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大学城”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里，挂起了五星红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吴冠中双眼涌出了泪水，这就是我们的《马赛曲》啊！
学生会和国民党政府驻法使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使”以强迫押送留学生去台湾相威胁，但是，使馆里有正义感的工作人员奋起起义，支援学生。两边都说“爱国”，但爱国的内涵却是不同的，爱什么样的国？爱旧中国还是爱新中国？成为检验每一个人的试金石。这一年，吴冠中年满三十，三十个春秋，他已经饱尝了旧中国的苦难，看尽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决不会跟着他们跑了！
三年的公费留学已经读完了。苏弗尔皮教授关切地问他：“要不要由我来签字替你申请延长留学时间？”教授这样说，表明他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把握办到。他是有影响的人物，出面和法国外交部交涉，为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继续提供学习经费，并不困难。吴冠中感谢老师对他的厚爱，三年来，他不但从苏弗尔皮教授那里受到了宝贵的教益，而且与他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他尊重而且留恋这位老师。但是他却说：“教授，我决定回国了！”
“回国？”苏弗尔皮感到非常意外，“你是我班上最好的学生，最勤奋。你原来就有很扎实的基础，刚刚到来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惊奇，不敢相信一个从未到过欧洲的人怎么会把欧洲绘画的技巧掌握得如此熟练。这三年来，你的进步很大，我讲的你都吸收了。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不，你已经是一位成熟的艺术家，巴黎将为你展开一个广阔的天地。可是，你为什么要回去呢？”
是啊，老师所讲的，完全是一片真心实意。吴冠中离开父母、离开妻子前来法国的时候，根本没有打算再回去。一个艺术圣徒经过千难万险来到了“圣地”，难道不正是自己的归宿吗？但他现在改变了初衷，苏弗尔皮感到意外，原是自然的，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他自己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想把咖啡馆中和解放区代表激动人心的会见、阅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感受讲给教授听，又怕教授以一个与此无关的外国人身份听不明白，于是，想了想说：“我觉得，我的艺术事业应该在自己的祖国。我虽然很喜欢巴黎，但是，‘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在这里像是脚不着地的安泰！我在读梵·高的书信集和传记，从那里可以看到，他的成功正是因为离开了巴黎……”
苏弗尔皮教授明白了，他也是热爱梵·高、理解梵·高的人。“我不是城市画家，我不属于这儿。”梵·高在决定离开巴黎的时候说，“我是个农民画家。我要到我的田野上去。我要找一个太阳，它炽热得能把我心中除了绘画这种欲望以外的一切都烧光！我需要太阳，需要那种炎热非常、威力无比的太阳。整个冬天，我感到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把我向南方吸引。在我离开荷兰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有像太阳那样的东西。现在我明白了，没有太阳就无所谓绘画。也许，可以使我趋向成熟的就是这个灼热的太阳。巴黎的冬天使我感到彻骨的寒冷，我觉得就是这种寒冷进人了我的调色板和画笔。我从来也不是那种做事情没有决心的人，只要我有了这个非洲的太阳把我内心的寒冷驱散，使我的调色板燃烧起来……”
保罗·塞尚在送别梵·高时说：“离开巴黎吧，文森特，到普罗旺斯去。别去埃克斯，那是我的地盘，不过可以到邻近的某个地方去，那里的太阳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都更加灼热、单纯。”
梵·高没有去遥远的非洲，也没有去“塞尚的地盘”普罗旺斯，而昂蒂布已“属于”马奈，马赛已是蒙提切里的“圣地”。他最后接受了劳特累克的建议，去了法国南方的阿尔，扑向了他向往、讴歌的太阳……
“教授，”吴冠中说，“我的太阳、我的大地在中国！”
苏弗尔皮教授从沉甸甸的厚边眼镜后边投射出赞许的目光，嚅动着厚嘴唇，说：“你讲的是对的。艺术是一种疯狂的事业，我只能教给你技巧，却不能传给你思想、感情、灵魂和艺术风格，你在我这里已经毕业了。杰出的艺术家不是学校和教师培养的，养育他的是土壤，正如你所说的。我没有到过你的祖国，但我知道，在那个神秘的地方，有一种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古老的东方艺术，但那是大艺术，动人心魄的艺术，而不只是悦人耳目的雕虫小技，我在欧美各大博物馆里曾经领略过这种伟大的艺术。只是从17世纪以来，东方的艺术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西方的一些有眼力、有魄力的艺术家，如梵·高、高更、塞尚、马蒂斯、毕加索……正是从东方艺术传统中找到了新的语言，发现了新的生命，巧妙地借鉴、嫁接、融合，把西方艺术推向一个划时代的新纪元。那么，你们自己呢？你确乎应当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从你们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
吴冠中原来就料到老师要挽留他，又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勇气谢绝这挽留，但他得到的却是深深的理解和真诚的勉励，现在才更加觉得老师的可亲可敬，这是最有远见、最堪为人师表的老师！但是，他现在要离开老师走自己的路了，正如当年离开家乡的父母和艺专的师长，孩子大了，路是要自己走的！
归去，归去！踏上东去轮船的甲板并不比西来时简单，船票买不上，要等待好几个月。吴冠中内心的潮水也在一次次地掀起波澜。离开巴黎，意味着舍弃这里的一切，而当真要舍弃时，一切又都令人留恋。回国之后，想再看卢浮宫、再看意大利和英国的博物馆，谈何容易？刚刚结束战争的中国，有巴黎这样和平安定的环境吗？有巴黎美术学院这样设备齐全、名家荟萃、举世闻名的美术学府吗？有苏弗尔皮工作室和“大学城”宿舍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吗？他在法国仅仅当了三年学生，还没有真正登上画坛，没有来得及和西方艺术家们来一番较量，就这样走了吗？一起在这里学习、生活的好友赵无极、熊秉明都决计留下来，实现雄心壮志，而他却要形只影单地走了！走了不会后悔吗？
海在翻滚，船在动荡。望着岸上远去的法兰西，吴冠中突然心慌意乱，好像还有什么遗留的事情没有办妥，或者干脆改变这个不够慎重的决定——改变还来得及！他懊悔地失声大叫：“停船！停船！我要留在巴黎！”……他醒了，发觉自己并不在船上，还睡在“大学城”的宿舍里，只是做了一个梦。为什么要留下？这个寄人篱下的所在，竟然如此值得留恋？不，走吧，还是要走。离开祖国整整三年了，他实在太想家了，家乡那病弱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在翘首以望地等着他呢！分别的时候，妻子还怀着身孕，现在儿子已经两岁了，那没有见过面的小生命在盼望爸爸归来呢！
潮涨潮落，吴冠中终于从马赛登上了海轮。不是梦，是真的。他掐了掐自己的胳膊，疼的；一滴海水溅到他的手上，他舔了舔，咸的。走了，这回真的走了！
他坐在船尾，望着留在身后的欧洲大陆，打开了速写本，在风浪颠簸中，以歪歪斜斜的字迹记下自己的感受：
我坐在船尾，
船尾上，只我一人。
波涛连着波涛，
一群群退向遥远。
那遥远，只是茫茫，没有我的希望。
猛记起，我正被带着前进！
落日追着船尾，
在海洋上划出一道斜晖，
那是来路的标志……
归途仍是来时路，他的心境却是多么不同啊！来时离家越来越远，现在越来越近了。把渺茫抛在身后，怀着希望回家，“父母在，不远游”，祖国啊，你的儿子回来了！
又过印度洋，印度洋上依然是沉沉的黑夜。脚下，巨浪拍打着船舷；头顶，灿烂星斗满天。
穿过印度洋，前面就是太平洋，就是中国的南海了，到家了！海天相接处，泛出一缕淡红的曙光，东方的天亮了。
轮船乘风破浪，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驶去。
这是1950年的秋天。
身家性命画图中
到北京了。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吴冠中，走出了中国，走出了亚洲，在地球上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又回来了，却还是第一次到北京。千年古都在他眼中是新奇的，没有纵横的河流，没有高楼大厦，在雄伟的八达岭长城脚下铺开的是红墙黄瓦的元、明、清三朝巨大的皇宫和以此为中心的横盘格式的大街小巷，灰墙瓦顶、鳞次栉比的民居。矫若虬龙的古柏，郁郁葱葱的国槐……朴素、庄严、雄浑、博大，首都北京使他感到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骄傲。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庆典。天安门前红旗招展，人流如潮，伴随着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无数和平鸽展翅飞向蓝天。吴冠中站在观礼台上，目睹这激动人心的盛况，眼睛湿润了。他觉得自己的矮个儿拔高了，黄皮肤的脸上放红光了。是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仰望天安门城楼，他看见了毛泽东那魁伟的身影，正在向他、向广场上的百万人群、向每一个中国人挥着巨手。啊，那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者，召唤他万里归来、报效祖国的毛主席，教给他“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这一真理的老师！
参加国庆观礼之后，回到暂住的留学生招待所，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迫不及待地要投入工作，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一介书生，他不懂政治，不懂经济，早年学过的电机专业也荒废了，又不能参加志愿军去抗美援朝，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自己的本行，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把艺术作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他立即给刘开渠写信，希望能去杭州工作。自从抗战胜利之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重新一分为二：“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各自回到原地。“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杭州艺专”即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刘开渠，就是当年吴冠中投考杭州艺专时的主考教授。吴冠中得知他现在领导浙江美院，便在信中表达了回母校工作的愿望，游子归来了，想念母校啊！
很快便收到了刘开渠的回信，母校欢迎他！
吴冠中不想在北京久留了，打算马上回杭州。从法国归来的时候，有一包给美院教授滑田友带的东西，需要送去。为此，他来到了大雅宝胡同的中央美院宿舍，不意在这里遇见了一位阔别已久的故人。
“冠中！”
“希文！”
两个人紧紧地握手，互相端详着对方，寻找着当年同甘共苦的痕迹。
“在贵阳的时候，你是画速写最勤奋的一个！”
“你呢？那次大轰炸，我还以为你在黔灵山上回不来呢！”
“后来，你就到敦煌去了，从大西南跑到大西北！”
“你跑得更远，到法国了！”
“跑得再远，我们不是都回来了？风筝放得再远，也会回来的，这里牵着一根扯不断的线啊！”
老同学重逢，叙不尽的别后之情。这位偶然邂逅的故友，便是日后以油画《开国大典》蜚声画坛的董希文，他现在正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第二天，董希文便来到留学生招待所，要看吴冠中的画。吴冠中毫无保留，把从法国带回来的素描、油画、速写都拿出来，这是他归来携带的最重要的行李，比身家性命还要宝贵。董希文看得非常认真，一边欣赏，一边赞不绝口。吴冠中在艺专时就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士隔三年，更应刮目相看了。看毕，又试探地问：“可以借给我研究研究吗？”
“可以，当然可以！”吴冠中满口答应。对于老同学，他还有什么可拒绝的理由呢？既不“保密”，又不担心被弄丢，他知道，董希文也是和他一样爱画如命的。
几天之后，董希文如约把画完好地奉还。带着惋惜的神色说：“你……为什么还要到杭州去？北京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你以后在杭州画了画，还是要到北京来展览的嘛！”
“是啊，是啊，”吴冠中说，“首都当然有省里比不了的条件，但是，我对杭州比较有感情，开渠先生也希望我去……”
董希文打断他的话说：“你有没有想到留在北京，到中央美院来？”
吴冠中想了想说：“没敢想，因为我同徐院长不熟悉……”
“不，你的画，徐院长和各位领导已经看过了！”董希文笑嘻嘻地说，“他们很赏识你，同意聘请你到美院任教！”
“啊！”吴冠中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董希文看画、借画是有目的的，拿回去不是要自己“研究研究”，而是向领导举荐吴冠中！
“我当时没有把握，也就没对你明说。”董希文得意地笑笑，“怎么样，老同学？你就不走了吧？”
董希文真是个热心又细心的人，帮忙帮得这么实实在在又稳扎稳打。吴冠中望着老同学那诚恳挽留的目光，心中涌起一股感激之情，他怎么能拒绝呢？
本来已经决定的命运，就这样突然改变了。他怀着歉意和恋恋不舍，再写信给刘开渠，说他走不了啦，就留在北京了。
吴冠中在北京安了家，妻子朱碧琴在大佛寺小学教书，他进了中央美术学院，和当年的老学长李可染，以及在流亡中途“外出谋生”的同学罗工柳、彦涵会师了。在过去的艰苦岁月，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