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内容我们会充分地考察李鸿章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所声称的原则和采取的方法。可是单纯地将以上原则和方法与李鸿章作为中国官员的地位的关系加以考虑的话，就会显露一个事实，即在他活动范围内，不论参与的什么事件，他都会坚持不懈地奉行着他在许多场合都公开宣称过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仅只在上述引用的那份奏折里出现过。他清楚这样行事会让自己受到他人的指责，说他受屈于洋人。他也经常因为这点被谴责为怯懦和叛国，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了御史的指责和弹劾，而张之洞和其他一些空泛的梦想家则对他的安抚政策冷嘲热讽。
毫无疑问，李鸿章本质上是倾向和平的，但非难他的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李鸿章和平的倾向是出于他对中国无力抵抗的完全准确的估计。他从不骄傲自大，而是十分睿智，所以选择弃战。同时他独自有系统地奋斗着，期望他的祖国像日本一样摆脱衰弱的耻辱。
重新组织华北防御是李鸿章的目标（各个省自治会阻止了他目标的进一步推行），同时，在任何危险的争论中快速地与敌手达成统一，这至少是一种计策。如果李鸿章得到机会进行反驳，他可以指出批判他的人中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计策，事实上没有人提出过合理的策略。他也可以自豪地指出，由于他在自己的司法管辖区内严厉地阻止过对洋人的攻击，所以他比任何一个同一时期的总督都更有效地减少了欧洲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借口和机会。（1900年中国的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普遍认为要是李鸿章仍在天津，那么义和团运动绝不会持续发展进而蔓延到山东以外。）
尽管李鸿章去世后朝廷为他建立了很多祠堂，赐给了他不少荣誉，而且袁世凯和正统的儒家官僚们在他过世后一直对他的名号怀有敬意。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他由于行政和外交才能而得到的名声，在国外比在国内同胞中更为响亮。当一直寻求通向他衙门的道路的外国记者和游人在描述李鸿章武装和改革中国的计划时，很少忽略其中的规模和睿智。
很快李鸿章就从他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优秀媒体的价值。
通过热心记者的帮助，他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不是他的个人成就。
所有与欧洲外交事务有联系的中国官员，尤其是在国外的中国使馆的人员一起宣称中国的快速“觉醒”是真实可信的；因此从1885年到1894年欧洲与美国对“黄祸”（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蔑称，译者注）的假象恐惧加剧，最终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境地。那时国外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大量书籍中，很少不包含“武装的中国”、“巨人的觉醒”之类的章节。人们随便地引用德国皇帝与赫德爵士的观点（绝对不是完全公正的），来支持以上理念。
所有的预言家们一起加入合唱，把李鸿章歌颂为分配新世界的杰出构造师。我们有必要及时地考察一下李鸿章担任这样一个重大责任的资格是什么，他管理的20多年的海陆机构的结果是什么。
此刻我们只需指出李鸿章能够通过外国的媒体引起国外有产一族的惊讶之情，能为中国的军事效能和资源造成夸大的形象；而他那些受过教育的同胞们从未像英国人、美国人或俄国人那样，对他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他总督同僚们虽然能充分赞美他挽回面子的计策，却在心里清楚这种威武的基础和中国其他行政事业一样，根本上是不牢固的。这些人还清楚，在雄伟的舰队与装备了现代武器的炮台后面，仍然活跃着官僚们的压榨体系，并且由于新机会的到来这些压榨行为在进一步扩展中。
在李鸿章的族人们和门生们多种多样的活动中，这些人找到了大量的事实，证明他的海军计划仍然是老一套的传统，即裙带关系和盗用公款。
换句话说，李鸿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官僚，所以他管理的结果不大可能和同僚们在其他地区取得的效果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任何一个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都不会相信海军军官们会有高效的服务，因为这些人得到任命完全是由于家庭的影响力和地方上的家族利益使然。
中国人，在所有事情上对这一点不抱有幻想。文明世界渐渐把李鸿章看作爱国与智慧的化身，而他的同胞们主要是羡慕他有能力为族人和朋友发掘了一块“榨取”利益的新领域，并从中获利。
李鸿章早就拥有京城第一语言斗士的名声，他还拥有万贯家财，其家族的总督团体标志着家族的巨大势力；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皇太后对他长久以来的支持。这些都让他赢得了同僚的羡慕和尊敬。他们钦佩他的机敏，他的精力，他在困境中无穷无尽的资源。毫无疑问很多人羡慕他对钱包满满的癖好，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不起那些清贫廉洁的官员，比如左宗棠和张之洞。同时，李鸿章尽管颇有外交手腕，但在国人中并不受待见，在许多位居要职的人中也树敌不少。他和中国所有成功的官员一样，不止一次地饱尝到那种因不该得到的屈辱而感到的痛苦。
许多时候，特别是和法国交战时期（1884），李鸿章遭到了朝廷中主战派和其雇佣的御史们的谴责和非难，抨击他通过签订条约期望阻止外国人的侵略。还有几次，由于京城的无知和各省官员的漠不关心导致了危机的产生，挽救局面的重担都强加在李鸿章身上，比如签订《河内撤退条约》。在所有这样的时刻，李鸿章都尽量从不平等的协议中保留自己的利益，但每次都被京城里那些好战的狂热分子攻击不已，指责他把大清帝国神圣的土地拱手让给了洋人。如果不是老佛爷给他提供庇护，他肯定在猛烈的指责之中垮掉。但事实是他受到了皇太后的恩泽，稳稳当当地挺立着，把他们的指责比作“狗叫”，而且不屑于采取报复。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就连皇太后也不敢再提供给他与直隶总督同等的权势了。太后自己对他的海陆防御系统的崩溃感到极度的失望，对签订《马关条约》给政府带来的屈辱感到十分恼火。
之后便是维新分子的打击，皇帝的改革运动，满人、汉人明显分成两派密谋策划宫廷政变，这一切事件都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达到了高潮——自然而然地，她将这些事情归咎于大清帝国丧失的威望，而威望的丧失是由日本带给中国的。
慈禧太后是一个情绪化的女人，李鸿章与伊藤签订和解条约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而慈禧本人也不可能没有想法。各省所有的高级官僚，无论是满洲人还是汉族人，都一致上书反对合约的批准，主张继续和日本打下去。刘一坤，在他年老的躯体中迸发出愤慨，宣称不同意割让中国领土，还要一战到底。但是当时很明显的事实是他根本没有打仗的资质。张之洞是李鸿章多年的老对手，他也加入了“狗叫”声中，谴责这位他三年前曾歌颂的忠诚爱国的同事。有几分奏折说该以“警告叛国者”的名义把李鸿章和其主要随从处死。然而尽管慈禧心中不快，还是很信任这位为她服务了近40年的政治家。她没有恢复李鸿章直隶总督的位子，但采取了措施保住了后者的性命，并给他安排了其他工作。
李鸿章于1896年被任命为参与沙皇加冕典礼的使臣，毫无疑问，这是在俄国大臣的建议下皇太后做出的安排，这样可以用最好的方法让李鸿章远离敌人的势力范围，同时给他一个喘气的空间和恢复“脸面”的机会。
中日战争之后五年，李鸿章从海外游历回来之后，实际上一直远离官场，因为他被任命的位子不是闲职就是临时代理人。人不在官位，必有错可挑。他在欧洲和美国旅行时，他的敌人在京城忙活着。在列强给李鸿章隆重接待的气氛里，他们找到了机会，向慈禧和朝臣们暗示道，李总督忘掉了慈禧一直强调的大臣们应该坚持的谦卑和忠诚。
此外，当京城里的宫廷权谋和各派势力重组时，李鸿章都不在场，所以利益受到了影响。与他关系亲密值得信任的伙伴、大太监李莲英此时还和他保持统一战线，私下联合俄国对付日本。但是满人与官僚中的保守分子组成一个阵营，维新派和官僚中的进步分子组成另一阵营，两个阵营间的敌意愈演愈烈。
从职业上说，李鸿章同情反动阵营，从李鸿章广博的智慧影响来说，他又倒向进步阵营，或者至少让他保持中立。所以尽管外界觉得惊讶，但那些熟悉此中门道的人一点也不奇怪，当李鸿章从国外回来时，皇帝的诏书罢免了他的官阶和头衔。对外宣称的罢免理由是李鸿章有一次觐见皇帝后没得到批准就走进了颐和园。这道诏书明显是让他知道敌人的数量和活动，也是让他意识到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大把的银子让他的宫中朋友同情他，以便将来的方便。
无疑慷慨的金钱在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处了，因为李鸿章常常痛苦地说到在他进京时总要花费一大笔银子。大笔银子给他带来了想要的效果，因为之后不久他又被恢复了官阶和头衔，且被任命至总理衙门——这是一次爱尔兰式的晋升，按普遍的说法在这件事上他花了39000两银子。
1900年李鸿章被任命为广州总督，从之后的事情来看这个任命相当有趣。此次受命和上任时的情形有助于我们判断他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主要的做事动机。当时的英国公使馆宣称把李鸿章从直隶省的位子上调走是英国外交的一个胜利，而对俄国来说却是一个挫败。但无论是外国办事处还是驻京公使馆都没有明智地预测到1898年至190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件。
李鸿章被朝廷委派至广州一事，首先说明了尽管皇太后当时对端郡王和义和团的首领们深信不疑，但她还是李鸿章的保护人。这表明了李鸿章自己已经预见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并希望早日离开风暴的中心。最后，这也说明京城的保守分子把李鸿章当成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当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时，将蛮夷赶到海里的想法在头脑发热的人看来是完全可取的，比如徐桐这个人就是如此。徐桐总是说如果不杀掉荣禄和李鸿章就不能取得胜利。
无疑，李鸿章在慈禧太后明确表态支持端郡王的这种政策和行动前，就多次警告她，说这些人是不会成功的。但皇太后在希望和恐惧之间纠结不已，很难信任任何一方的忠告，也难以避免受到满汉种族敌视气氛的影响，这种气氛正是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特征。李鸿章大胆向皇太后说明，她的愚蠢行为将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最终，他去了南方，脑海里始终坚守着一个想法，即很快就会有人要他出面调解，他会再次地受命，站在中国和统治者的无知、愚钝、傲慢所造成的后果之间。
义和团声称他们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而且战无不胜，但这个神话被从天津来的外国联军的胜利进军破灭了，慈禧太后试图摆脱可恶洋人的期望也破灭了。她对端郡王、刚毅和他们的狂热追随者的担忧也不存在了；她立马又成了老佛爷，对许多意见谨慎处理起来；为了收拾不顾一切后果而造成的危险局面，她只好请李鸿章帮忙。在公使团得救的两个礼拜前，她下了一道敕令任命李鸿章恢复直隶总督的位子上，让他立即北上，声明“急需一名对外交事务熟悉的外交官”。
李鸿章年纪大了，遭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正是这种疾病在次年夺去了他的性命。然而他丝毫也没想过要拒绝慈禧给他的这个危险而不愉快的任务。对他来讲，无论是嘴上功夫还是投机，他都会忠于朝廷（一般以慈禧为代表）；在毕生事业中他都坚持不懈地奉行着这个原则，并把它作为学者和官员的首要职责。
在这个时候，李鸿章身体虚弱不堪，脾气也变得容易发怒，没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对慈禧说“我告诉过你会这样”，同时他还能恢复旧职，挽回一些1896年丢掉的“面子”。他回复了慈禧太后的紧急谕旨，对朝廷的信任他表明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不过他还是禁不住想起那种愚昧的行为，他20多年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曾经建立起来的管理机构，现在毁于一旦了。
李鸿章对朝廷毫不动摇的忠诚是这个人最显着的特征之一，这在很多方面对他产生了影响。这种忠诚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忠诚，它本身有时也高于并独立于他对慈禧太后的个人奉献。比如他是一个极其正统的人，在1898年底的军事政变后，当慈禧太后企图废黜光绪皇帝，并计划把端郡王的儿子扶上帝位时，他反对慈禧这种个人的、不合法典的政策。
在这次危险的局面中，李鸿章大胆领头，并得到了两江总督的支持，一起以国策为由据理抵制慈禧的计划和行动。只要涉及朝廷方面的事务，李鸿章总是坚定的保守派，奉行先例和传统。只有一次在突发的危机中，他打破了传统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他和皇太后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她的儿子同治皇帝死后（1875年），他奉命把淮军调到京城，协助慈禧打破继承皇位的常规方式，支持她把幼年的光绪送上宝座。
这次行动他得到了慈禧的感激，但这也违反了合法继承的原则，所以受到了正统派的谴责。
然而不管如何违背了传统，李鸿章的行为并没有达到造反天子的程度。因此李鸿章靠着自身的能力成为了慈禧忠实的追随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听从她的吩咐。但身为一名官员，当慈禧太后企图给可怜的皇帝即她的外甥罗列罪状时，李鸿章坚决地表示了反对立场。
李鸿章同代人的看法，还是基于东方特有的愤世嫉俗的方式，常常把他在这两次危机中的行为归因于他自私自利的远见。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在他1875年的行动过程中可以证明是合理的，因为当时李鸿章通过慈禧继续摄政以及在小皇帝登基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和这位女统治者一样，因为那次破坏儒家传统而做出的行为而感到懊悔内疚。1898年，李鸿章个人的既得利益仍旧是有赖于皇太后的支持，以及她身边的大太监的友情。而对于他的个人利益来说，他自然反对皇帝和广东的改革人士主张维新派掌权的政策。他和两江总督共同阻止皇帝被罢黜的行为，应该说是出于他对个人利益更为优先的一些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