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佛是多么慈悲和宽容，尽管地藏菩萨有“不度尽尘世或地狱里最后一个罪人绝不成佛”的宏愿，我们也不能轻慢对待、我行我素。应常常自省身上的毛病，忏悔自己的罪行。
敢于忏悔，勇于改过，无疑是一种美德。
法国着名作家、思想家卢梭为年轻时渔猎女色、轻浮荒唐，而写下了自己的《忏悔录》，忏悔自己可鄙的情欲和无耻的行径。这样做，对一个想以暴露丑恶而出名的无赖当然算不了什么，可对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思想家来说，需要良知的发现和否定自己的勇气。
我国着名作家巴金，在人格品质上近乎伟大。粉碎“四人帮”后，他常为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革”中的一些不好的行径而忏悔。提起“文革”，他曾说：
迷魂汤在我身上起了十年的作用，先是跟着别人高呼打倒别人，后是高呼打倒自己。他痛苦地解剖自己：“想想可笑，其实可耻。”巴金在“文革”一开始便被作为“黑老K”
打倒了，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本来，他可将此作为资本，可以文过饰非，至少不必公开忏悔。但他公开忏悔了，语言之严厉胜过别人的批评。而我们的一些“革命”的同胞，在“文革”中近乎疯狂，骂人，打人，有的搞阴谋耍诡计、使暗枪放毒箭，致人死命甚至弄得别人家破人亡，不该忏悔一下，痛苦一阵吗？如今仍有人认为，他整人害人，是逼人学好逼人革命。也不想想若是别人如此整你害你呢？
那些当年为了自己能往上爬，或为了自己的安宁和利益而不择手段的“革命造反派”，如果你曾做过伤天害理、伤人害人的勾当，如今真该跪倒在自己的良心面前失声痛哭，唾骂自己。
在政治家中，值得称道的是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曾经利用部分人的愚昧、野蛮和疯狂，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这一滔天罪行与几十年后的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并无什么牵连，但勃兰特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祖先曾经犯下的罪行深感痛心和悔恨，毅然在波兰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跪下——既为了忏悔，也希望今后不再犯人神共怒，不可饶恕的罪恶，同时也给当时和往后的一些政治家或大权在握者以警戒：不要以为自己有坚舰利炮、有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和强大的经济基础，就可以对敢于不听命的弱小民族实行恐吓威胁直至进行灭绝人性的战争。不要片面地理解“历史不会批评胜利者”这句强者的宣言，不要做有可能影响国计民生甚至造成混乱、饥饿、恐慌以至大批人伤亡的政治试验，不要为已造成灾难的路线和政策作强词夺理的辩护，还是多作诚恳的反省和忏悔为好。能够对自己的过错忏悔的人，是有力量的人，是接近心灵纯净光明的人。
宗教里，忏悔是重要的法门。基督教、天主教都有专门的忏悔仪式，佛教也要求犯了过错者忏悔。佛经中讲：
“无忏悔者，不名为人，名为畜生。”我们发现，在我们周围，不少人(包括握有权力的人)，明明做了不少坏事、错事，可很少忏悔，只是被揭被整、倒霉潦倒时，才后悔一阵。后悔自己不走运，后悔露了马脚，以后一有机会，他便故伎重演，直到恶贯满盈。
你要好自为之。你若太注重自己的利益，太放纵自己的欲望，不相信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说法，不想做菩萨和佛一样的大智大慧、大觉大悟者，但至少也不要为所欲为，缺了人德。
无论你多么聪明，多么善于演戏，也不论你有一个多么能说会道的如簧之舌，你的内心世界和一切行为都在洞察一切、明察秋毫的神明的注视中。你蒙不住、骗不了人心和良心，还是老老实实走正道为好。
二十四
总有人不以为然：就算是有过上帝吧，绝顶聪明的尼采不是说上帝已经死了吗？向谁去忏悔？
不少人畏惧的还是尘世的法律和舆论，害怕的是尘世的阎王和恶鬼。什么神呀，佛呀，离得太遥远太遥远了，何况他们不管尘世之是非，忏悔有什么用？你的忏悔若让尘世的鬼听到了，不是授人以柄，让别人来整你吗？
还有人说：人的命运不是早就安排了吗？谁也难逃劫数，就是出现错误犯了错误，原都在定数之中，还忏悔什么？
以上想法，无疑是错觉。这类错觉和下面所说的错觉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少人都懂得星球依照规律而运行，人类社会依照规律而前进。可是当他春风得意或占据高位的时候，就往往忘记了还有规律存在，似乎自己会是一个例外，仿佛他可以创造出离开规律的奇迹。也就是说，他可以犯了罪行不受惩罚，血肉之躯可以长生不老。
不要迷信。释迦牟尼反复宣称没有神鬼，不用迷信。祸福全在自己的所作所为，好坏善恶都由自己的心造，生老病死也有它的规律。可是，有不少人到时就糊涂了。一些平民百姓患了病不找医生，而是占卦问卜，求神拜佛，以致耽误了治疗，害了自己的性命。还有不少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不是从多锻炼、节饮食、节淫欲等方面求长寿之道，而是幻想或相信世间有长生不老之药、成仙成神之术。秦始皇也算一代枭雄，聪明绝顶，竟然糊涂到派了一个江湖骗子徐福去蓬莱岛找什么长生不老药。有不少人相信道教，认定吃了方士花七七四十九天或四十九年炼就的金丹就可以永生不死。唐朝后期的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就是吃了金丹中毒而死的。
可见迷信造成的错觉，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除了自己视觉上、感觉上的错觉外，还有人群的一时狂热、社会的某种潮流带给你的错觉。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想走进这个门然而却走进了另一个门，想塑造成这个样子，不知怎么搞的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你想成为英雄就可以做英雄的存在主义固然也有它的道理，但绝不是规律)。总之，我们的社会角色、社会形象、社会定位，都很容易被社会和人群莫名其妙地弄错。明明是祸国殃民的奸佞之徒，偏偏上有人青睐重用，下有人抬轿吹捧，终被扶上高位且在一段时期内“德高望重”；原本是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英俊之才，偏偏上面看不顺眼，群众落井下石，整得他死去活来还不肯罢休。大跃进的原意是加快建设速度，不知怎么狂热起来，一些人信口开河亩产报到几千斤甚或几万斤，还有人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的人多了，连一些原先怀疑、反对的有识之士，也弄得发生了错觉。“文革”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更让人无法理解了，那已经不是一般的错觉，而是完全的错乱了，而那么多聪明人也跟着错乱，就实在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悲剧。
再不要说是因为几个政治骗子的波诡云谲将人们蒙蔽了，那一场把整个民族推向灾难深渊的“革命”不仅是少数几个政治骗子和年轻的红卫兵干的；也不必说极左路线、高压政策太让人恐怖了，追求真理的信念和勇气哪里去了？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我们的悲剧，或许说我们的错觉，主要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的自私、懦弱、迷信、狂热和卑劣造成的。
该不该忏悔？
只有真正地忏悔了并憎恶自己的弱点和罪恶，才能多点平淡之心，智慧之心，真诚之心，才能淡泊名利，才敢于追求真理。
二十五
尼采在《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1901年》一文中说过：“人们承认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优越的——但是，人们虽然一味向往这样的人，却不考虑他们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而我们的一些人在痛感“反右”和“文革”期间的人是那样自私、卑劣、懦弱、狂热、残忍的时候，也很少想到产生如此行为的原因和条件。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的人文环境、政治环境、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综合的产物。我们说那一个时期的人是好的优越的，可以肯定这以前、这期间的时代一定是好的或许说就是黄金时代。人的高贵和优越，靠的是较高的文化、道德和品质，即我们现今所说的好的整体素质。而好的素质，则需要一定时间的培养和积累。反之，我们说一个时期的人的素质非常低下，表现为告密陷害、血腥争斗、市场欺诈、见死不救等等，则可以断定这之前、这期间政策有偏、道德失范、社会混乱。因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这个恶果，来自这以前极左路线、极左政策的因。按佛家的话来说，这就是因果报应、在劫难逃。
在那场浩劫中，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愚昧野蛮，如此阴险凶恶呢？为什么人性一下子就泯灭了，兽性突然爆发？当然也应该看到一些耶稣一样的优秀人物在受难，一些好人在默默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好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忏悔犯下的深重罪孽？如何重塑优秀的人群？
聪明人都看到“文革”留下的后遗症。对这些病症，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消极等待。道德的建设，素质的提高，需要一个积累过程，心急吃不得热稀饭，更不要想“毕其功于一役”。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在民主与法制上下工夫，构建营造一个清明祥和的政治与人际环境，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富民强国的经济建设中，同时抓体制改革，抓思想教育，抓精神文明，逐步将人们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只要我们善于用优秀的思想去教育人、雕塑人且常抓不懈，我们的人民终究会变得优秀的。在优秀的民族里，你很少能见到活得懦弱、卑微的弱者，也很少能见到活得暴烈、鲁莽的勇者，同时也更少见厚黑、邪恶的“聪明人”。
但这需要社会的稳定，需要文明祥和的社会环境，需要较长的时间。
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不要悲观，也不要轻动杀灭之念。现今社会上确实存在着杀人越货、贪赃枉法、卖淫嫖娼、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这是“文革”留下的后遗症，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必然会产生的毒瘤，若因此而过分地夸大今天的污浊并以此来反衬昨天的所谓纯洁和稳定，实在是愚蠢之极。若从人们的整体素质、道德水平来说，今天的人群比“文革”中、“文革”前的人群无疑优良得多。人们再没有因为不断的运动和斗争产生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惶恐，再没有那么多的阴谋、陷害、告密和出卖，再没有经济停滞不前、物质极端匮乏的幻灭感。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人民生活显着改善，民主与法制逐步改进，到处充满着生气，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希望。只要我们的改革开放坚持和深入下去，并逐步规范化，我们的祖国将在不远的将来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富裕的强国。当然，对出现的问题和丑恶现象不能掉以轻心。社会的文明，经济的腾飞，不一定要以道德沦丧为代价。也不要片面地解释“治乱世必用重典”的古训，似乎只有批判、斗争、坐牢、杀头而且要从重从快，才能解决问题。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一文中说得好：“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可见，重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再不要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混乱，将会有多少生灵涂炭)，不要破坏人们之间礼貌和谐的氛围。一切严格以法律办事(不能不教而诛)，并尽可能地教育和挽救，使人们认识到：在瞑瞑之中，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在注视着你，你犯的每一个过错、每一项罪行都将付出代价；你只有不断忏悔，不断修炼，不断向善和上进，才有出路和前途。
二十六
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尚会出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也好，有罪也罢，只要自己能认识、能痛改前非，也一样能变成好人甚至变成圣贤。
可是确也有一些人是那样不可理喻难以救药，还有一些人又是那样的健忘那样的文过饰非，往往圣贤见了也会感到无奈。
斯威夫特是个厌世主义者。他说：“但是我给我自己规定，我花费精力做每一件事，其主要目的是叫世人感到不痛快，而不是给他们提供什么娱乐。”这言论，虽然过于偏激，但人群中那些丧失理性，醉心掠夺，热衷名利，作恶多端的人，也委实叫人厌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或许还算得上善良、算得上老实，可在特殊的情况下往往变了形，仇恨、争斗、诬蔑、威胁、诽谤、诬陷，什么罪恶的手段他(她)都可以采用。看到这样的人，你也不能不感到伤脑筋。
对这样的众生也要普度。普度的方法，就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释迦牟尼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释迦牟尼有个同父异母兄弟叫孙陀罗。孙陀罗非常钟爱他的妻子，两人可以说形影难离，如胶似漆。有一天，已经成佛的释迦牟尼到王宫(这王宫原来是释迦牟尼居住的地方)化缘，这时候孙陀罗夫妇正在一起吃饭，看见佛来乞食，孙陀罗接过饭钵添饭菜。当他盛满饭菜要送给佛时，他的妻子说：“我现在吐一口痰在地上，在痰未干前，你必须回来，不然，我要罚你。”孙陀罗答应：“好的。”
可当他要送饭给佛时，佛用神通往后退，孙陀罗则往前赶，老也赶不上，直赶到佛的所在地祗树给孤独园。王宫离祗树给孤独园有五里多路，佛用神通将他带到这里后即刻叫他落发出家。孙陀罗放不下妻子，不愿出家，但佛是他哥哥，又不敢说不出家。他想：“今天我落发了，改天我就跑回去。”他在等逃跑的机会，但今天等，明天等，佛和众比丘都在身旁，他找不到机会。有一天佛和众比丘们都出外应供，只留孙陀罗看大门，他想：“今天我有机会了。”
但是佛叫他扫地，他把垃圾扫到一起时，一阵风吹来把拉圾又吹散了。他想关上窗户就没有风了，可将这个窗户一关，那个窗户又开。折腾了两三个钟头，终于跑出去一两里路时，又迎面撞见了佛。孙陀罗只好说谎：“我左等右等，等你不回来，就来这里接你，怕你拿不动钵。”
佛六眼皆通，明察秋毫，知道他想逃跑，可不揭穿他，顺水推舟说：“这个弟弟真是太好了。”佛将他带回祗树给孤独园后，有一天对他说：“你和我到一个山上去看看。”他答应着，心想，“这回上山，我可有机会逃跑了。”山上有很多猴子，大约有五六百只之多。佛问他：“猴子与你妻子比较，谁美丽？”孙陀罗说：“你怎么将我的妻子与猴子比呢？”佛说：“你很聪明，知道自己的妻子比猴子美丽”接着，佛用神通把他带到天上去，天上比人间美丽千万倍，天人更是绝顶的漂亮。他们走到一个富丽堂皇的天宫，里面有五百位天女，正在收拾地方，他一看这些天女，不由得不生爱心，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天姿国色呵！他问一个官人：“这天宫谁是主人？”这宫人回答：“我们的主人还没来呢，他是佛的弟弟，现在他跟着佛出家修道，等到下一生，他将生到天上来，这五百位天女，都是给他做太太的。”他听了想：“我可要好好修道，不要回家了。”这时佛问他：“是天女美丽，还是你妻子美丽？”孙陀罗说：“我妻子怎么能同天女相比？若用天女比较，我妻子丑得就像猴子。”佛说：“你将来要生这里，以后要好好修行。”从这以后，孙陀罗日夜打坐修炼，用功精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