
太平天国兴起之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两年之间，横扫东南各省，八旗、绿营及大批满族官吏被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清政府被迫放宽政策，给予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中小地主参与政权的机会，他们纷纷开始在各地兴办团练，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继而逐渐汇集、壮大，最终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湘军群体。
3.湘军对近代的巨大影响
湘军在近代的崛起，开创了近代湖南人文荟萃的局面，成为晚清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最大契机。
由于种种原因，在古代社会，湖南能跻身历史名人的人物并不多见。自湘军崛起后，湖南在近代人才辈出，冠居全国之首。据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的统计，湘军人物在清代末期官至督抚者多达27人，可见湘军所造成的湖湘人文之盛。在湘军之前，湖湘文化仅仅是作为一种区域的学术文化现象，主要还停留在思想和理论的形态。在湘军崛起后，他们不但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的独特精神，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使它变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而使湖湘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源流中具有独特风貌的区域文化，并对晚清以来的湖南社会和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是多元的，清末湘军人物的成功，本身就为湖湘士子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湘军精神首领曾国藩曾经提出要“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从湘军之后湖南士林风气和人才成长的情况来看，他的这一目的已经达到，并且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
在湘军之后产生了一大批湖南名人，无不是近代湘军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近代著名革命家黄兴自小“便萌发力求新知与救亡图存之志趣”；共和国领袖毛泽东自小便产生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这无疑都是湘军以来湖南士林风气和学术传统的濡染和熏陶的结果。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另一重大的影响，是文化心理。在中国历史上，湖南人远离中原之地，因而湖南人的文化心理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在清代以前，湖南并没有产生太多足以影响全国的人物或事件。但是到了近代，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成就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业绩，使“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成为事实，因而对湖南士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理。
少年杨度写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诗句。梁启超也有“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的感慨，这些都反映了湘军之后，湖南士人文化心理的变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湖南精神的形成，对湖南人才的形成有着强烈的激励作用，使湖南的志士从小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时代的召唤下，走出湖南，创建出一番大业。
4.近代的孙子兵法——湘军作战思想
近代湘军崛起，与中国自古以来悠久的战争文化和战争艺术有关，一部《孙子兵法》便足以让后世的军事家和谋略家研究半生，但湘军在近代史上纵横捭阖与晚清一位人物有关，他就是对湖南和对晚清影响甚远的曾国藩。
曾国藩很多精彩的军事思想，如“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等，都是作战思想的精华被湘军将领所用。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敢打死仗”而闻名。曾国藩每次扎营，都以罗盘定方位，查各营所掘濠沟，用竹竿量验。每营都步行亲量，看是否已掘至一丈五尺。他还亲点各营兵勇之名，并每日传见军官数人，了解军情，记载其答问、批评。并察言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曾国藩知人善任，通过这种谈话的方法，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
湘军攻克九江之后，安庆争夺战成为湘军与太平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之地。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挖筑双层长壕，外层拒援军，内层困守敌。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下，在湖北连破黄州、德安等地，在江西连破吉安、瑞州等地。曾国藩自己身陷祁门，几次险遭被俘杀身之祸，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分安庆之兵，不撤安庆之围。他以打死仗，“打掉门牙和血吞”的拼死之心，咬住关键处，历时一年多的血战，安庆攻克，太平军自此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
与曾国藩相比，湘军中另外一名常胜将军左宗棠更具传奇色彩，左宗棠曾率部分湘军精锐，于1876至1878年，讨平了从浩罕入侵的阿古柏，收复了新疆的大片河山。1881年，曾氏家族的另一位名人曾纪泽以左宗棠的武力为后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又从沙俄手中索回了伊犁。
在清末多事之秋，73岁高龄的左宗棠亲赴福建前线督师，指挥防务，派遣湘军水师名将杨岳斌，乘木帆船冒险偷渡台湾海峡，增援孤岛血战中的台湾军民，其反侵略，护卫国土的神圣，为湘军增添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湘军在近代的兴盛，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革命家。毛泽东很小就熟悉许多湘军的掌故，他的名字“润之”，就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胡润之）的字。而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
湘军在清末的兴起为后来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掀起了湖南人大批从军的序幕。
5.湖南人的抗战血性
在湖南的土地上，凶悍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四次长沙会战，让日本人见识了湖南人的坚强和血性。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位于武汉与广州之间的长沙，成为这一时期阻止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要地。为攻取长沙这一战略要点，日军从1939年9月至1944年5月先后四次进犯长沙，以第九战区为主体的中国军队采取“后退决战”战略，在湖南人民的支持之下，与日军展开了四次大规模作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赣北拉开序幕。18日开始，日军主力由正面向我守军阵地发起猛攻。26日占领汨罗江防线，然后继续南侵，一部进至离长沙约30公里的捞刀河，大部进入伏击圈内。中国军队突然发起反攻，给敌人大量杀伤。此时，孤军深入的敌军缺乏增援，形势十分不利，被迫撤退。国民党第九战区代理司令官薛岳组织全力追击，10月7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凭险据守。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这次战役成功歼敌万余人，史称“第一次湘北大捷”。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为了与英美争霸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茂调集10万大军，改用“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于9月上旬，对长沙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
总指挥薛岳仍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在长沙及周围地区部署30万兵力，计划“诱之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西岸反击而歼灭之”。7日晚，日军主力开始向湘北全线猛攻。由于对日军估计不足，选择决战地区不当，加之日方破译我方指挥密电，因而会战前期，我方处处被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防线屡屡被突破。日军速挺进长沙外围。27日晚攻入长沙城。日军占领长沙后，敌我形势逆转。日军后方遭到我第六战区主力攻击。3天后，日军开始撤退。薛岳令各部乘势追击，敌我双方回复到战前状态。日军迫使我方屈服的目的没有达到。近卫内阁也因此下台，这次作战史称“第二次湘北大捷”。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12月24日，日军再度进犯长沙。薛岳制定“天炉战”计划，决定将敌人诱至炉底，即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予以围歼。战争开始后，湖南广大民众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慨使日军在战区内无法获得一粒米，大小公路也沟壑纵横，日军重武器无法前进。长沙守军誓与敌人拼死抵抗，使不可一世的“皇军精锐”在长沙城下无法越雷池一步。我军在岳麓山上架重炮居高临下，轰击敌人。
1942年1月4日，我军三面合围日军，弹尽粮绝的日军狼狈突围。我军乘胜追击杀得敌人溃不成军。日军死伤惨重，达5万余人。这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军一连串失败中首次胜利的记录，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亦有力地支援了南洋英美友军。
第四次会战是在1944年5月进行的。日军避开我军的侧翼迂回，分途向长沙外围发起攻势。6月16日开始向长沙城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顽强抵抗，但由于隔江分阵，力不能支，日军以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城沦陷。
四次会战，虽最终未能阻止住敌人的进攻，但屡败敌军，给敌以重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正面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巨大的贡献根归结底是来自于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湖南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湖南人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湖南损失最惨重是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大火，使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完全毁于一炬。
这场被史学家称为“文夕大火”的无情浩劫，对长沙造成了空前的浩劫。长沙的地面建筑基本荡然无存，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多人。文夕大火加上四次长沙会战，使长沙彻底成为一片焦土，长沙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四个破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另外三个是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
在抗日战争中，湖南人决不屈服的精神，誓与湖南共存亡的劲头，给了不可一世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让以武士道精神自居的日本人亦领教了湖南人的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