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积贫积弱”的王朝。所谓“积贫”，就是它一直存在冗兵、冗官、冗费之患，造成长期的财政危机；所谓“积弱”，就是它军力不强，不能抵御我国境内契丹、西夏和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进攻，最后为女真政权灭亡。这个问题曾经吸引了古今很多历史学者的兴趣，进行研究和总结。这里，仅从北宋军队的角度，分析北宋军力不强和不能抵御少数民族政权军事进攻的原因。笔者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是许多民族经过长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才逐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由于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存在，由于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各个地区特别是各个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几个民族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而各个民族政权的并存，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了这些矛盾的发展，同时还增加了各族劳动人民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反动统治集团力图割据分裂之间的矛盾。因此，伴随几个民族政权同时并存而来的就是各个民族政权之间的相互战争。北宋政权处在几个民族政权同时并存的时期，一直同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和后来兴起的女真政权发生战争冲突。尽管它是政治、经济、文化先进的汉族政权，然而却被比它地小、人寡、兵少和政治经济文化都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打败，究其原因，其中军事实力不强确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自古迄今，对于北宋军队不能抵御少数民族军事进攻的原因，许多人都过分强调是北宋集中兵权，产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而造成的。当然，北宋军队中存在的定期更换驻泊、屯戍地区和统兵将领的制度所产生的兵将互不相识的弊病，确实曾经给北宋军队抵御少数民族政权军事进攻带来了不利因素。但这绝不是决定的因素。因为第一，北宋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主要是北宋中期以前的事。宋神宗熙宁年间实行“将兵法”，改革更戍制度，已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纠正了兵将互不相识的弊病。然而宋神宗以后抵抗契丹、西夏和女真政权的军事进攻仍然失败。第二，众所周知，西汉的兵制是兵农不分，材官骑士散在郡国，每遇战争由中都官为将军，带领各地军队参加战争。事已则罢，将归于朝，兵归于农。唐代的府兵制也是兵农不分，兵归于府，将归于朝。按理说，汉、唐的兵制更应该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然而汉能胜匈奴，唐能败突厥。第三，人类历史的军事战争史表明，军力的强弱，战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兵将是否相识，而取决于士兵的素质，统帅的才能和战争双方政治经济的实力。其中士兵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统帅的军事才能决定的。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很短时间就能把娇姿媚态、弱不禁风的宫妃美女，教练成“赴水火”的精兵，孙膑能以素不领兵的刑余之人，担任军师，即成“围魏救赵”，“名显天下”，就是明显的例证。总之，无论从北宋的客观历史事实，还是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来考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都不是北宋军队不能抵御少数民族军事进攻的主要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是北宋军队不能抵御少数民族军事进攻主要原因呢？
二
客观历史表明，北宋王朝用将唯亲，庸人领兵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北宋军队不能抵抗少数民族军事进攻的最根本原因。
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胜利品”。我国历代的封建王朝总是把巩固家天下，防止政权转移作为制定国策的出发点。但是，由于历史环境和皇帝主观指导思想的不同，有的则依靠贤臣良将来巩固其统治，有的则排斥甚至杀害贤臣良将来保持其统治，从而产生了用人唯贤和用人唯亲的截然相反的组织路线。经过五代十国军阀割据势力相继更代，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北宋王朝，为了防止政权的转移，就一切“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把预防武将篡权作为制定国策的重要内容。为此，北宋皇帝按照防微杜渐、互为牵制的原则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军事制度，把军权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同时，在军队中排斥良将，用人唯亲，造成庸人统兵的恶果。
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对他皇帝宝座的威胁，文臣不及武将十分之一，建国之初就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逐渐解除了功臣宿将的兵权，任用文臣担任武职和外戚宦官统兵、监军，把大批能够带兵打仗的武将调离军队。随着统一的完成，到宋太宗时期这种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太宗曾经说过，“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里所说常须用心防备的“奸邪”，就包括统兵的武将。因此，李惟清鉴于北宋同契丹的战争屡遭失败，建议精择将帅，用有威名的武臣镇守边疆，保卫国境时，他就直言不讳地说：“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此乃机事，卿所未悉。”和盘托出了他害怕良将统兵，难于驾驭，威胁皇帝宝座的“天机”。此后，北宋历代皇帝一旦发现善于带兵打仗的武将，往往都解除武职。仁宗时期武将王德用和狄青，都因爱护士卒，屡立战功，素著威名，被北宋统治者制祸于未荫，无故解除了军职。
北宋朝廷对有才能领兵的文臣也是猜疑、戒备和排斥的。宋仁宗时期西夏元昊入侵，朝中文武大臣聚首相顾，不能决策，陕西将帅不懂军事，庸碌无能，结果被西夏打得大败，关右震恐，只得启用范仲淹、韩琦镇守陕西。但当范、韩二人苦心经营，颇收成效，稳定战局，创造了反攻条件时，又因他们威望日高，统兵在外，引起了朝廷的猜忌和不安，便急忙与西夏签订合约，诏令归朝。名曰擢升宰辅，实乃削其兵权。到北宋末年金兵打来，面临国破家亡之时，徽、钦二宗仍不愿专意任用文臣李纲等人领导抗金斗争。北宋政权排斥贤能文臣统兵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事情就是这样，不用将唯贤，就要用将唯亲，庸人领兵。据文献记载，太宗“雍熙三年冬，契丹扰边，王师出讨，悉命诸主婿镇要地”。仁宗是“每命将帅，必先疑贰，非近幸不信，非姻亲不要”。神宗锐意中兴，在位用兵十余年，都是专委宦官李宪和外戚高遵裕等心腹之人。到北宋末年统治集团更加腐朽，蔡京、童贯当权，军政大权更是掌握在祸国殃民的亲信佞人手中。
北宋政权在军队中执行用将唯亲、庸人统兵的政策，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第一，奸邪当道必害忠良。他们为了争功求赏，升官发财，而嫉贤如仇，消灭异己，活活把一批有才能的武将陷害致死。宋太宗时期抗辽名将郭进、杨业，北宋末年抗金将领种师道等，都是在战场上被奸邪庸人陷害致死的。其中熙宁年间陕西前线因陷害抗敌将领还激起了庆州兵变。北宋军队中奸邪庸人陷害抗敌有功武将的事件，极大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和瓦解了部队的爱国士气。正加王安石所指出：“其后郭进为奸人所摧，至自杀，杨业亦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将帅尽力者乃如此，则谁肯为朝廷尽力？此王师所以不复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
第二，奸邪庸人统兵打仗必然失败。他们毫无统领部队和指挥战争的能力。在战争进行的紧要关头，“苟营一身之官赏，不顾百姓之死亡、国家之利病。轻虑浅谋，发于造次，御军无法，仅同儿戏了。”十分明显，任用这些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争功夺利，相互倾轧颇为能干的人统领部队去同强大的敌人作战，是注定要失败的。在北宋同契丹、西夏的战争史上，太宗雍熙二年（985）葭芦川之败，银州的陷落，雍熙三年（986）岐沟关之败，仁宗时期陕西战场的失利，神宗元丰四年（1081）五路大举围攻灵州之败，元丰五年（1082）永乐城之败等等关系战争全局的几次重大战役都是奸人庸人统兵，轻虑浅谋，争功夺利而失败的。特别是灵州、永乐两次战役的失败，死伤士卒数十万，资财巨亿，弃损无遗。宋神宗富国强兵的理想，至此全部破灭，无意用兵，并且忧愁不乐而死。同样，北宋末年的宋金战争，更是以童贯为首的统兵将领庸碌无能，望敌而逃才失败的。例如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相、濬二州，梁方平驻防黎阳河北岸，金兵未至就望风逃跑，在河南岸的宋兵也烧桥而逃，无一人抗敌，致金兵如入无人之境，从容自若取小舟渡河。经过五天骑兵才渡河，步兵尚未能渡。当时金人就说：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两千人守河，我岂得渡！
第三，奸邪庸人统兵还加深了封建军队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削弱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在北宋军队中，由于统兵将领不得其人，克扣军饷，役使士卒，NFDA3掠乞取，坐放债息是习以成风的。不少史料记载北宋“士卒极窘，至有衣纸而擐甲者”。“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到北宋末年更是“帅臣监司与夫守悴将副，多违法徇私，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或为涂绘文缕。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因此，尽管北宋实行招募犷悍之徒和饥民为兵的养兵政策，每逢灾荒不择老弱，把大量饥民招募为兵。加之，每逢契丹、西夏入侵又大量扩充军队，使北宋中期以后经常保持一百万左右的厢、禁军。但由于这支部队交给庸人来统领，不进行教阅训练，只加强奴役剥削，把军人变成役人。有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射箭只及马前一二十步，步兵不能跋山涉水，毫无战斗能力，根本不能肩负保卫国家安全的使命。相反，却蠹国耗财，“冗兵最为大患”。“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军队成了社会最大的寄生体和北宋政府自身的赘疣，弄得来国困民贫，从根本上削弱了防御战争的实力。其结果正如南宋人叶适所指出：“养兵以自困，兵多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
时势造英雄。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年代，总会锻炼成长一批杰出人物来领导群众斗争的。北宋近一百七十年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战争不息，却没有出现像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的李靖、郭子仪那样的将领。这绝不是当时社会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才，而是北宋用将唯亲，窒息、扼杀了抗敌名将的成长。南宋人在论及靖康之祸，武将种师道求战不得，气愤而死；文臣宗泽抗敌不准，忧病而亡，就曾感慨地说：“‘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