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瓷铭文是陶瓷考古研究的重要依据，对于了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俗以及时代风貌，都有重要意义。
我国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制造和使用陶器。战国时期，浙江境内已出现原始瓷器的生产，经过西汉到东汉中后期约300年的发展，终于烧造出瓷器，从此陶、瓷分家，取得了我国陶瓷生产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
我国现存最早有铭文的瓷器是“东汉青瓷壶”，它的外形颇似战国时代楚国的陶壶，肩部有半环耳二个，底部刻隶书“王尊”二字。此后，历代瓷窑根据时代和风格的不同变化，烧造出不同的铭文。明清两代瓷器上的帝王年号又称为款识。
古瓷铭文的内容，有多种多样：有的受先秦青铜器铭文影响，以记叙某种事件为主，如“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之耳”这条青瓷壶铭文，是记叙唐宣宗改元之事；有的铭文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向寺院施舍或表达祈福还愿。如金皇统元年白釉瓷瓶铭文是，“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养本镇南寺”；有的是确定所有权或标志陶工作者姓名的。如明故宫出土的正德彩绘残瓷铭文有“陈守贵造”，较多的铭文是用来表示烧造年代，如用干支纪年、数字纪年，明以后多用帝王年号作为款识：如“永乐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等款。有的铭文还刻有保存、使用的范围及名称、数量等内容。这是因为清代宫廷之内的陈设文物都有陈设档案。这类档案专门记录清代宫殿铭文物名称、件数及动态。如刻“养心殿明窗用”，即陈设在养心殿靠窗的条案上。这类铭文的刻字笔画都很纤细，是清代造办处玉作匠后刻的。
至于铭文的书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多种多样。一般的规律是官窑铭文比民窑铭文重视书法，铭文比较讲究，官窑瓷器除宫廷留用外，还当作礼品赠送。三国六朝时期的铭文，以隶书为主，唐宋多为行草和楷书，元代铭文也以楷书为主。
我国明代制瓷事业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特别是青花瓷的工艺，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书款铭文也随之比较复杂。明初洪武官窑以正楷为主；而民窑却以草书为主，以后官窑铭文有“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的说法。成化官窑款更有其自身特点，前人将其字体概括为：“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化字人匕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日窄平年应悟，成字三点头肩腰。”后世仿制成化的瓷器虽然较多，但款字一般很难仿得逼真。明隆庆官窑年号款字体全以中锋用笔，挺拔俊秀，字体釉色浓艳。
至于明代民窑铭文字体与官窑相比差别很大，受各朝书风所左右。晚明民窑青花碗心有“喜”“寿”等楷书，以细线双勾后加填青料，这种字体一望而知，完全无楷书笔法，主要起一种装饰作用。
清代瓷品上的楷书铭文，一般以官窑器为精。清初康熙制瓷笔筒铭文，题《赤壁赋》、《归去来辞》、《出师表》、《兰亭序》等长篇文章，字体极为精妙。乾隆以后款识基本以篆字为主体，反映了复古的思潮。但综观有清一代铭文，注重端庄凝重，有的笔画横细竖粗如仿宋体，但一般缺少个性与特色。
明代有的年号款识采用特殊写法，如明宣德和正德两朝的楷书年号，德字中间缺一笔，写成“徳”。
落款的方法，唐以前受烧造技术的局限，用瘦硬工具，乘坯体未干，在器身刻字，所以铭款多为阴文；笔画边缘也必然隆起。宋以后出现模印铭文；在北方宋磁州窑系统瓷品上，开始用彩毛笔书写帝王年号加数字纪年铭文；明清则以毛笔写款为主。
款字的形式和落款的位置，早期没有形成定型。一般说来明代以前比较随意。如器肩、器腹、器胫、器底皆可落款，字体形式也无定制。有的甚至一器多款，如明宣德款除在盘、碗的底外，往往还在圆器的里心和口边，或璲器的口、肩、腰、足一带题款，因此人们感叹说“宣德年款遍器身”。
从明代开始以帝王年号落款，落款的部位从宣德以后也开始以器心和器底为主要位置。
落款的表现形式，除书写文字而外还有花押款和表记等，字的一种符号。有时偶然也可能与某一文字巧合类似，这类花押款始于明代天启末叶，盛行于崇祯年间，一直影响到清代前期。至于表记款，它自身很明确是一种符号，也可说是一种简笔的图形描绘，它和花押款都属于名款艺术。
过去学术界往往过多的注重古瓷器本身的工艺和文物价值，对铭文多从断代考虑，这虽然是正常也是应该的；但是对古瓷铭文的史料价值却注意较少。实际上古资铭文对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唐代瓷罂的铭文：“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于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条铭文所反映的是一种“地租卷”。这为研究唐代土地制度的变迁提供了重要史料。
有的古瓷铭文，还体现了商品的价格。有一件唐青瓷盘口壶的铭文：“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一千文。”
根据唐律关于市场管理以及商品价格有统一规定。违反规定要严惩：“得利赃重者，计利准盗论”，凡制度“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反映了唐代市场管理的要求，对于研究唐代商业发展情况提供了必要的史料。
唐代长沙铜官窑是著名窑厂，它烧造的瓷器中还屡见题诗铭文。这些铭文多用毛笔书写，字迹呈黑褐色，书法不拘一格，内容丰富，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难得可贵的资料。
反映唐代商人经营活动方面的铭文：“人归千里去，心画一杯中；莫虑前途远，开航逐便风。”
反映歌楼妓馆方面的铭文：“自从君别后，常守旧时心；
洛阳来路远，还用几两金。”
反映游子与旅人方面的铭文：“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
行行山水上，处处鸟蹄新。”
反映边塞征战方面的铭文：“一月三战场，曾无赏罚为；
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
有些铭文还反映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有一件“正德年制”铭文瓷盘，年号款识四周以娴熟的波斯文写了一首短诗：
“真主的使者告诉我们，
少量的饮食使身体达到休息；
少说话使舌头达到休息；
脱忧虑之事，使心达到休息；
无罪使灵魂达到休息。”
此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一件在景德镇特制的有盖青花瓷杯，口沿上写着“王国的美德连绵不断与世长存”的西洋铭文。这种带有西洋铭文的中国瓷器，雍正、乾隆以后，在西方各国多有珍藏。这反映了中外文化和经济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