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命令于1944年2月21日下达，23日就开始行动。执行任务的是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人民安全部、军事反间谍机关“锄奸部”的部队和工作人员1.9万人，内务部队10万人。被流放的家庭只被允许携带100公斤行李，在天寒地冻中被赶上火车。到2月底，有478000多人登上了177列火车。其中，印古什人91000多人，其余都是车臣人。只有6000人因大雪封山未能赶到，另有2000余人因拒绝离开被捕或被“镇压”，300余人因违反规定擅自离开铁路5米之外而被打死。有一些人继续留在山中打游击，抵抗活动持续了数十年，直到1974年最后一个游击队员被捕。
上了火车的人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才到达目的地，在路上因缺吃少穿、缺医少药而暴尸荒野的不计其数。按照特殊移民流刑犯管理部门的统计，1943-1949年，安置车臣、印古什以及其他民族特殊移民共计60余万人，因为各种原因减员18万余人。1944年3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撤销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这一行政区划，成立格罗兹尼州。政府甚至将所有居民点更名，以抹去一切关于车臣人的记忆，还从邻近各州和共和国迁入大量人口。流放行动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46年6月26日的《消息报》才公布了关于因为车臣、印古什和克里木鞑靼人等民族的集体叛变行为而将其流放的命令。
特殊移民到达目的地后的生活十分艰辛，而且政治上受歧视，无权擅自离开移民区。在流放地，背负着叛卖国家的恶名，车臣人只能作出顺从的姿态，进行艰苦的改造。但他们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保持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组织、习俗和传统。他们住着低矮的小房子，不置任何家产，鄙视受教育，不考虑长远，得过且过，依旧进行偷窃甚至抢掠，而且还盛行血亲复仇。苏联法律对他们不能进行有效的约束，因而其他民族对车臣人也感到某种畏惧。
对于哈萨克当地居民来说，移民跟他们争夺资源，在经济上带来威胁，而政治上又是二等公民，因此对他们采取歧视态度。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纠纷接连不断。其中，车臣人与其他民族的骚乱与冲突最多。但客观上说，被流放民族和当地居民一起，都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府谨慎地开始了对特殊移民的平反工作。从1954年开始，苏联政府就陆续取消对所有日耳曼人、克里木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的特别流刑登记，但是对于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的监视仍然持续。1954年，取消了对16岁以下的车臣青少年的某些行政限制。1955年，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卡拉恰依人得到身份证。随后，苏联又取消了对上述民族中的“苏共”党员的限制。1956年7月，“苏共”二十大之后，撤销了对他们的限制和行政监视，但不能返回迁出地，没收的财产也不予归还。但是人们的思乡之情是不可遏制的，苏联政府也不能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强制阻拦他们返乡。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不得不发布命令，允许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还乡，并恢复民族自治。
命令甫一发布，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立即掀起了返乡的高潮。他们毅然决然地变卖了家产，抛弃了工作，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归故里的旅途。但回乡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一路上时常遭到内务部警察的盘查。许多人由于没有返乡通行证被查扣并遣返原迁居地。一些人拒绝下火车，被强行拉下来，还有一些被遣返的人干脆呆在车站里，要求准许他们马上回到北高加索。人们的返乡热情和通行证制度为负责返乡事宜的官员创造了大发横财的机会。据说，一个返乡通行证平均要卖到2000卢布。对于一些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来说，这笔数目甚至比他们被强制迁出时受到的物质损失还大。尽管苏联政府采取措施，制订具体的返乡计划，给予那些按规定返乡的人以种种优惠，如发放安家费等，避免返乡浪潮引发的各种问题，但是收效甚微，局势已经无法控制，因为人们已经不信任政府。例如，按照1957年的计划，应该回迁17000个家庭，但在1957年之前，就已经有34000多个家庭自发返乡。
而对于返乡的车臣人来说，迎接他们的也并不是魂牵梦萦的故乡的温暖，而是大批的军警，以及占据他们祖产的外来移民。他们的法律地位仍然受歧视，当地政府对返乡的车臣居民实行专门身份证制度。车臣人不能回到原先生活的村庄，在他们世代居住的达吉斯坦哈萨维尤特区，车臣人反倒成为少数民族或者外来者。在此后苏联的学术着作或者工具书里，关于达吉斯坦原住民的介绍中，车臣人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极小，而且是作为原住民以外的“其他民族”提及的。返乡的进程一直持续到1959年春，除了少数人选择留在迁居地外，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回到北高加索。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成为了后来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反印古什人暴行和骚乱的牺牲品。
车臣人返乡后，北高加索地区局势又陷入紧张。他们坚决要求回到祖祖辈辈居住过的村庄甚至是自己的房子里，但那些村庄和房屋已经被外来人所占据，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1958年，格罗兹尼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和骚动，这是50年代苏联社会爆发的大规模骚乱之一。但是，车臣人在民族争端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组织性和坚强意志使外来移民感到惧怕。他们采取逐步排挤的办法，使得外来者无法安居乐业，最后不得不迁走。这种矛盾与冲突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一直存在。
集体化、大清洗、流放、返乡安排，苏联政府的错误政策给车臣民族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加深了其对苏联政府及俄罗斯民族的仇恨，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据统计，至苏联解体前，车臣发生骚乱200余起，为20世纪90年代的车臣战争埋下了伏笔。苏联解体距离1944年民族流放不到半个世纪，许多经历过流放的人还健在，在流放地出生的一代正值壮年，如20世纪90年代车臣的叛乱首领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扬达尔比耶夫等人都属于这一代，他们成为推动车臣“独立”的中坚力量。
四、车臣：独立有没有依据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为车臣实现“独立”梦想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大好机会。相比1917年革命和卫国战争时期，车臣有了一定的工农业物质积累和现代制度文化基础，有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家管理人才，这些都更有利于完成独立的复杂政治过程乃至武装斗争。
（一）车臣独立没有法律依据
苏联解体是因为加盟共和国的独立造成的法律后果，那么车臣的独立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苏联有15个加盟共和国，1922年联盟成立条约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根据苏联宪法，各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领土和国籍；各共和国有制定本国宪法的权利，无须经苏联批准；有权退出联盟；有权接受外国人加入本共和国国籍，从而加入苏联国籍。194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缔结条约、互派外交代表和参加国际组织。因此，加盟共和国也是国际法主体，其中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还是联合国成员。但这都是从理论上讲，由于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所以苏联实际上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各加盟共和国拥有的权利极为有限。尽管如此，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只要是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就是合法的。
但车臣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4个国家还下辖20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其中16个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根据苏联宪法，这些自治共和国的行政区划级别与州、区相同，但它们也拥有领土、宪法、国籍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加盟共和国不同的是：它不是主权国家，无权退出苏联；它的职权受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宪法双重限制；它无权接受外国公民加入本国国籍。因此，自治共和国实现独立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二）将军总统杜达耶夫
苏联解体前后，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极度恶化，各自治共和国也趁乱而起，仿效加盟共和国，要求实现民族独立。俄罗斯联邦等加盟共和国忙于搞垮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主义分子的分裂行为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导致了难以收拾的后果。尤其是叶利钦大力推动“民主运动”，不仅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甚至鼓励民族自治共和国也起来造联盟的反。他甚至表示：“地方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在叶利钦的鼓励下，鞑靼斯坦、车臣－印古什、卡累利阿、雅库特、科米、图瓦、卡尔梅克、楚瓦什等共和国纷纷发布主权宣言，有的提出作为主权国家加入俄罗斯联邦，要求与俄罗斯签订国家间条约；有的宣布终止俄罗斯联邦法律在其境内的效力。车臣由于历史原因，在独立道路上走得最远。
带领车臣走上独立之路的是车臣历史上第一位将军、空军少将乔哈尔·穆撒耶维奇·杜达耶夫。杜达耶夫是流放中长大的一代，父母都是农民。
他刚出生几个星期，就在襁褓中跟父母一道被驱赶到哈萨克，童年就体验了流放生活的一切艰辛，1957年回到车臣。他有理科天分，先后就读于数学物理专门学校、坦波夫高等军事航空学校和加加林空军学院。据知情人回忆，他的脾气即使在车臣人中间也算是异常火爆，而且野心勃勃，但后来的军旅生涯使他变成了一个能在任何场合下保持冷静的人。他爱好体育运动，特别是空手道。也许正是这些天分和资质，使他成为苏军第一位车臣将军和空军师长。
苏联解体前夕，杜达耶夫正驻扎在处于独立的风口浪尖的爱沙尼亚。他同情当地的独立运动，据说因拒绝执行包围爱沙尼亚电视台和议会的命令，被当地人称为“造反将军”。1990年5月，杜达耶夫应车臣民族主义者请求退役。回到车臣后，他被选为反政府的“车臣民族全民大会”执委会主席。1991年“8·19事件”中，杜达耶夫领导的执委会站在叶利钦一边，解散了车臣最高苏维埃，要求俄罗斯联邦允许车臣独立。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0月10日做出“关于车臣－印古什的政治局势”决议，谴责了杜达耶夫。杜达耶夫随前苏军将军、空军少将杜达耶夫即宣布10月27日举行车臣议会和总统大选。11月1日，当选为总统的杜达耶夫宣布成立“车臣共和国”，声称如果俄罗斯要跟车臣建立特殊关系，首先必须承认车臣独立，并且要对以前迫害车臣民族的罪行进行赔偿和公开审判相关责任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立即宣布车臣选举结果为非法。11月7日，叶利钦宣布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实行紧急状态。杜达耶夫则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联邦侵犯车臣共和国主权。11月9日，在隆重的车臣总统就职仪式上，杜达耶夫身着将军制服，宣誓就职，并宣布车臣进入战时状态。参加典礼的10万车臣人高呼口号，要求俄罗斯联邦撤出驻车臣内务部队和代表，誓与俄罗斯斗争到底。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政府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它派代表团前往车臣与杜达耶夫谈判，坚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居然满足了车臣的撤军要求。1992年5月25日，俄罗斯联邦代表与杜达耶夫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根据条约，联邦部队和所有机构于1992年6月10日前撤出了车臣。6月4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不愿与车臣一起独立的印古什成立单独的印古什共和国。俄罗斯的“软弱”更加助长了杜达耶夫的气势，当地媒体纷纷载文称，车臣国家的出现，注定了“俄罗斯帝国”的瓦解；苏联已经解体，现在轮到俄罗斯了。
随后，杜达耶夫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车臣“国家主权”的措施。他禁止其他民族向车臣移民，不许其他民族的人担任安全和司法部门领导。民族歧视政策使大量非车臣族居民被迫迁走，1992-1994年，就有14.7万人迁离，其中80%是俄罗斯族。杜达耶夫还大力扩军备战，军事骨干都是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等的车臣族老兵。在杜达耶夫的经营下，车臣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他的兵力达到1.5万人，260余架飞机、100多辆坦克，给联邦军队造成惨重损失。
因此，车臣在这时实际上已经脱离俄罗斯联邦政权的管辖。它不签署联邦条约，不承认联邦宪法，不参加联邦选举，俨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中之国”。
五、1994-1996：第一次“车臣战争”
车臣的行为产生了极其负面的示范效应。在它的影响下，其他民族共和国的民族分离和民族独立运动高涨。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前，俄罗斯联邦政府采取的是利用车臣内部分裂的手段。其实，车臣人也并非是铁板一块。1991年，在“车臣民族全民大会”中，就有杜达耶夫的反对派组织“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民主改革运动”，曾抵制车臣总统选举。他们赞成进行民主改革，实行社会保障，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支持追求主权独立，但是反对自我孤立和封闭。叶利钦政府想利用这些开明的反对派与杜达耶夫对抗。一方面，从1992年开始，联邦政府冻结车臣财政，封锁车臣边境，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使车臣经济陷于崩溃；另一方面，出钱出枪，资助杜达耶夫反对派。
1994年9月，联邦政府发表《告车臣人民书》，公开支持反对派，呼吁车臣人民起来推翻杜达耶夫政权。杜达耶夫随即下令实行全境戒严和宵禁，10-11月，当局与反对派发生大规模交火，反对派得到联邦的军事支持，一度占据优势，于11月26日攻入格罗兹尼，占领总统府。但是，他们并没有抓到任何大人物，杜达耶夫使的是诱敌深入、瓮中捉鳖之计。当反对派及联邦军队进入格罗兹尼后，武装直升机、火箭炮和坦克等重型武器就失去了用武之地，进攻者成了隐藏在城市角落中的狙击手的活靶。反对派军队仓惶退出，70多名俄军官兵被俘，并且供出了联邦军队参战的事实。莫斯科企图否认俄军的参战是政府行为，但车臣威胁说，如果莫斯科不承认，就在11月29日杀掉俘虏。叶利钦于29日发出《致车臣共和国武装冲突参加者的呼吁书》，同样威胁说，如果交战双方不在48小时内停火，俄军就将进入车臣境内进行直接干预。杜达耶夫的发言人立即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甚至向所有伊斯兰国家发出支持车臣的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