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忌讳
民俗真是既奇特又顽固的事物，它通过代代相传，保留下来，纵使你觉得它很不合理，很不科学，它还是能够流传久远。
比如，一部分中国人在家里吃梨时，就不能切片吃，而要整个吃，因为“梨”与“离”同音，“分梨”与“分离”同音，犯忌讳，亲人不愿意分离，所以一个梨不能分着吃，而要整个吃，一人吃一个。
又比如，有的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和香港人，喜欢“八”这个数字，因为“八”与“发”的发音相近，认为“八”就是“发达”的征兆，所以结婚也爱选在八月八日，聚会也爱选在八点，甚至连发音与“发”字相近的“發菜”，也成了令人喜爱的食品。而有的北京人则喜欢“六”字，因为“六”字与“顺溜”的“溜”字同音，由此认为“六”就是“顺利”的同义语，因而有“六六大顺”之说。结婚喜欢选择在六月六日，商店开张也喜欢选择在六月六日，如果谁的生日恰巧是在六月六日，则会受到众人的欢庆。有的北方人也很喜欢“九”字，因为“九”这个数字与长久的“久”字同音，“久”字就是天长地久的意思，因此“九”字也就受到了人们的偏爱。
我初到韩国时，有一个发现，就是楼房里没有第四层楼，三层之后再上一层，就是五层了。第一次去高大文学院的塔楼上课，因为有丁玟声博士领着走路，没有注意。第一天自己去时，因为记着教室是503号，所以一层楼一层楼地数着数字，从三层楼的楼梯迈上去后，忽见501即在眼前。我觉得纳闷。下了课后，我仔细瞧，从五层楼下去，下了一层，见迎面而来的教室标志牌上写着301，方才悟到这座楼里没有第四层楼。我觉得奇怪。到另外一座教学楼里上课时，也发现三层楼上就是五层，楼楼如此。于是我请教韩国朋友，为何没有第四层楼。他们告诉我说：因为在韩语里，“四”字的发音与“死”字相同，所以人们忌讳“四”字，楼里干脆不设第四层楼。这个发音与汉语惊人的酷似，在北京话里，“四”与“死”的声母、韵母也完全相同，只是声调不同而已——在中国，也有不少地方的人不喜欢“四”字，原因也是它与“死”字的发音相同。可见，有的国家，有的民族之间，有些民俗会多么相似，尤其是在亚洲人中间。西洋人不是不喜欢“十三”这个数字吗？据说如果哪一个月的“十三”号又恰逢是“星期五”，这两个数字碰在一起，西洋人就认为是最不吉利的日子了。
这样的民俗，其实只是一种心理现象。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普及，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会愈来愈以更为轻松的心态来看待它们。但是，理解自己国家和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别国和别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则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教养。韩国的大学生们告诉我说，现在，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特别忌讳“四”字了。
四十四、扫黄
韩国民众与政府都十分讨厌“黄”事，这和我国的情况十分相似。
常常从KBS或MBC的电视新闻节目里，看见这样的镜头：在某一天的傍晚，或某一天的深夜，韩国警察突然袭击某个地下室或某座建筑物，当场抓住那些从事黄色活动的男男女女，把男人抓走，把女人遣散。电视记者们也跟随着警察先生们前往“抓拍”，毫不客气地把这些情景摄入镜头，让那些不知羞耻的男男女女，在电视屏幕上不光彩地曝光。不像我国的电视记者那样，有时还给那些男女留一点面子，对人物头像进行技术处理，让观众看不清他们的长相。
大学生们都很关心祖国的未来。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污染与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同样关注。他们讨厌艾滋病，也恐惧艾滋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因此他们对“黄”事，也就格外反感。在1993年底的期末考试中，我让学生们做了一次自由命题的中文演讲。我的学生朴贤澈就选择了有关艾滋病的题目。他用心地搜集了很多中文资料，然后旁征博引，用发音标准的普通话，向他的同学们讲解了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及其在亚洲地区蔓延的危险性，然后提出“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抵制消灭这种病症”，及“洁身自好”，“反对黄色”的口号，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鼓掌赞同。
有一天，我在KBS的新闻节目里看到一条消息，因为我听不懂播音员说话的内容，所以不明白这条消息的全部含义。但我看见镜头上有一本书，这本书上画着半裸女人的插图，书外还有一位很瘦削的带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头像。我明白了，这是关于一个人，和他写作的一本书的事情，这本书的内容一定是有关男女关系的。但是，为什么要把它们曝光呢？为此，我请教了自己的学生。他们告诉我：原来这位先生，是延世大学国文系（韩文系）的教授，是文艺理论学家，是第一个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坦率地写“性”的教授，他写了一本小说，书名叫《快乐的安娜》，当局（此事发生在1992年秋天，那时还是卢泰愚总统执政）认为这是“黄书”，就把作者逮捕了。此事在大学生们中间反响复杂。他们都反对“黄”书，从来不看，但认为当局不应该对作者采取这样专断的做法。一位文学博士对我说：“如果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不好的书，就把作者抓进监狱，不是十足的专制统治吗？况且什么是黄书，什么虽然写了‘性’而不能算黄书，是个很细致的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并不喜欢马教授写的书，但是我们反对当局对马教授的做法。”恰巧，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的第三天，我的两个学生开车带我去参观延世大学，我在这所大学的校园广场上，看见了学生们用白布横幅拉起来的大标语，那上面用蓝色的字写着：“我们需要马教授的课。”这条标语就挂在图书馆前面的广场上。
看来，文化问题是个很细致的问题，处理时必须掌握好分寸。
但是对于“扫黄”，韩国民众和政府的态度，和我国的情形相似，是非常坚决的。
四十五、橘子族
一次，在课间休息时，与学生们闲谈，一位出身农家的外省学生，突然问我：
“老师，您知道什么是‘橘子族’吗？”
“橘子族？”——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高丽大学校是韩国私立大学中的第一名牌，学生们都是凭高分考进来的，这里聚集着高智商的青年群体，他们从全国各地汇集京城，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作为生活目标，所以，对自己国家里面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非常关心的。
在认识韩国社会方面，我和学生们的位置颠倒了过来——当然，他们是老师，而我成了学生。
经过他们几次指点，我才知道，原来所谓“橘子族”，是他们对一群身份特殊的“问题青年”的称谓。
这些“问题青年”的数目不多，相当于我国的纨绔子弟，或者是暴发户子弟。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分特别。他们都是暴富了的人家的孩子，非常有钱。可是不务正业，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泡在高级餐厅，或高级咖啡屋，或高级时装店里，大把大把地花钱。听说穿在他们身上的流行服装，就是领导韩国时装的“新潮流”。他们的消遣方式，也别具一格，除了惯常的舞厅、卡拉OK等之外，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是：购买高级轿车，带着常换常新的女朋友，在特定的地段兜风比阔，看谁的汽车更名贵。他们的年龄大都只有二十岁左右，这样的孩子当然考不上大学，不过他们自己觉得没关系，反正父母有的是钱，可以供他们任意挥霍。
据说汉城南部的“狎鸥亭”区，就是“橘子族”们活动的地段。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的一个学生开着他自己的小汽车，载着我到这个富人区里去观光。大概是因为来去匆匆，时间太短的缘故，我并没有机会见识这些橘子族员，只是看到了这个新开发的居民区，建筑得非常气派，座座公寓大楼和幢幢花园洋房，都显得雅致、富丽、堂皇，很现代。
勤奋的韩国大学生们，对不务正业的橘子族员非常反感，他们很想治愈这个社会痼疾；韩国的大众媒体对橘子族员也持批评态度，电视台曾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向公众曝光。据说，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这些金钱的“发烧友”，对自己的行为也有些羞愧。他们为了避开大众媒体对自己的追踪，已经从“狎鸥亭”地区，悄然转移。可见在韩国，正派的青年群体和媒体舆论，对不好的事情，具有多么大的威慑力量。
四十六、世界末日教派
1992年的10月中下旬，KBS和MBC的社会新闻节目里，经常出现如下的镜头：
在汉城市的某座教堂里，一群穿着白衣白裤的人，光着脚板，神情激动，在集体进行与众不同的祈祷。这些人中，既有青年人和壮年人，也有老年人、妇女和孩子。有个孩子，从屏幕上看，年龄大概仅有十岁左右。他们的祈祷方式与我过去曾经看到过的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别具一格。他们的神情都很激动，动作都是大幅度的。其中有的人将双臂伸向高空，有的人用双脚轮流重踏地面，有的人则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们每个人的眼睛，差不多都是闭着的，好像很痴迷的样子。他们每个人的嘴巴，都在激烈地诉说着什么。最激动的时候，很多人都同时哭泣、嚎哭、表现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
这样的新闻镜头，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如此痛苦。我尤其不能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一个十岁左右的天真小孩子，也会表现出如此痛苦的表情？
带着疑问、不解和困惑，我请教了衣建美女士，她的丈夫是宗教界人士。她告诉我说：原来这是汉城的一个教派，一个相信1992年的10月28日就是世界末日的一群人。他们相信了一个牧师制造的谎言，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捐赠给了这个制造谎言的牧师，于是怀着虔诚的悲哀，在忏悔自己所做的错事，并等待着10月28日的到来，准备与世界同归于尽。有人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一到27日夜里24点，就实行自裁。
27日的午夜，是很紧张的时刻。从电视屏幕上，我看到教堂的外面站着焦虑的人群。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信徒们的亲属，他们是来劝导和帮助自己的迷途家人的，想接他们回家。这里还站着不少警察和救护车，是为那些痴迷的信徒们准备的，以防有人出于不理智的冲动，做出自残的行为。等到子夜的时辰到来之后，地球依然如旧，世界上并未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亲人们和警察们也渐渐地步入了教堂，那些痴迷信徒的情绪，才开始渐渐地冷静下来。有的人跟随着亲人回家去了，特别执拗的人也在警察的帮助之下，不情愿地离开了教堂。
几天之后，我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了一个长着马脸型面孔的男子，被韩国警方逮捕。衣建美女士指点我说：这个马脸男子，就是那个制造谎言的牧师。
四十七、美国佬真会做生意
美国佬真会做生意。
没想到，在北京的前门、东四牌楼吃过的肯德基家乡鸡，到了韩国的汉城，又吃了两次。
同样是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胖老头雕像站在大门口，同样是美国风格的店堂装修，同样的桌子和椅子，与中国的服务小姐穿着同样制服的韩国服务小姐，同样播放着的美国摇滚乐，同样味道的鸡肉块、土豆泥、菜泥沙拉、小圆面包，同样干净的卫生间和洗手设备，也同样是开在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段——我光顾过的两家，一家开在被韩国教授喻为是“汉城的王府井”的明洞，另一家开在国际商业街梨泰院——这里是美国人、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各国来客，特别喜欢光顾的街区。
与北京的肯德基餐厅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汉城的肯德基餐厅，座位要比北京少，店堂面积要比北京小得多。楼上楼下，大约各层只有30平方米左右。桌子与桌子之间，距离很近，显得比北京要挤。
可是顾客盈门，大多数是年轻人，或是带着小孩子的青年夫妇。
鸡的质量很好，热得烫手，服务也热情亲切。
坐在汽车上，也曾在不知名的路段，两次看见过麦当劳快餐厅外面坐着的美国小丑，说明这家公司，也像肯德基家乡鸡一样，在韩国落了户。根据历史猜想，不论是小丑，还是肯德基少校，在韩国落户的时间，肯定要比在中国早许多。不用进去，就知道会是同样的装璜，同样的巨无霸、麦香鱼、牛肉汉堡、炸土豆条等等。
于是想到：中国的烹调文化，历史悠久，堪称世界第一，论述此种文化的文章和专著也为数不少，为什么我们的国人，不让中国的食品走遍世界，到处开花结果呢？
为什么我们的全聚德、狗不理，一到了外国，价码就贵得吓人，好像外国人都是阔佬，而令人数众多的普通食客大众，望而却步呢？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麦当劳或肯德基那样，也来它一两种食品，既便宜又好吃，既卫生又有特色，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老百姓，都趋之若鹜，流连忘返，一来再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