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族化的企业模式的制约问题，他分析说，那里的很多企业家都出身低微、创业条件异常艰苦，既没有天时也没有地利，唯有靠人和，这种人和就集中体现在以血缘、亲缘和乡缘为特征的运营体系。尽管很多管理学者对家族企业不无微词，但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市场经济初期，法制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家族企业是最灵活、最实用的管理体制，也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家族企业巨大的凝聚效应，使得家族事业的发展刺激着大家拼搏不息的动力，家族事业的责任感产生了难以估量，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但生活中的辩证法无处不在，企业运营也是如此。最令企业家感到掣肘的是，面临下一个10年，企业运作的“游戏规则”正在悄悄地变化，创业初期家族企业的成长模式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已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一言以蔽之，当初的成功之道正在制约着浙商的明天。
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商所处的环境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培训师汪洋认为，美国等经济强国利用在国际市场的强势地位形成的贸易壁垒，反映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刀光剑影。这时的浙商必须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把握自己，才能真正知道“我究竟是谁，我从哪里来，今天我处于一个什么状况，明天我上哪里去。”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他们不了解今天的世界，不了解世界的变迁，还是按照原有的路子去打拼，仍然靠灵活多变、低质低价、薄利多销去开拓世界市场，就会像义和团面对洋枪洋炮一样，尽管威武悲壮，但后果堪忧。”
“目前的许多浙商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后，不知道下一步的投资方向了，房地产上涨就炒房地产、煤炭上涨就炒煤炭、石油上涨就炒石油……从市场经济主体的逐利特性来分析好像是合理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他们本身缺乏战略管理的一个体现，他们最大困惑就是如何找到企业的‘魂’。”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培训师汪洋对笔者说。
在谈到解决之道时，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培训师汪洋用得最多的词汇就是“内圣”和“外王”。所谓“内圣”是指重构一个更符合企业发展的管理运营体系，包括建立科学的内部决策体系。最高决策层要更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不仅仅是一时的业绩；完善企业的内部管理结构，在几年之内逐渐从集权式的职能管理机构向事业部制管理结构过渡；搭建吸引高素质人才的职业平台，引进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并以资本为纽带，逐步实施职业经理人持股计划等等。
在练好内功、夯实基础的同时，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培训师汪洋认为“外王”是企业的制胜之道，主要包括有几个方面：
其一，抓住机遇，回归主业。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培训师汪洋说，传统理论认为，专业化是一种存在较大风险的投资与经营战略，其原因就在于特定产业与市场的容量有限，产业的发展有周期性，相应企业集团的发展也将随之陷入不良的周期性波动。因此，多元化顺乎逻辑地会成为多数企业集团发展的战略取向。然而，令这些企业集团始终困惑不解的是，原本期望借助多元化战略以求分散和降低风险，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不仅风险未能降低，反而遭受了更大的损失；相反地，一些采用专业化战略的企业集团不仅没有陷入不良的周期性波动的境地，反而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日显强化。
其二，合纵连横，提高研发和设计能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对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细化，比如，生产鞋类产品的企业，人们对鞋类的消费过程从初级感性消费到理性消费、再到高级感性消费的过渡，呈现出个性化、休闲化、时装化、运动化以及民族化的趋势，竞争已经从价格主导进入到质量主导、品牌主导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品牌将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而自主品牌的核心就来源于产品的自主开发设计能力。因此，企业应该整合国外的设计力量，逐渐确立以设计为龙头的产品研发体系。
其三，寻求战略管理转型。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培训师汪洋说，今天温州的企业家正面临着一次遗传基因的变异。浙商中的大多数企业都具备创造性、自主性、野性、变通能力、吃苦耐劳的优秀遗传基因，但仅仅守着这些也不行，在今天全球化浪潮下要不断求变，寻求突破，寻找战略。战略选择就是今天温州的变异。企业必须从过去自发的、非正式的、随意经营的模式转变为有计划、有组织和制度规范的运营，必须从单纯依靠商业直觉向统一的战略管理转型，从依靠速度向同时注重稳健发展转型。
目前有一些浙商企业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红蜻蜓集团就是一例，几年前，该企业的领导者并不理解战略管理的作用和意义，他们更多的是凭经验做事。属于制造业的他们，其中的研发、品牌和营销渠道都是被外国人掌控，最后还要受外国的反倾销的打压。目前，他们已经体验到企业通过战略的梳理所带来的甜头，他们有信心在2006年产值达到40亿，2008年前能够做到100亿。经过战略的重新定位，他们也开始明确要做高端产品和品牌。他们采取了收购意大利的百年老字号、聘请意大利的顶级设计师、挖掘本地文化等措施来支持他们的产品设计开发。
“从长远来看，我还是比较看好浙江商帮的发展，原因是他们的基因和经济形态是纯粹市场经济的。物竞天择，虽然会有一批企业在竞争中消失，但也会有一批企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笔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营企业支持和拥护者，我对浙江商帮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5.浙商成为“大象”还是“猴子”
浙商成为“大象”还是“猴子”？这是每一个浙商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也是对每一个浙商提出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的确，一个兴盛的商帮，必然有一批象征其兴盛的著名企业，浙商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大象”？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王曙光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在同一个平台较量，在同一个跑道赛跑。浙商的未来，是在众多产业里与世界巨头对抗。而与这些巨头抗衡，浙商需要告别现在的“小”，要变“大”，把自己变成一匹匹膘肥体壮的骏马，或是一头头魁伟的大象。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浙商需要整编。
要成为百年商帮，浙商固然需要有“大象”般的巨人企业，但许多企业家认为，浙商既要有大象的身段，更需要有猴子的身手。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国锭认为，在与世界巨头对抗的产业，浙商当然要成为“大象”，但在更多的时候，浙商应该当山中无老虎的“猴子”，成为“隐性冠军”。
位于杭州滨江区的“中恒电气”是一家专门为通讯、电力行业提供交换机电源的企业，由于许多国外企业不愿意生产这样低附加值的产品，所以“中恒”一举占领了国内市场。董事长朱国锭认为，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洛克菲勒，如果每个浙江企业都力争在各自的领域成为常胜冠军，那么，抱团成一个整体的浙商将变得强大无比。
在一跃成为全国范围内规模最为庞大的商帮之后，浙商，这一活跃在国内外经济舞台上的浙江企业家兵团，再次引来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在经历了20年急速发展之后，如今的浙商，正面临全新的考验和挑战。在今天举行的浙商论坛2005年峰会上，如何让浙商成长为中国最具生命力的商帮，是与会的2000多名著名企业家、专家和政府官员共同关心的话题。
突破“成长烦恼”，做百年商帮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浙商而言，在凭借“创新”、“创市场”等极具胆魄的创业精神摇身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创富集团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比起他们创业时所遭遇的艰辛，这样的考验和挑战显得更为严峻：如何用永续发展的“耐力”，来累积百年的财富？
所幸的是，浙江的企业家们，如今正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在今天的论坛上，打造百年商帮、创造百年财富成为与会的浙江企业家们的一致心声。
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作了主题为浙商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讲。他认为，以往浙商赖以生存和壮大的先发优势已经丧失。顺时应势、培育新优势是浙商们的出路。在困境中谋发展、在夹缝中求生存，浙江企业的潜能要再一次在当前的形势下发挥出来；借此机会，反思低水平、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为尽可能消除外部瓶颈制约寻求新途径，将更适合企业的长远发展。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认为，浙商20年的奋斗过程，留下了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才能和浙商赖以壮大发展的“浙商精神”。新形势下，“浙商精神”必须与时俱进，用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突破个体企业和浙商群体成长过程中的烦恼，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则认为，浙商已经完成了初始的创业过程，但接下去的创新创优比创业更难，浙商要创百年基业，创新是唯一的道路。在创新的基础上，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目标不动摇，浙商必将续写新的辉煌。
身体跳出浙江，“灵魂”留在浙江？这是留给浙商自己急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却走出浙江，到省外甚至到国外创业。有统计表明，目前到浙江之外的国内各地投资创业的浙江人已经多到390万。
浙商姓“浙”，大批浙商离开浙江，会对浙江经济、浙商自身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已成为浙江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们的共同追问。本次峰会的主题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兼论与时俱进的浙商精神”。为期一天的峰会，更是安排了四场由著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唱主角的“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主题演讲。此外，峰会期间还举办了“浙商回乡投资与总部经济论坛”、“浙商最佳投资城市论坛暨精品项目推介会”。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分析说，企业外迁，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但有一点值得思考，那就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早就跨越了国界到世界各地去发展，但其母公司和研发基地都留在美国，用独创的技术来保持其产业的领先地位。希望浙商的发展也是如此，在跳出浙江参与世界竞争的同时，把根留在浙江，反哺浙江。
专家的观点引起了浙商们的共鸣。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认为，跳出浙江的浙商，跳出去的应该仅仅是身体，而要把“灵魂”留在浙江。
事实也的确如此。眼下，许多在省外发展的浙商，正把投资的目光重新落脚到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在京浙企及创业人员返浙投资或汇入浙江现金总额为400亿元；在粤浙企返浙投资总额为500亿元，每年汇回浙江的现金超过100亿元；在沪浙企回浙江投资或现金返回又达150亿元以上。在出省投资，腾出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后，浙商重返浙江投资，换进来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样的反哺促进了浙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