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四川种茶的最大进步是人工种植茶树的方法已经普遍推广。人工栽培的茶树群体，是经过劳动人民长期的剪枝、修整、培育和自然驯化，而适应当地自然条件并符合人们经济栽培的灌木型茶树。人工培育繁殖茶树的方法，可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两种方法。有性繁殖是用茶树种子进行繁殖，无性繁殖是用茶树的部分营养器官——根、茎、叶进行插杆、压条、分株、嫁接等方法进行繁殖。据文献记载，唐和五代时期，人们只掌握了有性繁殖的方法，还没有掌握无性繁殖的方法。在有性繁殖方法方面，韩鄂《四时纂要》记载，当时人们已掌握了一套收取茶子、储藏茶子、播种和管理茶苗的方法。对茶子的收取和储藏也有一套经验和办法，人们特别注意“熟时收茶子”，采收过早过嫩，或采收过时，果壳裂开，茶子落到地下发生霉变，都会影响茶子的发芽和生长。收取的茶子用“湿沙土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以保持空气流通，使茶子具有一定的湿度和温度，不致霉变和冻坏。这些收取茶子的方法，直到现在仍然适用。对茶子的种植方法，《四时纂要》记载说：“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NFDAD，着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灌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垅泄水，水浸根必死。”从现在的茶子育苗技术看，一般也是在三月底以前播种，苗圃地也是在土质良好，排灌方便，土壤为酸性或微酸性的地方。播种前先深耕一尺左右，整细耙平，开成宽四尺、高五至六寸的畦，上面盖土四至五寸。茶子播种后用土盖平，并再盖一层干草，防冻防旱，并抑制杂草生长。茶苗出土后再及时做好除草、施肥、防治病虫害和防旱浇水等工作，保证茶苗正常生长，这些都与《四时纂要》所记茶子育苗技术基本相同，只是当时人们尚不知茶苗出后就应及时耕耘除草，并在一年后就要进行匀苗和补苗，另外《四时纂要》也无茶苗移栽和修剪枝叶的记载，这反映了唐和五代时期，茶树的人工种植尚处于较为粗放的阶段。
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茶子播种“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其产量还是相当可观的。种茶是为采摘茶树嫩芽。由于茶树品种不同，特别是受各地气候、土壤条件的制约，茶树不断生长新芽，需要及时采摘。现在我国南方的茶树，大致是每年春、夏、秋三季均可采摘柔嫩新茶。陆羽《茶经》只说“凡采茶，只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可能当时还只采春茶和夏茶而不采秋茶。
茶叶加工是把采摘下来的鲜叶，用人工的方法使它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而成为优质的茶叶。魏晋时期，我国的制茶方法主要是将鲜叶制成茶饼，用火烘干，饮用时捣碎冲煮。唐代已发明了蒸青制茶方法。蒸青方法是将鲜叶蒸后捣烂，揉捏成有孔的茶饼，贯串起来烘干，饮用时碾成细末，加水冲泡煮沸。据陆羽《茶经·九之略》记载：“其造具，若方舂禁火之时，于野寺山园，丛手而掇，乃蒸乃舂，乃复以火干之，则又棨、扑、焙、贯、棚、穿、育等七事。”他在《茶经·二之具》中解释：棨是“锥刀，柄以坚木为之，用穿茶也”，扑是“鞭，以竹为之，穿茶以解茶也”，焙是“凿地深二尺，阔二尺五寸，长一丈，上作短墙，高二尺，泥之”，贯是“削竹为之，长二尺五寸，以贯茶焙之”，棚是“以木构于焙上，编木两层，高一尺，以焙茶也，茶之半干升下棚，全干升上棚”，穿是竹或纫谷皮为之，“江东以一斤为上穿，半斤为中穿，四两、五两为小穿，峡中以一百二十斤为上穿，八十斤为中穿，五十斤为小穿”，育是“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隔，上有覆，下有床，傍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贮熵煨火，令腽愠然”，把茶烘干。《茶经·三之造》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从采摘鲜叶到制成茶叶有“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等七道工序。“蒸之”，就是在灶上放锅，锅内注水，然后放上甑子，把采摘下来的鲜叶放在甑内竹篮里，升水蒸熟。这种蒸气杀青方法目的在于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防止发酵，保持翠绿的叶色，消除鲜叶的青臭味，显露茶的清香气，蒸发鲜叶中的水分，使叶质由脆硬变柔软，以便进行捣揉。“捣之”，是从竹篮内将熟茶倒入甑内，用三叉形木枝搅拌，抖散茶叶，散发水分，接着用杵臼把茶叶捣碎，目的在破坏茶叶的组织细胞，使茶汁流出黏附于茶叶表面，茶叶中的可溶成分容易溶解于水，增加茶汤的浓度。“拍之”，是用捣揉的茶叶用旧的绢帛等纺织物把碎茶包起来，然后放在砧子上，盖上压模，拍打成形。“穿之”，是把锤打成形的茶块，取出来用锥刀穿眼，再用竹块把茶块穿起来。“焙之”，是把成形穿好的茶块放入焙室焙干，利用高温干燥，迅速制止酶的活动，停止发酵，使茶叶所形成的良好品性固定下来，并蒸发其中水分，缩小体积，固定外形。“封之”，是把焙干和固定外形的茶块打装成包封闭，使茶叶香气不致外溢和沾上其他气味。从陆羽所述的这种制茶工艺看，整个工艺流程连续、紧凑，很像一种手工作坊方式的生产。用这种方法制造出来的茶叶成饼状，因而称为“制茶饼法”。当时四川的雅州、眉州、邛州、彭州、巴州、夔州等地都是用这种方法制造饼茶。
除蒸青饼茶之外，唐代还生产蒸青散茶。散茶的制作方法是采摘的鲜叶，蒸熟后直接焙干，不捣不压，饮用时不再碾碎，而是全叶煎煮。当时四川的蜀州就主要生产散茶，品质亦佳，被称为“散茶之最上也”。眉州亦制作散茶，只是“散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茶质不如蜀州之佳。
唐人把蒸熟焙干并用臼碾磨的茶，“谓研膏茶”。白居易说，“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顾况说，“莫使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这反映了唐人对茶叶很重视炒和焙，所以宋人朱翌说，唐人造茶是“旋摘旋炒”，到宋朝以后，就更重视蒸和焙，并且从后唐至宋，一般都以碧绿色茶为贵。人所共知，茶树鲜叶的嫩度越高，制出的茶叶品质就越好。这是因为鲜叶所含的各种茶素，愈嫩的部位愈高，愈老的部位含量愈低。因而当时的茶叶又分早春、火前、火后、嫩绿等品级，而以早春、火前为最佳。著名的蒙顶茶中的“露鋑牙、篯牙，皆云火前，言造于禁火之前也”。涪州的“宾化茶最上”，亦是“制于早春”。
唐人的饮茶法，仍然是煎煮，而不是冲泡。温庭筠《采茶录》说：“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素可养茶。”其煮茶过程是“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能听到壶内茶汤微微有声，看到汤内气泡像鱼目；“中则四边泉涌，累累连珠”，烧壶沿边的气泡像连珠涌起；“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他把这种煮茶方法，称为“三沸之法”，并认为茶煮到三沸，已是“老汤”，不好饮了。温庭筠所记的三沸煮茶法与陆羽《茶经·五之煮》所记三沸煮茶法基本相同。陆羽还说茶煮到一沸时，还要“调之以盐味”。薛能诗云“盐捐添常戒，姜宜煮更黄”，都说明唐人煮茶多用盐姜，与今人泡茶饮法不同。
三、茶政和茶叶贸易
茶政是封建政府管理茶叶生产、流通、销售等的政令和办法，又称“茶法”，它包括税茶和榷茶等内容。
我国在唐代以前是不征收茶税的。唐代中期以后，茶叶产量增多，国家财政困难，才开始征收茶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茶叶征收什一税。贞元元年（784）曾下令停止收茶税。贞元九年（793）又“复茶税”，岁得钱四十万贯，成为解决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从此以后，茶叶有税成为定制，茶税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了。唐朝在“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之处，设置税场，分三等估价，征收什一税。
继税茶之后，唐王朝又行榷茶，对茶叶实行专卖。文宗大和九年（835）王涯为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茶之有榷，自涯始也”。他上表请求“使茶山之人，移树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这种蛮横地剥夺百姓茶园的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人们的坚决反对，而无法实行。在武宗时期，唐朝的榷茶专卖制度才最后确定下来。“始禁民私卖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纳钱决杖之法。于是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者，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仗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
总之，唐代的税茶，基本上是什一而税，对生产茶叶的园户则以茶折纳两税。榷茶是将园户生产的茶叶全部官买，然后由商人向政府购买，再行贩运、出售，由官府垄断茶叶贸易。这些税茶和榷茶的办法，在四川都同样施行。
穆宗长庆二年（822），剑南西川的茶税“以户部领之”，“委度支巡院勾当榷税，当司于上都召商人便换”，即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茶税的征收和茶叶的专卖。文宗大和元年 （827），“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请由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由西川节度使主管茶税的征收，每年向朝廷上缴四万贯茶税钱。但由于节度使都不按规定上缴税钱，这种办法实际施行不到五年。大和五年（831），户部侍郎庾敬休又请于归州置巡院，由户部“自勾当收管诸色钱物送省，所翼免有悬欠”。文宗开成元年（836）户部侍郎李石为盐铁使，又将西川茶税归盐铁使管理。其后茶税的管理归属不一。唐末四川节度使混战，割据一方，茶税便被地方截留。五代时期，四川地区仍然继续实行税茶和榷茶。苏辙说：“五代之际，孟蜀窃据国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
税茶榷茶实行之后，四川的茶叶贸易基本为官府垄断，商人经营，茶利收入在官府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末“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四川地区的茶利收入，足以弥补唐政府的巨大军费开支。五代时期，前蜀的统治者更是竞相垄断茶叶贸易。前蜀与秦王（李茂贞）和亲，“许之茶布……秦王大喜，率强丁及驴马，悉遣人入蜀搬役。其来也载青盐、紫草，蜀得其厚利焉；其去也，载白布、黄茶，秦得粗货矣”。把四川茶叶运往陕西，换回四川所需的食盐，对安定人民生活，巩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税茶和榷茶给茶农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唐和五代时期，在四川，有的把种茶作为副业，有的则作为主业，以种茶为生。税茶和榷茶都给他们带来新的沉重的负担。如唐代“益昌 （县）民多即山种茶，利私自入。会盐铁官奏重榷筦，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县令 （何）易干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税茶榷茶给农民带来的痛苦，连地方官员也到了不忍心的程度。
《天府新论》198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