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农民工付出的不只是汗水，更多的是辛酸。”
当他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身后站立着一个2.4亿人的庞大群体。他不是英雄，不是奇人，也不会谈论什么完美社会，更不会许下关于拯救的承诺，他只是2.4亿人的代言人。他的声音与华丽无关，但应该是也必须是这个时代最吸引人的声音，因为他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样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兴衰荣辱。
人类历史上，有些极其重大的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貌似平淡，当时根本就无从界定考量它的历史意义，然而随着时间流转，它的意义和必然性却逐渐凸显，愈发光鲜，竟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被人铭记并反复提及，比如，一张褶皱契约上的红手印。
2008年的一天，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一个叫康厚明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份“红手印包干书”，陷入沉思。在这张极普通的有些褶皱的纸上，有密密麻麻的18个红手印，那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大队18名社员的手印。
1978年11月24日那个凄冷夜晚，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煤油灯，面对着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红手印，并庄严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个在当时看起来有些无奈的、偶然的、随意的事件，30年后，竟然成了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1979年，一直贫困的小岗村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于是，那张大包干契约，后来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重要文件，成为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并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一张契约，影响了中国30年，影响了成千上万致力于改革富强的中国人，也让中国大地从此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正是因为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的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纷纷涌入城市。那一年，重庆永川石牛寺村的放牛娃康厚明还不到16岁，他离开了家乡到永川县城打工。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多挣点钱，盖房子，娶媳妇。18年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27年后，他当选为全国劳模；30年后，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由一名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成为他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人大代表，康厚明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他这30年和中国农村改革，以及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逐步形成、发展又有什么联系？
被“逼”出来的大包干
有些年份，注定要成为历史，有些历史，注定会成为永恒，比如，1978年。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份。尽管在这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被打倒，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依旧让神州大地充斥着僵硬气息。
但就在这种气息中，嗅觉灵敏的人仍然能够“嗅”到季节和时代的变迁。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在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主席。3月18日至3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出人意料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很多地方，“违反中央精神、违反毛泽东思想”等讨伐声隆隆四起。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符合马列主义，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它与随后几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构成了中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
这一年年底，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承担起艰巨的历史使命。
这一年年底，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这个在当时引发激烈争论并被许多人认为是“昏了头”的决定，若干年后被认为是正确决定，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之后的若干年时间里，大量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大批涌入深圳、广州，涌入观念先进的东南沿海地带，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致富的机会。于是，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也就是新中国的产业工人诞生了！到深圳、广州谋求发展和赚钱，成为农民工第一选择。后来，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遂成为滚滚洪流，难以遏制，而关于农民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并成为社会上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那时候，到城里打工，仿佛是一种时尚。为了实现梦想，农村人离开家园，充满了热情、勇气、力量，涌入绚丽多彩的城市，期待过上好日子！可是，背井离乡的他们，能适应城市生活吗？能收获他们想要的一切吗？他们都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的生活从此以后会发生哪些转变呢？
“出去打工，就是为了盖房子，娶媳妇！”
长江上游，有座美丽的历史名城——重庆。这是个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城市，因为位于盆地，四周环山，遂形成了独特的巴渝文化。大山大川铸就了重庆男儿热情似火而又坚韧豪迈，重庆女儿柔情似水而又英气勃勃。大自然的熏陶、险恶的环境，炼就顽强、坚韧、彪悍的性格。历史上的巴渝人以勇猛、善战而著称。1978年，随着改革大潮喷薄涌起，尤其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重庆人看到了再次雄起的希望。那一年，云集朝天门客运码头的，除了那些俯看两江汇流、纵览沿江风光的游人外，还有从周边农村出来打工的农民。他们有着怯生生的目光，登上船舱，随着那声势浩荡的江水，穿三峡、通江汉，到达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开始了他们作为农民工的艰苦创业征程！
在距离重庆只有58公里的永川县石牛寺村，16岁的康厚明一边在山上放牛，一边手捧着小收音机，新闻正播放着农村改革的相关报道：吴仁宝在江阴华西村，申纪兰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史来贺在河南省新乡刘庄村，都带领当地农民走上了富裕之路。同时，关于那些出外打工挣了钱的农民工的消息，也时时刺激着他。他跑回家对父母说：“我要出去打工！”父母惊愕地看着他，问他为什么要出去。他说：“将来盖房子，娶媳妇！”父母都被逗乐了，以为他是在说笑话。他只有16岁，个头很矮，也没力气，从没出过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到外面闯荡！但这个倔强的孩子却是认真的，坚持出去挣钱养家。
康厚明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加上父母，全家九口人。按理说，他家的田地在全村还是不少的，一个人有一亩多地。但由于人口太多，就靠那十来亩地，日子过得太艰难！原本父母还希望康厚明能够继续读书，但念完初中，康厚明说什么也不读了。他有个亲叔叔，在永川当包工头，父母让他带着康厚明干点活，他答应了。就这样，康厚明第一次离家，来到永川，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那时，生产队还没解散，出去打工的劳动力要向生产队交一点钱，每人每天交给生产队大约八毛钱，生产队有收入，然后才能给评公分，康厚明还是孩子，不用交钱。临行前，康厚明的父母送他到村外，母亲还拉着他的手哭了起来。
康厚明跟着叔叔，在永川一个机械厂当小工，做了将近一年。他叔叔带的那个班是石工班，干的是体力活，抬石头。康厚明抬不动，于是被安排干打杂的活儿，有时候帮着提灰桶，收拾工具等。这段时间，康厚明过得很开心。比起死气沉沉的生产队，在这里打工，很新鲜、很自由。晚上，康厚明他们住在允红机械厂的一个大空厂房里，比起在外面搭的棚子，显然要好得多。吃的方面，厂子里面有一个伙食团，用饭票打饭打菜，菜有很多种，花一块五可以打一份荤菜。厂里面还有一个卖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店，卖洗衣粉、肥皂、牙膏等，康厚明和工友有时会到这里溜达一会儿。经济收入上，成人劳动力每天能够拿到5元钱，康厚明能拿到3块多。因为不用上交生产队，所以这个钱是纯赚的。不过因为康厚明太小，他打工的钱，全都交给叔叔保管，之后转交给父母。
康厚明第二次出去打工，也是第一次真正的出远门是去西藏，时间是1982年。在永川的这段时间，康厚明挣钱不多，建筑工又太辛苦，他撑不下去了。恰巧这时，他在西藏军区工作的舅舅回家探亲，说他们那里招民工。就这样，1982年3月，康厚明兴冲冲地跟着舅舅来到西藏。在部队打工，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康厚明的工作地点在一个车材仓库，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帮着搬运车材。活不太累，工资却很高，一天至少8元钱，有时候是10元。一个月下来，可达到300元。除去下半年大约三个月冰天雪地没活干，没工钱，一年下来有9个月上班时间，去掉生活费，可以剩下1000多元钱。这样四年下来，总共剩下4000多元！家里父母都很高兴，因为这些钱能够建一所房子。康厚明自从离开家到西藏，一直没有回过家。虽然康厚明已经23岁了，但是他的想法还是很简单，每天都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中。他远在永川的父母很想念他，也很着急。因为村子里像他这个岁数的年轻人，早都结婚生子了。所以，父母急着给康厚明介绍对象，最后选定了一个叫刘胜玉的女孩，都是一个村的，彼此熟悉。父母马上邮寄了一封快件，催康厚明回家，说有重要事情商议。
1985年10月，康厚明离开西藏，回家后得知父母所谓的“重要事情”是让他准备结婚。1985年的腊月初二，康厚明和刘胜玉结了婚。他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家里有八间房子，都是土墙盖瓦的。康厚明分了两间，里间住宿，外间是厨房。厨房里还带个小猪圈，中间有个隔断，那边喂猪，这边煮饭。到了晚上，康厚明在里间屋里睡觉，猪就在外屋睡觉。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村子里是很普遍的。康厚明攒下的那4000多块钱，除了给丈母娘买礼物、送彩礼，自己还要买些家具，等到一切办好后，积蓄也没了。日子虽很艰苦，不过这对小夫妻对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土地早已经分产到户，没什么牵绊，农村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妻子除了在家种地外，还可以到附近的茶厂做临时工，而康厚明决定过了年还要出去打工。这一次，他不去西藏，因为舅舅已转业到永川工作。康厚明最后的落脚点，是永川的一个煤矿。
