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也不难理解，投资市场有自己的规律，会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政府作为一个大财团一出手放钱，一定会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的降低。
因此，政府花钱一定要慎重呀！
闲不住的手
亚当·斯密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经济的运行，而政府只是一个守夜人，维护经济规则。
但是，自从凯恩斯确立了宏观经济学，很多政府就曲解了凯恩斯的调控理论，开始用“闲不住的手”代替市场调控经济。
有的政府怕日常用品太贵，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于是限制日用品价格不能提价。由于生产成本增高，使生产者只能停止生产，从而日用品干脆从市场上消失，要么价格报复性增长。
有的政府认为某种产业应该保护，怕价格降低会影响产业利润，于是不允许相关产品降价销售，或者采取保护性价格。由于价格太高，公众接受不了，产品就会积压，销售不出去，进而行业破产。
有的政府急于让劳工改变生活状况，提出最低工资标准。结果小企业不堪重负大批倒闭，大企业减产裁员，很多劳工失业，物价却在上涨（生产成本高了）。
还有的国家突然颁布劳动法，规定劳工在某个企业工作到一定时间，企业就必须与他签订终身劳动合同。一时间，老工人被企业纷纷解雇。
政府事与愿违、烦扰社会的举动还有很多，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这些举动不但会扰乱社会，还会滋生政府腐败，工作效率降低（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使政府自身就变成一个“麻烦”。
从历次经济危机分析，主要原因是管理漏洞，导致的公众恐慌心理。政府的主要职责最好是修补制度漏洞，做市场规则的守夜人；调节市场和社会管理也应该是宏观的、间接的，而不是婆婆妈妈地就事论事，显得无处不在。
科斯定理
朋友们，你们听说过贩卖“污染指标”，或者贩卖“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吗？你一定觉得滑稽可笑，甚至认为这是可耻的行为，对吗？这种“坏”东西怎么能卖呢？
先别早下结论，这实际是对治理公共危害的一种前沿性尝试。
说到公共危害，会涉及一个经济学概念“外部性”。任何一个人或者企业、政府等总会对周围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影响被经济学家称为“外部性”。好的影响称为“正外部性”，比如大学给周围居民带来的文化环境；坏的影响称为“负外部性”，比如造纸厂排污。
我们总是听说某企业将未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道或者湖泊里，造成下游群众吃水困难，或者造成蓝藻泛滥。政府投入巨资整治环境，三令五申不许排污，可这些问题为什么屡禁不止？
原因很简单，河道、湖泊是“公地”，没有人真正去捍卫公众的利益。
那么，如何才能让人们捍卫这些利益呢？科斯提出了一个想法，一切纠纷都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被称为“科斯定理”。很多人误解了科斯的想法，因此说，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是金钱关系。
科斯解决的办法是把公地“私有化”。科斯定理强调的是“产权明晰”，而我为什么要强调私有化呢？因为很多国家环境的产权也是明晰的，但是产权却属于公共部门，这样环境就又成了公家的事儿，人们又不会积极捍卫它了。
试想，假如你私人拥有一段河流的产权，如果你的上游排污对你造成损失，你是不是要不遗余力地通过法律武器捍卫你的权益？
如果你的上游请求你的谅解，他说不排污就维持不了生计，你会怎么办？你和你的下游可能会允许他稍微排放一些污水，前提是不至于过分影响你们的生产生活，但是需要上游对你们进行经济补偿；并且超过约定排放量要加倍赔偿。
如果你们的上游有很多家企业，怎么办呢？你们可能会把每年的排放量做成指标，分别卖给上游每家企业。
如果有的企业指标不够用，而有的企业指标没用完，怎么办？这就出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贩卖“污染指标”，或者贩卖“温室气体排放”指标的事情了。
必须要说明的是，科斯定理只是一种想法，切不可削足适履。科斯定理对那些“私有制”和“诚信制”经过漫长岁月发展完善的国家或许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公有制国家、未建立诚信社会的国家不一定适用。因为，产权从“公有”一下子转为“私有”，很可能会引发私有者追逐利益的短期行为，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配额制
人代替市场分配生产和消费，这就是“配额制”。
比如，让你生产多少就得生产多少，如果生产多了就没有销路，这就是生产配额；让你消费多少你就只能消费多少，再想消费也没有了，这就是消费配额；如果规定每所高校招生数量，或者每个地区可以升入大学的考生数量，就是教育配额……如果你仔细想一想，配额制几乎如影随形。
而负责“分配”指标（额度）的往往只是几个人，事实证明根本无法进行有效分配，而且一定会催生腐败。
欧洲曾经将进口商品配额分配给香港，而在香港，商会中有权力的人只需要倒卖配额就可以赚取暴利。
在中国历次饥荒中，粮食配额被官员倒卖，不法商人囤积居奇，造成百姓饿殍遍野。
教育、医疗、福利、工作机会等配额又导致社会的不公，滋生了潜规则。
配额制的弊端显而易见，为什么总会被政府使用呢？答案就是：简单省事，创造权力。
双轨制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定会经过社会的阵痛。这也不难理解，相当于更换了经济运转的骨架和灵魂。
俄罗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时候就发生过经济休克。长期的计划分配使市场冰冻三尺，瞬间推行的市场经济虽然启动了人们的自觉生产，但是从生产到市场，并且在各领域达到供需平衡，毕竟需要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足以使物价持续飞涨，社会到了动荡的边缘。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双轨制。为了避免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猛烈冲击，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法：先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让市场经济的份额逐渐扩大，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看起来，这是个明智、稳妥，甚至完美的思路，但实际效果却南辕北辙。
计划经济导致长期物资匮乏，国家采取限制购买，限制价格的办法来均衡分配，而官员掌握着物资的配额。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制下，谁能拿到配额，谁就能以极低的价格领取物资，转而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逐渐地，官员与商人勾结形成了“官倒”，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引发了公众的不满，进而引发了社会动乱。
双轨制不止存在于价格上，还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养老金，不同阶层、不同工作性质的人采取不同的养老金缴费、领取制度；比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享受不同的利率、拥有不平等的经营范围等。
双轨制的实质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时使用两套标准，它一定会造成不平等、腐败和垄断。
宏观调控———当把总理
我们讲过，货币是一种社会生产组织工具。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方式越来越显得无可替代。可以说，货币就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少了，社会难以运转；多了会让社会运转过快，直到崩溃。因此，国家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将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假设你是一位国家的总理，那就利用此前我们讨论过的货币知识，在经济萧条和投资过热的风浪中一显身手吧。
经济萧条时期：
人们手中余钱不多，社会购买力下降，市场萎缩，社会生产下降，企业规模萎缩，失业率上升，人们手中货币更少，社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逐渐进入恶性循环。原因就在于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少了。这时，你应该将货币补充到社会中。怎么补充呢，总不能乱撒钱呀？
因此，第一，要按照多劳多得的社会价值体系分发货币；第二，把钱给富人，不如给穷人，因为“消费边际效应递减”。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有的政府把钱给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并没有投资到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是投资于房地产或者金融行业。这样不但不会提高社会购买力，让经济复苏，反而会引起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让经济雪上加霜。
首先看看政府部门应该怎么做。中央及各级政府有很多财政经费，可以动用预备费，通过投资、转移支付，或者增加政府采购等方式（在“税收的支出”中我们讨论过），将手中的财政资金注入社会之中。同时，还可以降低税收，把更多的资金留给社会。政府也可以使用非经济手段，劝说企业和消费者，促进生产和消费。
我们再来看看央行的货币政策。
央行作为商业银行的管理者，虽然不直接面对储户和企业，却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的管理来调节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
第一，可以减低储蓄利率，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一部分储户觉得无利可图，于是把钱取出来花掉或投资；二是可以降低银行运作成本，从而可以降低向企业的贷款利率，减轻企业投资成本，有利于恢复生产。
第二，可以降低准备金率（在商业银行中讨论过），以便使银行有更多的钱贷给企业。
第三，如果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在利率中讨论过），可以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这样，可以抢占国际市场（市场是生产力要素之一，在贸易中“要素禀赋理论”中讨论过），使国内恢复生产。
第四，可以降低贴现率（在商业银行的“贴现”中讨论过）。它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商业银行针对企业的贴现率，一个是中央针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这样，可以鼓励银行和企业把未来的钱赶紧拿到现在花。
第五，可以降低信用要求（在“信用”中讨论过）。它包括提高信用限额、延长信用期限、增加现金折扣、允许多种支付方式。总之，促进商品流通，刺激生产。
第六，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回购有价证券，比如债券、股票、期货、期权等，增加社会货币总量。
第七，特殊存款。中央银行将一大笔钱存进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有充足资金放贷，刺激生产。这钱可不白存，商业银行是需要付利息的。
通过以上操作可以刺激生产，使失业率降低，使人们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生产规模扩大……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走出经济萧条。
现在有的国家发行代金券，这是个非常好的办法。因为代金券可以“限时”使用，因此可以立即刺激社会消费，使企业恢复生产（企业最终可以将代金券兑换成货币），尽快使经济复苏。
但是还有的国家采取扩张型货币政策（就是乱印钱），这可能使国家进入可怕的“滞涨”，就是停滞发展，而且通货膨胀。
投资过热时期：
生产规模过大，人们收入增加过快，购买力过剩，商品价格上涨，进一步刺激投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入恶性循环。原因在于社会上流通的钱太多了（通货膨胀）。这时，政府应该想办法把社会流通中多余的货币收回来，这就是所谓的“紧缩银根”。怎么收呢？总不能乱收钱呀！这就要从自身的财力和现有的经济规则中想办法，基本和经济萧条时期的政策相反。
首先看看政府机关的做法。中央及各级政府要少花钱，通过减少投资、减少转移支付，或者减少政府采购等方式，减少注入社会的财政资金。同时，还可以提高税收，把更多的资金留给社会。政府也可以使用非经济手段，比如道义劝说，争取民众不哄抢，企业不抬价，但是效果十分有限。
我们再来看看央行的货币政策。
第一，可以提高储蓄利率，这样做同样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一部分老百姓觉得有利可图，把想花的钱存进银行；二是可以提高银行运作成本，从而可以提高向企业的贷款利率，提高企业投资成本，降低投资热情。
第二，可以提高准备金率，就是所谓的“紧缩银根”，让企业很难贷款。
第三，如果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可以让自己的货币升值，萎缩国际市场，使国内生产降温。
第四，可以提高贴现率。它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商业银行针对企业的贴现率，一个是中央针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这样可以减缓货币的流动。
第五，可以提高信用要求。它包括降低信用限额、缩短信用期限、减少现金折扣、限制支付方式，减少商品流通，抑制生产。
第六，公开市场操作。可以通过融资平台抛售或者发行债券、股票、期货、期权等有价证券，减少社会货币总量。
第七，特殊存款。中央银行可以命令商业银行把手头的一大笔钱存进中央银行，使商业银行没有充足资金向社会放贷，抑制生产。这钱可不白存，央行是要付利息的，不然商业银行也不干呀。
通过以上操作可以抑制生产，使人们收入不再提高，消费平稳……使经济降温，进入良性循环。
一句话总结：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应该多花钱，央行应该多放钱；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应该节约花钱，央行应该回拢社会资金。
请大家一定注意，以上讨论的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就一定是“间接的”，开始间接调控到显现效果需要一个过程，国家越大，社会越复杂，这个过程就越长，因此，不要急于求成。部分国家可能是缺乏对经济形式的判断能力，见一点风吹草动，就几个月内数次调节准备金率、利率等，这不但无助于恢复经济，反而会造成社会恐慌。
国家是个庞大的体系，宏观调控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完成的，必须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形成合力才有效果。如果各行其是，就可能使调控效果相互抵消。
实际上，当个总理一点也不难，但是当个好总理可不太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