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3月。——朝廷似乎想把朝鲜危机的全部负担都放到我的肩上，我想自己除了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实现其计谋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我在奏折中非常直率清楚地指出，那些日本岛民希望把汉城的事闹大，变成一场危机，这样我大清要么就被迫主动维护其宗主国地位，要么就自此永远佯装对那块土地不再有发言权。”
“1882年3月17日。——朝廷没有颁发诏书，就直接命令我单独全权负责大清在隐士王国的利益问题。在那个麻烦不断的国家可能会发生很多紧急情况，现在我要为此做好准备。这几百年来，朝鲜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有价值的进贡，一直以来她都是独立的，甚至会对大清在当地的影响和随之得到的利益感到愤恨。但是一旦感到麻烦隐约逼近，不管麻烦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她都会来求我们帮忙。我们从未拒绝过帮助他们，因为朝鲜人民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民。长久以来，他们和我们一样厌恶矮小的日本人，厌恶他们趾高气扬的样子和愚昧无知的想法。我们教给了日本人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但他们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更加优越的自负臆断。他们把朝鲜人当作下等人，还认为朝鲜离日本很近，理应就是他们的藩属国。”
“得知大院君正在挑起内乱，此时他本该全力支持自己的儿子，以此更有效地避免日本情报人员设计的阴谋诡计。这个消息令我感到十分惋惜。我会尽力处理此事。我要立即致信大院君李昰应，让他不要让令人不快的事情发生。”
“大清驻朝鲜汉城官员袁世凯派遣特别信使，请求朝廷指示：如若再次爆发反对日本的兵变，该如何应对。上次兵变的详细情况还未报告给我，我对我方的损失情况一无所知。如果事件真的被迫发展到危急关头，我会响应袁世凯的请求，派出一千名辖军，秘密支援他。”
“袁世凯写信给我说日本驻朝公使正竭尽全力，密谋攻打自己的公使馆，我必须做好准备，因为骚乱可能会随时爆发。袁世凯宣称很多朝鲜卖国贼拿了日本天皇的钱，为日本人当情报人员。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等主人发出命令，他们就会去日本使馆闹事。从而为竹添（日本驻朝鲜大使）提供一个向东京政府投诉的借口。”
“我已经从保定府派遣了一百二十名我最信任的士兵，让他们直接去袁世凯驻处报到，然后搜寻出那些叛国的恶棍。有优秀的将领指挥这支部队，就能迅速将那些恶棍找到，并将他们逮住，押送到朝鲜警察面前。我希望他们能凯旋而归，这样袁世凯就会因为搜集到了全面的消息而受到高度地褒奖。”
“1882年8月11日。——从汉城传来的消息令人十分满意，我很快就会迎来一位我渴望见到的老家伙，来做我的客人。我们在朝鲜的强人（袁世凯）派出信差告诉我，他终于成功将令人讨厌的李昰应装进了袋子，他们正将其护送到此。”
“同一天，晚些时候。——我收到了袁世凯的第二封来信。信中说，他走在了大院君一行人的前面，至少超过他们三十里路。那个老家伙已经在山海关登陆了，现在正沿着煤渣铁路前行。”
“如果这个人不是天生就憎恶日本以及和日本人相关的一切，我会非常想将他的脑袋挂在衙门的墙上做装饰。到现在为止，朝廷还不知道关于李昰应的计划已经成功实施，如果所有的官员都知道他已经不在汉城了，会非常高兴的。”
“我的卧房。（没有日期，但可能是在几天后所写。）——即使是在面临重重压力和激烈冲突之时，好思考的人都会想要有时间独处一室之中，安静认真地想想命运对他做了什么，或是将来会对他做什么。时常在不需挂念公务、家庭或生意的几个时辰里，我会发现思考是一项非常不错的消遣方式。我的精神会穿越到过去。”
“昨天，从京城回来之后，我感到身心俱疲，很早就上床歇息了，睡了很长一觉。尽管城里有包括美国海军的怀斯舰长在内的几位外国要人想见我；尽管穆林德夫男爵（李鸿章的情报人员兼商业代理人）留下话，说他有紧急事情要找我商量，但我已经下达了强制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打扰我。正如我所说的，我睡了很久很久。因此，今天我感觉自己至少年轻了六岁。无疑我今天可以带着好心情会见所有的来访者。”
“从早餐（天津所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管我的早餐叫‘午餐’）时间开始，我就一直在想我的朋友李昰应，他现在正被安全地囚禁在保定府的堡垒里。”
“的确，我不得不嘲笑这个老家伙。过去这些年里，他一直是汉城的一个爱耍把戏的老魔鬼。他简直是铁石心肠，竟然催促我们和日本开战。
他现在已经不是大院君了，而是一个十分温顺谦恭的囚徒。他现在大部分时间想的都是他的脑袋什么时候搬家。我不希望这个老头遭受精神上的折磨，他刚走进衙门的时候，我就抓住机会告诉他，不会有任何麻烦降临到他身上，除非他愚蠢到设法逃回汉城。”
“‘但我属于汉城，属于朝鲜，’他呼喊道。‘为什么你们要把我装进袋子，弄到大清来？’”
“我很明白地告诉他，他在朝鲜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因素，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认为最好把他转移到一个他不能干坏事的地方。”
“‘但我有皇室血统，’他刚喘过一口气就怒吼道，‘不管是中堂你，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绑架我！’”
“眼前的场景看起来既严肃有十分可笑。我忍不住对曾经的大院君说，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拥有皇室血统的人不小心谨慎，就很容易误入歧途。这句话好像让这个老家伙安静了下来。即使不能消除他的恐惧，至少也降低了他说话的音量，他立刻开始低声询问，朝廷要怎样处置他。”
“我做出安排，让这个前摄政王继续在保定府里待一段时间，考虑到他以前和现在的处境，给予他悉心的照顾，而且还要避免他再次捣乱，因为他在政治上的确是个爱搬弄是非的人。现在我们在朝鲜还有很多困难尚待克服，虽然李昰应现在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他的朋友们会干出什么样的蠢事。我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好朋友李昰应的。
但是，他现在是安全的。”
“1882年12月19日。——香港媒体刊登了一则美国的报道，上面说美国的编辑们认为，我将李昰应从汉城带到大清的做法是一种专横的暴行。
在这些美国报纸上谈及大院君之时，都把他当作美国的伟大朋友，说全朝鲜只有他一个人表现得足够开明，在1867年的时候接待了美国远征军。”
“很明显这是错误的，因为1867年的美国远征军根本没有得到朝鲜的接待。而且，要不是我，今天美国和朝鲜也根本不可能签订协议。大概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那个于1867年领导徒劳远征的美国海军准将薛斐尔德，来到天津找我。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讨论并研究了向朝鲜派出新使节团的问题。我们起草了一份协议，最终大院君和薛斐尔德准将在汉城签署了这份协议。”
“此外，为了历史的公正性，我要声明一下，是我的手下护送这位美国海军军官去的济物浦，护送他们所用的船属于我个人，我还写了一封信交给了薛斐尔德准将，这是我写过的态度最为强硬的书信，我让他把这封信直接交给摄政王李昰应。我在信中敦促李昰应，如果他还在乎与直隶总督之间的友情，就让他的政府在那位美国海军军官带去的文件上签字。协议就这样签订了。现在这些美国人把李昰应当成他们的‘朋友’，看见我邀请他来大清‘做客’，就说我的行为是专横的暴行。”
在李鸿章的手稿中还提到了另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在他与薛斐尔德准将商定的协议基础之上拟定的，也由大院君和他的大臣们，以及英方代表……（这份文件已经破损，名字也缺失了）签了字。
“1883年，保定府。——今天，我做东请老朋友李昰应吃了两顿饭。
因为人身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显得有些焦躁。他说如果他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一定要让他回朝鲜。他说这样的话他就能与家人重聚。我告诉他，朝廷已经决定让他留在大清，至少再待几个月。听我这样说，他起初很激动，然后又变得很忧伤，最后他宣称如果他的处境不能有所改善，他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问他是不是想多要几个下人，还是少要几个。他情绪激动地回答道：“不要！不要！把那些该死的下人都弄走我才高兴！”
“如此看来，有些人即使是你满足他所有尘世的需求，他也不会开心满意。”
在李鸿章的日记中，并没有对此次与朝鲜大院君的会面进行进一步记录，除了一句简短的话，而且没有日期标注，他只是简单地评论说：“我希望李昰应阁下现在满意了。”这句话让研究者心生疑虑，在李鸿章写下这句话的时候，那位前任老国王是不是正如他自己所威胁过的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呢？还是已经得到许可，返回他渴望的汉城了呢？
“（没有日期。）——朝鲜危机已经弄得如此糟糕，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清有必要充分宣布一下我们的宗主国地位。我已经将大清的一份关于朝鲜政治地位的声明送去给了袁世凯，让他转交给日本公使，再通过公使将声明呈递给日本政府。我已经将整件事情奏报了北京，我的做法受到了高度赞扬。
“日本既没有继承，也没有夺取对朝鲜的宗主权。我们拒绝承认日本天皇代表，或是天皇臣民干涉大清藩属国内部事务的权利。而且大清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势力，没有权利干涉朝鲜的内政和外交。大清绝对完全的宗主国地位不受任何质疑，日本现在必须明白大清在这件事情上的明确立场。”
“我下令将这份代表朝廷利益的声明传送给朝鲜国王，并将其张贴在汉城和其他城市及港口的城墙上。”
“这是在向身材矮小又自以为是的日本人发起挑战。但是汉城里包括俄国、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外国政府代表们都要求我们阐明自己的立场。”
“从过去五六年来我所有的信件，尤其是过去一年里我与列强公使及特殊代表的私人会面来看，我相信日本在朝鲜的胡作非为让全世界都感到很厌恶。而且，我确信大清拥有对朝鲜的宗主权一事过去得到了、也将继续得到列强道义上的支持。其中有些国家可能并不完全认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部分主权，但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会从道义上支持任何日本的新主张。”
“1883年5月。——我任命穆林德夫男爵为朝鲜海关总署的主管，他将再次前往汉城。户部和总理衙门完全同意这个决定。而且，我个人也完全相信，以目前朝鲜糟糕的财政状况，这是唯一的正确选择。穆林德夫曾多次去过朝鲜，他能够听懂当地的语言，也了解当地的人民，尤其是他在财政方面拥有超群的能力，这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我在各方面都寻求更好的结果，我确信朝鲜的财政状况将会很快得到缓解。”
“穆林德夫男爵还将代理我担任朝鲜的外交顾问，这样就能够阻止朝鲜国王的任何不明智的行动。”
穆林德夫男爵很长时间以来深受李鸿章信任，在被任命为朝鲜海关总署主管之前，他受李鸿章私人雇佣。从李鸿章的日记中对其进行的大量记录可以看出，他非常钦佩这个德国人的商业能力和正直诚恳的个人品质，因此才允许他深入了解自己的商业和政治事务。正如上一段所说，李鸿章对穆林德夫在汉城可能获得的成就抱了很大希望。但是随后也就是在1884年到1885年，李鸿章在他的日记中委婉地表达了他对穆林德夫的失望，这涉及到了穆林德夫在汉城时实施的个人和官方行为。在汉城任职期间，穆林德夫与其他政府就隐士王国事务进行了秘密通信。当李鸿章发现此事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表达了要报复这个德国人的想法。穆林德夫似乎害怕自己的欺骗行为被揭穿（实际上并没有），他很快离开了朝鲜，还带走了一笔数额不明的公款。”
1885年，朝鲜海关总署的主管一职由罗伯特·哈特爵士担任，后来的很多年里，大清帝国的海关和电信一直由能干认真的哈特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