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被逼急了的农民殴打干部的也确实存在。四川省的许多粮管所遭到农民围攻，忠县有五个收粮点的负责人被农民打骂；奉节县有九个食品收购站站长被农民追得躲在县城不敢露面，农民把收购站的牌子砸得稀烂；达县地区110个收粮点被迫关闭；云阳县的500多名农民砸了粮站的门窗；绵阳市300多名农民要拉食品站长去游街；开县500多农民要拉营业所主任去“滚水”（跳河）；贵州的一名副县长在收粮工作中被农民砸伤了腿；湖北省九个地、市就有197名干部、职工挨打，其中打死一人，重伤26人，轻伤170人。武昌县杨家湾村夏粮秋粮一斤不卖，镇长派工作组去“做工作”，晚上八点多钟村里突然停电，农民们把工作组成员团团围住殴打，打伤九人，其中重伤一人。
粮食，粮食！它使农民和干部形成了对立的两方。对于扒粮的干部，农民用尽了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们是“保长”、“土匪”、“日本鬼子”、“笆斗队”，“要粮要钱、要命的三要干部”。有的地方甚至干部一进村，农民就高喊：“……又来抢粮了！”
在江西的鄱阳湖畔，闲置多年的大钟又挂起来了，还派了小孩在村口“望风”，发现扒粮的干部来了，就赶快敲起大钟，农民们闻声便锁门走开，唱一出“空城计”。那“当当”的钟声，本来是对付鬼子的，现在又响起来，多么令人心寒！
没有大钟的就鸣锣报警。在江苏泗阳的庄圩乡，催粮的干部刚刚进村，马上有人用“咣咣”的锣声通知了村民，立即处于战备状态。
和上面的情形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锁门逃走，而是群起而攻之，蜂拥而上，把“扒粮队”团团围住，无路可逃！
消息惊动县府，公安局长坐着汽车亲自赶到现场来“解围”——果然“后面跟着公检法”！但是，面对这数千名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你公安局长又能怎么样？能一律逮捕吗？能开枪弹压吗？不能，他只能用老办法，站到汽车上，宣传党的政策。可惜，农民不听他这一套，涌上去，把他的车子抬了起来……
农民啊，这些种粮为生而又惜粮如命的农民，他们这样铤而走险、“聚众闹事”，仅仅是为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粮食免遭抢走；干部啊，这些吃着人民的俸禄、享有共产党员称号、还有头上顶着金色盾牌的干部，你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
辽宁的一位村支部书记不得不承认：“现在当干部给群众办不了什么好事，一年到头光是‘开膛剖肚’（计划生育）、‘挖坟掘墓’（殡葬改革）、‘催钱要粮’（征购提留），和群众的狗弄熟了，人弄生了。当干部的成了整人的角色，能不遭人恨吗？也真是的，晚上躺炕上想想，俺这当书记的良心上哪儿去了？都是一个村子的，把群众逼紧了，往后还怎么在这儿生活呀！”
在农民眼里，他是凶神恶煞。但这一番自白，倒也有几分真诚。
如今在农村有一副颇为流行的对联：
防火防盗防干部保吃保穿保平安
横批：提高警惕
农民的乡土文化，农民的幽默，农民的直率，既不晦涩也不朦胧又不欲言又止模棱两可穿靴戴帽贴标签，土八股洋八股使人不知所云。他们直截了当地宣布：那些扒粮催款、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干部，是不受欢迎的人！
农村干部，其祖上、其本身也都是农民，为什么一当了“官”，就站到了农民的对立面呢？
现实往往打着历史的烙印，犹如婴儿屁股上的那块“胎记”。
6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饥饿时代，安徽凤阳是灾难最重的地区之一。
凤阳，原称“钟离”，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朱元璋是贫苦农民的儿子，由于饥寒交迫，幼时削发为僧。后来揭竿起义，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走的是秦朝末年的陈胜和刘邦的老路。朱元璋这个人，雄才大略，足智多谋，与刘邦有某些相似之处，否则难以成为开国皇帝。他还很善于采纳谋臣的高见。龙凤二年（公元1365年），朱元璋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称“吴国公”，接受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实行屯田，壮大了军力，击败陈友谅，至龙凤十年消灭其残余势力，改称“吴王”。这又与汉高祖刘邦接受郦食其“据敖仓之粟”以夺取楚汉相争的胜利无独有偶。朱元璋后来做了皇帝，1368年定国号为明，年号洪武。同年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统治，以后逐步统一全国。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回到阔别的故乡钟离巡幸，赐名“凤凰山”，“以凤凰山为殿，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后来钟离改称凤阳，便本于此。朱元璋威加海内归故乡，亦颇具刘邦在沛县高唱《大风歌》的气派。
但是，朱元璋做了皇帝，便一变而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理人，正如陈胜刚刚称“王”还来不及做皇帝，一阔脸就变，“涉之为王沈沈者”，连过去一起佣耕讨饭的老伙计也不认了。朱元璋强化中央集权，大搞土地兼并，把广大农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连他家乡的父老也没有得着什么好处，反落得逃荒要饭，流离失所。
后世的凤阳以乞丐和花鼓闻名，实是朱元璋的耻辱。直到1978年，面对逃荒要饭的人群，凤阳县委机关竟然还有人说：“凤阳自朱元璋时候起，就有要饭的传统……”把这耻辱从朱元璋身上转嫁给农民，话说得好没有心肝！
1959至1960年，就在凤阳县委声称人民“吃得饱，吃得好”之际，全县的人口外流11196人，占农村人口的3.3%；发病人数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死亡人数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死亡最多的公社占人口的68%，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一家十二口人全部死绝，曹店公社农民曹宜乐一家三十四口人死去三十口。
就在这“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苦难大地上，当时的县委却仍在大张旗鼓地“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很多社队成立了“査粮小组”、“查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挖地凿墙，挨门搜粮——历史读至此，我们便觉得80年代的“扒粮”并不陌生了。
据统计，板桥公社小王庄共42户，户户被搜，吊打农民14人，挖地搜粮14户；小溪公社受体罚的农民达3175人，致残的103人；总铺公社风兴大队生产队长抓到“偷青”的农民李兴俊，用火烧嘴，鲜血淋漓；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抓到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劈掉了四个手指；董湾公社淮丰大队董湾生产队长抓到一个“偷青”的农民，用铁丝穿上耳朵，捆住手臂吊上木梁；板桥公社浙田塘大队长抓到一个“偷青”的妇女，竟用鸟枪捣其阴部……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要米有米，要面有面……
这歌词，唱的是农民的骄傲呢，还是农民的辛酸？他们一步一回头地逃离故土之时，竟然还是那么眷恋这血淋淋的土地，因为这里有他们赖以生存的根！
现在，让我们把回顾历史的匆匆一瞥从淮河岸边移开，纵目向西，看看那时下被通俗歌星们在摇滚乐伴奏下扭摆着反复吟唱的黄土高坡。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皇帝遣大将蒙恬北上击胡，次年渡黄河而取高阙、阴山、北假，修筑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达辽东。
黄土地上的甘肃临洮，秦长城的起点。临洮东百余里，有县名通渭。翻开通渭的史册，充满了“大旱，民大饥，转乡流离”，“民捕鼠罗雀，食草者甚多”，“人相食，舍子换食”这样的字句。
抛开那些残缺发霉的古籍，再看看铅字印刷的《通渭县志》：
（1959年）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000万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粮食二十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口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不幸的是，“人相食”这三个曾经在木板印刷的旧县志中出现的字，又在铅印新县志中出现！这些“吃人”的人都是农民，却不包括干部，不知道在饥饿的农民吃光了树皮、草根再没别的可吃而终于吃人肉的时候，他们吃什么？反正他们无需吃人，还捆人、打人，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刮粮食以放“卫星”邀功请赏……
从安徽到甘肃，相距数千里，而这些暴行却何其相似！他们之间无须通什么信息，折磨起自己的同胞来，却无师自通地采取了相同的手段！有一本专讲中国人的“丑陋”的书中，说到中国人喜欢欣赏同类的灾难场面。这些人就是这方面的内行，对于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绝招！这些人未必读过史书中的《酷吏列传》，却一脉相承地沿袭了历史上酷吏的衣钵！
二十多年前在农村施暴的基层干部，在换了多少茬之后，许多已经不在其位。如今新上来的小伙子，甚至不知“大跃进”为何物。为什么他们未经老一辈酷吏的言传身教就学会了“扒粮”呢？是水土使然吗？是遗传基因使然吗？是这些农村干部从娘胎里就注定是劣种、坏蛋、酷吏、恶魔，降生到人世就是要与农民为敌吗？对此，农村干部做出了回答，也是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谩骂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为难事事事缠身
横批：干部难当
1988年11月9日上午，新华社湖北分社来了八位不速之客，清一色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他们所在的监利县，是湖北省的“粮食状元”县，粮食总产连续六年居全省第一，荣获“六连冠”美称。
他们相约上访，是为什么而来呢？一不是为自己评功摆好，二不是状告刁民，而是揭露自己的虚报浮夸，辞职不干。这大大出乎新华社记者的意料之外！
他们说，他们所在的那个“中岭指导组”（相当于过去的管理区），1986年粮食产量只有2882万斤，领导强令上报3226万斤，定购任务2022万斤，自留粮只有860万斤，人均仅978斤。1987年实际产量只有2601万斤，领导强令上报3122万斤，定购任务1210万斤，自留粮只有1390万斤，人均才1148斤。农民每人每年需耗口粮1000斤，种子饲料粮及其他400斤，共计需1400斤。除极少数种田水平高、地理条件好的尖子农户能勉强完成任务外，绝大多数完不成。1986年欠定购任务740.3万斤，1987年欠145万斤，只好分别按每百斤3元和6元的平议差价扣农民第二年的预购定金。有的农户为完成任务卖光了口粮，第二年春上又吃返销粮，1988年春上就有150户吃返销粮4.2万斤。今年定购任务1190万斤，已完成974万斤，看来就这么多了，欠下的216万斤要按每100斤17元的差价结账，农民再也赔不起了。
他们说，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这些党支部书记，在压力下，只得昧着良心干违心的事，大搞“四子登科”，就是牵猪子、扒谷子、倒笼子（捉鸡）、抬机子（缝纫机、自行车之类），弄得人家哭哭啼啼，鸡飞狗跳。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又何尝不心如刀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不去，乡里干部也要来叫我们一起去。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去要粮，像见到国民党、土匪一样，躲的躲，骂的骂。
谈到这里，曾王村党支部书记平后然站起来捋起衣袖露出手臂上的一条伤痕给记者看：“这就是我到八组青年农民平美成家去催粮时，被他用菜刀砍的。”
记者问：“你们不去牵人家的猪、扒人家的谷行不行？”
他们答：“没有办法，任务完不成。”
问：“完不成任务又怎么样？”
答：“扣我们的工资是小事，反正没几个补助。主要是如果不完成任务就不给预购定金，不给贷款，第二年的生产没法搞，日子更难过。”
问：“真正完不成任务的到底有多少？”
答：“说实在的，从我们指导组来看，有能力能主动完成任务的只有百分之十，有能力而不愿意交定购的也不过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确实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问：“那你们的定购任务是怎么定下来的？”
答：“那是1984年粮食丰收，到处卖粮难，合同定购价高于市场价。我们那里是湖区，只产粮食，没有别的收人，而且一直是县委书记的点。书记为了让我们增加收人，照顾我们，多给了我们合同定购指标，一些亲戚朋友也来用我们的指标卖粮，这样产量就堆上去了。1985年的合同定购就是根据这个产量定的，任务是一千九百二十万斤，实际只完成一千零九十万斤。因为议价高于合同价，差的八百三十万斤就得买议价粮补上，每百斤三块钱，结果共赔了二十四万多。”
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如实向上反映？”
答：“怎么没反映？哪个听呢？我们在这个月六号还去找过县委书记，反映我们完成任务确实有困难。县委书记说：‘你去赶他的猪娃子嘛！’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抢粮、赶猪，实在再也不忍心干了！”
问：“你们就如实反映你们的粮食产量不实，水分很大嘛！”
答：“我们那里是历届县委书记的点，产量是书记亲自定的。监利县是全省的粮食大县，总产量全省第一，夺得了‘六连冠’的金牌，今年就是‘七连冠’了。这个帽子戴上去就拿不下来了。因为抓粮食有功，几任县委书记连连提拔，一个提到荆州地区当了地委副书记，一个提到省里当了水利厅副厅长。我们那里的群众说：粮食产量年年增，农民收人年年减，当官的连连升，农民饿肚子。现在，我们实在不忍心再去抢群众的口粮了，只好出来反映情况。先到县里，县里不听，就来省里。在家里我们都开了群众大会。群众说：你们去反映，花多少钱我们都出。我们这次出来反映情况，如果上面听不进，农民又无法完成任务，我们只有辞职不干了，请县里直接去找农民！”
听听这八位党支部书记的一席话，几多委屈，几多辛酸！你能说他们扒粮牵猪时已经人性泯灭、丧尽天良吗？他们本是农家子弟，自惭“无颜见江东父老”，才四处奔走要“掼纱帽”的，反正这一级的“纱帽”也不值钱，何苦当这两头受气的风箱里的老鼠呢？集体辞职不干，“请县里直接找农民”，一个天真得可以的主意！这恐怕行不通。如果县委书记、省委书记也照方抓药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八位“粮食状元”对来之不易的“六连冠”荣誉如此鄙视，弃之如敝屣，对遥遥在望的“七连冠”又视为畏途，避之若蛇蝎，难道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耕者，馁在其中也。谁种粮食谁吃亏，谁抓农业谁受罪
乡间土路上，移动着一辆排子车，已经很旧了，轴又缺油，“吱吱扭扭”地响。路不平，轱辘东倒西歪。车子慢慢地爬行，像一只蜗牛。
拉车的是个老头儿，矮小而瘦弱。那张脸经长年的风吹日晒，呈古铜色，但没有光泽，无数条皱纹交织成蛛网，藏着似乎永远也洗不去的汗污尘灰，像斑驳的枯树老根。头发、胡须苍白，乱蓬蓬如茅草。腰佝偻着，上身穿一件已成泥灰色的白粗布褂子，下身是一条不辨颜色的大裆裤，屁股上打着补丁。后背已经被汗水溻透。腰里扎着一根布条子，滴溜耷拉拴着旱烟袋和火石、火镰——这是祖传的玩艺儿，如今已经很少见到了，他还在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拒绝洋烟、洋火，而是条件所限。最次的烟卷儿也得好几毛钱，抽不起；一盒洋火涨到八分钱，还不好买，所以他才继续在现代化的时代使用上个世纪的老家什，好在也已经用惯了。
他现在使上了全身的气力，拉着这辆车，车上装着六百多斤小麦，全家人应缴的“公粮”，这是刚刚收获的新麦，还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车子后头跟着一个孩子，是他的孙子，虚岁八岁了，周岁其实才七岁，但看上去只不过五六岁，瘦小而单薄。脸儿黄黄的，又脏，像结了一层痂。吃食跟不上，成年的棒子面窝窝，红薯干儿，养不出白胖小子来。乡下的孩子连听也没听说过牛奶、巧克力、维生素面包、麦乳精、强力饮料。褂子、裤子都是他娘用旧衣裳改的，穿着穿着又小了，就再接上一块，接了几回就成了百衲衣。再抹上不计次数的鼻涕，变得僵硬而黑亮。乡下的孩子从来没穿过领导新潮流的童装。
他现在弓着稚嫩的腰身，帮爷爷推着车。他是乡村民办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今天也不是星期天，但他没去上学。老师说，上级有指示，谁家没交公粮，谁就甭来上学了。所以他就跟着爷爷到镇上去送粮，这事儿很当紧。
爷儿俩现在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同心协力，一个驾辕，一个推车。
爷爷累了，直了直腰，喘着气，说：“咱爷儿俩歇歇吧！”
车子停在半路上，他蹲在车旁边，从腰带上拽下烟袋，伸到袋包里两下，装满了烟叶末子，用火镰敲击着火石，“咔”的一声，就点着了草纸媒子，犹如城里人使用打火机那么自如。
他哧哧溜溜地吸着烟，望着车上的粮食口袋，心里盘算着。他家里五口人：老两口、小两口、一个孙子，分了六亩半地，一人合一亩三分。整劳力就是儿子和儿媳妇两个人，按说也忙得过来。可是儿子不安分，听说哪儿哪儿出了万元户，心就野了，总想“摆脱土地的束缚”，往外跑。春上就跟着一拨人搭火车走了，说是到外边儿就能找到活儿干，一个月就挣好几百，还能给家里省一份儿口粮。到麦里回来，粮也有了，钱也有了，就翻盖房子，搞“基本建设”。想得怪好！钱是那么好挣的？外边儿有现成的金子扔在地上让你拾？这不，一走半年没回来，也没见寄回来个钱毛儿。庄稼人离不开脚底下的黄土，老头儿越发证实了自己的正确。他可不能让地抛荒，儿子不在家，就亲自挂帅，领着老太婆、儿媳妇，还有小孙子，一起上阵，伺候养人的黄土。老弱妇孺的耕种队伍，如今很普遍，被称为“386160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60”指老人。
这支部队“打仗”很艰难。老头儿心疼儿媳妇，心疼小孙子，拉犁拉车都拼上自己的一把老骨头，他是一头老黄牛。受苦受累，巴望着能有个好收成。
如今种地也不好糊弄哩。不光要花工夫，还要花本钱，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种一亩麦，上饼肥就得花三十块，再加上碳铵二十五块、尿素二十块，光肥料就是七十五块，还没箅种子费和机耕费，都算上得九十块钱，要是能打四百斤麦，刚刚够本儿，不赔不赚，跟没种一样。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成，一亩能打他六百斤，扣去四百斤的本钱，才有二百斤是你的，一家人紧忙乎，今年收成还算不错，麦子登场，一过秤，两千六百斤，每亩合五百斤，算是不简单了，一亩净赚一百斤麦哩！
这边儿场还没收拾利索，那边儿干部就催着缴公粮了。每人125斤，他家该缴625斤。
儿媳妇嫌多：“缴了六百多斤，一口人才剩三百多斤，够吃的不？还得留种哩，明年不过了？”
老头儿何尝不明白过日子的艰难，何尝不心疼这汗珠子摔八瓣儿换来的粮食？但是他不敢不交。“这是公粮！庄稼人能不缴公粮吗？不光如今，就是民国的时候，日本人在的时候，前清的时候，祖祖辈辈都得完粮！老年成闹土匪，哪一拨来了就要缴一回，把庄稼人剥好几层皮！如今还算好哩，只伺候一个主儿！”
小孙子听不懂爷爷说的这一套，但是他支持爷爷的想法儿，原因却只是因为怕老师不让他上学。
老头儿不听儿媳妇的阻拦，拉着车子上路了。他奉公守法，爱面子，不愿意让干部上门数落，动手扒粮，自个儿送去，而且一次交清！
小孙子舒了一口气，自告奋勇跟爷爷去送公粮。这一趟回来，他就能直起腰杆儿去上学了。
老头儿又点上一袋烟，算计着这一车麦子的价值……
小孙子跟爷爷想到一块儿去了。他在路边撒了一泡尿，等着爷爷吸烟的工夫儿，问：“爷爷，咱这些麦能卖多少钱？”
“咳咳，”爷爷咳嗽着说，“你还小，算不上来。一斤两毛四分五，六百二十五斤，能卖百十块钱哩！”
“噢，那么多？”小孙子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数字，“你想用这钱买点儿啥？”
爷爷没答话。他心里有一本账：春上青黄不接的时候，吃返销粮，是借的钱；给麦地施肥，是借的钱；还有儿子娶媳妇那年欠的账，到如今还没还清，孙子都这么大了，该清了，都指望着这一车麦哩！按说，也该给儿媳妇添件新衣裳，该给小孙子买双塑料底的鞋……该买的多了，可是一想到那些债务，能够还清就不错了，还敢有什么奢望？且不说家里的油盐钱、洋火儿钱……也得从这里头出。但是，他望着小孙子那充满希望的神情，就不忍心把这些都说出来了，到了嘴边儿的话改了样儿：“你说吧，想吃啥？到了街上，爷爷给你解解馋！”
“我想吃个热烧饼！”孙子脱口说。
一个烧饼！爷爷心里“咯噔”一声。这孩子没见过世面，他不知道镇上好吃的东西有的是，哪一样都比烧饼强。听说干部们在馆子里吃喝，七个碟子八个碗，一桌酒菜就好几百块。孙子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他只知道，家里的饭最好吃的就是白面馍馍，可是一年当中也只有刚收下麦子才能吃上几天。他认为，过去爷爷赶集给他带来过的那用白面做的、又沾上芝麻的烧饼，就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了。
“好，爷爷给你买！”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了，“给你买一摞热烧饼！”
“那就得把钱都花完了吧？”孙子算不清这个账。
“用不了，一个烧饼才几分钱，我给你买一摞！”
“那……我吃一个就够了，”孙子的胃口不大，“留下拿回家去，叫俺奶奶、俺娘也尝尝！”
爷爷的眼眶子一热，差点儿掉下泪来。这孩子虽小，还懂得顾家、知道疼人哩！他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一磕，扶着车把站了起来：“走！”
车子又继续移动，一老一小，一前一后，推拉着那一车粮食。车轱辘在土路上留下两条曲曲折折的印痕……
镇上真热闹。街两旁摆满了摊子，卖什么的都有：羊肉汤、牛肉包子、麻花、馓子、油条、烧饼……奶奶的！一样的白面，乡下人至多会擀面条儿、蒸馍、包饺子，城里人能变这么多花样儿，好些都是乡下人尝都没尝过的！
爷爷弓着腰，使劲拉着车从人缝子里往前挤，满耳朵都是叫卖声，他好似没听见。哪是没听见哩，是不敢看！他只瞟了一眼小孙子，小孙子正瞅着吊炉烧饼咽口水！这孩子轻易捞不到进一趟镇子，到了这里就像到了外国，进了大城市，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一个物质充盈、人欲横流的世界。其实这里只是个小小的乡镇，在全国地图上都不够资格标一个小黑点儿，跟北京、上海没法儿比。但这就够他眼花缭乱的了，花花绿绿，熙熙攘攘，千奇百怪。有许多东西是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只盯着那认得的烧饼……
爷爷一低头扭过了脸，咬了咬牙往前赶路，从小孙子那馋馋的眼睛里，他汲取了力量。买！待会儿有了钱，爷爷就给你买！
好像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孙子的这个小小的愿望。这个愿望是不难满足的！
……
粮食收购站。
来卖粮的并不太多，不像往年那么挤，还得排队。有附近村里的熟人碰上他，看见他车上装得满满的，还觉得挺奇怪。有的人空手到这儿转一圈儿又走了，临走对收购人员说：“告诉我们村里的混蛋一声，我来过了！”
爷爷听得懂，那人说的“混蛋”指的是上门催着缴粮的干部。唉，何必呢？他想，早晚是拖不过去的事儿，清了账就完了。卖了粮他还得给小孙子买烧饼哩！
他不管别人怎么想，急切地凑上去卖粮。验质、过磅、开票……一道道过关。天底下卖什么的都是等买主儿来，惟有农民向国家缴售合同定购粮要送货上门，还得察言观色说好话，惟恐被降级压价、克斤扣两。幸亏这老头儿实诚，送来的麦子晒干扬净，水分低、杂质少；幸亏这老头儿有耐性，不急不恼好言好语一关一关地央求高抬贵手。他终于过了所有的关……
他完成了国家派给的合同定购粮任务，舒了一口气，可以直起腰来领票子了。这笔钱他有大用！
可是，正当“踌躇满志”之际，他突然发现还有一道关横在最后：村里的会计拿着账本、端着算盘等在那里。他顿时明白了，这是等着收他的“提留款”哩！往年是在村里收，因为老百姓手里没有活钱，卖了粮食又舍不得把硬哗哗的票子往外掏，老赖账，这不，会计干脆跟粮食收购站联合起来了，扣完了提留，剩下才是你的，谁也跑不了！
爷爷心里一颤，这下子原来的打算被打乱了！但他还是定了定神，心说：你扣也不能都扣完，总得给我剩几个！
会计翻开账本，拨拉着算盘珠子，好一阵子，才说：“还有九十七块！”
爷爷脸上绽开了笑容：“剩得不少，这我就知足了！”伸手去接扣罢提留归自己的钱，九十七块钱呢！
会计诧异地看着他，嘴角一丝冷笑：“你老人家是糊涂了，还是不识数？我说的是你还欠九十七块提留！”
“啥？你说啥？”爷爷愣了。
“我算给你听听！”会计倒很耐心，又把算盘打了一遍，嘴里念叨着，“提留款人均五十块，你家五口人，一共二百五十块；你的合同定购粮是六百二十五斤，每斤两毛四分五，共得一百五十三块一毛二分五厘，二百五十减去一百五十三块一毛二，你还得再交九十七块整！”
爷爷傻眼了：“种了一年的地，我倒落了一屁股的债？我……我……我还要……”他看了一眼小孙子，下边的话被泪水哽住了。
“大爷，这是没法子的事儿，”会计语气缓和了点儿，为难地说，“要是大伙儿都不缴提留，俺这当干部的工资、民办教师的工资从哪儿出？还有……不是我跟你老人家过不去，公事还得公办！剩下的账，咱到秋里再清……”
爷爷没听完，一把抱起小孙子就走：“乖乖，咱走！到秋里，爷爷一准给你买烧饼！”
小孙子趴在爷爷肩膀上，用袖子抹着鼻涕眼泪：“爷爷，我不吃烧饼了！你别难过……”
他把孙子放在空车上，逃跑似的拉着走了。街上真热闹，热烧饼刚出炉，散发出一阵清香。他连看也不敢看！他对不起颠儿颠儿地跟着他出门、使足了吃奶的力气帮他推车、眼巴巴地等着实现那一点儿小小的愿望的孙子，竟然连一个烧饼都没能给孩子买上，白忙了一年，谁也对不起！
农民，用最稀缺的土地资源，付出最沉重的代价，生产出最宝贵的粮食，所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正应了一句陈年老话：“耕者，馁在其中也！”
这爷儿俩走了，会计又在等着下一个。
这个会计也不是黑了心的狼，他手里的那本账，是板上钉钉的，少一个子儿也不行。农民应缴的“提留”有多少项？五保老人供养费、现役军人补助费、教育附加费、集资办学费、农田基本建设费、民兵训练费、农林特产税、河工费、电费、广播维修费、电影费、自行车牌照税、残疾人基金会有奖募捐、生猪防疫费……不下数十项，人均五十元算是中等的，有的地区高达六十元。哪怕长年不放一次电影，“电影费”照收不误；哪怕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盖一间小厨房，也要缴税。苛捐杂税数不清，其中包括村干部的“补贴费”——即这个会计说的“俺的工资”，也从提留里出，农民不卖粮这些就都没有着落。这便是某些地区的基层干部对受灾减产缓购合同定购粮“不太积极”而对扒粮倒挺积极的原因。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种种负担都压在农民身上，黄土地能给他们生出这么多的钱和粮食吗？
让我们把视线移开，越过县界，跨过省界，看看几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粮食收购站，也是一个老头儿，也是来卖粮的。所不同的是，这位老头儿在粮站没有受到会计的拦截，顺顺当当地把“钱”拿到了手，却不是国家印刷发行的人民币，而是一张白条。
不止他一个人，所有来卖粮的得到的都是白条。
老头儿急了：“这……这……我不要！”
粮站工作人员说：“国家拿不出钱来，我们有什么办法？你收着吧，等粮站有了现金，再给你兑换。”
“不行，我等着用哩！”老头儿的手哆嗦着，“我儿子娶媳妇，就指望这笔钱！白条能当聘礼吗？能买被面吗？能招待客人吗？求你开开恩，可怜可怜我吧，我就这一个儿子！”
工作人员无奈。
老头儿“扑通”跪在了地下！
旁边围了一大片人，观之动容：“卖主向买主下跪，老人向年轻人下跪，旷古未有！明年谁还卖粮啊？”
这种“旷古未有”的事，不仅发生了，而且屡见不鲜。许多粮站被围、被硒、被打，都是因为“白条”！粮食不卖不行，卖了又不给钱，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白条”风行全国许多地方，少的地方占购粮款额的20%至30%，多的地方达60%至70%，直至1989年春天，仍有许多没有兑现，仅内蒙古的一个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区，农民手中就还有800万元“白条”！有的地方竟然在兑换中“打八扣”，再次向农民盘剥！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为种粮食伤透了心。
1988年秋，千里河西走廊一片金黄，正是粮农收割、打碾、人库的旺季。往年此时，各地粮管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今年却“门前冷落车马稀”。截止8月20日，酒泉地区粮食定购任务只完成2592万斤，占全年应购数的7.9%，比上年同期下降72.1%；张掖地区人库数量比上年同期下降50%……
是这里的土地贫瘠、受灾减产、无粮可卖吗？不是。河西走廊在历史上就是“桑麻翳野”之地，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天宝年间，全国屯田收成的37%。来自河西走廊，“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时至今日，河西走廊仍是甘肃省的“粮仓”，全国商品粮基地之一。近五年来，平均每年提供商品粮14.2亿斤，占甘肃全省商品粮的70%。1988年，粮食生产稳中有增，秋季又获丰收。
可是，与此相反，定购人库数却大幅度减少，多数农民有粮不缴。在酒泉地区对120户农民的调查中，准备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的只有21户，占17.5%；准备缴半数的20户，占16.7%；缴少部分的37户，占30.8%；打算一斤不缴的42户，占35%。对待除口粮、种子以外的余粮，愿意卖给国家的占5.8%；留下自家吃的占7%；上市场出售的占15%；屯粮待价而沽的占72%。多年卖粮上千万斤的酒泉市三墩乡，1987年8月6日至10日收粮300万斤，最高日收购达80万斤，1988年同期只收了不到3万斤，最多的一天只收到0.5万斤。粮管所工作人员反映：去年农民开着拖拉机送粮，今年骑着自行车、拉着架子车缴粮，有的农民隔三间五到粮站打听有没有人缴粮，探问粮价行情，问个信息就走了。
一位村支书说：“过去到缴粮季节，支书一户不进，缴粮排成长队；现在到缴粮时候，支书挨门动员，农民还是不愿缴！”
武威市委主管经济工作的副书记对此深有感触：“在种粮这个事情上，农民好像越来越不听政府的话了！”
从地、市领导到乡、村干部，你要问他们现在农村工作什么最难做？答案都是一致的：粮食！
为了保证完成粮食合同定购任务，干部们把点子想尽了，办法出绝了，各种补贴、各种处罚都用上了，软硬兼施，就是不灵。他们拿不出什么高深的、足以服人的理论，不得不反反复复地重复着那句一点儿也不新鲜的话：“皇粮国税不能抗！”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就没有皇帝了，反帝反封建反了将近一个世纪，人民当家做主已经将近四十年，却又捡起了封建王朝的陈词滥调，真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大概是中国万古不变的大道理。中国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无可选择地接受了这个大道理。虽然在明末农民起义时，他们也曾喜滋滋地唱道：“吃他娘，喝他娘，开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但李自成和他的部队以及庞大的官僚机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挥霍摆谱儿的也照样来自农民。今天的农民仍然承认：“公粮是‘皇粮’，哪个朝代也抗不过去。”但是，他们如今要斗胆“抗”一“抗”了，河西走廊的农民说：“抗也要抗出个政策来！”
这便是今天的农民。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革命”、又赶上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农民已经不是昨天的农民了。他们当中的新一代幸运地喝过一点儿墨水，看得懂报刊上的经济信息之类，关注着广播电视等等新闻媒介披露的许多地方遭灾、美国市场粮价看涨、全球粮食恐慌……的动态，意识到自己的劳动的神圣和粮食的珍贵了，意识到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的自身价值和应有的权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