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温州经济模式确实存在“低小散”的问题，这是温州的劳动力素质、民间金融的规模等制约因素作用而形成的，也有外界与体制阻击的原因。最明显的例证是，当温州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有了更高的要求。大约220万温州商人（占温州总人口近1/3）携带着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在中国乃至全球各个角落，为自己创造着财富，也为当地创造着GDP、税收和就业机会。这是温州资本突破地域与资源束缚的艰难努力。
我们本可以希望温州模式这一内生的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火种播撒到各地，但不幸的是，温州人的这一努力屡屡受限。温州商人的突破不仅受到地域分割、产业规划等等限制，还受到内部阻击：当地政府也并不欢迎外迁行动，因为这些产出无法计入当地的GDP。当地一份文件还宣布：与世界500强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土地价格按同一地段综合价下浮20%；与世界相关制造业龙头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土地价格下浮10%；特别重大的合资合作项目，用地实行一事一议，可享受更加优惠政策——这意味着温州本地好不容易形成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将受到严峻挑战。
稍懂经济学知识的人都清楚，资源不能充分自由流动与竞争不公平意味着什么，因此，温州产业经济的“低小散”既有目前经济发展劳动力限制等方面的原因，也是各地市场围城普遍存在的必然结果，这不是温州经济模式的错误，而应被视为无奈。
在这一情况下，社会需要做的是为温州模式的继续发展扫清障碍，使之摆脱“低小散”而走向“高大全”，而不是加之以更多的束缚，用威权经济模式代替民间市场经济模式，这就像把美国模式强行移植到英伦三岛，让人匪夷所思。
6.浙商：把握火爆中的适度微调
一直很佩叹浙商在办企业、做生意方面的超前意识和吃苦精神，所以对与浙商有关的信息格外关注。前不久，阅读一则报道让我产生了一些读后感，在此记录兹，以为一己之见。
笔者认为，今日浙江商人，已经发展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圈中一支最有影响的力量。但是，蓬勃发展中的浙商也有两个思想苗头值得注意。
其一，普天之下舍我其谁也？笔者曾到浙江进行深入采访，当时温州的民营经济正在兴起。温州人很低调，许多浙江商人也都在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地发展着，而当时，人们都只是把目光盯向广东的商人和老板们。可10几年以后的现在，全世界都不敢小看温州，小看浙商。与此同时，广东商人反而显得风头渐弱了。从笔者和浙商的接触中，现在的他更担心浙商被人们大看而不是小看，并在被大看之后，使得一些浙商变得有些飘飘然，有些故步自封。在这个问题上，既有昔日粤商的前鉴，也有今朝部分浙商的教训。
其二，大鸡不再爱吃小米。浙江人以前是小鸡常常吃小米，干人们不愿干或者不屑于干的小事情，做许多商人不愿干或者不屑于做的小买卖。现在有的浙商在企业做大以后，在生意红火之后，却有了某种浮躁心态，大鸡变得不屑于吃小米了。据某媒体报道说，2004年初，曾经有不少温州老板找到笔者，想拉笔者一起合作“炒城市”。他们再三对笔者强调说，我们不是“炒楼”，炒楼太慢，“炒城市”很来劲，可以把两三个亿迅速炒到两三百个亿，而我们的利润可以是两三千万。我们找你，是要小资本做大事业，联手打擂挣大钱。这样“豪放”的想法，让笔者当时听了就吓一跳，心想，你们想一步登天啊。
对此现象，浙江研究专家、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培训师汪洋认为，这样的“豪放”之举是浙商传奇泡沫化的开始，也是企业经济危机的开始。这位浙江研究专家直言，家族制企业往往是这种“豪放”之举的生力军。因为，家族制企业更多的是说一不二的决断权，少的是民主的决策、科学的决策。这样，一家之主的魄力常常就决定了企业的经济走向。对了，固然是好，不对，也很难有人事先出面说不。
浙商是家族制企业所占比例最大的群体，这有着历史的轨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家族企业在浙商的发展中确实起到过不小的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经济专家普遍认为，家族企业必须往“三权分立”的方向走，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企业的决策更加科学民主，使企业的人力资源得到最好的发挥。
此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取决于组织学习和创新能力。作为民营企业，必须把个人知识转化成组织资源，用人才的同时更要用先进的知识、用群策群力的大智慧。中国有“曹冲称象”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中国人历来善于用个人的智慧巧妙解决难题，而许多外国人却善于整合集体的资源解决大难题。柏杨先生说，国人常常在许多时候，一个人是一条龙，10个人就成了一条虫。而老外就相反：一个人是一条虫，10个人却成了一条龙。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这话未必全对，却也有它的道理。
如今，在很多内地人的心中，普遍会感觉广东商人有些英雄迟暮，而今天的浙商却群雄并起，热气腾腾。但发展中的浙商一定要吸取当年粤商的教训，稳进不冒进，事业扩张的同时，防止头脑的膨胀。20世纪90年代，广东珠海的巨人集团雄心勃勃，发展迅猛，一位国家高级领导人在视察以后说：以后我每年都要来看“巨人”，希望“巨人”长得更高更快。此后，头脑迅速膨胀的巨人在珠海要了最好的一块地，要造70多层的大楼，这在当时全中国是最高的楼。但这样的建筑根本就是该企业难以支撑的。巨人集团当时凭借的只是一股豪气。最后，巨人集团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灰飞烟灭了，总裁史玉柱也成了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民营企业家。
后来又有广东太阳神集团。当年“太阳神”的广告语“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但就是这么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在蓬勃发展之后头脑也开始发热，在各地盲目扩张，贪大图奇。最后这家企业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跌到了3毛钱，成为典型的垃圾股。再后来，又有风光一时的健力宝衰退下去。
而2005年，也有一些浙商不幸步了巨人、太阳神的后尘。据《经济日报》消息：在即将过去的2005年，不少温州炒房老板由于过于冒进，大看了自己的能量，在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吃亏不小，许多“温字号”的炒房老板成了套牢一族。当初的雄心勃勃，变成如今的哀叹连连。
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06年“稳健推进，适度微调，科学发展”的基本步调。在此，笔者期望全川的浙商在新的一年，稳步前进，理智发展，在火爆之中要注意理智地微调，在扩张的同时要注意精心地内练。这样，才能保证财源不断，好运长久。
7.再创浙商新优势：制度和管理创新
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浙江时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浙江要实现在高起点上的更大发展，并希望浙江省的政府和人民“继续发挥已有的优势，不断创造新的优势，奋力拼搏，扎实工作，使浙江继续走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浙江已有的优势主要是由“浙商”创造的，浙江新的优势也必须靠“浙商”去创造。“浙商”不仅是浙江民营经济的群体代表，而且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典型代表，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前途。要创造浙商新优势，必须进行制度和管理创新。新近，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管理世界》共同主办和召开了“浙商发展论坛：制度和管理创新”。
（1）浙商的已有优势
浙商已有的优势，是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形成的先发优势”，以及“专业市场和传统产业的集聚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人独立和关系展开的主体优势”。因为浙江的先发优势，说到底是浙江人尤其是浙江商人创造的，浙江人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勇气和魄力。
有些学者通过与“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后得出“浙江走的是一条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与结论，认为在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中，企业创办者和投资者主要是个人或家庭，人力资本的快速转换和增值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内源性民间力量。对处在工业化初期和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增值过程，往往伴随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转变，以及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知识、经验和技能的积累。郑永军等（2002）认为这是由于浙江人祖先的经商传统，现代浙江人的经商基因和本能，以及某些“单干”和“贩卖”的经验与技能，因此浙江人在改革之初就很快实现其人力资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形成人力资本转换的先发优势和浙商群体。浙商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显示，浙江目前约有各类企业近300万个，其中个体工商户约有160万户，私营企业超过30万家，内资企业18万多户。在浙江，平均不到26个人就有1个老板，其中温州、台州等地平均4个家庭就有1家投资办企业。这还只是在省内，目前浙江省共有390万在省外国内（不包括港澳台）创业人员，累计投资达3000多亿元。还有浙江在国外的70多万人多数是经商。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晋商研究专家孔祥毅（2004）说，过去说“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现在应当说“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人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有了浙江人就会有市场。浙商的最大特点是民商经济，民商经济是“草根”经济，即老百姓经济。一位领导曾形象地比喻过浙商：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2004）说，浙商是从源头开始，从原始积累、艰苦创业开始的，可以说更具生命力。
浙商的特点和优势是个人独立，可以说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主体，都拥有自己的产权，即使是非个私所有制的企业，其经营者也基本拥有企业的股权，而大多数浙商则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这是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源。浙江经济是老板经济。加上传统产业尤其是轻纺和日用小商品工业等很适合老板个人或家庭创业和管理，至于具体的经商活动那更是适合于个人或家庭独立进行。浙江人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然后是相互追赶。
浙商的主体性主要是在独立性的基础上展开、包含和体现买卖关系的。这主要是通过专业市场来展开购销关系。还有数百万遍布全国的个体商人和数万家大中型企业销售网点构织成的销售网络，是浙商广泛展开购销关系的依托。同时，浙江老板往往自己控制销售网络和掌握购销关系，具有自主权，从而使商业利润主要留在浙商的手中，以保证和加速浙商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浙商的继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浙商的主要限制
浙商的主要限制是个私所有和家族管理，以及传统产业和资源短缺限制基础上的单打独斗、弱小分散和褊狭的局限。
浙商的独立性主要是个体的独立性，个人或家庭独资的企业比较多。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2004）在比较晋商与浙商之后指出，在企业制度方面，晋商是股份制，而浙商是独资；在治理结构方面，晋商是两权分离，浙商是两权集中；在机构设置方面，晋商是联号制，浙商的分支机构少。浙商具有单打独斗的特点和局限。浙商的单打独斗既表现在企业之间缺乏合作或联盟，也表现在企业内部缺乏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合作。当今时代是一个竞争——合作的时代，合作既是竞争的手段和工具，也是对竞争的超越，直接是经营的目标之一，是核心竞争力和长期获利的重要源泉。
浙商的单打独斗也决定和造成其弱小分散，企业的规模小，实力弱，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低，获利能力差，企业内部和相互间的联系松散。路甬祥（2004）说，浙江大量的产品是以中低档次为主，属于利润和门槛都比较低的那种，与国外的差距很大，与广东的产品也有差距。意大利产的一口锅可以卖2000元，永康的锅只能卖几十元，最贵的二、三百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教授说，浙江货是便宜货、大路货，具有同质性，缺乏差异性，往往会形成恶性的价格竞争，市场绩效比较差，加上国际贸易中介，不利于企业家企业的形成和发展。
浙商的单打独斗和弱小分散，既由褊狭造成，也导致褊狭。褊狭既指资本的褊狭，资本对资本和劳动的排斥，把个人或家庭资本的地位及作用看得过重，片面地追求狭隘的利润；也指老板的褊狭，老板的个人和自我意识太强，对企业的绝对控制，过分地强调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还指企业的褊狭，或单纯追求赚钱，低水平地扩张，不相关多元化的泛滥，如大家都搞房地产等，或只从事产品生产和商品运作，而忽视资本运作。浙商的资本运作比较差（郑雄伟，2004），资本运作是浙商的软肋（邵捷，2004）。
但是，浙商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能根据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和改变。孔祥毅在比较晋商和浙商时进一步指出，在对待对外开放的态度方面，晋商是撤离和拒绝，而浙商是买办和学习；在对待时局变化的态度方面，晋商是拒绝改革，而浙商是与时俱进。正是这种差别导致晋商的衰败和浙商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2004）说，浙商有三创：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创业精神。笔者认为，浙商的成功和优势在于“保守中的创新”，并认为这是“最有效率的创新路径”。
（3）有效控制下的社会化的制度创新
要再创浙商新优势，进行制度和管理创新，其前提是进行产业定位创新，而核心和关键是在加强和提高主业的基础上发展相关多元化。对此，有远见的浙商如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茅理翔和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楼忠福等都是高度认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