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孙中山的年青的同胞宣称他们发现了卢梭、华盛顿和穆勒的时候，几乎听不到孙中山的声音。搞密谋是孙中山很久以来占优先地位的工作。他需要时间来逐步接近学生知识分子。他不得不转变自己的作风以适应东京和上海日益高昂的反帝情绪。为了反对士绅固有的偏见，他不得不施展雄辩的技巧和更多的政治手段。吴稚晖是一个例子：第一次听人说起孙中山，他只把孙当成一个“江湖大盗”，并且怀疑孙中山不识中国字。惠州起义后，吴稚晖才知道孙中山“不是寻常的强盗”，他和其他知识分子都被祖父是翰林院编修的史坚如的牺牲所感动。可是章炳麟却附和当时流行的看法，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据章炳麟说，学生们觉得孙中山这个人“很难相处”，所以他们大都回避他。
怀疑很可能是相互的。同梁启超打交道受到的创伤，肯定告诫孙中山不要相信知识分子的革命高调，这些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的严酷现实中感到不知所措。事实上，当孙中山已经向朝廷宣战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才不过是十几岁的仰慕康、梁的后生小子。
孙中山之所以留在横滨，是因为他觉得生活在那里的华侨中间更自在些。他在学生中的第一批亲密朋友是像冯自由和王宠惠这样的粤籍华侨青年。过去，他们的父亲曾帮助过孙中山，现在，他们则引导孙中山到他们本省的伙伴那里去。至于沈翔云、吴禄贞和戢翼□这些非广东籍的学生，是到了1898年年底才开始注意到孙中山的。孙中山通过沈翔云结识了秦力山和来自其他各省的人。虽说到了1900年他和20个学生有了密切的关系，可是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参加过兴中会或惠州起义。那时，有战斗精神的学生都被吸引到汉口密谋中去了；即使在惠州起义取得很大胜利后，倾向孙中山的也不是很多，而是很少。
章炳麟显然是老一代非粤籍流亡者中最早注意孙中山的人之一。甚至在会见孙中山之前，他就大胆地提出他的见解——它表达了知识界对孙中山的评价——“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亦即反满主义。这便是1899年梁启超介绍他们认识后的共同纽带。章炳麟曾和梁启超一起，同孙中山讨论政治问题并使他洞悉中国的历史。1902年，章炳麟邀请孙中山参加他的反满示威运动，并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孙。这时，宫崎的书的出版，是孙中山的威信上升的另一个因素。然而，正如张继说的，孙中山这时还不想把学生和知识分子吸收到兴中会里来。虽然张继的猜测可能是真的，即孙中山这时已经决定利用这些人作为新组织的基石。但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孙中山对于自己驾驭学生运动的能力还有所怀疑，因此在冒险进入新的领域之前，他宁愿先恢复和扩大自己在华侨中的阵地。
在横滨的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显然只有维持自己生活的钱，如果谣传属实，那么还有一个妇女经常陪他旅行，为他和他的同志洗衣服。尽管孙中山对学生刊物慷慨捐赠，然而他的资金（大概来自香港和横滨少数忠诚的华侨）却不足以应付重大的计划。惠州起义后的两年间，孙中山的活动人们很少知道，除了研究布尔的游击战术外，他一定曾把资金问题置于最优先考虑的位置。这可能是他神秘地访问香港6天的目的，他是1902年1月28日在那里登岸的，正好在两个驱逐令之间。他还再次努力争取外国的支持。
情况不大清楚，但据孙中山说，法属安南总督韬美（1897-1902）托东京法公使邀他参加1902年11月开幕的河内博览会。孙中山的签证是在上海办理的，但最初是怎样进行联系，为了什么目的，都不清楚。孙中山于1902年12月离开日本，第一站停在香港，在这里他向李纪堂借了1000元作盘缠，后者是惠州起义在经济上的主要支持者。然而，当孙中山到达河内时，韬美已回法国去了。他的秘书长被委派接待孙中山，但以后的事情却没有记载。与此同时，孙中山利用这个机会在华侨中进行鼓动。
孙中山在搬进一家三等法国旅馆后，便派人把陈少白找来。起初，他们以假名打听华侨的政治思想情况，孙中山最先吸收的新成员是一个反满的粤籍裁缝黄隆生，他向黄透露了自己的身份。黄领着他们去见其他5个广东人，其中包括一个同法国人有良好关系的富有的米商。另外两个新成员是在海防吸收的，但是很难转变此地华侨那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孙中山在河内的6个月停留，可能引起他们对国内事务的一些兴趣，但直到1905年以后，孙才从这个地区得到帮助。
当时，尤列（香港原来的“四大寇”之一）首先向马来亚进行渗透活动。他实际上是在横滨的华侨中间开始他的工作的。1898年他在这里成立了一个进行社会教育的组织——中和堂并成为它的领导人，这个组织吸引了小商人和工人阶级分子。尤列和陈少白试图使这个组织具有一个政治方向，并同康有为的影响作斗争。横滨一直是在保皇会的影响之下，但是尤列在马来亚颇获成功，在那里他用了一套办法从下层的华侨中吸收新成员。1901年他到了新加坡，开设了一个诊所，成了性病专家。他的职业使他赢得了工人和农民的信任，而这些工人和农民都是被称为义兴会的当地三合会的成员。那些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富有华侨，仍然支持康有为，但尤列及其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下层华侨中的信徒还是能够成立许多中和堂的分会。这些社会性的和文娱性的俱乐部，在组织结构和保守秘密方面同三合会相类似，甚至还保留着对传统战神关羽的崇拜。与此同时，尤列把反满口号和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虽然很少有人懂得它的意义）传了进来。这些俱乐部（后来遍及马来亚）的新因素是它们的教育作用，它们鼓励那些在国内从不发表意见的中国人读书和讨论政治。尤列得到几个惠州起义的逃亡者的帮助，到1903年，他引起了两个富有的华侨商人的注意，这两个富有的华侨商人在令人愤慨的《苏报》事件中曾联名致电驻沪英领事表示抗议。闽籍木材商陈楚楠和粤籍布商张永福这两位革命的支持者，曾出资印了5000册邹容的《革命军》，1904年春，他们出资创办了马来亚第一份革命党的日报，即新加坡的《图南日报》。
对马来亚的渗透虽然直到1905年以后才有了明显的效果，但它揭示了下层华侨潜在的爱国心。它也表明《苏报》案的广泛影响，由于《苏报》案，才对邹容的小册子发生兴趣。然而，对马来亚的渗透运动是尤列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苦心发起的。孙中山从来没有对每一个华侨社会进行长期的组织工作。他总是又急又猛，企图把网一下子全面铺开，但一旦有了以他的名义行事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之后，他就撇下不管了，因此他撒在海外的网是易碎的。后来，当他有了足够的活动分子来巩固他的组织之后，哪怕他只是在一个海外团体中露一下面，便会激起对他的慷慨支持。然而，在这个时期，他在河内消磨了半年是得不偿失的，就在这个时候，他错过了东京的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包括对《苏报》案的反响。
这时在香港，孙中山在党内长期的对手谢缵泰，在孙中山和当地兴中会均不知道的情况下，在广州又布置了一次行动。谢缵泰和他的父亲曾同一个名叫洪全福的人相熟，据传此人系洪秀全的从侄，太平天国的一个老革命战士。洪全福隐居香港，是个医生，他答应在李纪堂提供资金（李刚继承了一笔财产）的条件下，建立一支三合会武装。虽然孙中山在去河内的途中经过香港，但是直到他到了安南之后才知道这个密谋。这完全是谢缵泰的一次表演，但剧情对孙中山来说并无惊奇之处。三合会的一班无赖之徒、传教士、买办和教徒，包括一些惠州起义的老兵都被收罗进来。计划拟定在旧年除夕（即1903年1月28日）攻打广州。香港报界再次进行合作，《□剌报》的克宁汉帮助谢缵泰起草了《对外宣言》。据说伦敦《泰晤士报》有影响的马礼逊也答应支持。然而，谢缵泰的主要成就在于宣称他要在占领广州后让容闳担任“临时政府”大总统。
但是，香港警察在24日突然搜查了谋反者的总部并通知了广州衙门，后者便及时地制止了起义。1895年，孙中山的同伙曾试图用水泥桶偷运枪械；这次，他以前的同伙则把武器装在棺材里，埋在广州北门附近。据说李纪堂在这次密谋中捐献了50万元，远比惠州起义时为多。也许这个数字有所夸大，但后来李纪堂的确破产了。据广州政府估计，谋反者至少有价值18万元的军火。中国当局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个同广西谋反者有关联的计划。他们还注意到有大批基督教徒参加（洪本人就同香港德国教会有联系），甚至谴责有名的何东（后来的罗伯特·何东爵士）参与了这个密谋。何东也是香山人，他毕业于皇仁书院，被提升为怡和洋行买办，支配着他自己的一个强有力的财团，这个财团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何启虽然未被提到，但他的文学之交胡礼垣却被列在清政府的嫌疑犯名单上。
由于这次失败，谢缵泰退出舞台，“使孙逸仙博士和他的追随者不再受他掣肘”。他下定决心，此后要在香港英文报纸的专栏上鼓吹“革新”和“独立”。
孙中山回到横滨后，发现只有约10位华侨仍是忠诚的。兴中会的建立从来就不可靠，保皇会的侵害更使它削弱。然而，在学生和流亡者这方面，情形有所改善。黄宗仰，这个从前上海教育会的合伙者和《苏报》案的逃亡者，在孙中山的住宅中得到了一套房间。黄宗仰跟其他能够克服自己的偏见并同孙中山建立了密切关系的文人学士一样，对孙中山有深刻印象，两人成了忠实的朋友。从前《苏报》的发行人陈范也在横滨避难，开始同孙中山交换政治观点。至于学生，现在经常来访的有数十名之多，其中有马君武、杨守仁以及两个热心的广东人胡毅生（胡汉民的堂弟）和廖仲恺（1878-1925）。廖仲恺生于旧金山，1902年到日本，在早稻田和中央大学学习，后来他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和外交思想方面的重要顾问。
据冯自由说，一些学生开始劝孙中山扩大兴中会，但是他要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现在，那些自费留学生发现要进入成城学校很难，孙中山决定亲自训练他们。他的日本朋友日野熊藏少佐曾同他一起研究过布尔人的战术。日野是日本最高司令官的心腹，他得到另一个日本军官的帮助，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在青山创办了一所秘密的军事学校。1903年8月，为期8个月的第一个班级开学了。显然，这桩冒险事业是得到犬养的支持的，后者曾接待过孙中山及其年轻朋友的来访。学校的学科包括军事科学，重点是布尔人的战术，孙中山认为这种战术最适用于中国的革命，还有就是学习制造枪械这门更为实用的学科。
李自重的入学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李自重是冯自由的内弟，是香港“保险大王”、近代商业最早创办者李煜堂的儿子（李煜堂兄弟七人均在美洲经商致富）。年青的李自重是以学生的身份在东京露面的，他和在旧金山出生的廖仲恺，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冯自由和王宠惠是华侨被近代教育和民族主义所吸引的象征，这两种力量将把他们同士绅家庭的子弟结合在一起。
这种动向最终对孙中山是有利的，但这时进这所军校的仅有十四五个学生，除了两个福建人外，其余全是广东人。不管怎样，看来很清楚的是，孙中山正在试图用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争取学生的支持。每个学生都要宣誓效忠，其誓词的内容可以看出孙中山对政治和思想意识有着更大的兴趣。
对兴中会旧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现在孙中山用了“民国”这个更为流行的词），孙中山补充了第四点“平均地权”。对这个新口号的明确含义此后几年一直不大清楚。但是，可以看出土地所有制问题显然一度引起他的兴趣。孙中山在伦敦首先受到乔治的影响，这个影响大概得到宫崎寅藏的哥哥宫崎民藏的加强，而后者这时是乔治在日本人中的主要信徒。1899年，孙中山在同梁启超讨论时，曾探究过用中国的传统办法抑制土地不均的问题。孙中山在1899年前后同章炳麟的谈话（到1902年才发表），也同样反映出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当孙中山解释什么是“平均地权”时（第一次是在1905年和1906年间，更详细的解释是在1912年），从他主张由政府征收这些土地的“自然增价”（因为土地价值的增加不是土地所有者改良的结果，而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可以看出他是受乔治特别是受穆勒的影响。
梁启超曾预言，西方将面临社会革命。到1902年，有许多学生阅读社会主义书籍的日译本。同一年，在上海的从前南洋公学的学生讨论了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组织的想法。不过在学生界，通常首先考虑的是民族主义的和立宪的目标。但是，孙中山给予社会正义以同等的重视，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出身低微和幼时的贫寒，以及他想在思想上出人头地。这样，到1903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粗具梗概，正如他在1905年和1906年所阐述的那样，这种“三民主义”已把民族主义、共和政体和社会革命的目标糅在一起了。
1903年11月，孙中山在《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他使自己适应知识分子环境并取得进展的又一个明显的标志。他对自己同学生政治评论者进行竞争的能力有了更大的信心，而学生方面也对他的见解更加尊重。在这篇讨论《支那保全还是分割》的短文中，孙中山开始使用梁启超以及东京和上海的爱国青年广泛使用的民族主义语言和比喻。他的语调使人想起1897年给宫崎印象很深的第一次会谈时的孙中山，但他以前还从来不曾把自己的战斗精神公开表露过。这篇文章谈到欧洲和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帝国主义成分，也为义和团说了几句好话。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文章中强烈谴责了新近去世的李鸿章。事实上，孙中山对李鸿章的态度的改变，反映了他对李鸿章在中国政治中所起作用的看法的改变。1894年，他想成为李鸿章的门徒；1900年，他要李鸿章充当合伙者；而在1903年，他则和学生中的民族主义者一道悲叹这位已故总督未把欧洲侵略者驱逐出去。
孙中山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证实他在外事方面的专长。他想表明他了解外国，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想法。此外，他试图证明在外国人的意见中有一部分是友好的，并且指出，如果处理得当，革命起来之后外国人未必会进行干涉。据他的看法，西方那些主张分割中国的人是由于恐惧所致。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潜在力量——她广大的幅员和众多的人口，以及人民在商业上的技能——他们害怕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势必至凌白种而臣欧洲”。所以他们宁愿趁中国衰弱之时加以分割，而不愿面对“另一个汉拿比的幽灵”。为了“防塞……黄毒之祸”，他们企图“分割支那隶之为列强殖民之地”。
另一方面，孙中山又认为，那些赞成保全中国的西方人，则是因为他们钦佩中国传统的文明和精神力量。他们相信中国人民是“地球上最和平之种族”，即使在最强盛之时，他们对弱邻也总是避免逞武力以服人，而只是文化上的感化。据孙中山说，这些喜欢中国文化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积弱是“清廷失措有以致之”，但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美德”仍坚信不疑。为了“世界和平”及“人道”，这些西方朋友想帮助中国变法革新，开拓它的资源。他们期待中国“开门户”，全世界都从中得到利益。
孙中山接着说，那些主张保全中国的日本人，对中国更为关注。他们担心，如果中国被分割，日本就要遭殃。它的对华贸易就会受到排挤，它本身也将很快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因此，他们认为“保全支那即自保也”。而且他们还意识到，他们的文化和种族是与中国相同的。
孙中山继而谈到那些主张分割中国的日本人。这个集团既不相信中国政府，也不相信中国人民的能力。他们对中国的革新和保卫自己边界的能力失去信心。虽然他们也喜欢一个主权完整的中国，但认为分割之势已成。他们提出，清廷业已出让领土于俄国人，因之日本人有责任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让俄东并满蒙，西据伊藏。我得北收朝鲜，南领闽浙。”孙中山总结说，这些鼓吹分割中国的日本人，看来像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而那些主张保全中国的人则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但孙中山认为，这两种主张均“无适可”，其原因在考察中国“国势”和“民情”时便可找到。
孙中山解释说，从秦朝（公元前3世纪）因袭下来的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满族统治，这便是“国势”的特点。他断言，专制主义加上“异族”的统治，加深了人民群众的苦难，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之心备受摧残。那些为清廷服务的汉族人都是“汉奸”，像刘坤一和李鸿章这些封疆大吏都握有无限的权力。前者治内有5500万人口，后者治内有6500万人口。其中任何一个的潜力都超过了东亚的头号强国日本。孙中山认为，无论是刘坤一还是李鸿章，如果他们遵从人民的意志，便能独自把列强驱逐出去，但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足见“汉奸”是不能保全中国的。至于抵抗外国侵略者，孙中山宣称，满人更无希望。接着他重复了梁启超和其他人的指责：“满人曰……‘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是犹曰，支那土地宁奉之他人，不甘返于汉族也。”于是孙中山嘲笑了清廷的变法维新方案。他指责道，派遣一些学生出国留学和“聘十余武员以为教习”只不过是治标的办法，它治不了中国的根本弊病。孙中山总结道，这个分析证明，依靠目前的统治者来保全中国的领土完整那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的第二方面的考虑，是就“民情”而论，中国断无可分割之理。他认为，外国人之所以觉得中国人民温驯涣散，完全是由于后者受“虏朝”的压迫所致。太平天国革命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勇气，人们对此记忆犹新。如果不是英人助满，肯定洪秀全会取得最后胜利。当文明世界的各国人民都在提倡自由和民权之时，怎能说唯独中国人民无奋发图独立的要求呢？他否认中国民族被分割的说法，宣称：那种由于外国侵略造成的畛域之见，已为民族统一的思想情绪所代替，从而使分割难以实现。他警告外国人，在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政权的时候，不要进行干涉，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支那人民，为虏朝用命，虽亦有之，然自卫其乡族……观于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然彼等特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设使肯弃粗呆之器械，而易以精锐之快枪，则联军之功，恐未能就效如是之速也。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
孙中山劝告那些一厢情愿的分割者，应当注意南非和菲律宾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应当记住，中国的4亿人民决非德兰斯瓦的20万人所能相比。像后来的毛泽东那样，孙中山在其国家众多的人民中找到了力量：“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
在指出保全与分割都行不通之后，孙中山断言，欲筹东亚治安之策，“惟有听之支那国民”。至于再造一个新中国的政策如何？他写道，“姑且秘之，吾党不尚空谈，以俟异时之见诸实事”。这样，我们就进一步知道孙中山想要创建一个新党，这个党的政纲还没有宣布过。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孙中山已对兴中会不抱希望，而他的军校试验也令人沮丧。该校创办4个月后，内部的纷争导致了学生的解散，其中只有四五个学员对以后的革命运动可能有所帮助。更重要的是，孙中山没有留下来观察这种努力所取得的结果。1903年9月底，即在不祥的军校开学仅一个月之后，他离开日本，作第二次的环球旅行。当他的文章在《江苏》杂志上发表时，他已经在夏威夷了。
孙中山找不到一条直截了当地通往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道路这个事实，现在又在他面前出现了。他的政治资本肯定是在增加，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地取得领导权的希望。孙中山也一定感到，除非他把那个支离破碎的海外之网重新编结起来，否则他既不能使学生对他的组织才能产生深刻的印象，也不能找到必要的资金来把革命理论转变为行动。他还有一笔账要和梁启超算。在孙中山看来，梁启超不仅夺去了夏威夷的援助，而且也混淆了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区别，还篡夺了他作为反满战斗的精神象征的角色。
现在金钱是他的主要目标，而日本的来源显然已经枯竭。这一次是他的新朋友黄宗仰借给他200元作盘川，9月26日他离开横滨前往檀香山。
自从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以来，将近十年过去了，他没有发现什么可值得庆祝的东西。他上次在夏威夷是在1896年，自从梁启超在此间访问以来，兴中会的成员已减到十人左右。现在，一个和从前不同的孙中山，决定再征服这个群岛。他准备向梁启超的宣传才能以及他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独一无二的解释者的身份挑战。在檀香山逗留期间，孙中山在群众大会上向成千华侨发表演讲，阐明他的革命和共和的目标。此外，他还生平第一次利用报纸攻击他的政敌，解释自己的政纲要点。除少数受西方教育的牧师和教士外，这些华侨听众自然没有东京学生的知识分子器量，但这种活动是很好的实习，它还给孙中山提供了打破康、梁对海外基金控制的机会。
檀香山是华侨团体的主要活动中心，也是保皇会的主要堡垒，因此除了少数像何宽这些忠实于革命党的人外，最初的反应是令人泄气的。因此，孙中山便去该岛第二大城市希炉开展活动。在那里，道路已为数月前从广州来的毛文明所扫清。毛文明是长老会牧师，1900年加入兴中会，曾与史坚如密切共事，现在正把牧师的职能和革命的鼓动结合起来。在他的邀请下，孙中山在一家日本戏院里向1000多名华侨发表演讲。这是他就民族主义问题头一次向华侨听众公开演讲，效果倘若说不上轰动全场，也是令人鼓舞的。孙中山在希炉停留了两个月，在毛文明的帮助下吸收了10名新会员——农民、劳工和商人，全都是香山人。他又有了信心，便于12月返回檀香山，准备向其政敌的主要堡垒开火。
又是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出来帮助了孙中山，这一次是黄旭升，他是毛文明的亲戚，檀香山教会的牧师，他同几个老同志一起租了荷梯厘街戏院，供孙中山为期三天的演讲之用。在这里，数千名华侨头一次发现了孙中山的演讲才能。孙中山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他们对孙第一次演讲的报道在第二天，即12月14日就登出来了。夏曼描写了当时的情景：“英文报纸的记者被那位穿着一身亚麻布衣服、剪短了头发的演讲者的洋化了的外貌吸引住了；他的听众都穿着中式服装，留着长辫。在这些新闻记者看来，孙中山不像个狂热者，而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说家，他用有力的手势来强调他说的话。”夏曼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天生领袖”，当他谴责清政府、说到要竭力效法美国的共和制和选举总统时，听众都为之欣喜若狂。
保皇会的人回答了这个挑战。康有为的《知新报》前撰稿人陈仪侃对“革命党”及其领导人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尽管孙中山的朋友们受到了侮辱，但他们没有条件开展一场报纸上的论战。孙中山建议把一家老式的中文报纸《隆记报》改变成革命的喉舌，并要在香港《中国日报》工作的冯自由和陈少白派一个人来主持笔政。在革命斗争的这个方面，“雇笔”比“雇枪”更为重要。但是孙中山的代理人得不到美国驻香港领事的签证；他的夏威夷的朋友又从来不设法从外面请进一位编辑，结果只好依靠当地华侨学校的教师。后来当孙中山在美国时，曾要求陈少白和冯自由为该报供稿。在此期间，由于没有人做这项工作，孙中山便写了《驳保皇报》一文，于1904年登载在《隆记报》上，这是对陈仪侃12月29日攻击的正面回答。
孙中山的反驳针对的是他所说的对方滥用西方的概念。他写道，他起初不想去推求详辩这些论据，但是由于其“似是而非之理”和牵强附会，他不得不逐条驳斥，“以塞毒焰，而辟谬论”。他写道，他的批评家不懂论理学，在运用政治学时“懵然罔觉”（在提到“论理学”、“政治学”和其他西方术语时，孙中山除引用译文外，还附了它们的英文原文，这大概是为了使意思表达更清楚，也许还为了表示他受过外国教育）。
孙中山抨击陈仪侃使用“爱国”这个词语。他问道：“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所爱之国为大清国，则不当有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之一语，自其口出。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
孙中山接着利用曾被东京的许多小册子作者援引过的论据（这些作者们谴责清政府向外国人让步）：
彼[陈仪侃]又曰，中国之瓜分在于旦夕，外人窥伺，乘间即发。各国指认之地，照会政府不得让与别人，云云。然彼[保皇会]亦知“瓜分”之原因乎？人民不奋发也……盖今日国际惟有势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也……若人心日醒……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孙中山引用管子的话证明中国人固有的军事才能，认为现时国家的衰弱完全是清政府的过错。他指责清政府招来外国的侵犯：“彼满清政府不特签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他警告说，懦弱和谄媚只能招致对中国主权更为严重的侵犯。他要陈仪侃天天向外人叩头，试能止外人之不照会清廷以索地否？
孙中山抓住保皇会承认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未能避免革命这一点，把改朝换代看成是革命，并将它作为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成熟的证据，而这是梁启超的支持者曾经加以否认的。当保皇会争辩自治能力的缺乏使得君主立宪比共和制更为适用时，孙中山就拿出七年前他向宫崎论证乡族自治时用过的论据加以反驳。他认为，乡族自治“虽不及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对方辩论道，乡族自治只不过表现为中央权力不进行干涉，那是一种“野蛮之自由”。孙中山回答说，正是这种“野蛮之自由”才使中国将来容易变它为“文明之自由”。他解释说：“必其具有玉质，乃能琢之成玉器。”
陈仪侃竭力强调渐进主义的必要，说“立宪者过渡之时代也，共和者最后之结果也”。孙中山在反驳中，说明“宪法”和“过渡”这些英文语词的含义，给华侨上了一堂西方语词课，然后对渐进主义这个概念进行了抨击：
试观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陈仪侃]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间有如是之愚乎？今彼以君主立宪的过渡之时代，以民主立宪为最终之结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坏，而始得至于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为便耶……既有力以破坏[君主专制]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
孙中山得出结论说，选择君主立宪，就如渡河滞乎中流一样。
10年前，当孙中山为使李鸿章对他在西学方面的专长有深刻印象起见，曾不得不为自己不会做“八股”文和未能取得功名辩解。但是，当解释和介绍西方的理论及经验成为中心问题的时候，他却夸耀其非文士的身份，骄傲地宣称他向绅士学者挑战是正确的：“仆非文士，本不欲与八股书生争一日之长，与笔墨之战。但彼以无根之学，以讹传讹……故不得已而驳斥之。”
这篇文章的主要作用，在于孙中山阐明了他与改良派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主要差别。这个差别已由刚才援引的论据再好不过地表达出来了，这是孙中山至死都一再重申的；也就是说，如果西方最新的模式——不论是火车还是政府形式——是可以利用的，那么中国为什么就该自甘于差一点的？这种把技术产品和政治与社会结构敏捷地加以等量齐观的方法，植根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联想到法国启蒙运动对理性主义的信仰，孙中山认为知识本身就是进步的钥匙这个信念，使他能够投合民族主义者对于速度的重视，并为此作出一个超过西方的速成计划。他想要他的人民相信，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杰出人物（就像他自己和学生知识分子那样的人），能使中国参照欧洲的经验走一条接近的道路，避免他们所犯的错误，从而达到文明的新高度。这种信念，当他在1904年猛烈抨击渐进主义、阐明三民主义（这是既避免了欧洲的社会革命，同时又把欧洲在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上的成就具体化了的蓝图）时就表现出来了。
虽然三民主义的基调已经确定，但正式公布它的时刻还未到来。孙中山显然感到他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够了，使华侨相信只有他一个人在坚持反满主义和共和主义，而梁启超，尽管声调很高，却仍旧是康有为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忠诚的俘虏。孙中山把赌注压在反君主专制主义上。1900年汉口密谋的失败，此后又没有任何勤王的起义，这些都削弱了华侨对梁启超的信任。更为激进的分子宁愿把钱花在炸弹和枪炮上，也不愿用它去出版学术渊博的论著。孙中山轰动一时的惠州起义的尝试和史坚如的奇袭广州衙门，提供了革命意向的真凭实据。汉口的密谋尝试对于主要是粤籍的华侨来说，远不如发生在他们家乡的事件那么有意义。衡量这时华侨的态度还必须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即义和团事件的解决对中国的影响（西太后仍然控制着中国），美国共和政体在夏威夷影响的扩大。
此外，当前康、梁之间的矛盾为孙中山的宣传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其中一个要进行革命的威胁被另一个要忠于皇上的声明所抵消。利用这种情况，孙中山在《隆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接着写了《敬告同乡书》，告诫他的同乡要“区分‘保皇’与‘革命’”。
他写道：“谓‘保皇’者不过借名以行革命，此实大误也。天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况以康梁之智……岂有故为名实不符？”孙中山接着评论了康、梁同光绪帝的关系，将它比拟为古代君臣之契约关系。百日维新失败后，他们逃到国外创立保皇会，根据孙中山的看法，这是康、梁对皇帝的仁慈和信任表示报答的方式。但是，如果他们真是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即名为“保皇”，实为革命，那末，康、梁“尚得处于人类乎”？人们只要读康有为的近著就可以发现，他确实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而且鼓吹在君主立宪下延长满人的统治。
梁启超何许人也？孙中山写道：“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浸熟。”他现在发现梁启超“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其种种努力皆不合乎常人之情。这样，梁启超忽然“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其恩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孙中山把梁启超这种变化无常斥之为“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反清归汉”。“何以知其然哉？”孙中山反问道，“康既刻心写服，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孙中山谴责那些君主立宪的拥护者：
痛骂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字，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
由于君主立宪的鼓吹者拥戴的是一个满族的君主而不是一个汉族的君主，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如何像东京的学生那样，把共和制同种族问题联系起来。假如汉人没有资格成为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满人又为何有资格当皇帝？这是于次年开始的同康、梁势力进行了三四年论战的主要问题之一。
然而，就在孙中山揭露他们的时候，梁启超自己已解决了他的对手所抓住的矛盾。两年前梁启超曾宣布，如果他今天的想法否定了昨天的想法，那么，这就是知识分子有所进步的标志。当他在美国时，他开始后悔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鼓吹暴力和煽动反满主义（这已成为这些文章的特点）。在分析像梁启超这样复杂的人物时，政治态度的变化不能归因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当然，他同康有为的师生关系（其中包括经济上的依赖）必须和他的厌恶暴力（起因于他的学生在汉口的牺牲）同样加以考虑。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之厌恶提倡革命行动并不妨碍他在报刊上鼓吹革命。但是，到1903年当他在美国旅行的时候，却认识到他在报纸上播下的种子怎样在东京、上海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开出了崇拜暴力之花。获悉在这些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反满革命热情，获悉成为1903年春夏所发生的与当局的冲突事件的特征，梁启超感到不寒而栗。他在8月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惊呼，“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
这是因为他认识到新党不可避免地要转而依靠孙中山吗？他认为这个人当领导人是不够格的。他对孙中山的不信任，无疑推动他回到康有为的渐进主义的立场，但他的这种变化还有其他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梁启超如果不比他那一代的中国人更害怕帝国主义，那么也是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同样的害怕。在梁启超看来，同公认当局的暴力冲突，不管它是叫做革命还是变革，都可能招致外国的进一步干涉。
同样，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尽管梁启超从他先前的主张使用暴力后退了，但他并没有接受经康有为翻新了的儒家学说或他的“保教”口号。梁启超仍然是一个宇宙神教的信徒，由于他的世界史知识，他不能理解中国的特殊情况，而这是共和主义要求理解的。他敏锐地看到西方在成为民权国家之前在社会、历史和制度上所经历的路程，从而认为共和主义是逐步进化的顶点，而不是突变的结果。孙中山则从中国遥远的过去挖掘共和政体的先例，在这一点上他比梁启超更加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孙中山的“火车头”比拟，则对梁启超的全部世界史知识表示公然的蔑视。
梁启超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孙中山的政治命运。而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正在攻占一个梁启超已经放弃了的位置。事实上，是梁启超自愿让位，并不是孙中山的进攻扫清了道路，才使他上升为无条件的革命代言人的。
孙中山对康、梁之间不协调的揭露，使他在报纸论战艺术上取得了极为重要的经验。虽然他还没有彻底消除他的对手对夏威夷惊人的侵害，但他确实恢复了他的一些老同志的信仰，并把少数新同志领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保皇会历时三年之久的垄断终于被打破了。孙中山也由于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演说家的气魄，从而为他本人和革命运动赢得更多的尊敬。如果他还没有压倒保皇会的话，他至少是报了仇。
此外，有证据表明，孙中山并非简单地着手恢复兴中会的。据一篇当地的报道，他在檀香山时，组织了一个新的团体，叫“中华革命军”，用的是他在东京试用过的四个政纲条目的新誓词。
孙中山回到这个群岛也使他能见到阔别七年的家属，他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仍在茂宜由孙眉照料着。因梁启超而造成的误会显然已经消除，但他大哥的财产却由于美国新的土地条例而受到损失，孙眉不再是富有的“茂宜王”，也再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财政捐助人了。不过，孙中山还能以出售爱国公债得到一些钱，这种票额为10元的公债券在革命胜利后可兑换100元。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通过行医挣到更多的钱。岛上的居民仍记得他是个医生，有几个患了疑难重症的人来求他。他替患者治好了病，却不受谢金。他在医术上表现的本领，提高了他在华侨中的威望。
我们也从钟工宇那里得知，尽管孙中山经济困难，但在他们长期的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流露过对金钱的兴趣。孙中山喜欢在经济往来上有条有理，对待欠债很认真。例如，他没有忘记欠黄宗仰200元钱。但是与他在讲台上的自信态度相对照，在试图为革命运动筹集资金时，孙中山却常常把自己降低到一个小贩的地位。钟工宇告诉我们，有一次孙中山从日本来，带了价值500元的丝绸，要他的朋友去卖。当这些东西在他的追随者当中卖掉后，钟工宇把货款送给他，他感到惊讶，并告诉钟工宇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收不到钱，也收不回丝绸。
总的说来，孙中山对夏威夷的访问是成功的，足以使他产生打进保皇会的另一个堡垒——美国——的希望，梁启超不久前曾在那里游说过。孙的母舅杨文纳提议，为了铺平进入这些较大的华侨社会的道路，他首先应在夏威夷得到致公堂（即三合会）的证书，因为这里的三合会和在美国的那些三合会一样，属于同一个分会。杨文纳是三合会的一个显要人物，他在保皇会分子的反对下安排孙中山加入了三合会，这些保皇会分子早年曾接收梁启超加入这个兄弟组织。孙中山作了特别的努力以取得三合会的支持，这可从他的公开信和文章中看出来，这些信和文章同会党旧有的反满目标是一致的。这时，孙中山得到了“洪棍”的重要头衔，按三合会的说法，这是一个专管纪律的高级军事官员。
孙中山对三合会重新感兴趣是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我们曾经指出，在过去，孙中山常常把和三合会的首领缔结特别的协议，作为他密谋的策略之一。三合会是军事上的伙伴，而不是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策略来说，唯一明显的例外发生在1899年和1900年，当时孙中山想建立一个新的、包括他的兴中会和各地三合会分会的超级组织。但是，这次调停在时间上比惠州战役还短，事实上，所谓兴汉会是否起过一个组织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在1904年，孙中山接受了三合会组织上自治的事实，同时试图按他的要求加以改造，办法是谋取它的赞助，并向它灌输他自己的思想。梁启超在三年多以前曾采用过类似的手段。孙中山在美国更为公开地使用了这个策略，这就是不去触动三合会传统的等级制度，而用渗透的办法把它变为革命的正面组织。其时，尤列在马来亚建立基层组织，也成功地推行了类似的方法。
虽然孙中山的三合会成员的身份替他向美国华侨作了最好的推荐，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回避美国的排外法律。他的哥哥和朋友们预料保皇会分子会进行捣乱，劝他自称是在夏威夷出生的，这样他就有权取得美国公民的资格。一个像孙中山那样强硬的谋反者，为了通过美国移民当局这道关而撒谎，会因此感到内疚，这是难以置信的。1895年他在横滨已经搞过这种欺骗。但据革命党人的资料说，最初必须使他确信“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权达变”，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高尚的。于是在1904年3月9日，他向茂宜的美国官员呈送一份证件，说明他于1870年出生于奥阿胡岛，他的哥哥则找来几个年老的同胞充当证人。孙眉还有一件事要做。尽管他没有余钱，他不能不给孙中山一点东西就让他远涉重洋，他给了他一些珍贵的龙涎香，这东西他弟弟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变卖。孙中山是否立即利用了这些龙涎香或者他从出卖公债券上已经得到足够的收入，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他3月31日乘高丽号轮船启程时，据说坐的是“头等舱”。
当1904年4月6日孙中山所乘的船抵达旧金山时，敌对的保皇会依靠他们在檀香山的情报机构，比孙中山的三合会新同志做了更好地迎接他的准备。海关译员大都是康有为的支持者，据革命党人的记载，康有为的支持者向移民当局报告，说孙中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乱党，甚至想谋求中国领事的帮助，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该领事依据这些保皇会忠臣提供的证据，向美国人报告说孙中山的出生地在香山，他的证件是假的。一旦产生了怀疑，移民当局（他们已习惯于专横地对待华人而不管他们提出的公民权要求）便不准孙中山上岸，让他在高丽号船上过了一夜。许多海员原是惠州三合会的成员，他们尊敬孙中山，待他如上宾。可是第二天，在他被移到港内一个单独禁闭的拘留地后，他开始发愁了。在这里他受到移民官员的盘问，几天后他们宣布，一俟高丽号返航，便把他驱逐回夏威夷去。
孙中山偶然看见一个同他一起被拘留的人在看《中西日报》，注意到发行人的名字叫伍盘照，这个名字使他想起他行囊中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他从1895年起，当他从广州第一次出逃时就带在身边的。那时，他的同谋者——长老会教徒左斗山和另一个广东基督教徒曾给他一封介绍信，是写给旧金山华侨基督教团体的两位领袖的。这两位领袖一位是司徒南达牧师，另一位就是伍盘照。伍精通英文，是旅美华人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我们发现，孙中山在紧急关头再一次尽量利用他的基督教关系。在经历了伦敦事件之后，他目前的脱险计划只消把那时的做法重复一遍就行了。他找到一个美国报童，给伍盘照送去一封求救的信，也和在伦敦一样，他用英文附上一个要求：请酬报送信者。伍盘照如约来到拘留小屋，孙中山把经过情形告诉了他，同时交给他那封在广东的共同朋友写的旧介绍信。伍盘照和司徒南达认出了笔迹，他们的帮助就确定无疑了。下一步是向设在华盛顿的管理移民的工商部提出上诉，但司徒南达由于他的大多数教徒都有家属在中国，因之他提出必须慎重行事。孙中山还告诉他们，他是三合会成员，故旧金山致公堂，即美国人所共知的中华圣公会也应设法营救；这样，我们又有了一个会党和基督教合作的例证。虽然致公堂充满了保皇会的支持者，但全美各分会的总部——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却是支持革命的。孙中山的困境，是保皇会和清统治当局合作的一个实例，这更增强了黄三德反对康有为的情绪，他支持向华盛顿上诉。
凑巧伍盘照也是中国领事雇用的顾问，领事在法律问题上往往听从他的意见。伍盘照劝他不要让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知道他们向工商部上诉的事。领事同意了，但要求伍盘照注意别把他牵连进去。伍盘照和英文书记跟该堂的美国律师（后来是中华民国铁道部顾问）磋商，由这位美国律师安排孙中山在华盛顿作出判决之前以500元取保释放。在此期间，孙中山受到会党显要人物和基督教长老的欢迎，并且在伍盘照的报社用膳。
月底，华盛顿的判决书到了，孙中山被认作是一个真正在夏威夷出生的华裔，因而没有理由驱逐他（也许拘留他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时来了一个清朝的王爷，美国人想在孙中山获释之前保证他前往东海岸途中的安全）。这次对保皇会——清统治当局联合阴谋的胜利，是由于孙中山自己的欺骗才成为可能的，这使孙中山受到鼓舞，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这是孙中山这次美国之行最显著的特色。
一旦恢复了自由并和各方面进行了接触，孙中山便开始追求他原定的目标，发掘旅美华侨的财源。他开始懂得宣传的价值，感谢邹容，使他有了一些恰当的东西去散发。在伍盘照提供印刷设施和黄三德的致公堂承担邮费的慷慨援助下，孙中山安排印刷了11000册《革命军》，分寄给美洲及东南亚各地的华侨。
像在夏威夷一样，报纸宣传的问题产生了。旧金山致公堂的报纸《大同日报》这时由欧榘甲主编，人们还记得他是激烈的《新广东》的作者。尽管他有反满的战斗精神，但他仍然是梁启超的同党，敌视孙中山。孙中山依靠致公堂领导人的支持，把欧榘甲撤掉，邀请他在日本认识的湖北学生刘成禺来代替。当刘成禺夏天来此担任主编后，孙中山又得到了一份友好的报纸。在美国期间，他还收到从新加坡寄来的新近创办的《图南日报》的头几期。孙中山和他的朋友现在掌握有四份报纸了。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不上保皇会的报刊，但这个重大的进步，表明了知识分子中日益增长的向孙中山靠拢的倾向。
考虑到基督教团体是自己最好的赌注，孙中山便在旧金山一个长老会教堂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在把革命的目标作了一通解释后，他试图推销在夏威夷印好的十元一张的债券。他还提出凡认购者即为兴中会会员。可是他的听众担心清政府进行报复，都拒绝加入这个组织。孙中山于是收回参加组织的附加要求，只卖债券。只要在债券票面不写姓名，至少有一部分华侨还是愿意投资于革命的。这样，孙中山筹集到2700元。在较为热情的参加者中有大会主席邝华汰，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是孙中山早年赴美旅行时结识的。邝华汰是唯一正式参加兴中会的人，仅他一人在伯克莱就推销了1300元的债券。
孙中山由于看到没有多大希望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兴旺发达的组织，便决定依靠致公堂把那些仍然流向康有为的资金转移过来。他得到旧金山高层人士的信赖，开始着手修改会党的章程，以便加强他这个总部对各个涣散的分会的控制，把整个组织变成一个为革命筹款的网。
在起草章程时，孙中山把在东京和夏威夷提出的四个新目标包括进去，从而表明他要把会党变成一个公开的组织。他要这个会党保证同所有那些赞成这些目标的人合作，而把那些反对它的人看成敌人。属于后一类的包括被称作“汉奸”的保皇会，因为它“倡维新谈立宪”。还有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孙中山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受“争竞生存”的规律支配的。他写道，白种人已经吞并了五大洲，在东亚只剩下日本和中国还存在着。但是中国的积弱已经暴露无遗，满人已无力保护它。他在《序言》中说，“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由于旅美华侨“居于自由平等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会联盟，皆无所禁”，故洪门组织可以得到发展。
1904年6月，孙中山带着他的新章程，在致公堂的领导人黄三德的陪同下，驱车旅行全美，进行会员登记。估计有七八万三合会员，如果每人交二元的注册费，那么对于会党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来说便有相当大的一笔收入了。可是到了12月，在访问了斐士哪、贝克斯菲尔德、洛杉矶、新奥尔良、圣路易、芝加哥、亚特兰大、匹茨堡、威敏顿、巴尔的摩和费城等几十个城市后，他们两手空空地到了纽约。孙中山和黄三德不但没有筹措到资金，反而把他们在西海岸筹集到的几千元作为旅费花光了。三合会自夸的网状组织证明不过是一些对总部不负任何义务的散漫的分支机构。他们出来听听孙中山和黄三德讲些什么，但是在他们的政治兴趣的限度内，他们仍然推崇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个更加著名的领袖。
实际上，孙中山指望的太多也太急了。他的名望仍然比不上他的对手。康、梁可以在美国到处游说，吸引成千的听众和乐于捐助的人，还得到国务卿及罗斯福总统的接见（梁启超前一年曾在华盛顿，康有为则是在次年趾高气扬地来到的）。在刘成禺到来之前，孙中山得不到报纸的支持，而康、梁势力则控制着旧金山和纽约两地的报纸。但是，孙中山的对手的海外活动，在华侨中所激发的爱国政治思想，最终是有利于革命运动的。通过创办现代学校和报刊，改良派撒下的种子必然要由孙中山及其后继者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来收获。
但是，孙中山注意到东京、上海以及中国内地的思想混乱，想带着他的海外关系和筹措资金本领的证据回到东方去。如果考虑到他的不利因素和他的对手的有利条件，那么他是干得很不错的。他未能掌握华侨的资金，但他使从夏威夷直至美国西海岸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存在，同时，他的代理人尤列已在马来亚建立了强大的基地。在横跨大陆的长途旅行中，他还吸收了几个热心的新成员。这些进展很快就见成效，虽然对那个仍然想一下子就推翻清王朝的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安慰。
纽约的冬天到来的时候孙中山沮丧至极，差不多心力交瘁。他决定让黄三德独自旅行，继续进行登记的事，他自己则在基督教朋友中寻求安慰。一个掌管唐人街布道团的富有同情心的牧师接待了他。当那些有势力的亲康有为的华侨以窝藏他为由，威胁说要对布道团进行抵制时，这无疑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认识孙中山差不多已有20年的喜嘉理博士，不久前在西海岸还见过他，发现他“劳苦困顿，忧心忡忡”。
然而，纽约也使他从“头脑闭塞”的华侨给予他的痛苦经历中得到一些解脱。当时在耶鲁法学院就读的王宠惠和当地的其他几个学生都来看他，于是他便借此机会发表他那秘而不宣已达一年的想法。由于这些讨论和这次旅行的失败，孙中山决定改变方针。如果这些未受教育的华侨对革命的口号无动于衷，那么，富有共和精神的美国人也许会认识到他的事业的正义性。孙中山始终相信，中国的革命是符合西方利益的，所以他现在直接向美国请求支持，就像何启在香港向英国求助以及他自己1897年在伦敦所做的一样。孙中山的《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他称之为他的小册子）在写作上曾得到王宠惠的帮助，其主要论点同孙中山早年的著作，包括头年在《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相似。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在对外国人讲话时孙中山用的是不同的调子。当孙和他的同胞讨论了菲律宾的被征服之后，他分担了学生对帝国主义的担忧。在东京，他曾谈到阿奎那度的战士——人们不会忘记，他对他们超出了学术上的兴趣——是中国人民应该学习的英雄，他们的顽强抵抗可以阻止西方进一步的扩张。可是，在纽约，他只是指出，征服菲律宾群岛使美国成了“中国的近邻之一”。这种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再加上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利益，便被孙中山作为远东，特别是中国对美国具有重要性的理由。他还指出，不论日俄战争的结果如何，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也不能满足美国的利益。
接着他争辩说，正如他过去说过的那样，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是清政府的腐败。他说，假如清政府不是这样无能，满洲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强调了这个种族上的差别之后，他开始阐明他的主要目的：消除他认为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两种普遍的错误看法。第一种看法是，认为中国人在本性上就喜欢闭关自守，只有诉诸武力才能使他们向外开放。孙中山回顾了清朝以前的历史，引用了中国人乐于接受外国宗教学说的例证：佛教、景教碑，以及明朝对利玛窦神父的接待。他指责说，随着满洲人的到来，这个宽容的传统便受到压制，他们强迫中断与外国的交流，唯恐这种交流会使中国人民受到启迪，导致他们的垮台。不久之前孙中山还谴责清政府在义和团反帝斗争中软弱无力，现在则谴责清政府纵容排外酿成了义和团运动。
孙中山和他的耶鲁编辑用诸如“适当的法律程序”、“言论自由”、“生存、自由、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等西方概念，从美国的传统中为中国革命找到依据。他宣称：“吾中国人思补救于将来，以挽往者之失，建设平和政府于远东，决意于世界采用一相当之计划，用以达此重大之目的者，‘欲得平和必加强暴’。”他断言，“全国革命之时机，刻已熟矣”，并列举了他自己的惠州起义以及更近一些的与他没有关系的广州和广西的革命运动。他宣称致公堂（他称之为中国爱国会）充满了反满的热情，尽管他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接着，孙中山谈到第二个错误看法，即所谓“黄祸”。他重复了前一年的分析，叙述了某些西方政治家所持的论调，即担心中国一旦现代化，它就会变成“一种威胁”，因此，这种论调认为“使中国每况愈下……政策之佳，莫逾于此”。孙中山说，这种政策，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站不住脚的。他宣称，尽管中国人是天然的平和守法之民，但他们也会起来自卫（但这不是谈论义和团是中国人的精神代表者的地方）。在暗示了日俄有控制中国的可能性之后，孙中山说，“若以中国人将欲凌厉世界，此则非中国另入于外人肘下，别有外人主持，或可致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孙中山的生涯中，曾被迫向这两个国家请求过这样的援助）他声称，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对于国际工商业都是个福祉。“一国中各守个人主义之人民，岂莫不以经济上期他人困苦暗弱以为己邻，胜于丰富明强者乎？”
解决这个问题，唯有使“此末日之满清君主”，变为一“中国民主”。他声称，既然在1900年不足2万人的外国军队能使清政府屈服，那么革命更是不难做到这一点的，“况吾人尤易得千百倍于吾党”。但是，为了使革命更易于完成，在文章的结尾他呼吁各国给予援助：
夫作中国救世之工，自属吾人之本分，但此问题近来包括盖世之干涉，吾人欲收功效，必须慎求妙方，力戒轻动，凡列强之中有误会者，则解明之；有干涉者，则谢绝之。今除普告文明世界各国人民外，敢详告于合众国，不拘道德上物质上，表以同情，加以扶助，缘汝乃今日西方文化之先锋，汝为基督教之国，吾人将步趋一新政府于汝之后尘；且于诸事上，汝亦共和自主之豪侠，此吾人之冀望能见众多之拉飞冶德出于汝者也。
这个小册子写得很好，是特别针对美国公众的兴趣和情绪的。对中国读者来说，尽管孙中山这时的态度更富有战斗性，但这个声明同他一贯的信念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的复兴对整个现代世界都有好处。只不过几年之前，霍布森就曾警告：“充满着怨恨和自卫热情的民族主义，不过比充溢着贪婪的敌意和以牺牲他国来自行扩张的民族主义，较少滥用其自然的特征而已。从这方面来看，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在那些与其毫无关系而无法并吞的民族中间，以及在那些非常团结而无法永久摧毁的民族中间，对民族主义是一种人为的鼓励……我们联合其他国家在中国创造那时还不知道的怨愤的民族主义。”但是，孙中山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作为个人来说，不能被看成是这种“怨愤的民族主义”的代表。
孙中山印了1万册《中国问题之解决》，据说把它们分赠给了各国人士。他的报纸《中国日报》刊载了中文译文，一家东京的报纸发表了日文译文。但是，在欧美它实际上到谁的手里？更重要的是，即使某些西方政治家可能同意他的观点，他们又怎能相信他在中国有什么影响？尽管他心里想到海外的学生，可能至少已有一年，但是那些从外国回来的革命的前卫们没有他照样过得很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东京-上海民族主义者轴心是以丰富的文学产品以及秘密组织的一些零星分散的义举为其特征的。到1903年底和1904年间，那些青年知识分子中最大胆的人企图把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在此期间，当孙中山远在国外，而梁启超又开始被他的良心所苦时，革命党人的密谋扩展到了内地，到了湖南、湖北，到了沿海的浙江和江苏。首批革命学生开始回国，他们带着书本和炸弹。还在东京的时候，军国民教育会的一些成员——它本身是个秘密组织——成立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暗杀队。杨守仁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他曾向一位前惠州起义参加者梁慕光学制炸药，梁于1903年参加广州密谋后在横滨避难。杨守仁做试验时失去了一只眼睛，可是这位俄国恐怖主义的信徒在1904年仍然带了一些炸弹和一个计划前往天津，打算把皇帝和西太后一起炸死在宫殿里。
他由两个学生陪同，在湖南任教的张继也约好参加。然而他们在天津停留了数月，都未能找到适当机会潜入北京的紫禁城，这个密谋只好作罢了。
与此同时，杨守仁的湖南同乡，由黄兴带头，在家里商定了另一个更为周密的计划。黄兴在日本完成学业后，从1903年秋起在他的家乡任教。在有了东京的经历之后，他决定自己的主要职业是革命，而不是教育。他当即开始散发陈天华、邹容写的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和小册子，并在12月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初期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归国留学生，其中有陈天华和刘揆一。通过刘揆一的关系，他们和新近成为湖南哥老会领袖的马福益结盟，黄兴和刘揆一在长沙附近一座多雪的山上同马福益歃血盟誓，为他们的反满联盟干杯，这使人想起了1899年陈少白所经历的那段插曲。他们发现在这个学生和知识界的团体中不吸收会党的成员，而另外为他们的哥老会同志成立一个特别的分支机构，这样做更有利。另一个和兴中会相同之处是，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得到当时长沙圣公会的一位中国牧师的帮助。这个运动的政治方针并不比早期的兴中会更明确。反满主义是这些知识分子和哥老会之间主要的共同点。
长江流域军事行动的新面貌，是一大批由武昌军事学校来的士官生和当地军队的许多士兵参加了进来。许多海外学生已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他们在中国军队中的影响现在可以感觉出来了。实际上，黄兴就是按照日本军队的模式建立起他的组织的。除了哥老会自吹的好几万会员外，华兴会还有大约500名从前的学生，他们第一次支配了中国的革命运动。而且他们的网状系统比孙中山在广州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更广泛。在湖北也有行动，那里的一个分支机构在科学补习所的名义掩护下，把学生和士兵联合起来。与四川、江西和上海也联系上了，这些地区的代理人是杨守仁和章士钊。与孙中山的密谋相对照，他们没有致力于寻求外国的援助。没有欧洲人卷入，也没有从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和福建人的华侨中筹措经费，这些团体有着和中上阶层更广泛的联系，可以得到一些财政资助。据说黄兴和刘揆一借了50000元以应付开支，后来都破产了。
然而这些长江流域的密谋者和他们的广州前驱者一样鲁莽急躁，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一个直接的军事政变上。黄兴准备在1904年11月16日攻打湖南省会长沙，那时政府官吏们将忙于庆祝西太后的70寿辰。这次袭击将成为他的哥老会同盟者在该省其他五个地方一齐起义的信号。但是这次起义，政府又事先得到侦探的密告，于是在10月24日下令逮捕黄兴。像孙中山那样，黄兴在一位基督教牧师的帮助下化了妆，经过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逃出长沙，到上海去了。
在上海，黄兴被牵连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件，遇到了困难，不过这个事件仍然是和学生的民族主义狂热有关的。人们记得，1903年，广西巡抚王之春曾因建议借用法国军队以及所谓他的亲俄倾向，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1904年11月19日，一个同杨守仁、章士钊有过交往的安徽学生万福华，企图在公共租界刺杀王之春，但没有成功。他本人被抓住，包括黄兴在内的其他一些嫌疑犯也被捕。由于发现黄兴和这个案件没有牵连，他被释放了，但是由于他同长沙密谋有关，中国当局要求重新逮捕他。他逃往日本后，为了帮助马福益，又和刘揆一返回大陆，马福益这时正在湘西准备发动另一次起义。但是，他们在长江厘卡同卡弁相遇，引起一场枪战，结果又第二次逃亡日本。马福益也在此期间被捕。直到1905年，湖南的学生战线在它的领袖流亡期间，仍暂时处于僵持状态。
在这期间，上海的事情也一直在进行。1904年，东京暗杀队的一个成员龚宝铨回来了，他同蔡元培、陶成章一起组织了光复会，目的是加强长江下游包括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的革命工作。陶成章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军校学员，是该会有关会党方面的专家，他在本省一个名叫龙华会的分会进行工作。他为这个传统的会党所起草的章程，在方法上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通过这个方法，这些学生企图把新的政治概念输入到那些垂死的秘密结社中去。他想通过乞灵于孔子的威望，使革命和共和主义更合口味，他谴责那些追随孔子的“儒家”歪曲了孔子的学说。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革命技巧，不过除此之外，陶成章还加进了一条不寻常的土地改革条文，主张土地公有制。
上海光复会的领导人（他们同被监禁的章炳麟有联系）准备以他们自己的起义，支持黄兴策划的长沙政变。黄兴的密谋失败后，他们把计划藏起来等待以后的时机。
所以，到1904年底，这两个并行的运动都没有处于单独负责的地位去实现他们的革命目标。虽然东京-上海的小册子作者们的民族主义狂热未曾减弱，但是从理论到行动的转变来得太快了。他们不是把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不实用的言论变为实际的政治方案，创立一个组织去争取群众对这些口号的支持，而是遵循早期兴中会的更加冲动的榜样。他们甚至在自己所写的动人宣言墨汁未干之时，就开始制造炸弹了。当他们的密谋成为泡影、暗杀尝试归于失败时，就以在东京或上海的公共租界避难来结束他们的事业；至于在组织的内聚力和团体意志方面，他们并不比流亡的兴中会领导人好多少。此外，这些团体同粤籍及闽籍华侨都没有任何联系，而这些华侨的财富是革命经费潜在的最大来源。
正是这些学生遭受挫折的前因后果，以及梁启超最近放弃他的准革命的地位，才使孙中山的运气突然到来。学生对大陆的渗透已为革命鼓动打下了一个新的基础，他们最初的失败则为一个在谋略艺术方面更老练也许更聪明的能手留下了一条通路。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声望是无可争辩的。1904年夏天，当为了庆祝西太后即将到来的寿辰而宣布大赦造反者时，有三个人是排除在外的。孙中山的名字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字一起出现，被视为是罪恶滔天的永远不能饶恕的社会公敌。
当通向学生的大门突然打开时，孙中山还在纽约。刘成禺通知他在欧洲学习的湖北朋友们说，当孙中山路过那里回日本时，他们将有会见他的机会。一个在柏林的学生朱和中回忆说，“我辈至今群龙无首……正可乘机觅孙逸仙”。孙中山这次又没有钱，他或者是从黄三德那里，或者是从欧洲的学生那里得到了旅费，于12月14日乘船去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