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整整二十七个春秋，张琼华没有和结发夫君见过一面。直到1939年郭沫若衣锦还乡，回四川老家探亲。家乡人围着郭，热情交谈、握手。唯独被日夜操劳弄得白发苍苍的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视着他。而郭沫若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当时郭的老父已八十六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地向郭沫若诉说着，多年来张琼华对郭家贡献卓著，却一直任劳任怨。郭顿时对张肃然起敬。他虽然不爱她，却应该感谢和尊敬她。于是，他竟当着众人的面向她鞠躬致谢，骇得张不知如何是好。多年来压在她心头的苦闷与辛酸，一扫而光。她满足了，更因为于立群——郭的又一新婚妻子就站在他的身边。郭沫若看着被张琼华料理得整洁如初的家室，真诚地给她留下“书付琼华”四个字，潇洒地走了，自此再未回过乐山。
1963年张琼华曾去过北京，受到郭沫若及其一家的盛情接待。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惊异、兴奋之中感激着郭。1978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还曾去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乡下，她依然是农妇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1980年，这位对郭忠贞不二的旧式老人，在孤寂中淡然辞世，享年九十高龄。
安娜（1893—1994年），日本姑娘佐藤富子的中国名字，郭沫若的第二任夫人。1916年，郭在日本与安娜恋爱并开始同居。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1916—1923年，1928—1937年），一共生有五个子女。当时郭在冈山高等学校攻读医科，安娜是附近医院的护士，体态丰润、皮肤细嫩，双眼灵活、顾盼生辉；他们相识后便书来信往，情意绵绵。爱情滋润了诗人，他才情奔放，文思泉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早期作品，还甜言蜜语地称对方是自己的“圣母”。安娜也为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郭沫若所写的缠绵、浓烈的情诗而陶醉。不久，她毅然辞去了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到冈山同居。
表面上看，他俩男欢女爱、其乐无穷，但同时也是苦难的起点，从此她的姻缘便笼罩在了不幸和悲哀之中。首先，她与郭沫若的结合并没有得到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断然不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刚出世后，她就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其次，郭沫若作为中国学生，经济条件非常有限。1918年郭考入九州帝国大学深造；安娜为使丈夫学业有成，便独自承担了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度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就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就用磨平的砖头代替。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还要哺育一大帮孩子，单靠安娜含辛茹苦地坚持着。
1937年，国际政局风云变幻。郭沫若抛妻弃子，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归国抗战，与安娜断绝了联系。漫长的抗战年代结束之后，就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即1948年），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知道了郭在香港的消息，便立即带着孩子们来到中国投亲。当安娜知得知郭沫若已另有家庭、他现在的妻子于立群也为丈夫生育了一大帮儿女后，性情温顺的她虽然心酸得很，但还是选择了悄悄离开。中共组织则及时为她与孩子们提供了生活上的许多帮助。建国以后，安娜加入了中国籍，带领儿女来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定居大连，后移居上海。
郭沫若谢世的前一年（即1977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再见一次面。这时郭已病倒在床，安娜顺便也是来探视他。经过安排，这两位在年轻时曾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终于见面了。郭沫若说，幸有这一次再见，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唏嘘叹息、难以自已了。
安娜的晚年还是比较幸福的。人们敬仰文化巨人郭沫若，更尊重他这个日本血统的妻子。她曾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府给了她较高的待遇。她也不再叫佐藤富子，而是中国名字郭安娜。她曾激动地说，我死也要埋在中国，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安老太比张（琼华）老太更高寿，竟活到了一百零一岁。
于立群（1916—1979年），一位追求进步与自由的知识女性。她比郭沫若小二十四岁，与郭情深意长、志同道合，可谓革命伴侣，两人的婚姻及家庭生活坚持时间最长。于原名佩珊，曾用名黎明健，原籍广西贺县，生长于北平，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系郭早期恋人于立忱的胞妹。1937年他们初识时，她是戏剧电影界的一名女演员。她那年轻、端庄、文静的外貌，给多情才子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郭沫若称之“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当然，郭之所以对她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当年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轻丝。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作交给了他。郭用微微颤抖着的双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此——保护于立群，爱于立群（见文首所引）。
1938年，抗日的烽火燃烧着中国大地。于立群准备取道香港去陕北，再次与郭沫若见面。出于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信念，她下决心和旧友分手，断然在香港新亚酒楼与郭开始同居，同年加入中共。1939年夏，即将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决定与于立群补办婚礼。这次婚礼，使于成为郭的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像郭沫若这样的左倾文坛领袖，经常受到攻击和凌辱，有时是报刊文章，有时是黑势力流氓。于立群总是像卫士一样护着郭沫若，她爱戴他、支持他。她不但是他的恩爱妻子，也是他的红颜知己。她协助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予创建群益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参加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并亲任理事。解放战争时期，她又随郭沫若在上海、香港两地从事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国家和文化学术界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作为夫人的于立群，经常陪同他去各地及各国参观、视察、访问，参加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外事活动。于自己也曾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地位显赫、生活幸福。虽然在动荡年代，他们也曾有过失子之痛、受辱之苦（“文革”中他们有一个孩子自杀、一个孩子被打死，自己也遭受过打击），但总体说来，人生对他们是丰厚的，晚年的夕阳是灿烂的。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抚育了六个子女，她是伴随着他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1978年郭沫若病逝，次年于立群也缢死于北京郭宅。于还精于书法，擅颜体，有《于立群遗墨》行世。
于立忱（1912—1937年），郭沫若早年的短期恋人，于立群的胞姐。于少女时代随父亲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面就给以人亲切可爱、思路清楚、善于表达、很有教养和文化的印象，这正是当一名优秀记者的标准条件。于三十年代初被报社派驻东京，一到即与早便相识、当时已名满天下的郭沫若来往。遇到美丽如花的于小姐，大文豪便马上展开了爱情攻势。他说自己与当时的日子妻子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而妙龄女子见到无数革命者和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大诗人竟能钟情于己，于是亦不免为爱迷糊起来。两人过从甚密，欢娱多月，卿卿我我。可是，自古红颜多薄命。根据湖南籍女作家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中并无证据的个人猜测，认为她是因为郭沫若的抛弃（而且还怀了孕），在二十五岁的美好年华上于上海自杀了。郭沫若后来在《回到上海——一座荒坟》一文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却也有人说：“于立忱的死因，也许就如郁达夫、吴佩孚的死一样，永不被人知晓。”
彭漪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郭沫若在南下广东潮汕的行军途中，一直有位名叫安琳的女青年做伴。她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还是郭的学生）；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随郭参加南昌起义。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亦不幸被染上。彭漪兰不顾劳累地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他们遭到敌人的袭击，郭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彭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十天。待风向一转，即同船抵达香港，稍后又一起回到了上海。在著名的内山书店的楼上，他们又度过了一段短时的“蜜月”，之后彭漪兰便下落不明。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逃难经历，是郭沫若终生所难以忘怀的。他曾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其中一篇便直接以彭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你的！”在文章中，他还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真是多情种啊！
黄定慧，又叫黄慕兰，生于1907年，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一代名流，时任武汉市国民革命军党部的妇女部长。郭沫若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前后两人曾有过一段浓情。后定居山西，前两年还见媒体披露说尚健在人世。
“革命模范夫妻”的合与分——蔡和森与向警予
“雄词慷慨湘江向，情话缠绵浙水扬。长痛汉皋埋碧血，难从海国问红妆。”——柳亚子
蔡和森（1895—1931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两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字润寰，曾用名蔡林彬，出生于上海一个职员家庭，1899年随家人回到原籍湖南湘乡永锋（今属双峰县）。
蔡和森小时因家境窘迫，曾到人家店里当过学徒，受尽欺压。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以学习勤奋、才学出众著称，与毛泽东结为挚友；从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出发，共同探讨人生与救国道路。1918年，他们共同创办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参与了五四运动，在湖南年轻人中产生了深远的反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毛泽东1925年所写的《沁园春·长沙》，追忆了当年一批同俱壮志的好友，蔡便是其中一位。李立三在1935年撰写的《纪念蔡和森》的文章中曾指出，当时的湖南青年“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
蔡和森1919年底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工作。1922年起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主编，撰写大量论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24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并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25年5月，参加并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年3月回国，在党中央工作，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9年再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次年回国。1931年任党中央代表，去香港领导恢复广东省委的工作。同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英帝国主义逮捕，引渡到广州，坚贞不屈，为广东军阀陈济棠杀害，年仅三十七岁。
向警予（1895—1928年），中国现代女革命家，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位妇女部长，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国的蔡特金”。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土家族，出生于湖南湘西溆浦县商会会长之家。文首所引的诗作，即为柳亚子在向壮烈牺牲后纪念她。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节的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号召人们向“模范妇女领袖、共产党员向警予”学习。壮哉巾帼雄，芳名垂千秋。近代女中杰，警予独称秀。妇运为先驱，史册英名留。
向警予在其封建大家庭里排行老九，有几个兄长曾留学日本，自幼受他们影响而追求新知识。她六岁入私塾，八岁进入长兄在县城开办的新式小学，品学兼优，幻想成为花木兰式英雄。后入湖南第三、第一女子师范和周南女中，因与蔡和森之妹蔡畅的同学关系，而结识了蔡、毛等湖南一师俊杰。其老师杨昌济（也是蔡、毛的老师，毛的岳父）对她亦颇为看重。1916年毕业后回到溆浦老家，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创立新式学堂并任校长，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她在学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还一个个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动员。
1919年夏，向警予为避开驻军长官的求婚纠缠，加上为寻求真理，奔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入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1919年冬，向与蔡家兄妹、蔡母等一同乘船赴法国，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首创者。她一边在树胶厂、纺织厂做工，一边攻读法文并学习马列主义，并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在此期间，她与蔡相知相恋、志同道合，并结为革命情侣，被称为“模范夫妻”。
1921年底，旅法的蔡和森等人，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遣送回国，已怀孕的向警予也随之返回。翌年，她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中共“二大”，当选为首位女中央委员并担任第一届中央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培养了大批妇女工作干部。此后，她在党的“三大”、“四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领导过上海十四家丝厂、一万五千名女工大罢工，和南洋烟厂七千名工人罢工；还为党代会和报刊写过许多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和文章。
1925年，蔡和森赴前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向警予同往，并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1927年，向回国参加中共“五大”。1928年春，由于叛徒出卖，她在汉口法租界被捕。敌人三番五次对她进行审讯和毒打，但她坚贞不屈，对党的秘密一字不供，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反动派决定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杀害她。向警予却视死如归，沿途向广大群众进行讲演。敌人对此极端恐惧，宪兵们凶殴她，想使她不再说话，可她仍然滔滔地讲下去，大声呼喊：“革命者不会在你们的屠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敌人在她嘴里塞满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街上许多人看了都哭泣起来。向被押赴刑场，英勇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