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党务工作者(5)

张昆桐在给省委领导的信中剖析了自己蜕变的原因：首先是居官自傲，自以为地位和权力是努力所得，慢慢地在地位和权力上打上了“我”字印记，并以此为手段去填充自己的欲壑。

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张昆桐宣读了自己的“悔过书”。他痛哭流涕，悔恨交加，中间停顿4次才把“悔过书”念完。“在我刚刚接受钱物时，就像入室偷盗，做了贼似的坐卧不安，就连睡觉也常常被噩梦惊醒，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高枕无忧了……”

3、重蹈覆辙：石发亮栽了

2002年10月，又一个堂堂的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因涉嫌严重的经济问题被“双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被“双规”的前一天的上午，石发亮还披红戴花受到表彰。他信誓旦旦地对着当地记者说“一定要做‘三个代表’的实践者。”

省纪委专案组对石发亮“双规”之后，对其住宅进行了搜查。真是“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专案组在其家中搜出巨额现金和贵重物品，还有几本护照。案发的半年前，石发亮的妻子和儿子已持“绿卡”飞抵美国。

一般情况下，原交通厅厅长张昆桐东窗事发后，应由排在前边的副厅长走马上任，或外边调来一个。但不知石发亮怎么“鼓捣”的，他竟然当上了“一把手”。他在1999年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时，票数比较低。他一上任，就有人预言：石发亮早晚会出事的。这话传到了石发亮的耳朵里，他心烦意乱。为了“祛邪避祸”，他从南方请来一个风水先生看看交通厅的风水。那个风水先生煞有介事地围着交通厅转了几圈之后说，交通厅的正门对着一所炮院，炮院内学生讲课用的大炮炮口恰好对着交通厅的办公楼。风水先生说，之所以前两任厅长“出事”，就是因这炮口瞄着。石发亮对其言听计从，让风水先生为交通厅做了道法，以为从此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

一次，某位省领导到郑州市政府现场办公，随行的有省计委、省交通厅等有关部门的领导。郑州市交通局的负责人向在场的人强调修建郑州市外环路的重要性，请求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省领导当即拍板“拨1亿元”，也在现场的石发亮竟说：“我给你3个亿”，事后，一些人议论纷纷，交通厅厅长的权力太大了，那么大数目的钱说批就批，只要一句话就定了，既无人审批，也无人监督，这太容易出问题了。

河南省妇联副主席李萍对此事的看法是，石发亮，甚至包括前两任厅长堕落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制度上的漏洞。

（资料来源：吴晓虹《交通厅长缘何“前腐后继”》，《党建文汇》2003年3月）

案例5“少年高官”堕落轨迹

“我的事情是刘志远世纪中天案发后带出来的”，这是2005年4月13日高勇出现在法庭时的第一句话。4月13日至15日，轰动一时的“高勇案”在内江师范学院礼堂开庭3天。

高勇，曾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中国证监会成都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1996年，他拿到了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11月，他出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时尚不满35岁，是整个西南地区最年轻的正厅级高官。

2004年8月2日，刚刚度过39岁生日的高勇突然被四川省检察院带走随后被逮捕，事由为他在贵阳任证监会特派办主任期间，涉嫌向世纪中天老总刘志远索贿120万元。

高勇1987年本科毕业分配至四川省计委，第二年下派到达县挂职锻炼，任达县计委副主任、体改委主任；1989年，他考入西南财经大学读在职硕士研究生，所学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在学校，高勇当上了研究生会的主席；1991年毕业时，他上调到四川省政府办公厅；1993年，他再次去西南财大工业经济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第二年，高勇已经是四川省委的正处级秘书，那一年刚满30岁。1996年7月，高勇博士毕业。两年后，身为全国青联委员的他，出任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副州长。在凉山，高勇主管经济工作，一干又是3年，政绩出色。

按照外界所能看到的运行轨迹，高勇前途无限，而且他个人在继续学习方面也相当努力。10余年间高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达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由此高勇取得了研究员职称，并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和凉山西昌学院的兼职教授。

在法庭上，公诉机关指控，高勇初到凉山，由于分管招商引资，他找到自己一些同学，希望通过他们，为凉山招商引资。如由其中一位同学引荐的四川立信投资公司，其时已经收购了涪陵建陶，对当时尚未上市的西昌电力很感兴趣，得到高勇帮助后，成功将西昌电力收至旗下，随后高勇得该公司付出的122万元好处费。

后来到证监会工作后，高勇胃口更大，据公诉机关指控，高勇先后索要和收受了托普软件、聚友网络、泰港集团、英豪科教、贵州世纪中天等巨额款项，其中托普软件给了他83万余元，英豪科教给了他90万元，他在泰港集团刘邦成处拿到160万元，从禾嘉集团拿到18万元。由此，高勇走上了不归路。

在检察机关扣押的高勇财产清单中，从高勇办公室和家中搜出了金条57根，人民币现金79万，包括香港渣打银行存款单、金银玉等首饰65件，贵金属饰品5件，其他饰品108件，浪琴及其他名表33只，字画95幅，照相机和摄像机各5部，手机18部。加上其他存款，共计2167万元。

经过凉山州3年的挂职锻炼，1999年7月，高勇意气风发地回到成都，出任证监会成都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接下去的短短一年半里，经济学博士出身的高勇，真正是“学有所用、才有所施”，可以说满眼尽是高朋挚友。托普集团的宋如华，就是其中之一。在一次参加全省30家民营企业的会议上，高勇认识了毕业于成都电子科大的宋。据公诉机关指控，高勇曾利用职务之便为托普谋利，总计收受了人民币约83、64万元——这笔钱是以广告、服务咨询费的形式打到金雕广告公司，然后再转给金索玛公司——那是高勇独自控制的公司，是一个“过债驿站”。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高勇辩称，他其实只收到托普74、6万元，而且分几次收到，其中还包括销售自己写作的《资本经营与操作》等专著给托普集团，价约1万多。高勇坚称这不是“受贿”，而是感谢费或叫劳务费。

他的理由是，“因为我认识很多北京朋友，当时宋如华与我约定，我帮托普搞策划咨询，比如到北京帮忙活动关系，帮忙修改一些给上级的文件，以求表达更为完善”。

据公诉机关指控，高曾向英豪科教索贿90万元——因为英豪科教一位高管介绍高买英豪科教和另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最后高以自己及朋友亏损为由，分两次索要了40万和50万作为“补偿”。

如果说在做这些事时高勇还有所顾虑的话，到了贵阳，他在世纪中天案中接受刘志远120万元，就非常赤裸裸了，甚至在刘答应给而拖着未给的时间里，还几次打电话催要。

高勇在法庭上也提到，自己年迈的父母和妻子都曾告诫他，“不要跟老板们走得太近”，但自己还是没能管住自己，“因为我是学经济学的，觉得这些老板有能力，比较了解社会真实情况，喜欢和企业家在一起”，结果“没能经受住诱惑”。

庭审中，检察机关指控，高勇于1996年至2004年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向多家单位索要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50、7万余元；同时，高勇还利用职务之便为四川泰港集团、四川托普软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谋利，收受上述单位贿赂计人民币263、6万余元。

经检察机关查证，在扣除高勇夫妇历年合法收入后，其涉嫌受贿犯罪的余额为1114、35万元。上述各项收支相抵后，其余934万余元人民币，高勇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证也无合法来源的根据。根据上述事实，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高勇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同时，还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检察机关建议判处高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法院表示，此案案情复杂重大，将择日宣判。

（资料来源：康平《“少年高官”堕落轨迹》，《党建文汇》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