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和其他总督派遣青年人去日本留学，从而加强了非法的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政府终于认识到需要取得外国的知识，舍此没有别的路可走。派学生去日本留学，要比派他们去欧洲或美国省钱些，同时还可以避免“美国海关人员的野蛮作风”。此外，由于日本在推行武器和工业的现代化时，继续尊重传统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张之洞之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个安全的模仿对象。张之洞认为，外国的专门知识与儒家学说是不相抵触的。假如中国一定要品尝一下外国思想的滋味，看来最聪明的办法是吸收日本的成果，因为那些有害的成分已被过滤掉了。然而就在1900年，有20多个张之洞从湖南、湖北派到日本去的留学生回国参加了唐才常的汉口密谋。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1900年只有100名左右，1902年增至约1000名，1905年约有8000名，至1906年这个最高年份有15000名或者更多。许多人接受的是一种缩短了的肤浅的教育，大多数人是为了将来回国谋求差事。但重要的是，有少数人变成了有政治觉悟的人。他们学的虽少，却足以削弱他们对清政权和儒家文化的忠诚。他们被派到国外，是要获得非中国的思想方式。但是，要把新知识限制在专业范围之内，却证明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张之洞和其他大人先生们承认自己对中国生存关键的新学一无所知，怎能要求学生尊敬他们呢？诚如汪一驹所说：“在一种往往用伦理上的优越和行政上的权限来为权力辩护的传统中，承认缺陷而又仍然没有能力改正，这个政权也就失去了对权力的任何伦理上的要求。”
学生组织及其活动
1900年，自立会的两个老手沈翔云和戢翼□，正式倡议湖北学生成立了励志会，这是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第一个组织。该会具有模糊的民族主义目标，但缺少具体的政治方针，一年后，由于那些比较稳健的成员，受政府颁布的为归国学生提供官职的新章程所吸引，这个团体也就解散了。虽然这是大多数这类早期组织的命运，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却由于清政府在外国的要求面前表现出软弱无能的新事例而不断激发起来。
1901年春，当法国把广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时，报纸刊载了清政府将要割让该省的谣传。于是，留日粤籍学生在几百名华侨的参加下，成立广东独立协会进行抗议，并宣布支持该省独立。在领导人中有郑贯一、冯自由和王宠惠（1881-1958）。王宠惠是广东人，生于香港，是帮助过孙中山的基督教宣教师王煜初的儿子。通过冯自由和王宠惠，孙中山第一次得以和粤籍学生的活动建立密切联系，独立协会有事也向他请教。
1902年4月，章炳麟（章太炎）、秦力山等，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由于中国驻日公使的请求，日本警察当局命令取消这次集会，但已来不及通知学生，有数百人到了会场。孙中山曾在1899年见过章炳麟，现在被邀请参加。一个同样的大会在横滨举行，那里的迹象表明，华侨正在被学生民族主义者鼓动起来。
章炳麟（1868-1936），浙江人，是个不可轻视的古典文学大师，早先曾与康有为、梁启超交往，他对满人从来没有好感，但是在他认为清廷还能够保卫中国、反对外国人时，他一直支持改良。1900年后，他加入了那些要求恢复汉族统治的人们的行列。
学生的课外活动，大多限于同乡的圈子。可是，由于日益增长的对政治活动的兴趣，各种屏障也就开始打破了。操各种不同方言的学生用书面语言彼此沟通。1902年，中国留学生会馆已成为一个多省份的社会服务组织，但并不缺乏政治色彩，来自湖北的军校学生吴禄贞曾在成立大会上说，会馆的东京本部就好像费城的独立厅一样。7月底，学生的团结和大胆，导致了同中国公使蔡钧的冲突，学生们在使馆闹事，不得不使用武力加以驱逐。其中一个带头人是吴稚晖（1865-1953），他是来自江苏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以前是上海南洋公学的教师。这一年他被派往日本，去监督一群留日的粤籍学生。这群学生中有胡汉民（1879-1936），他是才华横溢的古典文学学者，是革命群星中另一颗未来的明星。
在中国公使的坚决要求下，吴稚晖和另一名示威者被逐出日本。吴离开时，企图跳进围绕皇宫的护城河自杀，陪同的日本警察把他捞了上来。这件事提高了他的声望，留学生会馆联电清外务部，要求召回蔡钧公使。虽然日本人通过东亚同文会的干预，进行了调解，但并非所有学生都感到满意。粤籍学生领袖胡汉民退学回国，以示抗议。
这年冬天，富有战斗精神的学生成立了第一个明确反朝廷的组织。一些像冯自由那样的励志会会员，受到马志尼的少年意大利的鼓舞，建议把他们的团体称为少年中国会。但是为慎重起见，他们最后选用了青年会这个已用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名称。该会有20多名学生参加，其中有许多来自大隈的早稻田大学，这是一所最早传播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校，会员们的气质，可以从他们的会章所揭示的目的看出来：民族主义和“破坏主义”。青年会的领袖之一张继（1882-1947），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重要人物。他是直隶一个士大夫的儿子，受过很好的古典文学教育，1889年来到早稻田，学习政治和经济。另一个在青年会中有名的早稻田学生是秦毓鎏，他是一个江苏青年，曾在上海南洋公学和江南水师学堂学习过。
由于取得的成就和得到源源不断的官费留学生的增援，那些积极分子的胆子就大起来了，1903年1月29日学生们在东京举行新年团拜时，就闹出一件满城风雨的事。虽然有政府的督学和驻日公使蔡钧在场，一个广西学生、康有为从前的门徒马君武，仍登台发表革命演说，湖北学生刘成禺接着发言，宣称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据说马君武和刘成禺两人的演说事先曾得到孙中山的扼要指点，刘成禺为此被驱逐以示惩罚，他后来在美国加入了孙中山的队伍。
1903年一年中，真实的或者猜想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学生有了许多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机会。学生们很难直接同外国人交涉，但他们在谴责自己的政府对外国让步和与外国勾结方面，是毫无顾忌的。例如，这年春天流传一个消息说，广西巡抚王之春曾建议借法国的军队和金钱来镇压该省三合会的暴动。东京学生为此提出抗议，并在送给北京当局的一封信中要求把巡抚撤换。接踵而来的是一个牵涉到俄国人的更为严重的危机，他们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南满，至今仍未撤走，4月底，俄国侵占新的地区，同时向中国提出七项要求，要求以独占租借地作为撤离的代价。虽然北京的外交过去在保卫东北各省上并非完全没有效果，可是现在朝廷却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屈从于俄国人，要么把满洲向所有列强开放。这个问题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依仗他们新近与英国结盟（1902年2月），开始鼓吹对俄战争。受这种愤激情绪的影响，中国学生也行动起来，坚决要求进行抵抗。
带头行动的是钮永建，他是江苏将弁学堂的毕业生和前广东将弁学堂的督办，现在来日本接受进一步的军事训练。钮永建求助于中国留日学生会馆，建议成立拒俄义勇队。当那些学生干事预料政府不会同意而拒绝合作后，他便转而求助于青年会，在这里钮的主意受到了欢迎。在青年会的两个会员——秦毓鎏和另一个江苏学生叶澜——的帮助下，钮永建在5月初组织了一个有500多名学生参加的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了现在所称的学生军，由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上学的湖北学生蓝天蔚任队长。有130多名学生志愿参加战斗，在东京另有50名签约承担义务，还有12名女生报名当护士。这样，便成立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富有战斗性的学生组织。在它的积极的组织者中，还有一个革命运动未来的领袖黄兴（1874-1916），他是从湖南来的一个有功名的人，是张之洞在武昌的两湖书院的毕业生。1902年，他被湖北政府派往日本留学，研究教育。黄兴把他的课余时间全都用来研究军事科学。他成了一个杰出的革命战士。
虽然学生军自愿回国充当驱俄的先锋，但这支队伍充满了反满的潜力，而其领导者也把对朝廷的忠诚排除在爱国目的之外。叶澜在演说时大声发问：“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永建回答说：“为国民！”他们傲慢地打电报给袁世凯这个如果不是在全国也是在北方最强有力的官员，要求他抵抗俄国人，“否则与之决绝”。钮永建和另一个成员被推举与袁世凯联系，请其给学生军提供援助。与此同时，一个湖北学生向中国驻日公使告密，说学生军实际上是革命的工具。于是，蔡钧公使便电告代理两湖总督端方，这样，大陆当局对学生颠覆分子预期的潜入遂有了警惕。北京的官员看出这个集团与1900年唐才常的汉口密谋者有相似之处。他们最害怕的是学生与会党接触，北京当局告诫所有地方官员，要他们对归国学生严加防范。同时，蔡钧公使也说服日本政府强迫解散学生军，禁止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在正规组织解散之后，学生们不几天就转入地下，他们依靠一个由好斗的坚定分子组成的小组，其中有黄兴、秦毓鎏和还未启程赴天津的钮永建，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即军国民教育会。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团体从它发起的日子1903年5月11日起，直到1905年夏它加入第一个包括一切革命党派的组织同盟会为止，一直成功地隐瞒了它的革命目的。由秦毓鎏起草的该组织的秘密宣言，表面上是致力于“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实际上既向满人挑战，也向可能使他们的国家遭受更大损害的“文明各强国”挑战。在此期间，钮永建去见袁世凯的使命以预料到的失败告终。他和他的同伴汤尔和幸亏逃到上海才免遭逮捕。但在他们逃离之前，因传闻钮在天津被袁杀害的消息，结果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引起很大的激愤。东京的团体群情激奋，发誓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后要进行鼓吹、起义和暗杀。同年在湖南活动的两个这样的运动员，就是黄兴和陈天华（1875-1905）。黄兴已在弘文书院毕业。陈天华原是有功名的人，后来成为革命者，不久就成了革命小册子最伟大的作者之一。
在谈到这个“拒俄”运动时，上海也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另一个孕育民族主义的地方。它的许多新式学校，它的不断成长的商人阶层，特别是公共租界所提供的庇护所，使它的颠覆性不亚于东京。
毫无疑问，在上海激进的知识分子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蔡元培（1867-1940）。他是浙江人，前翰林院编修，这时在南洋公学任教，是那些由于19世纪90年代的灾难性事件而转向西学的旧式学者之一。他同情1898年的改良派，但终于对渐进主义的改良计划感到失望，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参加了激进分子的行列。
1902年春天，蔡元培和刚从日本回国的章炳麟以及其他激进的学者一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表面上是为了出版有独创性的新式教科书。因为这是这样一个时期，新成立的新式学校大都依靠日本的书籍，有时翻译得很匆忙，以致日本的国旗还留在书的封面上。教育会的领导者还希望通过这个组织为革命做些工作，他们没有资金和具体的行动计划，然而他们对东南各省激进的知识分子仍起到了鼓舞作用。
8月，在教育会为声援东京示威者于上海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吴稚晖痛斥了清廷。鉴于清政府正在干预留学生，教育会提出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的新式学校。此时，南洋公学的学生由于当局禁止他们谈论时政和阅读新书正在继续罢课。蔡元培和他的学生离开学校，求助于教育会。11月，教育会成立了爱国学社，招收了100多名前南洋公学的学生。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学监，章炳麟为国文教员。像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样，大多数教师也兼有其他的工作，他们在爱国学社都是尽义务的。这所学校有着中学的水平，开设了英语课程。
教育会的创办人之一黄宗仰，是该会经费的主要筹措者。他是皇帝的老师翁同□的门徒和同乡，是位有造诣的作家和诗人，又是个和尚。爱国学社和另一所由教育会开办的爱国女学，就是凭借他的关系，得到两个上海富商家庭的妇女的捐款建立起来的。
1903年4月，上海的民族主义者收到东京的朋友们发来的电报，报告在广西使用法国军队的事。在一次大会上，旅沪的广西商人参加了对北京当局的强烈抗议。另一次大会是针对满洲的危急情况的。这次集会不仅向北京抗争，而且电告各国政府，请求协助抗俄。有人主张罢市、罢工，还作了建立一个赞成立宪的政治团体的尝试，但没有成功，他们响应东京的行动，组织了一支义勇军。
在上海，民族主义觉醒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者和商人之间的合作。当然，领导人都是绅士出身的学者，他们是年轻的旧学大师。作为教师，他们把革命思想灌输进他们自己那个绅士阶层。作为宣传家，他们正面和政府发生冲突，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集团包括最远的华侨社会中，唤起了民族主义的感情。
为了找到一个宣传工具同统治上海的保守派报纸《申报》及《新闻报》作斗争，章炳麟和他的朋友们便紧紧抓住了《苏报》及其发行人陈范。陈是有功名的湖南人，从前在江西做过知县，因教案丢官退居上海。他的哥哥陈鼎因与1898年的改良派有牵连而坐过牢。1898年，陈范接办了《苏报》，这家日报是两年前由一个名叫胡璋的中国人创办的。胡璋用他的日籍妻子的名义，向公共租界的日本领事馆注了册。四年来，陈范使该报具有亲康有为的倾向。但是，1903年发生的事件使他认识到清统治者正在出卖中国，因此，欢迎与教育会合作。章炳麟和吴稚晖成了经常的撰稿人。5月27日，报社请章士钊任主笔。章士钊（生于1881年）以前是江南陆师学堂的学生。他脱离该校到爱国学社，从此开始了他光辉的报人生涯，这段生涯的后50年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反复无常。
但章炳麟是个杰出的撰稿者。一旦他为《苏报》挥动他那支辛辣的笔，就连公共租界也不能为他提供庇护所了。章炳麟长于辩论，他的文章里充满了文学引喻，以致除了熟读古书的学者外，其他人往往看不懂，不过这时他在让人家了解他的煽动性的思想方面，却是非常成功的。从5月27日起，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在这些文章里他辱骂皇帝，有一次还把皇帝叫做“小丑”。此外，这些文章中有几篇赞美了一本刚在上海出版的更富于煽动性的著作，即邹容的《革命军》。这本小册子是一篇真正伟大的宣传品，比得上潘恩的革命传单。考察作者的一生，使人看到一个在民族危机和外国思想冲击下的中国青年卷进革命旋涡的生动形象。
邹容（1885-1905），出身于四川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商人。他天资过人，12岁时就已经开始去掌握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经典了。然而，正如我们在史坚如的经历中看到的，在那个时代是容易出轨的。在中国受到外国入侵者的冲击之时，八股文看来是一种蹩脚的武器，1898年的改良运动激励邹容去寻求更为鼓舞人心的抵御办法。和许多人一样，谭嗣同的学说和榜样给了他“冲破罗网”，寻求新学的胆量。
史坚如在寻求启发时找过美国传教士，同样，邹容最初的老师是日本人。他的故乡重庆，由于中日战争的结果，开放为通商口岸，1898年，他跟一个新来的名叫成田安辉的日本人学英文。同年，一个名叫井户川辰三的日本军官教他学日文。在这两个来宾的影响下，邹容还开始研究外国的科学和历史，成了日本改良运动的赞赏者。1901年，他为了更有系统的学习前去上海，准备赴日本。他在广方言馆（一个附属于江南制造局的官办学校）学习了几个月。1902年春，他作为自费留学生去东京，每月的生活费用由家里供给。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已经走上激进的道路。到日本时，支那亡国纪念会刚开过不久，他立即投身到学生骚动的核心里去，在这个核心里有张继、冯自由这样的激进分子。他在一所由无处不在的东亚同文会创办的学校里学习。
现在，邹容的政治思想开始定形了，他明确地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主义决裂。革命史，特别是美国的革命史，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认为中国也只有来一个同样的大变动才能得到挽救。他利用手头的读物，如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穆勒的《自由论》，卢梭、孟德斯鸠和“某个斯宾塞”的著作，着手创作一篇革命的颂词。他称它为《革命军》，其中有激越的、号召破坏的呐喊，充满了反满的激情，同时，对基于西方立宪政体和受过教育公民之上的新的政治制度，有积极的要求。
但是在完稿之前，他和张继不得不仓促离开日本。因为在1903年春的“拒俄”运动期间，他们同陆军学生的一个中国监督发生冲突，剪掉了他的辫子，把它挂在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为免遭逮捕，他们跑到上海，正赶上满洲和广西问题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们与章炳麟、章士钊成了莫逆之交，四人结为“拜把兄弟”。章炳麟在四人中居长，成了初出茅庐的邹容的良师益友，章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他对邹容从日本带来的手稿很感兴趣，经他作了一些修改并为之写序后，《革命军》便作为一本小册子于1903年5月出版了。
章炳麟的称赞文章在《苏报》发表后，立即引起人们对《革命军》的注意。由于政府千方百计要超越公共租界的司法权限，惩办邹容和其他几个反满运动的魁首，使邹容及其《革命军》获得了更大的声誉。6月21日，中国当局要求逮捕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建、汤尔和这四个煽动者。后来，这个名单又增加了章炳麟、陈范和邹容。外国领事们倾向于同意中国当局的请求，但受到上海外文报纸支持的工部局则予以抵制。1903年6月29日达成了一个协议，租界巡捕试图在《苏报》社和爱国学社捕人。但这时大多数被告都不在场。蔡元培约在十天前到青岛去了，除了吴稚晖前往伦敦外，其他人都在赴日本的途中。只有章炳麟和他的学生不想逃避法网。章炳鳞在29日被捕，两天后，邹容自行到捕房投案。他投案的理由，是想照料章炳麟，但他这种目光短浅的做法，实际上对章毫无帮助。
7月7日，《苏报》和爱国学社被封闭，当章炳麟、邹容和其他四人被囚于公共租界监狱时，中国当局为引渡他们进行了为时半年之久的外交斗争。北京政府完全正确地指出租界不是外国的殖民地，宣称按条约规定，外国只有处理它的罪犯的司法权。张之洞很得体地说，他想起了他在1903年处理汉口密谋者的经验。那时，英国领事毫不迟疑地交出了在租界里抓到的犯人，张之洞把这看成一个先例。他严厉地指出，外国人欲谋私利亦自知“理屈”。他指责外国意在把他们的主权扩大到租界，使之变成外国的领土。事实上，这的确是工部局一直孜孜以求的，这个具体案件，不过是工部局为了在公共租界内享有对中国人的司法权和中国当局进行的长期拔河比赛的又一个回合罢了。
虽然其他外国领事，包括美、法、俄等国在内，都表示同意中国的要求，但英国因其在公共租界占有最大的利益，拒绝移交这些犯人。对中国当局来说，不幸的是，他们最近残暴地对待政治犯的例子，使英国的抵制变得强硬起来，或者至少为它提供了一个借口。就在这一年，沈荩，一个曾支持过唐才常的广西学生和记者，在北京被捕并被鞭笞至死。但主要的争端仍然是司法权，这是这个时期的一种反常现象，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如章炳麟、邹容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孙中山和康有为，都谴责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主权，但这些人都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保护。
这个案件最后在1903年12月移交给会审公廨。按早先的协议，这个机构对在租界内犯法的或是被外国人起诉的中国人都有裁判权。在前一种情况，由一个中国地方法官单独审理案件，但是习惯上有一个外国陪审推事——通常是领事馆的一个官员——列席审判。按条约规定，这个具体案件应单独由中国地方法官审判，但是，一个英国陪审推事却僭取了最高裁判权，而他的两个中国同僚，即本市的地方法官和会审公廨的地方法官，主要只起咨询的作用。此外，这个案件虽然是按中国的法律进行审判，但原告（中国政府）和被告都由英国律师代表。被告则被控进行煽动诽谤。
虽然章太炎和邹容说是想用被捕的办法为革命事业增光，但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半年，显然使他们不想进一步受折磨了，他们也不再自炫其革命感情。章炳麟在驳康有为的公开信中有煽动性的言论，此信曾印成小册子，卖一角钱一本，但他声称，那只是一封私人通信，对它的出版他毫无所知。他还否认为《苏报》撰稿。对于章炳麟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中国地方法官一句罕见的评论是：“他该挨揍。”
邹容的小册子，虽然比章炳麟的信具有更明显的煽动性，但它较少摆出进攻的姿态。和章炳麟一样，他声称并不打算发表自己的文章，那是在日本时当作一篇作文写的。此外，他宣布，他不再持有小册子中所表示的革命观点了。现在，他要鼓吹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消灭满人，社会主义是他今后写作的主题。
虽然《革命军》的确包含了罕见的对土地不均的抗议——说它是罕见的，是就这个时期的政治文献而言——却没有理由认为，邹容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的推崇与他新近宣布的革命信仰有什么不一致。尽管他明显地试图逃避他那煽动性的文章所带来的后果，但在盘问之下，他的一些真实的意图还是透露出来了：
“推翻朝廷是你的想法吗？”
“我不想推翻朝廷。但想做第二个卢梭。”
“你想进行另一次法国革命？”
“假如卢梭是一个革命者，为什么给他树纪念碑？”
“卢梭的作品不正是法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吗？”
“我只不过是想学卢梭所做的事，而不管我写出来的东西会产生什么后果。”
“那么，你不想在中国引起一场革命了？”
“不，在这里我的想法是，不应该有贫富悬殊，而应该是人人平等。”
由于两个被告均已承认撰写了煽动性的材料，由此会审公廨的判决是不容置疑的。然而，1904年5月22日作出的判决，比中国当局所要求的宽大得多。判处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虽然章炳麟于1906年6月获释，并在日本恢复了革命活动，但他的年轻的朋友却在即将被释放前数星期，于1905年4月死在狱中。邹容死时年仅20岁，但已经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反满作家了。7月，由于他被拘留所引起的外交争论期间，英国和欧洲的报纸摘要刊登了《革命军》。这一年，香港、新加坡、横滨和上海都出了《革命军》的新版本。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把它重印，分发给美国及其他地方的华侨团体。黄兴在湖北把它秘密地散发给学生和陆军士官生。这本书总共出了20版，达100多万册。在它的热情而又易受影响的年轻读者中，有像胡适和蒋介石这样大不相同的人物。
民族主义者的杂志和小册子
虽然《革命军》是第一本流行的革命小册子，但它仅仅是东京和上海的学生及知识分子创作的大量宣传品之一。应该指出，许多这类作品在风格和内容上都脱胎于梁启超的具有标兵作用的刊物。从《清议报》和它的续刊《新民丛报》（1902-1907）中可以选出的激烈文章不只是一两篇。直到1903年，梁启超都处在激进的阶段，第一批出现的学生政治刊物都带有他的印记。因此，说辛亥革命“主要是他的笔造成的结果”是有道理的。我不打算开出一份全面的清单，只提一下这些学生出版物中的一部分和它们的值得注意的主题。
在1899年冬或1900年，以梁启超的大同学校的两个学生——冯自由和自封“中国摩西”的郑贯一——为首的粤籍学生，在横滨创办了一个半月刊《开智录》。它以译载卢梭的《民约论》之类的作品为其特色，主张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并试图以此抵消保皇会的影响，尽管这时郑贯一还在为《清议报》工作。这份新杂志利用保皇会杂志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这样它就能到达海外公众手里。1901年，郑贯一被免除《清议报》的编辑之职，曾得到孙中山200元捐助的《开智录》继而停刊。
1900年，一些江苏学生在东京开始出版第一个学生月刊《译书汇编》。这个刊物也以编译诸如孟德斯鸠、卢梭、穆勒和斯宾塞等人的政治著作为其特色。它虽然只出版了大约一年，但它是后来各省学生团体出版刊物的先导。
第一个完全的革命刊物《国民报》，创办于1901年春。它的发起人和编辑有秦力山、张继、王宠惠、沈翔云和戢翼翚，这些人从前都是康有为的党徒，而现在已经慷慨激昂起来。《国民报》除了刊登如美国《独立宣言》一类的译稿外，其门类还有新闻、丛谈，以及王宠惠用英文撰写的论说。但是，尽管有孙中山的1000元资助，这个刊物在出版了4期之后，终因财政困难而停办。
秦力山和戢翼翚于1902年12月到上海，在这里创办了另一个月刊《大陆》。虽然它不那么高喊革命，但仍然继续着反对康、梁的运动，出至34期停刊。由于它发表了《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一类的文章，对新思想的传播是有影响的。
这时，各省的留学生组织出版了大量的民族主义月刊。1902年11月，以杨守仁、陈天华和黄兴为首的湖南学生，创办了《游学译编》，它发刊共12期，刊载了诸如《南亚独立英雄古鲁家传》、《列强在支那的铁道政策》、《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和《民族主义之教育》等文章。
1903年1月，湖北学生在刘成禺的主持下，创办了《湖北学生界》，它发刊至1904年。除了论述科学、教育、历史、经济等许多题目外，它着重谈种族问题，认为满人就是早期的蛮夷。宋朝的抗金将军岳飞，则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2月，直隶学生创办了类似的刊物《直说》，浙江学生在多产的翻译家广西人马君武的帮助下，创办了《浙江潮》。这个杂志发刊近一年，它强调反满，把17世纪的造反者郑成功尊为“中国爱国者”。
包括秦毓鎏在内的江苏学生，于4月创办了《江苏》杂志，是最热烈地鼓吹共和主义的期刊。黄宗仰，这个因《苏报》案而出名的人，也参加了编辑部。《江苏》共出版了12期，它以刊载早期的造反者如郑成功、史可法以及公元前3世纪反秦的“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等的传记为特色。它的政治志趣，反映在《政体进化论》、《新政府之建设》、《革命其可免乎》以及《中国立宪问题》等文章中。1903年11月，以“逸仙”名义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这篇文章，则标志着孙中山作为一个权威，在学生界谦虚地首次露面。
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一样，学生杂志也流传于日本和国内。它们每一期都印了很多，由归国学生送往上海和偷偷地带到内地。例如《浙江潮》有几期就重印了多次，每期都印了5000册。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不过几千人。到1904年底，虽然有五个省的留学生组织停止出版刊物，但到第二年就有新的、更激进的刊物起而代之。到1907年，这类杂志有27种，不仅在数量上，或许还在质量上超过了它们在国内的对手。当然，在日本采取强硬的反满路线要比在国内容易得多；有时，为了更无顾忌，还把日本人列为编辑和发行人。
甚至在《苏报》案之后，上海的民族主义者也设法出版了几种充满生气的期刊。1903年8月，即在《苏报》被封闭一个月后，章士钊、张继和其他一些人创办了一份新的日报，即《国民日日报》。由于它专门抨击官僚政治的贪污腐败，很快就博得“苏报第二”的名声。外国人高茂尔被列为发行人，后来该报以一个毕业于英国海军工程学院的香港粤籍人在英领署注册。但是几个月之后，由于中国当局抗议的压力太大，这份报纸也遭到《苏报》同样的命运。12月，在青岛学习德语回沪的蔡元培，成立了一个名叫“对俄同志会”的团体，出版了一份新的日报《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虽然它表面的意图是抨击沙俄在满洲的阴谋，但实际上却是秉承《苏报》的传统。它还传播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策略，这在最近引起了蔡元培的兴趣，并在爱国女学进行讲解。他教女生怎样制造炸弹，同时在《警钟日报》上提出这样一些建议，如废除私有财产和婚姻制度等。但是，由于该报进行公开煽动，1905年初公共租界当局顺从中国政府的压力把它封闭了。该报的编辑和发行人也差点被捕。
上海的另一个重要革命期刊是《中国白话报》，它是蔡元培的朋友福建人林獬于1903年12月创办的。刊物使用和推广白话，是15年后五四运动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之一的先驱。
至于小册子，据胡汉民说，反对君主立宪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和陈天华的著作。陈天华的《猛回头》和上述两本小册子一样，是1903年在上海发表的。三位作者都谴责清政府把中国的主权出让给外国人，而陈天华同时还倡导使用白话文体。
1902年，欧榘甲的《新广东》在横滨由《新民丛报》社印行，这是一本鼓吹广东自治、对全国革命起了促进作用的小册子。欧榘甲，这个广东改良派中的异端分子，因与梁启超在1899年暂时倾向革命派的变节行为有牵连，曾被康有为送到旧金山去以便让他冷静下来。但是，当欧榘甲到达旧金山后，作为三合会或洪门的报纸《大同日报》的主编，他不但没有冷静下来，反而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归善（惠州府）家乡对会党的仰慕，极力主张把他们动员起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
在这个类型的著作中，还有一本是1903年杨守仁（杨笃生，1871-1911）在东京出版的《新湖南》。杨守仁是长沙人，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据共产党的一份材料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民粹主义者”。日本人对俄国民粹派的描述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在放弃了一个大有出息的宦途之后，他在东京经历了从改良派到革命派这一通常的转变。我们已经说过，杨守仁是湖南学生刊物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专门撰写鼓吹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的文章。
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翻译作品中，有一本书因其对孙中山的崛起起了作用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烦闷而懊丧”的宫崎寅藏写了一本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于1902年在东京出版。书名本身就反映了宫崎的失望，即他寻求一个复兴的中国的思想感情，变成了难于捉摸的梦幻。但是，他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描述，尤其是他认为孙中山是中国未来的杰出领袖的判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判断出自一个有骑士气概的日本冒险家，年轻的中国人都对他非常钦佩。到目前为止，关于兴中会的领袖，除了孙中山自己的《伦敦被难记》之外，还没有人写过任何东西。而现在，在宫崎的书问世仅仅一年之后，有影响的上海活动分子章士钊便出版了题为《孙逸仙》的节译本。这个节译本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一个名叫金松岑的江苏学生（他的日文比章士钊好些）便将这本书全文译出，也于1903年在上海出版。
章士钊译本的一部分——宫崎在1897年与孙中山的谈话和他对孙中山的崇高评价——还出现在张继的《黄帝魂》上，这也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书籍。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这本书，收入了《国民报》、《开智录》、《苏报》和其他民族主义刊物上的29篇文章。
除了这些，在日本和上海还出版了几十本革命的小册子和书籍，其中包括许多译著。上海出版事业的诞生，中国报刊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书店的剧增，这一切都是1895年以后中国知识界进入一个动乱的变革时代的象征。纯粹的革命宣传，仅仅是这个总的大动乱的一种产物。任何一本外国历史著作、政治或社会学论文，甚至一部小说的译本，即使没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也会激发危险的思想和大胆的行动。林纾在1901年翻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就引起一位书评作者对他的同胞发出警告：除非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否则黄种人就会遭受美国黑人的命运。的确，在年轻的中国人从西方学到的所有思想观念中，再没有比种族观念给他们的印象更深刻的了。为了在种族斗争中生存下去（欧洲人在这个斗争中看来是反对他们的），他们在上述出版物中以他们自己好战的方案作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