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曾国藩“火”了，火得一塌糊涂，一发不可收。他成了人们为人处世的标杆，官场的楷模。******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之人生智慧，如我之愚钝，恐怕一辈子也学不会。
冬天里，偎着暖暖的炉火，温一壶老酒，读读曾国藩，实为人生一大快事。总有一些人和事，只适合在冬天想起，总有一些书，只适合在冬天阅读，比如曾国藩。曾国藩之人生智慧，是其穷尽一生的最后财富，是其善始善终之功成身退。冬天是总结一年，酝酿新征程的季节，冷静、客观、公正。曾国藩的言行，就像这炉火，温暖着迷茫的人，就像这老酒，沉醉着无助的心。
清咸丰四年（1854）春，曾国藩领导湘军转战湖北，攻克重镇武汉，重创太平军。咸丰皇帝闻讯龙颜大悦，盛赞曾国藩治军有方。很快，一位满族大员便向咸丰皇帝进言：“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一个白面书生，竟能如此一呼百应，长此以往，恐怕并非国家之幸啊！”咸丰皇帝闻言，沉默良久。十年后，太平天国灭亡。而此时，“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对声望日隆的曾国藩更是处处提防。于是，曾国藩随即决定裁撤湘军，让出部分兵权，同时公开刊行自己的家书。由此，曾国藩得以重新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并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步步为营。
曾国藩说：“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坏国，丧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在曾国藩看来，猜疑乃古今通病，可以坏国，可以丧家，亦可亡人。曾国藩平日行事低调，不事张扬，却为何要大张旗鼓地刊行家书呢？其实很简单，曾国藩刊行家书是做给当权者看的，借以表明自己对大清的忠诚，堵住弄臣之口。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础，一旦猜忌，则必须马上进行沟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用人者必须具备的肚量和气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另一方则更要处处谨慎，不要让用人者怀疑自己的言行举止，更不要让奸佞之人抓住“把柄”，有机可乘。
传说曾国藩幼时脑子愚笨，读书学习很是吃力。一个深夜，曾国藩挑灯夜读，潜入其家的小偷想等他背完书再行偷窃之事。不想短短的一篇文章，曾国藩翻来覆去读了无数遍就是背不下来。最后把小偷给惹火了，直接从梁上跳下来，指着曾国藩说：“就你这脑子还读书？我听几遍就会背了。”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从此硬是逼着自己注重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无独有偶，自尊心被羞辱后，奋发图强的故事也发生在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先生的身上。少年时期的启功，书法写得并不出彩，画工倒是不错。启功的叔叔很喜欢他的画，有一天特意找到启功说：“孩子，你回头好好画一幅送给我吧！”启功听到叔叔欣赏自己的画，便满口答应了下来。可刚刚走到门口的叔叔，又折回来对启功说道：“对了，你画完就别落款了，盖个印章就行。”聪明的启功听完，脸红到了脖子根，叔叔这是看不上自己的字啊！从此，启功奋发图强，苦练书法，终于成为了一代书法大师。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曾国藩认为，天下成大事者，如果不是因为自身有某种欲望或受到利益的驱使，则一定是因为被外在的力量所刺激或逼迫。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不断开发自己的潜能，人才能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而潜能的开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是内在的欲望，二是外在的压力。启功属于第二种，叔叔的一句话，无意之中刺痛了启功幼小的自尊心，从而激发起他身上强大的想要证明自己的力量。年少的启功或许没有当书法家的“欲望”，但是他不可能没有尊严，面对亲人的轻视，他不可能没有压力。因此，用人者只有清晰地认清他人做事的动力为哪种，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引导，方能人尽其用。
我国古代佛教禅宗史书《五灯会元》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唐代著名禅师丹霞天然禅师有一次云游至慧林寺，因天气寒冷，想要生火取暖，却找不到柴禾。丹霞天然禅师便将寺中一尊木佛劈了，烧起火来。寺院方丈见状，大惊失色道：“你干嘛呢？这是佛爷啊，你就不怕佛爷降罪于你吗？”丹霞天然禅师一边用棍子拨弄火堆，一边说道：“我烧了佛像，找找舍利子呢！”方丈听罢，笑道：“这是木佛，哪来什么舍利子？”丹霞天然禅师也笑了笑，说：“既然没有舍利子，那就再抬两尊过来一起烧了。”
曾国藩信不信佛我不知道，可他对于佛教信仰与自身修养的关系，有一段小小的论述，写得很是在理。他说：“若做人不苟，办事不错，百姓赖之，远近服之，则神必鉴之佑之，胜于烧香酬愿多矣。”如果一个人能一丝不苟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远近百姓便会信赖他、佩服他，神明也会保佑他，这远胜于烧香磕头。宗教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是人们心灵的皈依，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为人处世，却万不可全都“劳烦”佛祖。如果每天都把佛祖挂在嘴边，那么我们的生活岂不是为佛祖所累，这又何曾是佛祖之所愿？如果嘴上敬着佛祖，背后却干着伤天害理之事，佛祖又能轻饶了你吗？因此，只要心中有佛，按照佛的指示行事为人，不拜佛祖，拜拜自己又何尝不可？
一日，李鸿章带着三个人前往拜见曾国藩，想请老师为三人分派职务。当时曾国藩正好外出，三人便在厅外等候。过了一会儿，曾国藩回来了，李鸿章禀明来意，并请曾国藩考察三个人。曾国藩摇了摇手，说：“不必了，面对大门，立于左边那个人忠厚老实，叫人放心，可将后勤之事委托于他；中间那位是一个阳奉阴违之人，不可信任，不堪重用；而右边那位则是难得的将才，将来必会大有所为，可重用之。”李鸿章惊讶地问：“您还没用他们，是怎么得出这番结论的？”曾国藩笑道：“我刚才在厅外见过三人，左边那人态度温顺，目光谦卑，拘谨慎重，必是小心谨慎之人；中间那人表面恭敬，却目光游离，神色不定，必是狡诈奸猾之辈；右边那人器宇轩昂，英气逼人，必是大将之才。”后来，果然被曾公言中，右边站立之人便是日后战功卓著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内面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曾国藩如此知人善任，如此明察秋毫，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头脑愚笨的小读书郎了。整齐严肃的修养、恭敬虔诚的言行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只有将这由内而外三个方面统一于一身，方能成就真正的大才。其实这句话来源于《左传》和《论语》，曾国藩借以告诫其子纪泽和纪鸿，可见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的人才标准是一脉相承的。
人言文正公是晚清中兴名臣，是千古第一完人，是无法复制的。诚然，复制一个曾国藩，断不可能，但是凭借曾公留下的《冰鉴》、《曾国藩家书》等著作，又何尝不能窥见为人处世法则之一二呢？对比先贤，反思自身，暖火温酒前读曾国藩，不为圆滑厚黑，只为更加清晰地看见人和事，更加明晰地往前走。如此，即便花费一整个冬天，又何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