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爸爸的嘱咐，看着面前的人又不认识，新雨把东西放下，转身就想走。可是想起一件事，便又问：“请问，宋家骏在家吗？”说这话时，新雨的手在装蟋蟀的口袋上轻轻抚了一下。
“他……”女同志回头看了下，有点迟疑，“他在温习功课。”
“他在家！”新雨乐了，“我送他个东西。”他把扁担向门旁的墙上一靠，侧身进了楼门。
“哎……”女同志含笑拉住了新雨，“你别……”她有点为难，“他刚才告诉我，他在学习时，不要人打搅他。”
“啊……”新雨停了下来，又抚了一下装蟋蟀的口袋，他陡然觉得自己太孩子气了——在城里长大了的宋家骏，也许已不稀罕那带着泥土气的蛐蛐了。于是他笑了笑，转身就向外走。
门外有自行车铃铛响，新雨走出楼门，见宋伯伯正推着自行车向他走来。
“宋伯伯！”新雨喊了一声。“啊！”宋伯伯抬起头，“嘿，小新雨呀！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来。”新雨的脚还在向外挪，“我爸爸说，快过中秋节了，叫我给你送点黄瓜和芸豆来。”
“哈哈，还想着我！”宋伯伯放好车子，亲热地拍着新雨的头，“快上屋里来，你爸你妈身体都好吧？”
“都好。”新雨被拉着，不得不又进到屋里来。“董萍，快弄点水，给新雨洗洗脸。”宋伯伯招呼着，刚才那个女同志端着搪瓷盆走了出来。
“你还不认识吧？”宋厅长指着女同志，“这是我才结的老伴儿。”
新雨重新向那女同志点点头：“我自己来吧。”他从女同志手里接过搪瓷盆，问清自来水在什么地方，自己接水洗脸去了。
“这是我老朋友顾祥福的孩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他们家住了好长时间。家骏在他家也住了好一阵子，这孩子待家骏可好呢！”顾新雨一边洗脸，一边听宋伯伯向那女同志介绍。
“他送来了一包黄瓜和一包芸豆。”女同志说。“嘿，太好了！看，这黄瓜一包刺儿，刚摘下来的，多水灵儿！”宋伯伯赞美着，一边又高喊，“家骏！家骏！你看谁来了？快下来……”嘁嘁嚓嚓，似乎是那女同志说着什么。
“混蛋！”宋伯伯虽是压低了声音，但却充满怒气，“真不是个东西，叫他快下来！”女同志踩着楼梯上楼去了。顾新雨端着空盆进屋来，宋伯伯亲切地向他说：“新雨，你在家坐会儿，我去买点东西，回来咱们一起吃饭。”他见新雨要推辞，便把他按坐在沙发上，又说，“我还要买点月饼，你带回去。”一边向外走，一边又向楼上喊，“家骏，快下来，新雨来了！”说罢，匆匆地出了屋，骑着自行车走了。
新雨坐在楼下，眼睛向楼梯上望着。停了好大一会儿，才听见楼上有人向下走来。当他看到楼梯上的宋家骏时，他愣住了，这不就是刚才在市场上看见的那个骑自行车的少年吗？
“是你来了！”宋家骏在楼梯上慢悠悠地说。“哎。”新雨站起来，他在家骏身上仔细辨认着：刚才的确是他，留着长头发，穿着白衬衫，脚上是一双像拖鞋一样的凉鞋。
“你怎么来了？”宋家骏走到新雨面前。“来卖菜的。”新雨说这话时，觉得和面前这个衣着干干净净的同年，有着距离。
“你是来卖黄瓜和芸豆的？”家骏脸上有一点笑意。
“嗯。”新雨想：刚才你已经看见嘛！他问：“你刚才到市场上去了吗？”
“啊……”家骏沉吟了一下，“没有，我在家里温习功课呢。”
像有一张纸隔在他俩中间，新雨想说什么，但他已看不到六年前桥头上那个问路的孩子了。他沉默了。
“你上中学了吗？”家骏问新雨。“上了。”
“今年该考高中了吧？”
“明年。”
“我今年考上重点中学了！这个学校毕业的，百分之七十能考上大学。”
“噢！”
好像没什么好谈了，新雨根本不愿提起蟋蟀的事，两个人都沉默起来。
新雨想再一度证实刚才在市场上见到的就是宋家骏，所以又着意地端详一下对方：脸不再那么瘦了，白白的，细细的，上面也没有了灰尘；嘴唇也不再干裂了，而是红红的，润润的。可就是这张嘴为什么不说真话呢？我刚才明明见到的就是他嘛！一股阴影袭上新雨的心头：他看不起我，看不起一个卖青菜的！
宋家骏好像也不那么自在。他见新雨老瞅他，两只眼睛像是两面镜子，像要照出他心头的隐秘，他坐不住了，便说：“你在这儿座一会儿吧，我还有两道数学题要做。”说着就上楼去了。
新雨感到受了屈辱，他想走，又觉得不该背着宋伯伯走掉，便耐着性儿坐着。
过了一会儿，新雨听到楼上女同志和宋家骏说话：
“你很不像话，怎么能那么冷淡人呢？十好几里路跑来，还送了黄瓜、芸豆。”
“那有什么了不起，两毛五一斤，还值不了两块钱呢！”
“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
“什么仁义重，不过是想来混顿饭吃罢了！我刚才到自由市场去看了，黄瓜一堆一堆的，有的是！”顾新雨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猛地站起，走到屋外，拿起他的扁担和篮子，一声不吭地走了。
新雨走在街上，心里很烦乱。他觉得街上涌动着那么多人，脸上都是那么冷冷的，全不像乡下人那么和善。那汽车的喇叭嘀嘀叫着，只想叫别人让路给它走，而它过去之后，又留下一股难闻的汽油味儿钻进人的鼻子。唉！六年前的宋家骏要是流落在这街市上，准没有人给他一顿饭吃的。小新雨的肚子饿了，但他不想吃饭，只想早一点回到家里去。
他出了城，心情才逐渐开朗起来。他大口地呼吸了一下田野的空气，又重重地吐了一口气。路旁的树叶哗哗地向他诉说着什么，他觉得那语言是真切的，友好的，没有一点虚情假意。
“新雨！”背后传来呼喊声。新雨转过头来，见是宋伯伯骑着自行车赶了来。“新雨，你怎么走了？”宋伯伯下了车，“走，回去，跟我吃饭去！”
“我不饿。”新雨看着气喘吁吁的宋伯伯，反倒有点歉意。
“跟我回去。”宋伯伯急切地说，“来！把篮子放在自行车上。”说着就来拿新雨肩上的篮子。
“不了。”新雨躲闪了一下，“我爸爸叫我中午就赶回去。”他撒了个谎。
“这怎么能行呢？”宋伯伯头上冒着汗，“已经十二点了，哪能不吃顿饭就走，快跟我回去！”
“不了！”新雨固执地重复着。“是不是家骏得罪你啦？”宋伯伯解释说，“你别跟他计较，那孩子不知怎么学的，对谁都是冷冷淡淡的。”
“不是！”不知为什么，顾新雨鼻子一下子酸起来了，他把头低下，“不是的。”
宋厅长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儿，他觉得对不起老友顾祥福。可是面前这孩子又不愿跟自己回去，便从车架上取下纸包：“新雨，你既然不愿回去，就把这四斤月饼带去吧。”
“不，不要！”新雨推辞着。
“快拿着！”宋伯伯已有点激动了，他把月饼放在新雨挑的篮子里，“见了你爸爸妈妈，替我问好。收了秋以后，叫他们到我家来玩。”
新雨听得出，宋伯伯的话是真实的，这四斤月饼和那十根黄瓜一样真实。这种真实，他顾新雨身上是有的，可在宋家骏身上为啥就不存在了呢？这个中学生，顿时产生一种悲悯之感。他的手又碰到他装着两只蟋蟀的口袋，他伸手把两个小纸卷取出：“宋伯伯，我给家骏逮了两个蛐蛐，刚才忘了给他了，你捎回去给他吧！”
宋介夫接过两个小纸卷儿，觉得里面有个东西在活动。
顾新雨向宋伯伯鞠了一躬，说了声：“再见，宋伯伯！”挑起篮子顺着公路走了。
宋介夫摇了摇手中的两个纸卷儿，里面的蛐蛐都叫了起来。他听得出：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低。
我的两个孩子
我有两个男孩子。大的今年十五岁，叫北岱，念初中三年级，小的今年十三岁，叫仲英，念初中二年级。按他们的性格，我觉得大孩子很像他死去的母亲，所以我对他就特别喜欢些。我现在的爱人慧对两个孩子则完全一样。二孩子是她亲生的，当然爱了；大孩子呢，是她最亲密的亡友留下的。而她和我的结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照顾女友遗下的孩子。
两个孩子的性格有点不同，按一般的说法，就是大孩子爱静，二孩子爱动。大孩子在屋里做功课时，往往能一上午都不出屋一次。二孩子则不行，有时正箅着箅术题，一听外面有皮球响，一道题算了半截也要跑出去看看。我和妻有时带着他们出去玩，二孩子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立刻就喊：“爸，给我买一个吧！”我要是不给他买，他只是当时感到不高兴罢了。若是跟着他妈呢，有时甚至会耍赖，可是过后也就箅了。大孩子可不是这样，他要是看着什么想要的东西，却不说话，而是老呆在那个东西跟前不走，直等到大人问他时他才说出来。要是不给他买呢，他当时也不说什么，可是他能好几天不说不笑。
他兄弟两个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我们教育他们，弟弟要听哥哥的话，哥哥要爱护弟弟。他们都照我们的话去做，如夏天去游泳时，哥哥不让弟弟到深的地方去，爬山旅行时，不让弟弟到危险的山峰上去，而哥哥带的面包，总是让弟弟先吃饱。
仲英很贪玩，所以他的功课总是不好，大部分功课是三分。考试时，成绩单上要是有了个四分，他都会在他妈妈跟前骄傲半天的。而北岱呢，那是班上有名的优等生，成绩单上要是见了个三分，他两三天都躲着我。
上一学期，我和爱人研究了一下，认为弟兄两个学习成绩发展很不平衡，便叫他俩订个互助计划。从此，放学后，在温课时就常听到北岱喊仲英的声音了。有时我和妻子不在家时，北岱便关上大门，非等仲英把课温完不放他出去。
暑假来临了，眼看要举行期考，他们弟兄复习得也更紧张了。
一天中午放学的时候，仲英满头大汗跑进家。进门就喊：“爸爸，妈，看有两个五分！”我接过他的成绩单一看，语文、代数是五分，其余是三个四分，两个三分。他圆圆的黑脸上兴奋得发光。我心里着实也高兴，不过我不愿当面夸奖他。可是他妈沉不住气了，说：“行，有进步，你前天不是要买游泳裤头吗？走，我奖励你一条。”说着她就带他上百货公司了。
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院中的葡萄架下，仲英兴奋地谈着游泳，他妈就时时夸赞着仲英的进步，我则留心地辨别两只蟋蟀哪一只鸣得最响。只有北岱静静地倚在一根柱子上，一句话也不说。这时我忽然想起我还没有看到北岱的成绩报告单。我便问他：“北岱，你的成绩报告单呢？”他没有理我。我又提高了声音问了一遍，他才说：“在屋里。”我说：“你拿来我看看。”他慢慢地向屋里走去。
我感到这孩子有点异样。这时我听到仲英向他妈妈说：“哥哥的语文考得还不如我呢，才是个四分！”正在这时北岱也拿着他的报告单来了。他把报告单往我手里一递，就冲着他弟弟说：“不如你！你没有我帮助你会考五分吗？考完了，都把帮助的人忘了！”他把“都”字说得特别重，说着就走了，我喊他，他也没站住。这使我很生气。我想撵过去教训他一顿，这又忽然使我想起他妈妈。我想起有一次我过分地赞美了一个女人的歌喉，致使她半年多没在我跟前唱过歌。“唉，真像她！”
不过我觉得北岱这种行为是很不好的，我便拿着他的成绩报告单到他屋里去。我看他正伏在桌子上哭。我走到他的跟前把他的头扳起来，要他的眼睛看着我。他不敢看我，呜呜地哭得更厉害。我问他：“你为什么哭？”他仍不说，把头低得更厉害。我又把他的头扳起来，他仍不敢看我，忽然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哽咽着说：“爸，我错了，爸，我错了！我……嫉妒……”他哭得那样伤心。听了他的话，我的鼻尖也忽然一酸，我本来是要责备他的，却忽然说不出话来了，默默地坐到他身旁的一把椅子上去。我想孩子还小，能够认识自己的错，并能责备自己，巳是不容易的了。等他的哭声停止，我的心也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就用清晰的声音向他说：“嫉妒，谁教给你的呢？是我，还是你妈？是老师，还是青年团？不对啊，孩子！你在帮助你弟弟的时候，难道你不希望你弟弟的成绩好吗？可是你看到了他的成绩比你好时，你为什么要嫉妒呢？不对啊，你以后要和你的同志一起工作的，难道当你看到他们的成绩比你好时，你有权利去嫉妒你的同志吗？不应该的，孩子，不应该是嫉妒，而应该是祝福。”我说得很慢，让他能体会到我的意思。我一向主张，孩子思想上有了毛病是不能随便放松的。
“在游泳时，我看到他那裤头……”他又说不下去了。
“裤头！”我这才想起来了，心里突然一动，但又接着说，“那又有什么不好呢？那是对他的鼓励呀！你是他的哥哥，应该为他高兴呀！”他带着点羞涩，望了我一下，而我还想多说些什么却说不下去了，便站起慢慢地走了出来。
走到屋外，我见慧默默地站在门外边。我走近她，她低声向我说：“是我错了吗？”我不语。她抓住了我的手说：“明天我再去给北岱买一条裤头。”我也没说什么。她又说：“我很想念他死去的母亲。”我仍说不出什么，心里激动得很，仰头一看，繁星满天。
附：《文艺学习》编者按语
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作品读完了，事情也就完了，很少想到什么，此后也很少再提到它，一切都平安无事。而有些作品则是在阅读当中就使你不能平静，读完后又不能不久久沉思，念念不忘。这两类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这样不同，探索它们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那自然是一件极其细致的工作，不过简单地说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作品是否能“以情动人”，作者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是否能触动读者的感情！读过李心田的小说《我的两个孩子》，谁能不认真的思索思索生活呢？当读到父亲义正词严的教诲北岱、母亲想再买一条裤头来安慰北岱那些情节时，谁又能把它轻轻放过呢？那岂是嫉妒的问题，岂是仅仅少买一条裤头的问题？这究竟是谁的错？错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于是你就得想，想到无母之儿的隐情，想到做父母的责任，想到自己……总之你不能不想得很多。这里形象就产生了感人的力量，读者的感情被作品里的人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激动了。
这是一篇不到三千字的小说，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作者只不过写了一个家庭的一些日常生活，情节比较简单，但是却展现了颇为生动的生活内容。提出了一串令人深思的问题。单纯、凝练与丰富、细致交相辉映，这正是白描的独特之处。大段的人物内心的独白，细致的剖析，有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这样短的篇幅里，不可能允许作者那样尽情地抒发，因此，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事件的进展，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就非常必要了。作者李心田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北岱、父亲、母亲的内心世界是为读者打开了，细心的读者是能够看到他们灵魂深处极其隐秘的东西的。
哥哥放羊我拾柴
在我们乡下，每逢收秋的时候，学校里就放假。今年又到放秋假的时候了。放假以前，王老师问我们：“同学们，咱们为什么放秋假呢？”
“帮助生产队劳动！”我们几十个人一齐回答。我们的声音那么整齐，就像解放军叔叔上操似的。
“对！”王老师微微笑着，很高兴，“小朋友们说得很对，我们从小
就要养成爱集体、爱劳动的习惯。大家看看，咱们今年的秋庄稼长得多么好啊！麦季里，是一个大丰收；秋季呢，又来了一个大丰收！……”
可不是，上我们坡里去看看吧，各种秋庄稼，长得多么喜人：那像老黄狼尾巴一样的是金线子谷穗，那一尺多长、头上冒着缨子的是金皇后玉米，那个儿最高、昂着个红脸的是高粱，那肚子鼓得饱胀饱胀的是大青豆。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还是地瓜和花生：你看，地皮上只有绿得发黄的叶子和秧蔓，可是一镢头刨下地，再那么一翻呀，提溜上来就是一大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